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家卫健委回应「北医三院医生举报肿瘤治疗不规范」：治疗过程基本符合规范？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举报本身所指向的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举报人是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的医生，他针对的是科室内肿瘤治疗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这种“不规范”可能包含多种情况：
过度治疗或搭售： 比如，在患者病情允许的情况下，推荐更昂贵、但疗效差异不大的治疗方案；或者为了经济利益，强制或变相强制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检查、药物或设备。
诊疗行为不严谨： 例如，病历记录不详细、不准确；诊断过程存在疏漏；治疗方案的制定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或个性化考量；对患者的病情变化监测不到位等。
不遵守临床路径或指南： 肿瘤治疗是一个高度专业化且不断发展的领域，有国际和国内的权威指南及临床路径。如果治疗行为偏离了这些，就可能存在不规范的问题。
利益输送或回扣： 医生在选择药物、耗材时，是否存在与药企、器械公司不当的经济往来，从而影响了治疗方案的公正性。
举报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在医疗实践中，至少有一位医生认为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甚至可能触及了医疗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其次，国家卫健委的回应“基本符合规范”需要结合其调查的范围和标准来理解。 卫健委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其回应通常是基于调查组的核查结果。这个“基本符合规范”可能意味着：
未发现普遍性、系统性的违规行为： 调查组可能在核查了相关的病历、治疗记录、医院管理制度等证据后，认为大部分的治疗行为并未违反国家现行的医疗法规、诊疗指南和技术操作规程。
零星或个别的瑕疵： 在庞大的医疗实践中，即使是优秀的医院，也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非原则性的诊疗瑕疵。这些瑕疵可能并不构成严重的医疗事故或违规，但从追求极致的角度看，仍有提升空间。比如，某些病历记录不够详尽，但核心的治疗决策是合理的。
对“规范”的定义和标准： “规范”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可能指的是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指南要求。但医学本身在不断进步，一些前沿的、尚未被广泛采纳但有潜在疗效的治疗方式，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患者利益进行的“变通”，在某些特定视角下可能被视为“不规范”。卫健委的回应，很可能是在对照现有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进行的评估。
调查的客观性与局限性： 卫健委的调查是代表官方的立场，其结果应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我们也应该承认，任何调查都可能存在其局限性。例如，对于一些需要高度专业判断的治疗细节，非医学专家可能难以完全理解其合理性；有些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制度层面，而非个别医生行为。
再次，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回应，并思考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肯定与鼓励： “基本符合规范”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北医三院在肿瘤治疗方面的整体水平和管理能力。这对于基层医生和患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信心上的提振。
改进空间： “基本”二字，往往也暗示着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卫健委的回应，也可能是对医院的一种督促，要求其在已有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消除那些“非原则性的瑕疵”。
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即使核查结果是“基本符合规范”，也应该向社会更详细地披露调查过程、核查内容和具体依据。这有助于回应公众疑虑，增强透明度，也能够让社会各界了解“规范”的具体标准，从而对医疗行为有更清晰的认识。仅仅一个笼统的回应，容易让关注此事的公众产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疑虑。
举报人的角色和价值： 无论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举报人的行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是医疗体系内部的一面镜子，能够促使管理者和同行反思自身的不足，推动行业进步。即使是“基本符合规范”，也可能意味着举报人所看到的某些问题，是值得医院和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和改进的。
最后，作为公众，我们如何理解和应对这样的情况：
保持理性判断： 既要相信官方的调查结果，也要理性分析其中的信息。
关注医疗质量： 持续关注和讨论医疗质量和医德医风问题，是推动行业进步的动力。
尊重专业性： 肿瘤治疗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过程，涉及多学科协作和个体差异。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避免简单地站队或进行情绪化的评价。
期待持续改进： 任何医疗机构和系统都应有不断改进的动力，尤其是在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领域。
总而言之，国家卫健委对“北医三院医生举报肿瘤治疗不规范”事件的回应“治疗过程基本符合规范”，是一个需要多维度理解的表态。它既是对北医三院肿瘤治疗整体情况的肯定，也可能意味着存在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对于这样的回应，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时期待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并督促医疗机构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最终惠及广大患者。
网友意见
1. 国家卫健委就是表个态定个调。
因为这个事情，搞得全国人心惶惶。
外送检测和肿瘤的靶向治疗这块工作，很多地方都在开展，也确实有很大临床意义。
如果搞得因噎废食，显然不合适。
卫健委表态的意思就是，这块工作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继续正常开展。
2.
有人群，就分左中右派。
激进的左派，容易犯冒险主义错误，什么事都不妨一试，然后试出事情了。
中间派就是按成熟套路来，成功失败都不关自己的事情。容易陷入教条主义，拿一堆条条框框推脱责任。
保守的右派，则容易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参与我们临床的讨论，就可以看到这三派经常吵的不可开交。
终末期癌症，是按照指南来，还是尝试不同方法，或者回家去好吃好喝别折腾了，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卫生管理部门，是不能下场参与学术讨论的。只能看你们有没有违反各项规章制度。
所以才会说跟张医生沟通一下，问问有没有实质性证据。
3.
这个事情真正的要害，是陆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以及第三方机构是否具有相关资质、是否违规。
但卫生体系是属地化管理，这个只能上海卫健委去查。
上海卫健委的结果，才是重头。
如果公立医院医生，在外面公司当股东，然后把病人介绍到这个公司去，还捅出了篓子。
相当于拿公立医院的名声去养肥自己，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4.
这个事情折射的问题，其实是如何面对终末期疾病和死亡。
说难听点，对医生来说，终末期疾病是最好治的。
可以尝试各种新方法，治好了你有功，治不好你没过。生存期短，很快就到终点，也容易写文章做研究。一旦效果好，就可以各种吹牛。
所以很多医生热衷于这些治不好的病。
而对患者来说，终末期疾病又是烧钱最多的。
治病的时候，各种情绪各种杂音导致不能正确判断，哗哗哗的把钱花出去。等人走了，留下一屁股债，然后家属就开始各种琢磨是不是值得。
他们又不能说这个钱不应该花，只能反过来各种找茬。
这个家属，只是质疑方案是否合理，已经算很温和了。
我听说过，家属花了几十万，然后人没了。儿子找医生要个说法，拉着医生说，你如果不给我一个说法，我们一起跳下去。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不要信什么“百分一希望，百分百努力”，“命只有一条，钱花了还可以再挣”，“钱不重要，多活一天花再多钱都值得”这种政治正确的话。
这种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响。
但人活着还是得考虑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所以，任何疾病的治疗，第一件事，就是要谈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情。
鲁迅说，在这个饭需要钱买的时代，谁说钱不重要，饿他三天就知道了（这真的是鲁迅说的）。
5.
谈钱就说下我个人的经验。
首先，医生们就别装糊涂。
什么病大概什么预后，中位生存期多少，心里肯定清楚。
低于或者高于预期，那就是对这个疾病认识不足。认识不足时候，搞砸的概率远大于搞好的概率。瞎猫可能碰到死耗子，但并不能总是碰到死耗子。
不要随便说什么也许、万一、奇迹。那是宗教的话术。
中位生存期一年左右、结局不可改变的疾病，手段用尽也就延长几个月时间，那么花费在1年家庭年收入以内的，问题都不大。
1-3年家庭收入的就要反复掂量一下。3年以上家庭收入的，千万慎重。
不管收入是多少，按照这个比例折算一下，自己扪心自问一下：
比如自己夫妻二人合起来年收入20万。花个20万多半能接受，但60万呢？尤其是60万砸进去，也就多活三个月，甚至生存期还没达到中位值，心里没想法？
这个病例姐弟两个人就是如此。虽然花费差不多，姐姐家就能承受，所以甚至还写了感谢信。
弟弟家本身压力就大。再加上弟弟活的比姐姐少了几个月，这个意见肯定就大了。（人民群众的辛福感，都是靠跟身边人比较得出来的）
6.
至于细胞治疗等一系列替代医疗手段的规范问题。
这玩意儿说多了也没什么意思。牵涉的问题太多太复杂。
终末期疾病，没有这些靶向药、干细胞、NKT，照样有中草药，偏方，祖传秘方。
没有医药技术，照样有上帝、真君、大和尚、仁波切。
这些都还好，怕就怕什么气功、xx功、xx教。
将死之人既怕死，也不怕死。一旦组织起来，就不是医疗问题了。
才过了20年的事情，就都忘了？
人民群众有这个需求，总得有个地方发泄一下。
目前这种五花八门的方法，也算一种解决办法。
根本问题还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氛围，不能理性看待终末期疾病和死亡。
薪不尽，火不灭。
移风易俗，任重道远。
这件事从始至终，一直收到各种回答的邀请，但一直没有写什么。
因为没有看到病历资料，当事人更未做任何回应，所有的舆论全都倒向一边。
有一段时间，医学圈的各位老师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浑水，谁搅和都是一身。
不评论卫健委的这份回应，也不站队任何一方，我只从一个青年医生的角度谈谈我的体会。
医生和患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这件事的舆论里，患者都是受害者，医生都是加害者。医生为了利益，不顾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枉顾医学指南和规范，堂而皇之的拿钱开药。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网络舆论都需要一次这种关于医患关系的宣泄——患者永远是弱者，医生永远居高临下。医生用医患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凌驾于患者之上。
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一点——医生和疾病之间，也有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感冒发烧的病，用不着去大医院，身体弱一点的人自己都会开药。
疑难杂症奔走于北上广的大医院里，找一个个专家名医看，然后期待一个盖棺定论式的结论——什么病，怎么治，吃什么药。
但疾病的诊断，不会挂在每一个患者身上。治疗过程中病情怎么走向，也不会从医生的医嘱系统里跳出来。
面对常规的、常见的病，大医院的医生是会更有诊疗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见到了所有，更不意味着每一个诊疗方案都能一针见血、药到病除。
治病如摸石头过河，医患皆如是。
诚然，循证医学的兴起，让我们有了更多可以参考的诊疗指南、诊治规范。
但治病的不是指南，治好病的也不是规范。
倘若凭借一个指南规范，就能治好常见的疾病，那么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医疗水平，应该和欧美一样。毕竟，全世界的医学指南，只是语言不通罢了。
但事实是，就连使用同一个医学指南的国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医疗水平都存在差异，
这差异不是因为医生没有把患者放进一个个指南里进行标准治疗，
恰恰因为，医生看到了患者和指南中不一样的情况。
我上医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话是，
患者，是最好的老师。
因为只有患者，可以教会医生怎么治病。
医学之所以是经验科学，是因为我们在一次次的试错中总结规律，总结认知。我们习以为常的感染要用抗生素、发热要赶紧退烧，这些都是从经验中总结来的。
绝大多数情况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治疗的现象，然后再去研究这个现象背后的科学依据。
医学指南、诊疗规范的建立，同样来自这个过程。
所以，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站在一起的。
医生给患者治病，也从患者身上学到经验和认识，然后许许多多这样的认识最后汇聚成一个医学理论被写进教科书。
你问我，这中间会有治不好、救不回的个体吗？
我只能遗憾的说，有。甚至每一个医学理论的背后，都有这样的个体。
医学，不仅是经验科学，更是承载着生命代价的科学。
我们还能充分的相信医生吗？
这大概是这次事件，令整个行业震动的原因。
因为不仅仅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医生内部好像都起“内讧”了。
这件事情让很多医生气愤的是，这一盆脏水泼的太广，也寒了很多兢兢业业工作的医生的心。
群里有一个朋友说，“我在谈话的时候，我的患者问我，是我来给他开化疗药吗？我很惊讶，因为当医生十多年，我从来没有被这样问过。”
舆论的时代，所有事情都会被放大，更别说打上了“无良医生耽误患者病情”这种标签的标志性事件。
这件事情发生过后，我曾经问过自己，
当利益多大的时候，你可以枉顾一条人命？
你们知道我脑海第一时间想起的是什么画面吗？
是我努力抢救很久，但最后没能救回来的病人。
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永远会记得在自己手上走掉的病人，会记得自己签下的每一份死亡三联单。
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校长会带着所有身披白色绶带的医学生立誓。这个画面可能在常人看来没什么，不过是一个形式。
但如果你仔细去看每一个立誓时候的医学生，你会发现很多人是留着眼泪把誓词念完。不是因为这个誓言有多么高尚，而是在这誓言之后，从此他有了一个作为医者的标杆。
他知道在所有繁琐复杂的医学知识背后，他有了一个支撑他的底线和原则。
所以，我一直认为，任何去揣度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个出发点的行为，都是龌龊的。这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哪怕是身处这个行业的同行，质疑另外一个医者的出发点时，先应该问自己，
你觉得当利益多大的时候，可以枉顾一条人命？
医患关系的未来在哪里？
很多人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对等，
但在我看来，真正紧张的根源，是各自的不安全感。
患者怕疾病得不到最好的治疗，医生怕患者胡搅蛮缠。
所以各自竖起了盾牌，谁也别想伤害谁。
但治疗的本质，是医生和患者的相互反馈，是今天的不舒服指导明天的治疗，今天的好转增强明天坚持治下去的信心。
各自竖起盾牌的时候，相互的反馈自然就少了。
而这种医患双方的不安全感，可能绝大多数来源于对生活的不安全感。
患者害怕“人财两空”、医生害怕“闹事停诊”。
所以，可能这不是医生单方面能解决的问题，不是更细致的解释病情或者更友善的交谈态度能改变的。
医患关系的根源，在于面对疾病，我们的社会还没发展到能提供万全保障的地步，
在于当一个普通人独自面对一个疾病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身后的支持，还不够强。
因而，真正能解决医患关系的方法，是让这个社会为普通人提供更加全面安心的保障，
让一个普通人面对疾病的时候，他可以更加专心的注视着疾病这个“敌人”，而不用担心身后“无依无靠”。
好在，我们的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由衷庆幸的。
所以，作为一个还在成长的青年医生，我仍然对未来的医患关系抱有希望，我不认为这一次或者两次的不信任事件，会打破医患并肩的大潮。
这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投身到科普的工作中来。
因为只有把一层层的迷雾撇清，才能让阳光更敞亮的照进来！
说了一堆正确的理论，但是没有涉及到举报内容的具体案例啊，或者说这些理论和这些案例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有人举报餐馆卫生不达标，这哥们的回应就是，不同的餐馆有不同的检测检测标准。我们统一的检测指南可能不太适用每一个餐馆。
你说滴都对，但是你没有解释举报医生说的那些案例，到底是不是过度医疗，那些肿瘤的治疗方案，到底该不该用那些药，这才是关键。
我们看一下张医生举的具体例子。
我想问一下焦局长，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治疗方案吗？这些都是患者受益的吗？
我看了张医生举报信件的原文。第一部分讲了目前的现状，有理性的认知，还有感性的具体案例。第二部分，是对原因的思考，第三部分，是讲了一下自己想到的解决办法。
能看的出来，张医生写这封信，应该是准备了很久，也犹豫了很久，内容详实，逻辑清晰，有问题表述，有原因分析，有对策建议。
然后就这个结果？
我看一下张医生最新的动态，举报文章已经删掉了，目前最新的文章是这样的。
哎，又想起了总理说的那句话，想要改革，想要触动某些人的利益，比触动他的灵魂还难。
最后，致敬张医生，能看得出来，他目前应该已经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了，我们没办法要求一个人能把医疗的问题解决到，我们只能期盼有更多的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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