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对西德没有一点优势吗？

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冷战时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政策和国际地位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东德在某些领域（如计划经济、社会福利、军事动员）可能具有特定优势，但整体而言，西德在经济、科技、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

1. 经济模式与资源分配
西德：
西德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战后通过“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迅速恢复并超越战前经济水平。西德的经济以工业（如汽车、化工、机械制造）和出口为导向，利用西德占领区（由美国、法国、英国管理）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结合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实现了高效的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
优势：西德的经济体系高度依赖市场机制，企业有较强的自主权，资本流动自由，技术进步迅速（如西门子、奔驰等企业）。
问题：西德的经济依赖于西方盟国的援助（如马歇尔计划），且在冷战后期面临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

东德：
东德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源，强调重工业（如钢铁、军工）和能源（如核电）的发展。东德的经济模式以“自给自足”为目标，但面临资源短缺、效率低下和计划失误的问题。
优势：东德在某些领域（如航天、核能）有特定发展（如“东方红一号”卫星、东德核电站），且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基本民生。
问题：东德的经济长期受苏联控制，资源分配不均，通货膨胀严重（如1980年代的“东德通货膨胀”），且工业生产效率远低于西德。

2. 军事与安全体系
西德：
西德是北约（NATO）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西德军队（Bundeswehr）和北约的核威慑能力（如德国的“战备核力量”）。西德的军事战略以防御为主，但具备快速反应能力，且与美国、英国等盟国形成紧密的军事合作网络。
优势：西德的军事体系与北约高度整合，拥有先进的武器系统（如坦克、导弹）和训练有素的军队。
问题：西德在冷战后期因“削减军费”政策导致军事力量相对弱化。

东德：
东德是华约（Warsaw Pact）的成员国，军事力量受苏联主导，且被限制在东德境内。东德的军队以常规部队为主，且受苏联的军事指导。
优势：东德在冷战期间有较强的军事动员能力（如“柏林危机”中的坦克部署），且在核武器研发（如“东德核计划”）上有所尝试。
问题：东德的军事体系效率低下，且受苏联控制，缺乏独立性。

3. 科技与工业能力
西德：
西德在科技领域（如微电子、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具有全球领先地位。西德的工业体系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且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合作密切。
优势：西德的汽车工业（如奔驰、宝马）和化工产业（如巴斯夫）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巨大竞争力。
问题：西德的科技发展受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制约，可能因经济波动而出现周期性调整。

东德：
东德的科技发展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但其工业体系在特定领域（如核能、航天）有独特成就。
优势：东德的核能研究（如“东德核电站”）和航天计划（如“东方红一号”）在冷战时期具有一定的技术积累。
问题：东德的科技发展受限于计划经济的资源分配，且缺乏国际技术合作的自由度。

4. 社会政策与民生保障
西德：
西德的社会政策以福利国家模式为核心，提供高福利（如失业救济、医疗保障、教育体系），但对个人自由度要求较高。西德的居民生活标准较高，且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优势：西德的福利体系和教育体系在欧洲属于领先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优于东德。
实在问题：西德的社会政策在冷战后期因经济压力（如能源危机）而有所调整。

东德：
东德的社会政策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提供基本的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但个人自由度较低。
优势：东德的福利体系覆盖更广泛（如全民医保），且通过国家计划保障了基本生活需求。
问题：东德的个人自由受限，言论、宗教、经济活动受严格管控，导致社会活力不足。

5. 国际地位与外交关系
西德：
西德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国际组织，且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如欧元）中扮演关键角色。西德的国际地位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优势：西德的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为主，与美国、法国等盟国关系密切。
问题：西德在冷战后期因“去军事化”政策而失去部分国际影响力。

东德：
东德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国际地位受苏联主导，且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东德的外交政策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缺乏独立性。
优势：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且通过“东德苏联”关系获得部分军事和经济支持。
问题：东德的国际地位受制于苏联，且因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而失去部分影响力。

6. 历史事件与对比
柏林危机（19481949）：
东德通过封锁柏林分割线（柏林危机）试图切断西德与西柏林的联系，但最终被西德和美国的“柏林 airlift”所化解，西德成功维持了对西柏林的控制。
东西德统一（1990）：
东德因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如“东德崩溃”）最终被西德吸收，但这一过程本身是西德主导的。

总结：东德的优势与局限
东德的优势：
1. 计划经济下的资源调配：在特定领域（如核能、航天）有技术积累。
2. 社会福利保障：提供全民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基本民生。
3. 军事动员能力：在冷战期间有较强的军事部署能力（如柏林危机）。

东德的局限：
1. 经济效率低下：计划经济导致资源浪费和生产力不足。
2. 国际影响力弱：受苏联控制，缺乏独立性。
3. 社会活力不足：个人自由受限，创新动力不足。

结论
东德在某些领域（如社会福利、军事动员）可能具有特定优势，但整体而言，西德在经济、科技、国际地位和自由度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两德的对比反映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差异，而东德的最终崩溃也证明了计划经济模式在长期竞争中的局限性。

网友意见

1958年，西德发布了《平等法》，该法赋予西德妇女一些权利，但同时在法律上规定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责任。法律说：“妇女负责家政服务。只要与她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职责相符，她就有权工作。”

东德：妇女从一开始就参与社会工作，过着独立的生活，没有法律规定的“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责任”。即使他们结婚了！

1962年，西德允许德国妇女开设自己的银行帐户。

东德：女性从一开始就可以使用个人资金账户，就像男性一样。他们不仅被允许在储蓄银行开立个人账户，而且甚至从1950年开始东德储蓄银行的雇员中仍有50％是女性。

西德第一种避孕药Anovlar于1961年出现在德国。首次使用此药物，妇女可以独立决定（无需征询男人对安全套的同意）她是否想要怀孕。在西德长期以来，这种避孕药是通过处方出售的，专门用于已生育多个孩子的已婚妇女。

东德:最早于1965年开发了第一枚避孕药“ Ovosiston”，并立即由国营FEB Yenafarm工厂开始生产。虽然开发落后于西德。但是这些药是非处方药，免费提供给所有不想怀孕的东德妇女。

1984年，在西德，终于允许女性结婚时不取其丈夫姓氏。自1976年以来，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姓氏，但必须得到双方伴侣的同意，否则其婚后会自动获得丈夫的姓氏。

而1975年东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家庭法》则确立了法律的既定规范：已婚夫妇可以保留婚前姓氏，采用丈夫的姓氏或妻子的姓氏。

1977年7月，在西德，妇女现在终于可以在没有丈夫允许的情况下找到工作。此外，妇女不再有义务在丈夫的企业/商店从事免费工作（尽管在小企业家庭中仍然如此）。

东德：妇女从一开始就融入正常的工作生活，从不需要在丈夫的允许下工作。

The East Germany communist Party’s(指的应该是统社党) official mouthpiece Neues Deutschland (New Germany) trumpeted the official line on the top of its front page of the paper’s June 5, 198■ edition: “C■■■■■■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uts Down Counter-revolutionary Uprising” (ND, June 5, 198■). This hardline response was virtually unique amongst the East Bloc countries and was clearly intended to send a message to domestic opposition.

至于西德那会嘛，懂得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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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算殖民主义罪恶方面，东德比西德更彻底。

1959年东德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交还了德国侵略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抢去的义和团旗帜和标识，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在讲话中也盛赞义和团作为爱国者奋起抵抗对自己祖国的“放肆的抢劫”。并谴责德国军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血腥的敌人。东德和苏联也成为至今八国联军组成国家中仅有的两个对中国谢罪的国家。

东德的教育也是一个亮点，在80年代，只要在东德读高中的学生就可以得到助学金，所有大学生每月能领200马克。

就算对东德不满的一名原东德女公民在对比了东德时期与90年代之后也承认，由于家境贫寒，如果不是在东德的话，她将很难接受优质的建筑学教育。

再来一些冷门的资料：冷战中有很多美军士兵在其他国家作威作福，充当太上皇。然而东德却吸引了很多美军士兵叛逃。同时期没有一个美国兵叛逃到西德。

1.1952年，美国陆军的斯蒂芬·韦斯勒（Stephen Wechsler）逃往东德。随后为保护留在美国的亲人而改名为维克多·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

2.1952年，美国陆军的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Lucas）逃往东德。

3.1952年，美国陆军的奥布里·迈尔斯（Aubrey E. Miles）逃往东德。

4.1953年，美国陆军的亚瑟·博伊德（Arthur Boyd）逃往东德。

5.1953年，美国陆军的诺曼·洛厄尔（Norman M. Lowell）逃往东德。

6.1953年，美国陆军的詹姆斯·普利(James W. Pulley)逃往东德。

7.1955年，美国陆军的霍兰德（B. F. Holland）逃往东德。

8.1955年，美国陆军的霍斯特·斯帕尼尔（Horst Spanier）逃往东德。

9.1959年，美国陆军的厄尼·弗莱彻（Ernie Fletcher）逃往东德。

10.1959年，美国陆军的阿诺德·凯法特（Arnold Kephart）逃往东德。

11.1959年，美国陆军的比利·穆利斯（Billy Mullis）逃往东德。

12.1962年，美国陆军的亨利·基尔南（Henry Kiernan）逃往东德。

13.1963年，美国陆军的托马斯·巴代（Thomas Badey）逃往东德。

14.1963年，美国陆军的弗兰克·巴顿（Frank Barton）逃往东德。

15.1963年，美国陆军的本杰明·凯恩（Benjamin Cain）逃往东德。

16.1963年，美国陆军的詹姆斯·卡尔·摩尔（James Carl Moore）逃往东德。

17.1963年，美国陆军的海因里希·詹姆斯·牛顿（Heinrich James Newton）逃往东德。

18.1963年，美国陆军的加里·马尔茨克（Gary Martzke）逃往东德。

19.1963年，美国陆军的阿尔弗雷德·史文森（Alfred Svenson）逃往东德。

20.1963年，美国陆军的威拉德·瓦伦蒂尼（Willard E. Valentini）逃往东德。

21.1964年，美国陆军的克劳德·斯温（Claude Swain）逃往东德。

22.1969年，美国陆军的托马斯·卡瓦诺（Thomas Kavanaugh）逃往东德。

23.1979年，美国陆军的朝鲜籍士兵Roy Chung逃往东德，后来在平壤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其在美国的家人为了自保一直不承认其属于叛逃。

24.1985年，美国空军的杰弗里·卡尼（Jeffrey Carney）逃往东德。

25.1989年，美国陆军的迈克尔·佩里（Michael Peri）逃往东德。由于美国一直宣传东德叛逃的士兵是追求自由，被打脸以后的美军气急败坏地将自首的佩里判刑。

此外，也有一些英国、荷兰和加拿大士兵叛逃到东德。

特工，

提示：勃兰特秘书

民主德国从建国之初所遵循的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极为艰巨的道路。不仅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的国家，而且要在对苏联支付庞大的战争赔款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现代化工业经济。苏联的拆卸工厂的行动到1953年才停止。但在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东部德意志人民经历十余年的艰苦创业，民主德国不仅很快成为东欧集团中有着最高的工业产值和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而且进入世界工业强国的行列。

从1950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间，民主德国经济翻了两番。以1950年生产性国民收入为100，1970年增至401，年平均增长率为7.2％，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发展速度。按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民主德国在“经互会”内居于首位。东德人人均年收入为1.57万东德马克（约合7850美元），超过苏联甚多。农业收益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与福利基本上得到保障。生活必需品价格低廉而且长期稳定，甚至也没有失业现象。民主德国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世界的注目。1970年民主德国宣布自己已成为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和扩大活动，向人们显示，继西部德意志人国家的崛起，东部德意志人国家也同样崛起了。

与此同时，一种称作社会主义的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起来。其基本特点就是国家和政府直接负责和包揽全体公民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民主德国奉行发展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相统一的方针，把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也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974年10月，人民议院通过决议，把“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效益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发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内容载入民主德国宪法。从那时起，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每年投入30％—40％的国民收入。

民主德国把住房建筑作为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的核心内容。1950年民主德国的居民数约1850万人，住房仅有480万套，政府不得不致力抓住房建筑。1951年至1970年，全国共新建住房110万套，平均每年新建5.5万套。到1970年全国已拥有住房590万套，平均每千人拥有住房345套，超过了战前水平，住房状况有了明显改观。进入70年代，新的一轮住房现代化的要求日益迫切。政府也明确认识到，安居才能乐业，开始制定完全解决住房问题的长期规划。从1971年起，国家每年投入住房建筑的资金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到1985年底，共投资2600亿东德马克。十五年间，新建和改建240万套住房，改善了近一半人口的居住条件，达到平均每户有一套住宅，人均居住面积约26平方米。政府还通过补贴，使房租保持低廉，每月加水、电、煤气和取暖费平均不超过家庭收入的3％—5％。国家除政府投资外，也鼓励集体和私人筹资建房，鼓励措施包括低息贷款、土地租赁和长期还本等。新建的200多万套现代化住房中，国家投资兴建的达一半，集体兴建的占30％，其他20％是私人筹资兴建。政府把新建住房和改建原有住房及其维修视为实现城乡住房现代化的统一设计过程并列入国家的五年计划。

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是民主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1959年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基础教育法，规定十年制综合技术教育为全民义务教育。政府实施的义务教育对所有大中小学都不收学费，对大专学生给以伙食津贴，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均可享受助学金或生活补助金。大学生的助学金一般每月200马克，成绩优异者尚可获奖学金。成人教育和职工进修培训一律免费，工资照发。医疗保健事业也相应完善。公民就医，一切费用，包括门诊、配药、手术、住院、疗养以及住院或疗养期间的伙食费，全部免费；职工每月只须交不超过60马克的医疗保险费，就可为整个家庭成员作医疗保险。大学生和退休人员可免交医疗保险费。国家的医疗机构和企业的卫生事业机构不断加强。1988年平均每万人有医生25人，而1949年时仅为7人。

此外，政府对残疾人提供全部的医疗、休养和社会福利的照料，负责他们的教育和就业安排。民主德国政府长期坚持由中央严格控制物价的政策。如对粮食、牛奶、蛋、肉、鱼及蔬菜、水果等基本消费品的价格，政府使之长期稳定在低水平线上。现行食品零售价只相当于实际价格的80％，国家每年从预算中拿出大量款项进行补助。实行补贴的还有房租、水电、公共交通、燃料等。据统计，80年代初，每年补贴占国民收入的10％，以后还逐年提高。国家严格控制全国90％左右商品价格的管理权，并制定商品出厂价、批发价和零售价。价格一经制定，具有法律效力，不得随意更改。保持物价稳定也成为保障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环节。此外，国家还采取多种措施减轻职工的劳动强度，延长休假期，提供免费休养；特别优惠职业妇女以及新婚夫妇和多子女家庭；不断改善退休人员的生活待遇。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

但是，就是这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不仅遭到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挑战与责难，而且在本国广大群众中的支持率与认同率也日益变小。联邦德国凭借其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政治的民族民主化，对民主德国的苏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加以贬压：首先是对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整个国民生产与分配的决定权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和中央手中，中央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谁生产；中央决定进行生产所必须的资金和原材料的分配，企业只是被动地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国家确定生产的指标、生产比例、工资级别以及物价水平；国家通过垄断对外贸易，也对对外经济的发展进行计划干预。在联邦德国看来，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极为明显的：产品的价格由国家机构随意制订，不能反映市场上真正的供求状况；企业得不到市场反馈的信息，也没有竞争的压力，不可能知道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尽快提高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率，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因而建立了一系列设备陈旧的、有害环境保护的、“大而全”的经济中心，没有及时的设备更新与调整经济结构，既阻碍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妨碍了新技术的广泛传播与运用；以摊派和配额为特征的官僚式的管理体制，不能保证相互联系的各生产环节的协调，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企业以消极的方式应付国家的计划指标，经常性地虚报完成定额的数据，其结果是能源的严重浪费，企业生产的低效益，不讲求产品的质量，最终也不能保证人民大众的需要。这种对民主德国经济现代化中经济体制弊端的描述，如果不论其“居心”何在，我以为是符合事实的。

60年代以来，乌布利希政府试图进行经济改革，目的也是想克服某些弊端。以“新经济体制”命名的改革，虽然只是部分地将权限下放到企业，对经济发展还是起了促进作用，并使民主德国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行列，但是由于“新经济体制”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计划指导”和“经济杠杆调节”的关系，70年代初就出现了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苏联乘机把乌布利希压下台。昂纳克上台以后，又将企业的权限收回中央，继续执行严格的计划统一管理。日益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严重束缚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便越来越下降，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计划指标都难以完成。民主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联邦德国水平的64％。片面强调社会保障措施，诸如解决住房问题、提高养老金、给予家庭补贴等，而忽视对企业经济的投资与更新，投资额从1970年的16％降到1988年的10％。国家几乎没有在宏观设施领域投过资。60年代提出的经济上“赶超联邦德国”的目标到70年代已成为一种不现实的幻想。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其次，把1949年10月7日建立的民主德国说成是“莫斯科的产物”，并从一开始就遭到德意志居民的拒绝和反对，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大多数德意志人，包括统一社会党的党员们，在经历了纳粹专制后，自愿选择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是他们的历史权利。广大居民曾主动参加建设一个反法西斯的模范国家，“劳动者”以自己勤奋的劳动创下了东欧集团中最高的工业产值及最高的生活水准而自豪。价廉的物品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供给使居民的各阶层都感受到某种平等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加上在体育方面取得的国际性辉煌成果，民主德国不仅在本国居民中，而且在国际上也都享有一定的威望。但是同样的历史事实是，一种指令经济，一种斯大林式的统一社会党的专权（克格勃式的秘密警察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全面侦察监视，严格的出版检查，以党代政等），特别是一种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德意志民族政策，逐步导致了民众与统治机关的隔阂，且逐渐扩大。在与联邦德国资本主义“竞赛”的跑道上，民主德国的某种“经济颓势”和“政治僵势”变得清晰可见。在不少情况下，民主德国广大群众的愿望是希望进行社会主义的自身改革。他们希望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民主，特别盼望着德意志民族的统一。

摘自《德国通史》，丁建弘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以下选自彭德怀元帅的警卫秘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

1959年4月24-6月11日，彭德怀元帅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东欧8国和蒙古。

在东德和东德的领导人乌布利希会谈时，乌布利希提到了中国的大跃进。乌布利希表示，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的大跃进很成功，粮食、肉类产量很多。现在对面的西德人均肉食量是每年70公斤，东德只有40公斤多一点，乌布利希希望中国能多出口一些肉类给东德，能让东德在人均肉食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西德。

彭总表示，他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国内的粮食和肉类产量并没有报纸上宣传的那样高，请东德同志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事后，彭总一个人在宾馆想了很久。当警卫秘书进来请他用晚餐时，他突然没头没脑的问了警卫秘书一句话：“XXX，你说，你一个人一年能吃够80斤肉吗？”警卫秘书怔了一下，随口说道：“80斤肉？老总你要撑死我呀！”

彭总再没有说什么，用餐后他一个人又在房间里想了很久。

感谢@Hellsing关于出访时间的提醒。

首先正面回答一个方面。

有，在体育竞技方面。东德的“举国体制”在成绩上可以说比西德的“俱乐部体制”优越。甚至统一后的德国全部采取“俱乐部体制”后，德国体育竞技的综合实力竟然出现下滑，直接体现在夏季奥运会上。

东德和西德分别走上了“体育社会化”和“体育商业化”，东德甚至把竞技体育发展指导思想写进法律，大力投入对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娃娃抓起，由官方主导体育发展。西德的官方主要呼吁全社会为体育发展创造条件、给予赞助、鼓励参加，并大力支持体育学术类研究，具体由俱乐部和地区自行治理。

由此可知，东德体育事业由官方一手控制，有利有弊，但总之成绩不错。

两德夏季奥运会实力PK：

两德冬季奥运会实力PK：

可以看到在70年代后东德奥运会成绩超越西德。

至于兴奋剂问题，东、西德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呈现国家化、广泛性、个体危害等特征，体育的政治化、工具化与异化是其深层次的原因。包括美苏在内的体育大国都有过类似丑闻。

东德竞技体育的成功得益于高效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包括集中投入、集中选材和集中训练等优点，违禁药物只是东德竞技体育发展到极致的副产品或催化剂。

其次，这个问题下又有答主说什么“只是西德赢得了冷战云云”（应该是这个问题时间上的第一个回答），这和“只是盟国赢得了二战”真是异曲同工。两德统一是全德国人民共同的渴望，两德分裂是冷战的遗留问题，谈输赢真的可笑。

在网上有很多很多拿东德来和西德比的问题，我觉得本质上都是在比“苏联模式”（或苏联影响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比较，虽然苏联—东德模式已经全面失败，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不会认，还是认为苏联—东德模式好，真是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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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人比西部德意志人的武德要高，打热战的话DDR分分钟给你拉出200万铁军来。

可是自玉米以降的莫斯科leader都太蠢，非要搞和平运动，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搞的自己阵营离心离德不说，还把最能战的一代人浪费掉了。

当年局势如果颠倒过来，变成西方军事占优而经济资源占劣，你们猜西方还会不会那么“好心”地和你玩“和平竞赛”？

在东方，善良的人还是太多了，这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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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为何对西北加税，而非东南？一个错位的财政重担明朝末年，风雨飘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财政的压力如同潮水般不断上涨，朝廷为了弥补亏空，不得不寻求新的税源。然而，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家将更多的财政重担压在了西北地区，而非富庶的东南沿海。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并非简单的经.............
有人说西方文明的科技是最近几百年才超过东方，但我了解希腊文明之后，觉得在古代西方文明也比东方强，对吗？

您提出的观点很有趣，也触及了一个历史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古代西方文明是否在科技上就一定强于东方？首先，要明确一点，“强”这个词在评价文明时，往往是多维度且主观的。如果我们单纯从对后世科学理论体系构建、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贡献来看，古希腊文明确实展现出了极其卓越的成就，并且在某些方面影响深远。然.............
中国的道士能不能驱西方的吸血鬼？西方的咒语是否对东方的怪物有效？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充满想象力的问题，涉及了东方道教文化与西方吸血鬼传说之间的碰撞。要详细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进行探讨：1. 道士驱鬼的理论基础与西方吸血鬼的特性道士驱鬼的理论基础：能量观：道教认为宇宙万物皆由“气”构成，包括精、气、神。鬼魂、妖邪也被视为一种负面的.............
史书每谓关中据函谷关 / 潼关以遏「山东」（无论是秦国还是后世）易守难攻，所以西面的势力总是得手。但既然是西面来攻，对东面的势力来说不也易守难攻么，不也是天险么，为什么守不住？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切中要害，也揭示了一个常常被忽略但却至关重要的战略视角。史书上说关中“函谷关、潼关以遏山东”，强调的是从东方攻打关中的难度，但您反过来问，为何从西方进攻关中，对东方势力来说同样是“天险”，却守不住？这背后其实是历史地理、军事策略、政治体制以及时代发展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我们得先理.............
平王东迁，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不对吗？战国策里面怎么会有东周与西周战，穿越了吗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到位，也触及到了历史叙述中的一个常见困扰，甚至可以说是小小的“历史梗”了！您觉得“平王东迁，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与《战国策》中出现“东周与西周战”矛盾，这完全不是您穿越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时间节点的理解和表述方式的问题。让我来给您详细捋一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实则不然的.............
如果关原合战西军打赢了东军，会对后面的历史产生什么影响？

想象一下，那个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关原合战，命运的轮盘并没有像我们熟知的历史那样倾斜。如果，仅仅是如果，石田三成的西军，而不是德川家康的东军，最终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接下来的日本，将会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首先，我们得聊聊当时的权力格局。在关原之前，丰臣秀吉已经去世，他的幼子丰臣秀赖.............
秦居于西部是否有利于避免东部战乱，获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发展环境，对其统一中国有所帮助？

秦国地处西部，这一地缘优势对其日后统一中国，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避免东部战乱的干扰，更在于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利的环境中积蓄力量，完成战略部署。首先，我们不得不提的是秦国“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当时的中原大地，诸侯争霸，战火连绵，尤其是中原腹地的魏、赵、楚等大国，更是你方唱罢我.............
为什么明朝特务政治这么发达，东厂西厂锦衣卫，他们的职责区分在哪。明明对百姓危害很大为什么200年无法取缔?

明朝的特务政治，尤其是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确实是那个时代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它们的存在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对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要理解为何它们如此发达且难以取缔，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出现的背景、职责划分以及它们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明朝特务政治的“繁荣”并非偶然明朝特务政治的兴盛，很.............
秦朝灭百越能动员50万人，为何明朝对满清战争东拼西东拼西凑才10多万人？清朝对准噶尔也十万不到？

秦朝统一六国、灭百越之时，社会刚刚经历战乱，人口基数虽然庞大，但能够动员的青壮年男性数量是有限的。秦朝之所以能集结五十万大军，并非仅仅是征兵那么简单，这背后包含了当时的军事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战略考量。首先，秦朝的军事制度是郡县制与兵役制的结合。秦朝实行普遍的兵役制度，年龄在20至60岁的男性都有服兵.............
现在关于巴黎袭击知乎不少人说是之前西方祸水东引失败的结果，这么说对吗，与当时引德国到苏联有可比性吗？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它是否是“西方祸水东引失败”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极具争议的观点。将这一观点与历史上“引德国到苏联”的事件进行类比，也需要非常谨慎地审视其逻辑和历史背景。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西方祸水东引失败”这个说法，以及它与巴黎恐袭的联系。“西方祸水东引”的逻辑和历史背景“祸水东引”这个说.............
东德和西德的身份隔阂在哪里？

从柏林墙倒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东德和西德人民之间的身份隔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依然是德国社会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这种隔阂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消除，它根植于几十年的分裂历史、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过去的认知差异。一、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的深刻烙印最根本的隔阂源.............
苏联为何支持东德和西德的统一？

苏联支持东德和西德的统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和地缘战略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回到冷战时期的背景，以及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苏联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支持”两德的统一，至少不是在早期或者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种方式。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
请教西德和东德1975实力对比？

好的，我们来聊聊1975年时，西德和东德的实力对比。那个年代，冷战正酣，两个德国国家作为两大阵营的前沿阵地，实力对比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要细致地讲，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层面来分析。一、经济实力：西德的“经济奇迹”依然闪耀，东德在计划经济下挣扎1975年，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奇迹”的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