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待左宗棠这个人？
一、平定西北的功臣，收复新疆的英雄。
这绝对是左宗棠最闪亮的一笔。当年西北闹得一塌糊涂，回部起义，沙俄虎视眈眈，国家分裂的风险那叫一个大。在这种危急关头，是左宗棠力排众议，顶着巨大的压力，筹集粮草，训练军队，硬是打了好几年，把盘踞在新疆的叛乱势力给镇压了下去，又从俄国人手里把伊犁给赎了回来。你要知道，那会儿清朝内部有多少人主张“海防大于塞防”，认为新疆不重要，应该放弃。可左宗棠，他就是不信这个邪，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若新疆不固，则国随国亡。”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掷地有声，把国家大义和民族存亡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的决心，他的魄力，他的战略眼光，在那会儿真是无人能及。所以，说到收复新疆，左宗棠这个名字，那绝对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他是让中国版图完整的重要功臣，这一点，后人怎么夸都不为过。
二、近代化的先行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左宗棠可不是个只知道打仗的武夫。他虽然是湘军的首脑，但他的脑袋里装着很多新玩意儿。为了打仗，他办了多少军工厂？你知道的，像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工业企业，都是他一手创办或者大力支持的。他懂得学习西方技术，懂得用机器生产，懂得造枪炮、造轮船。这和那些闭关锁国、守旧保守的官员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他看到了西方工业的强大，也看到了国家落后的危险，所以他身体力行地推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这个角度看，他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早期探索者。他的实践，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三、性格鲜明，争议与赞誉并存。
说到左宗棠这个人本身，那可真是个有血有肉的硬汉子。他身上有股子“霸蛮”劲儿，做事雷厉风行，不达目的不罢休。对付敌人狠，对自己人也严苛。有时候说话直来直去，不留情面，这得罪了不少人，也惹了不少非议。比如他对曾国藩的态度，虽然表面上尊重，但骨子里还是有点儿不服气的。他跟李鸿章，那更是互相看不顺眼，政见和用人风格都有很大差异。
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虽然他搞洋务，但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还是非常坚持的。他不太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更看重维护清朝的统治。所以，有人说他是个“拥护清朝的老顽固”，也有人说他是“爱国的改革家”。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有点片面。
另外，他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上，比如在筹款问题上，有时候手段也比较强硬，给地方官和百姓造成了不少压力。这让一些人对他抱有怨言，觉得他是个“苛官”。
四、与历史大势的辩证关系。
评价左宗棠，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生活在晚清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他做的那些事，无论是平叛还是兴办洋务，都是在竭力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但同时，他也无法改变清朝覆灭的大趋势。他所做的改革，是在旧体制下进行的修修补补，没有触及到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所以，他的改革最终没能让中国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总结一下，大家怎么看待左宗棠？
普遍赞誉： 大部分人都会承认他在收复新疆、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历史功绩，认为他是民族英雄。
肯定其近代化贡献： 很多史学家和有识之士也肯定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者。
对其性格的复杂认知： 有人欣赏他的雷厉风行、敢作敢为，有人则认为他过于刚愎自用、不懂变通。
对其历史局限性的理解： 理解他身处时代局限，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也不能指望他能超越那个时代。
总而言之，左宗棠是个充满争议但又极具魅力的人物。他身上体现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忠诚、担当，也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革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的功绩，特别是对新疆的贡献，足以让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也是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吧。
网友意见
左宗棠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收复新疆的伟业足以让他成为比肩张骞，卫青，班超，郑和的历史伟人。
清末，他被曾国藩的声光掩盖。清亡，左又因镇压太平天国污点长期被历史边缘化。几十年中学历史课本几乎都没有他的存在感。
今天，曾国藩的所谓中兴功业已经不值一哂，李鸿章的北洋也烟消云散。曾李所谋一朝一代事也，左的贡献却是对中华民族的，跨越历史的，未来更必大加凸显。
1.左宗棠的成就证明，智商才华达到超人的高度，情商和学历的价值均为零。
终其一生，他只有举人资格，在清朝汉族举人的仕途顶多是个大挑县令，做到道台就算拔萃了。三考进士不中，当了巡抚幕僚还要进京赶考，连咸丰都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
湖南骡子的性格让左宗棠得罪无数。他脾气急躁，眼高于顶，对看不上的人完全不给好脸色。即使后来入军机，也是如此。恭亲王的心腹宝鋆竟然称左“一团茅草”。
对他看得上的，他是发自内心的表扬，而且表扬功力超一流，他对林则徐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天人”，他写迎接陶澍归乡的对联，气魄格局一流: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左宗棠才华实在太外溢了，年轻时被林则徐陶澍见过一面就惊为天人，这些一品大员甚至把后人托付他。
中年初入官场当幕僚，碰到一个极度信任他的巡抚骆秉章，野史传说，骆听到拜发奏折的礼炮声，才知道左师爷“替”他上奏折。
他的坏脾气终于得罪满洲权贵，上书皇帝要杀他。可是架不住营救他的多呀，从地方大员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到中枢的肃顺潘祖荫，都为他跟皇帝说好话。
曾左龃龉，但曾不以为意，仅以诙谐之语调侃，遇到事时还出手帮助左宗棠。世人皆称曾国藩大度的源于爱才惜才，我看以曾的性格，不如说他是畏左之才。左在曾死后有自愧不如之语，以他的自负，可谓难得。
说到底，讲学历讲情商是普通人芸芸众生的竞争，真正有天赋的谁在乎这个。
2.
正是由于左宗棠的”低情商”，才让他有了超人的执念，骡子般的撅劲，实现收复新疆的勋业。没有怼天怼地怼一切的左宗棠，天晓得今天中国西部的边境在哪里。
1875左宗棠率军出关，当时新疆已经脱离控制十年，阿古柏白彦虎占南北疆，俄国占伊犁，“人人皆为公危”，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能成功。李鸿章更是说“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盲人坐屋内说瞎话。”
不止李鸿章反对，连他的旧友沈葆桢也反对，曾纪泽郭嵩焘也颇持异议。
此时，左已功成名就，封了爵位当了总督，是曾国藩之下的一流名臣，按照中国传统的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哲学，他完全没有必要孤臣西征。以此而论，他的情商比起机巧的李鸿章，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
但是倔的像一头驴的左宗棠，固执地要去。收复新疆之难，还不在于用兵财政，在于形势太过凶险复杂，国际有英俄插手干涉，国内有李鸿章海防派的掣肘牵制。为了打仗，他一力担保借洋债，收复新疆花了五千多万两军费，五分之一多是高息借来的外债，光还利息就赶上借款的一半了。即使最后新疆收复，还有很多清高的士大夫骂他，他都一力承受了。
3.
左宗棠是洋务派中最坚决主张自主核心技术的，1866年他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轮船的信：“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和李鸿章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开启了对外两条路线斗争的先声。
4.
左的弱点和缺点，正史多为之讳，后世一些历史小说采撷了若干野史传闻，也未必空穴来风。比如高阳的胡雪岩写他为人疏阔好做英雄欺人之谈，二十年目睹怪现状里提到的两江某总督被属下蒙蔽，是影射他的。
左的性格也让他没能培养出自己的派系，不过这在朝廷眼里，未必不是优点。正所谓求仁得仁，左不谋私利不结党。
附录
左宗棠为晚清名臣作的挽联，可谓一绝: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挽曾国藩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中大星沉。
——挽林则徐
论才则弟胜兄，论德则兄胜弟，此语吾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睽违一知己；
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言君自道了！功昭昭在民，心耿耿在国，古人期许此群臣。
——挽胡林翼
要不是左宗棠力挽狂澜，我们今天的国土面积可能要打8折，甚至是6折。
当然，左宗棠也不是一个人战斗，还有隆阿多。
要不是隆阿多，我们今天的恐怖分子数量可能要多好几倍。
隆阿多要是没中流弹，咱们今天的棉花问题、切糕问题、高考加分问题，可能都不存在。
左宗棠很容易拿来和李鸿章比较。
李鸿章的所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很多人还特别认同，还以此给他洗白，狗屁话。
如果没有左宗棠，新疆没了，这就是李鸿章所谓一代人做一代事？收复新疆是下一代人的事？
什么叫一代人做一代事？请问李鸿章这代人应该做的一代事是什么？
是有个玉皇大帝安排下来了，说你这代人做啥，下代人做啥？
毛主席这代人寻求真理，抗日，解放，土改，成立新中国，抗美援朝，对印反击，两弹一星，初步建立工业体系等等，他们这代人做的事是不是太多了？按照李鸿章的搞法，恐怕成立新中国后就觉得他的任务完成了，那中国还会是现在的中国吗？
谁能告诉我，80一代要做什么事？90一代要做什么事？00一代做什么事？
真是洗白洗的飞起。
以后左宗棠的评价只会越来越高，李鸿章只会越来越低。
给中华攒下新疆这块家底儿的是左宗棠不？——是！
这一条就行了。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一件名垂青史、造福子孙的事情，就是上上之才、天选之人了，铁证如山，盖棺定论。
什么曾完人李中堂倒是可以继续吵吵……
自媒时代，左宗棠成了一面镜子，一面评价晚清人物的镜子。
你不是说晚清弱国时代吗？左宗棠也是；
你不是说打仗缺钱吗？左宗棠也是；
你不是说必须割地赔款吗？左宗棠不是。
不请自来、阿狼我最崇敬的民族大英雄之一就是左公！如果没有这位老人抬棺拼死一战，我国目前领土很可能缩水30%以上！
1757年，清军终于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平定天山南北，这是时隔1000多年，西域终于再次回到了中原帝国的怀抱。这块土地也乾隆皇帝重新命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
但新疆在复归中国仅百余年后，却再度面临分裂出去的危机。
原来，在19世纪60、70年代，清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西方帝国主义不断的加紧对中国的蚕食，而国内动荡不安，洪秀全率领太平军起义，在中国陷入一片战乱中时，一个中亚小国——浩罕竟然也开始觊觎中国领土，而他们选择的还不是蚕食，是鲸吞。
浩罕是18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族的明格部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一个封建汗国（今塔吉克斯坦）。
1865年初,浩罕国在沙俄的支持下派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新疆。
仅仅两年时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城沦于外敌之手。
阿古柏匪军更是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汗国”，到1871年时，几乎整个新疆全部沦陷，曾处于中国腹地的嘉峪关竟然再度变为了边塞。
眼看阿古柏在新疆得手，沙俄捶胸顿足，深恨来迟一步，于是，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
此前，俄国就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的野心不止于此，在吞并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之后，沙俄急不可待地想吞下伊犁和乌鲁木齐，甚至觊觎长城以北全部的中国领土。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中国的东南海疆也出现了危机，公元1874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发生危机，这种边防危局是清朝开国200多年从未遇见过的。
面对此种空前危机，清政府内部却有人主张放弃这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这就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
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
在这种危急时刻，陕甘总督左宗棠先站出驳斥了李鸿章的“新疆无用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接下来左宗棠又从战略角度论证了新疆的重要性：“如今关陇新平，如果我们不去一鼓作气，及时收复失掉的新疆。而割裂这块国土，让它自成一国，这无疑是个遗祸患于子孙万代的罪恶主张。
为了劝说老佛爷支持自己的主张，左宗棠专门夜访慈禧，表达了愿与西北共存亡的决心。慈禧一盘算。如果不打，边防将遗患无穷，丢了祖宗打下来的江山，面子上也不好过。即使搞砸了，情况也不可能更坏。
终于，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
需要多提一句，慈禧一辈子干了很多混蛋事，但她在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立场上展现出非凡的决心和智慧。在收复新疆这件事上，慈禧可比爱新觉罗家族的许多男性更血性，可谓利国利民，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
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左宗棠接到谕旨后, 在家书中说: “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 我断无推卸之理, 不得不一力承担, ” 表现了他继承林则徐保卫边疆的遗志和不辞艰辛勇担重任的决心。
对于这次西征，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畏艰苦，殚精竭虑，为西征筹兵、筹粮、筹转运。因军饷匮乏，不得不四处求告，甚至不惜背负骂名，重息举借外债。
清政府给了左宗棠巨大支持，各省之间也给予左宗棠巨大支持，承担了西征三分之二的协饷。
那一次，中国人表现出了封建时代罕见的团结。
西征前，左宗棠筹措到上千万两白银和4000万斤粮草，为这次战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提高西征军的战斗力，出关前还加强了部队的整顿和训练，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
西征军的武器装备可不是大家印象中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要知道，阿古柏匪军有数十万之众，装备沙俄支持的各式先进火器，靠大刀长矛怎么可能打得过。
左宗棠从广州、浙江等地征调了很多的专家和熟练的工人，并开设“兰州制造总局”大量仿造、制造先进武器。
当时入疆的清军单兵武器主要是两类，施耐德·恩菲尔德标针单发步枪、斯宾塞马枪，这两种步枪均为后膛式，其中斯宾塞可以7连发，火力尤猛。清军还配备有炮内有膛线的后膛炮，以及你可能想不到的“加特林机枪”。
当然，那时的加特林还只是原始版本，是美国人在1860年刚刚发明出来的，价格昂贵，但是杀伤力极强。左宗棠深知自己面对的敌人不仅是阿古柏，背后更有英国和俄国这样的强敌。
只要能打胜仗，贵也得买！
经过一番努力，西征收复新疆的清军全员装备了先进的“逆天级武器”，先进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很多欧洲军队。
而且， 左宗棠还将部分中老弱病残的羸兵淘汰，让其专业耕田务农，为征战积攒军粮，身强力壮者方可继续从军。
这一番裁军下来，左宗棠的西征队伍只剩6万人，几乎是原来数量的一半。
经过整顿，左宗棠组建的西征军将士个个士气饱满，情绪高涨，是一支敢于冒险犯难、一往无前的军队。
战略上，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因为这次作战目的重点的打击阿古柏匪军，其在北疆势力较弱，而且进军困难较小，从地理区位上讲，收复北疆还可以为后边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
在正式进军新疆前，左宗棠还命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设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
左宗棠还让筑路部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至今造福河西百姓，被人称为“左公柳”。
经过充分的备战，到1876年（光绪二年）4月，左宗棠率领湖湘子弟组成的西征军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
当时，左老将军已经69岁高龄，因为军务繁忙，身体每况愈下，甚至不断咳血，可为了鼓舞士气以及表示自己收复新疆的决心，他命人为自己打造了一口棺材，让手下人抬棺出征，以显示自己抱着魏国必死的决心。
参加收复新疆的6万清军完全淘汰了冷兵器，单兵火力强大。数十万阿古柏匪军被打得溃不成军，一泻千里。清军凶猛的火力经常压得阿古柏匪抬不起头。
战争中，左宗棠重申军纪，严禁杀掠奸淫，并推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的俘虏发给衣服、粮食，予以释放，使敌人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从而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
收复新疆之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每当西征军兵临城下之际，当地的汉、维、哈等各民族百姓纷纷在城内袭击阿古柏匪军，以策应城外的清军。
战争历时一年半，西征军一路上势如破竹，1878年1月，清军收复和田，至此阿古柏匪军全军覆没，至此，西征军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
有趣的是，左宗棠西征军在和田俘获的匪军中发现竟有5000个印度阿三，原来这些人是英属印度殖民当局派遣的雇佣兵，左宗棠对这5000多人予以善待，并将绝大多数人遣返回国，少部分执意留在中国的阿三则被安排到内地分散居住。
遗憾的是，阿古柏本人已经在1877年5月暴病而亡，未能生擒匪首的西征军将士无不叹气，但阿古柏在喀什建造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大墓。
侵略者岂能在中华国土上建造陵墓显摆？
愤怒的西征军将士将阿古柏的墓刨开捣毁，并将其尸体焚烧，并挫骨扬灰，无影无踪。
不过，左宗棠一开始并不知道西征军将士擅自摧毁阿古柏墓的事，在事后知晓此事后，左宗棠对此予以肯定，还将此事如实上报朝廷：“帕夏大冢，即予平毁”。
清廷这次还是硬气的，对西征军毁阿古柏墓地的做法也表示支持。
剿灭阿古柏后，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作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此时，新疆面临最后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还被沙俄侵占的伊犁。
对此，左宗棠表示要么就跟沙俄打一仗，强行收复伊犁，要么就跟他们谈判，将伊犁给要回来，反正不能这么耗在这儿。
于是清廷派遣崇厚前去谈判，结果谈判过程中，沙俄一再威逼，又有白彦虎等人袭扰边境，导致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这条约中约定，清廷只收回伊犁城，但是伊犁的其他地区，要全部划归沙俄，还要赔偿军费280万两，允许沙俄在蒙古、新疆通商免税等等。
很明显这又是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左宗棠大骂崇厚卖国，认为仗还没打就割地，这像什么话？
按照左宗棠的意思，清廷撤了崇厚，改由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与沙俄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也没有闲着，将大军分为三路，直奔伊犁进发，给沙俄施加一些压力。
沙俄得知后，立刻也派兵前往伊犁，同时派遣军舰赶往东边沿海，对清廷施压。清廷无奈只能召回左宗棠，最终曾纪泽的谈判虽然稍微有了一些成效，却依旧没有改变割地的事实，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地盘割让给了沙俄，左宗棠为此痛心疾首。
想想看，在那个山河破损的动荡年代，如果没有慈禧难得明白一回，而最终拍板，如果没有左宗棠身而出，押上自己一世英名和身家性命拼死一战，后果真是不可想象。
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山河如果从像外蒙古、外东北和外西北那样分裂出去，必定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的后患。
在北美唐人街，至今有道名菜，General Tso‘s Chicken，大抵当年收复新疆，应该是威震四海的，大约相当于墨西哥收复得克萨斯了吧。
海防塞防之争、左公柳、胡雪岩.......左宗棠如云中神龙，偶露鳞爪，我辈望天景仰。
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不说别的，今天中国以世界第二的综合国力，要收回同族手中小小的台湾都是不世之功。更何论一百多年前在国家萎靡，内忧外患，列强环视，军费还是靠个人担保的借款，远征几千里的不利情况下收复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这是何等的大功！
可以说中华文明不灭，毛主席再造中华，左公收复新疆，彭大将军抗美援朝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向这三位湖南人致敬。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没了新疆，西藏必丢。
左宗棠不管评价怎么样，单单收复新疆，就是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的英雄。
打开地图，新疆和西藏好像理所当然是我国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实际上充满了偶然。
就像很少听人说起的阿勒泰地区。更不知道它原属于外蒙古管辖。
由于阿勒泰的特殊地理位置，民国初年即有人建议将其划入新疆，以利于全国统一。1912年3月，当时的伊犁军政府首脑杨缵绪甚至建议将阿勒泰和科布多直接并入新疆。1918年8月和1919年1月，库伦都护使（外蒙古回归后的最高军政长官）陈毅两次上书北洋政府，从经济、军事、资源、位置及社会发展等角度阐述了阿勒泰划归新疆的必要性，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杨增新在收到当地蒙古部落愿意归附的意见后，也上书北洋政府表达阿勒泰划入新疆的想法，但此时北洋政府忙于内部派系斗争，依然不置可否。
令北洋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阿勒泰驻军由于军饷不足，发生哗变，占领位于承化寺的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杨增新命令候补道尹周务学领兵迅速前往阿勒泰安抚叛军，以外出议事为名将其首脑诱捕并就地枪决，果断平定了阿勒泰兵变，其军队趁势迅速接管阿勒泰各地防务。在这一事实面前，北洋政府不得不于1919年6月1日正式宣布撤销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改设阿山道并归入新疆管辖。至此，阿勒泰在中国版图之内的事实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而科布多最终没有回到祖国的版图中，成为蒙古国的一部分。
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
原文载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八月初，我给王震同志写信，希望同王震同志谈谈有关我先曾祖父左宗棠的问题。初秋的一天晚上，将近九点，我们一家正围坐闲谈，突然得到通知，要我立即动身去会见王震同志。我没有想到王震同志这么快就邀我谈话。我匆忙坐上来接的汽车，穿过几条大街，进入一条胡同，又转入另一条更狭窄的胡同，车子便停在一座低矮的旧式房屋的门前了。
我被引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穿过院子，来到一排三间平房前，就看到王震同志从中间的房子里面走出来，亲切地同我握手，并带我到隔壁的客房内就座。客房不大，摆着四张单人沙发和一个书柜，陈设简朴但非常典雅。
王震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近况，话语温暖、亲切。他说：“你是政协委员，很好！人民政协应该积极开展工作，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当我告诉王震同志，我有一个堂兄，叫景鉴，是医生、也是政协委员时，王老很高兴，用铅笔在政协委员名册上作了个记号，说道：“左氏后代有两人参加政协了，这很好。说明爱国统一战线在发展和扩大，祖国的富强和统一、中华的振兴是大有希望的。”
王震同志说：“你是景字辈的吧？你这一辈和上代还有什么人？”
我说：“我们景字辈兄弟姊妹，在国内外还有二十余人；上一辈分的人已经全部过世了。”
“左公后代在清朝和民国还有做官的吗？”王震同志问。
“没有做大官的。”我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四十来岁就去世了。父亲是一个诗人，只有一个叔祖父做过臬台。左家的子弟大都有些先曾祖父的遗风，秉性孤梗刚直，不长于迎合奉承，在旧社会吃不开。”
王震同志笑了，说道：“我以前和彭德怀元帅常常开玩笑，说他的脾气有点象左宗棠。彭老总和我都在西北工作很久。”
王震同志接着郑重说道：“史学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令曾祖父（左宗棠）作出了较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王震同志略停了停，又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当年种下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那时，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老翰林，九十多岁了，他谈起了左公当年进军西北的许多事，可惜没有记下来。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王震同志讲的是这样一段历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新疆地区。他们支持盘踞新疆天山南北的阿古柏、白彦虎反动势力，企图瓜分新疆。阿古柏是浩罕汗国一名军官，来到新疆后，勾结某些民族上层反动分子，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进行分裂我国的罪恶活动。1871年沙皇的侵略军以“代管”的名义占领了伊犁地区。左宗棠率军出关西征，打败了阿古柏、白彦虎，收复了新疆，并迫使沙俄侵略者交还了伊犁，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王震同志接着说：“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就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王老着重地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谈到这里，王震同志非常兴奋，不禁低吟左公驻守新疆时一位同乡题赠的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我想，从张骞、班超经营西域起，历经汉、唐各代，一直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都为保卫和开拓西北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戍边、实边，对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功效卓著。曾经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这个崇高的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啊，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效法和怀念。不久前，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开发西北地区的号召，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义不容辞的，我们的后代更是任重而道远。
当我向王老报告说，《南开大学学报》有两篇文章对左宗棠办洋务给予肯定的评价时，王老说：“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象曾国藩和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创办船政局，在甘肃创办织呢厂，在新疆屯田，客观上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王老又重复这句话，并继续说：“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左宗棠一生对林则徐、陶澍等人非常推崇，而特别崇拜林则徐，林则徐和陶澍也多次称赞过左宗棠。王老还说：“陶澍是一个学者，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是爱国者，对中华民族都有贡献。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尽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侮，而许多爱国之士流血牺牲，抗御外侮，保卫祖国领土，希望祖国能富强起来。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历经新民主主义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历史阶段，不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而斗争吗？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的一切爱国者，终于在1949年完成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统治我国的时间毕竟太久了，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现在仍然很落后，祖国还没最后统一。所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了。什么是爱国？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实现四化和完成祖国统一而贡献聪明才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就是爱国。现在海内外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繁荣富强和统一的炎黄子孙们，都在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可贵的爱国主义。爱国已形成一个宏大的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王老回过头，指着墙壁上挂着的一个条幅，说：“这是1979年叶剑英同志书赠我的一首诗‘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张、杨二位将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爱国者，他们是千古功臣。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团，不避艰险亲赴西安，力挽狂澜，终于扭转了内战危局，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他们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我们现在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一切爱国的有识之士，努力促成祖国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把国家建设好。这就是顺应历史潮流。”
时钟指向十一点，夜已深了。王老从书橱里捡出一套书，赠给我。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册《左宗棠年谱》，封面上有王老的印章和签名，书内还有王老用红笔写的批语。多么宝贵的礼物呀！我捧着书，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王震同志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还亲自找我促膝谈心，又馈赠这么珍贵的礼物，这是教导，是鼓励，也是期望。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我决心用我的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报效祖国。王老还翻开了商务印书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给我看，并且询问了作者秦翰才的近况，他还建议再印一些。
我告辞了王震同志。但他那慈祥的面容总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热情的话语久久在我耳边回响：“一切为民族和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望祖国的和平统一早日实现。”
很复杂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是一方面，屠戮无辜民众的刽子手也是一方面。
若把洪秀全包装成一个“邪教头子”，必须要制造出一大堆谣言，然后还要配上大量的煽情文字，当然也少不了一套蛊惑人心的话术。若认定左宗棠是一个草菅民命的大号刽子手，则只需要把原始文献翻出来，把他的所作所为展示出来就足够了。
在这三次攻城战斗中，清兵闻风而逃，城郊房屋大体上都还是完好的，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只是南门外黄浦街和西门外千家村的部分房子被焚烧。但辛酉年冬以后，也已开始陆续兴建。作为往上路第一站的千家村，仍然住有数百户人家，仍然售卖著名的五香豆腐干（以前淳安茶园的著名五香豆腐干，其实是干家村传去的）。仍然是茶楼酒馆。至于城里，更不必说，从后历桥到西门街两边，从马贺桥到小南门两边，以及小西门头一带，还有孔夫子庙附近，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楼房，开店的，不是后来的菜园。江家塘西北和宋家湖南的那些高阜上，也不是菜园，仍然有亭阁楼台。……总之，在同治二年（1863年）元宵节前后，城郊都还是熙熙攘攘，一片闹热的。元宵节后几天，风声越来越紧。后来，从金华、兰溪下来的，以及从开化、遂安下来的左宗棠剃头兵，终于攻破了梅城。
这次激烈异常的攻守战究竟进行了几天？是怎么打的？当时的城郊居民无一幸存，谁都说不清楚了。根据传说情况大致这样的：李世贤的大队（主力）从衢州金华撤到梅城，是为了保杭州。江中船只全被太平军控制，分布在东关以下。尾随而来的清军，只能从兰溪沿江走旱路。可是路上处处打着树桩，设立障碍物，清军每进一步，都有血战。最后到达南高峰下一线安营扎寨，渡不过来，用炮聂，轰平了黄浦街一带民房，轰倒了城南门上的鼓楼，也把城墙南面多处轰坍，但太平军一批一批出城沿江堵守，剃头兵始终过不了江。左宗棠亲自赶来指挥（在南边从南高峰路旁，抗战前都还有左宗棠大寨的遗址，四面挖有壕堑），用外国大炮，日夜猛轰，也无法渡江。后来是由衢州、开化那边沿寿昌和遂安、淳安抄陆路下来的清兵，先攻占了千家村，进到西门外，在大西门稍北（鸭塘边附近），炮轰城墙开缺，才得以进城的。这时清兵也已派了人绕道占了东关。太平军无法突围，只得在城里肉搏血战。他们的主力原来集中在下半城，为了救应西门，从西门街赶去，但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在太平桥以南大街上，展开极其猛烈的巷战；居民在两旁商店楼上扔砖头瓦片参战，剃头兵就烧房子。这时，南门也被攻破，大街上的太平军两头被攻，全部牺牲。从太平桥到南周庙一带大街，原来叫“半道红”大街，就是从这里得名的，被杀的太平军和参战居民血流成河，染红了这半条街道。
剃头兵十分凶恶，当太平军被全部消灭以后，他们奸淫抢掠之余，逢人就杀。杀了三天，左宗棠才传令“封刀安民”，而其实，当时留在城郊的居民，已被杀得一个不留了，后来他们往下路进军时，到处放火，把整个梅城烧成一片锅焦炭，相传只有三间半民房，因为四面是空地，孤立的，大门又坚固，打不进去，没有被烧掉。但剃头兵却把这些烧尽杀绝的罪恶，全部归到“发匪”头上去。
从民间口碑来看，左宗棠确实是一个很凶残的人物。“逢人就杀、到处放火”就是其传世形象，他对汉族民众毫无悲悯之心。
原先以为左宗棠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和曾国藩、李鸿章有着本质的不同。后来掌握的资料多了，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再提供一批干货，出自下面这个回答。
你左公以慈悲为怀，做任何民族的救星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对大汉民族的民众赶尽杀绝？而且不仅对反抗者下死手，还要坑害乃至杀戮更多无辜的老百姓？
左公在甘陕也没少和老弱妇女同乐。
至于如在浙江福建一样干的成堆尽杀的事更是没少干。
不管是什么民族，只要是反清左宗棠都是杀之无赦。
左某人杀起汉族人来更是来劲。
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一把好刀。
左宗棠终其一生就是大清的忠臣，不管是镇压农民起义、宗教叛乱还是抵御外侮，他的立场永远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
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是清军悍将，是靠着镇压农民起义的起家的刽子手。
他在陕甘招降陕甘回乱的罪魁祸首禹得彦马占鳌等人，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他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和水师学堂，在兰州开办机器局和工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
他在新疆击败中亚军阀阿古柏收复疆土并以武力支持了争还伊犁的谈判，是民族英雄。
说到底他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只是我们后人评判的标准乱七八糟罢了。
孙中山《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彼满洲以五百万民族陵制四万万汉人，而能安卧至二百 六十年者，岂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国人不知大义、为 之效力、自戕同种，故满洲人得以肆志耳！试观满洲入关以来，每遇汉人起义，辄用汉人剿平，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皆 汉人自相屠戮，而于满人无所损。举其大者，如嘉庆年间汉人王三槐等举义，四川、湖南、湖北、陕西诸省相继响应，满洲政府势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风奔溃，禁旅驻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绿营，招募乡勇，于是汉人杨遇春、杨芳等为之效力，屠戮同胞，死者亿万，川、湖、陕诸省遂复归于满洲主权之下。又如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 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 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其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汉人，同处满洲政府之下，同为亡国之民，乃不念国耻，为人爪牙，自残骨肉。彼杨、曾、胡、左、 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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