如何看待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回应没发现人传人原因，称武汉没告知实情？
时间线梳理与关键点解析：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当时的时间线。2019年末，一种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汉出现，最初的报告是“不明原因肺炎”。卫健委在接到报告后，也派出了第一批专家组前往武汉进行调查。然而，这批专家组在回京后的汇报中，给出的结论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医务人员感染风险较低”。
正是这个结论，在后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再后来，疫情爆发，事实证明了病毒是存在人传人的，而且传播速度惊人，导致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疫情大流行。
关于“武汉没告知实情”的说法：
后来，媒体报道和一些调查中，提到了“武汉没告知实情”的说法，这通常是针对最初疫情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及时。具体来说，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病例信息的隐瞒或延迟上报： 有证据表明，在疫情早期，武汉的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可能存在对病例数量、传播模式等关键信息的隐瞒或延迟上报的情况。这可能是出于多种原因，比如对病毒性质的不确定性，担心引起社会恐慌，或者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层层审批和信息损耗。
对“人传人”证据的认知偏差或规避： 最初的专家组在调查时，可能没有掌握到足够的确凿证据来直接证明“人传人”。病毒的早期传播可能呈现出一些非典型性特征，或者早期病例与非武汉地区患者的接触史不够清晰，导致专家组无法直接得出“人传人”的结论。而如果信息不全，专家也只能基于现有信息做出判断。
信息传导的阻碍：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信息从地方传导到中央，再到专家组，存在一个层层传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可能会受到影响。地方可能出于各种考量，不愿将情况“说得太重”，或者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被稀释、过滤。
卫健委专家为何会说“没发现人传人”？
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完全推给“武汉没告知实情”，也要理解专家组当时所处的困境：
科学证据的获取难度：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严谨的过程，需要收集大量的病例数据、接触史、基因测序等信息。在疫情初期，病毒的传播模式尚未完全明确，很多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证据都在收集和分析中。即使在武汉当地掌握了一些迹象，如果缺乏系统性的、可公开的证据，专家组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出明确的“人传人”结论。
标准和判断的界定： 科学上定义“人传人”需要一定的标准和证据链条。例如，是否有明确的家庭聚集性病例，是否有与已知病例的明确接触史等。在早期，可能出现的病例并不都是典型的，或者接触史不明确，这都会给判断带来困难。
“专家组”的性质： 需要明确的是，当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其职责是在现有信息基础上进行评估和研判，并提出建议。他们本身也需要基于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如果信息源头存在问题，他们的判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会在之后说“武汉没告知实情”？
这种说法，通常是在疫情发展到一定程度，证据越来越充分之后，回过头来总结和反思早期信息披露问题时提出的。这反映了：
真相的逐步显露： 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病例出现，家庭聚集性传播的证据越来越强，医务人员感染的案例也逐渐增多，这些都印证了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特性。
对早期信息不透明的反思： 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自然会回顾早期信息的不充分，并追究其原因。这时，将早期信息不透明归咎于“武汉没告知实情”，是一种比较直接和常见的说法。这是一种对信息披露机制和流程的质疑。
责任追究的需要： 在任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都会进行反思和追责。对早期信息披露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1. 信息透明度是关键： 这件事情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信息透明度。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公众的健康安全和政府的公信力。任何层面的信息隐瞒或不充分，都可能延误防控时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2. 科学研判需要完整证据： 专家组的科学判断需要建立在充分、准确的证据基础上。如果信息源头存在问题，专家的判断就可能出现偏差。这提示我们，建立一个畅通、有效的疫情信息报告和评估机制非常重要。
3. 体制性问题需要反思： 这件事情也暴露了在中国的体制下，信息传递和处理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如何打破信息壁垒，确保信息能够真实、及时地传达到决策层和专家手中，是需要长期反思和改进的。
4. 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 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某一方，可能过于简单化。疫情的初期，各方可能都存在认知上的局限性，以及在信息处理和传播上的挑战。理解当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很重要，但同时也要坚持追究责任和改进机制。
总而言之，卫健委专家后来回应“没发现人传人原因，称武汉没告知实情”，这其实是对早期疫情信息披露不充分和不及时的一种回顾性陈述。它强调了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传递和科学研判所面临的挑战。这既是对过往事件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如何应对类似情况的警示。
网友意见
首先，我要给一个矛盾的结论。就是专家组有责任，但是也挺冤的。这件事其实挺诡异的。
第一个问题，该怎么定性这个专家组？
首先，这个专家组算不上钦差。钦差的话，带队的起码该是个有实权的官员。我们知道的这个专家组成员有哪些呢？主要由疾控中心和临床医生组成，起码我们不知道有政府官员。疾控中心和各家医院是事业单位。其次，派出这么个专家组，到底有什么责任，有什么权力，有什么义务呢？大家全都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第一批专家组和第二批专家组，到底做了什么呢？
不知道。从各家报道中我们得知，有诊断标准绿皮书和白皮书的存在，导致一开始确诊标准就有系统性偏倚，不考虑人传人的可能性。这个锅到底是谁的？王广发主任说之后主要参与了临床救治和港澳专家接待。但是这些也该有个文字材料之类的吧，专家组来回一趟，总该有个总结性的东西给派出部门或者大众有个交代吧。另外，既然调查传染性疾病，这个事情该疾控中心为主导，为什么一直对外接受采访、发言的是临床的王广发主任呢？王是临床专家，判断是否人传人其实他很合适的，但是为什么要让他就疾控策略对外吹风呢？其他人为什么不负责对外吹风，尤其是疾控中心的专家们？
第三个问题，专家组们是真不知道还是难得糊涂？
这就是我说的背锅问题了。前两批专家组，都是业内资深人士，不论是疾控还是临床方面的。这个层次的专家，人脉深厚，消息哪怕不灵通，私下真的一点事情都不知道吗？大家都对专家组全副武装在隔离病房集体合影的那张照片印象深刻吧？这篇采访其实点明了一件事，就是有些事情心照不宣，专家们收到了信号，所以按信号行事。但是不管责任、权力、义务具体如何，身处这个大坑里，锅是肯定逃不掉的！这事在接受这个差遣的时候就决定了，这个锅决定你来背了！～ 还是那句话，为什么那么疾控专家一点声音都没有，让王一个临床的人来发声？明显的王本人只是一个临床大夫，不是防疫专家，为什么又很奇怪的媒体把对他的采访扭曲成专家组官方态度？明显王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以一个专家组成员，临床专家的视角来做阐述，为什么媒体这么不厚道坑他？其他人为什么不发声？还是发不了声？
第四个问题，中央为什么接连派专家组？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如果再倒回去看这个时间轴，第二批专家组考察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时间点。第二批专家组考察期间，泰国通告了第一例武汉输入确诊病人，武汉接连数日都报告无发病，中央1月14号则组织了全国电话会议强调各地需要注意防治新冠肺炎。河南、湖北省内某些地市，已经在做某些事了。
第五个问题，诸位应该也已经心照不宣，湖北和武汉地方到底在干什么了。我就不展开了。
所以，中央、地方，行政和专业技术人士，大家都知道一些事，但是有的人知道的多一些，有实证，有的人知道的少一些，没实证，但是猜到了一些。不知道哪些人是难得胡涂，哪些是真糊涂，哪些是难得糊涂装真糊涂，哪些是真糊涂的难得糊涂… 反正天地熔炉，谁知道呢？这口锅，我们就看着它在天上悠悠地飘，不知道会砸到哪个头上。
中央连续三次派专家组，尤其第三次以敢言闻名的钟南山带队，可见就是奔着掀盖子去的。真想隐瞒，第三次甚至第二次专家组不派就是了。
而且目前免职的都是地方领导，从中也可见一斑。至于前两次专家组是真被隐瞒还是迫于压力，我觉得两者皆有。地方确实隐瞒了，但是现在信息这么灵通，加上专家组都是圈内人，想私下里问点信息还是很轻松的。他们一来不想与地方政府撕破脸，二来也是低估了疫情，以为地方能压住，就半推本就认可了地方加工过数据。
但是可能专家组有人回京私下汇报了真实情况，也可能中央另有情报渠道，还是知道了真实的数据，所以第二批专家组刚走（16号结束），第三批马上出发了（18号出发），再看看组队的人，组长是圈内权威泰斗，尤其是以敢言著称，组员有个非典时和大领导共事过得，有个香港不受大陆体制约束的，这种组合简直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去了20号就开了发布会。就像前面有个答案说的，钟南山也不是神仙，一天时间怎么可能调查出真实数据？显然是去以前就有了基本数据和结论，去实地只是印证下。
然后前两天钟南山又在呼吁提高CDC职权和地位，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不知道这个答案能活多久。
很多人把这种专家组当成了纪委的巡视组，其实这种没有行政级别的专家组到了地方，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基本寸步难行。而且最后要的报告是要证据和数据做支撑的，自己去医院去门诊看到的，那也仅仅是看到，可以把看到的情况记录下来上报，但是不能形成最后正式的报告。要是想要专家组负责任，那就给专家组可以负责的相应权力，要是让专家组去当耳朵当眼睛当传话筒，那就不要让其承担大脑和双手应该承担的责任。最后建议各位仔细看看仔细想想钟南山院士最近关于疾控系统地位的发言，捋清楚这个事件各方应负的责任。
第一批专家组（12月31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包括CDC徐建国院士，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专家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危重症科主任曹彬
第二批专家组（1月8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既包括北大第一医院危重科主任王广发、地坛医院感染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等临床专家，也包括CDC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疾控专家
第三批（1月18日）：
包括组长钟南山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兰娟院士、CDC主任高福、CDC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院士及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有的网友根本没搞清楚，专家组是cdc组织的还是卫健委组织的，专家组不是巡视组，明确说地方为主，配合地方，就是高级顾问，你以为专家是侦探？为啥前身不过就是个搞科研的医学研究院cdc，现在也没有行政权力，而且地位在降低的cdc一直在被骂（cdc就是个咨询建议机构，要不你以为钟南山院士为啥那么说），到底是谁甩锅？（有偏向性的话删了，我们外人看再多新闻材料也是外人，事后自然会把锅分清楚）
这次非冠随着在世界其它爆发，已经由国家级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了，历史地位已达西班牙流感这一历史事件了。
也就是说当初在这一事件水了一把的专家，以为上个班是日常走个过场的，重点不要倒地方的面子影响当季春节经济， 没想到要事态发展到自己要在历史书留名了。
因为『可防可控』的金句，写入历史书不太好看，因此得出来解释一下，让后世书上形象正面一点。
主要问题就是卫建委体系里上下级机构间没有直接人事任免权，导致地方机构自立为王的结果。
有些回答说这是甩锅，当时怎么不在当地卫建委领导说没有瞒报的时候专家组去硬刚，说实话，当地没有拒绝提供，而是瞒报说没有人传人，专家组是外来者，当时根本没有立场和逻辑来据理力争，专家组不能要求审计数据也不能威胁瞒报就把当地卫建委主任给撤职，都做不到，地方也知道专家组做不到，因此就有恃无恐。
前年我们通过某省卫建委在某市的卫建委调取癌症数据，本来应该有三四十项的统计数据一项都没有，卫建委说疾控没有提供，疾控说是辖区医院没有提供。我们根本不知道是真的没有数据还是不愿意提供数据或者是偷懒不愿意整理，但也没有任何立场去进一步要求。因为作为外来者，哪怕看出明显失职，我们也只能是来“请求“合作，而不是来“要求”合作，数据有没有只有当地知道，也只有当地说的算，我们没有权力审计，也没有人事权力，地方自然打着自己算盘。
癌症数据不是疫情，数据缺失相对是小事，新冠肺炎因为成为了重大疫情，把卫建委/疾控系统中不同级别以及平行级别机构之间的各自为政、占地为王的丑态暴露得淋漓极致。中央机构如何有效管理地方，这个千古难题，看上去还会延续下去。
最近二十年的改革中，有些重要的专业性民生机构把下属地方机构的人事权交给不专业的地方，这个改变匪夷所思，这次更证明了这种做法只能让地方机构变成地方政府的棋子，垂直性的专业机构变成地方的政治博弈砝码。在金融危机时，美国都知道学习过往的中国，把核心政府机构的地方权力逐步上缴，稀释或者解除州政府对这些机构的影响力。
这次应该还我们来想想了，地方卫建委到底是对地方领导负责，还是对国家和国家卫建委负责，该如何去改变。
这么大的锅谁背得动？
看着吧，绝对不是第一出，继续看下一折子戏好了。
联想到审计，如果不能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受到不合理的限制，是应该发表无法表示意见、保留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而不是说：这个公司基本上没有问题，可审可查。
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免除会计师的责任。甩锅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从制度上来说，高层已经派出的调查组，调查组知道他们的目的，但是毫无工作方法，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只能依靠地方汇报与自己判研。而地方管理层可能有舞弊对抗审查的动机。
未来这类专业性质的专家组应该有工作流程与工作制度，并且有完善报告内容和结论性意见（比如审查了多少医院，得到了多少病例，抽查了哪里，访谈了什么，哪里被限制了，就像审计工作底稿），以堵住制度上漏洞。
之前我好多回答都说了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的乱象，
这次华科、华科出来的官僚算是祸害世界了；
早在1月初华科附属同济医院就有医生被感染了，
医务人员感染必然是传染病，
华中科技大学很早就掌握了这个情况，
华中科技大学可是副部级单位，
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情况的。
为什么知情不报呢？
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湖北卫健委的书记主任---张晋、刘英姿，
就是之前被免的，都是华科出来的，
张晋以前还是是华科副校长，
我还和他打过交道，领教多多～
那个阻止中央专家组调查的是谁呢？，
我觉得把，搞这么大，
华科肯定是有责任的，
只是可怜那些无辜染病的教授，
还有千千万万武汉市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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