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方文明没有受到宗教对部分科学的严格拘束，反而少有重大发现，没有西方科学史丰富？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些前提和概念：
“东方文明”的定义： “东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涵盖了从西亚到东亚的众多文化和文明。我们将主要聚焦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因为它们是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东方”文明，也经常被拿来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
“宗教对科学的拘束”： 这指的是宗教教义与科学观测或理论之间的冲突，例如在中世纪欧洲，教会对地心说的坚持，以及对伽利略等科学家的压制。
“西方科学史丰富”： 这通常指的是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特别是从文艺复兴之后，以经验观察、数学推理和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崛起和发展。
“重大发现”： 这可以包括理论突破、技术发明以及对自然界基本规律的认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法？以及深层的原因分析：
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东方文明受到的宗教拘束较少，但科学发展相对缓慢”的印象，以及这个印象背后的复杂性。
一、东方文明与宗教的关系：并非“没有拘束”，而是“拘束的性质不同”
许多人认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宗教不像西方那样系统化、具有教义强制性，因此对科学的束缚也小。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深入理解其宗教观和世界观。
中国：儒、释、道与“天人合一”
儒家：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体系，其核心关注点是人际关系、社会秩序、道德修养和治国之道。儒家虽然有敬天、祭祀等仪式，但其宗教色彩相对淡薄，更强调现世的和谐与秩序。它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建立一套关于宇宙起源、创世过程的详尽神学体系，因此也就很少出现与科学观测直接冲突的“创世神话”或“自然观”。
道家： 道家思想中有对“道”的探索，强调“道法自然”，追求与自然合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自然的观察，例如道家炼丹术对化学和医药有贡献。然而，道家也包含神秘主义、长生不老等非科学元素。
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其核心关注点是解脱轮回、修行悟道，对宇宙的解释多为象征性或形而上学的。虽然佛教寺院常进行天文历法研究以确定节日，但其教义本身并未直接否定或挑战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认识。例如，佛教不排斥因果关系，但将其理解为业力报应，与科学的因果律概念有所不同。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和谐与平衡。这种观念促使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并将其与人事活动联系起来（如天人感应说）。但这种联系更多是象征性的、类比性的，而非基于严格的逻辑推导和实验验证。它鼓励的是一种宏观的、经验性的观察和理解，而非深入到微观、抽象的理论建构。
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与佛教的差异
印度教： 印度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宗教体系，拥有众多神祇和复杂的哲学体系。其神话和宇宙观非常丰富，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有详细的描述（如梵天创造世界）。这些神话有时会与科学解释产生张力，但印度教的宗教实践和哲学思辨更侧重于轮回、业力、解脱等精神层面的追求，对物质世界的具体探索并非其主要目标。
佛教： 佛教在早期对世俗科学（如天文学、数学）持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一些佛教僧侣也投身于科学研究。佛教强调缘起、无常等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科学的因果观相契合，但其终极目标是涅槃，而非对物质世界本身的理解。
种姓制度： 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的传播和跨阶层的交流，这也可能对科学发展产生间接影响。
总结东方文明与宗教的关系：
总的来说，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其主流思想体系（儒家）并不像西方中世纪的教会那样，将一套固定的宇宙观强加于世俗研究，从而直接扼杀科学。东方文明的“拘束”更多地体现在：
1. 哲学思辨的取向： 东方哲学更侧重于人生的意义、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对物质世界的微观结构和抽象规律的探究兴趣相对较低。
2. 经验主义而非理论建构： 东方文明善于观察和记录自然现象（如天文历法、中医药），但更倾向于将这些经验转化为实用技术或与人事的类比，而不是构建一套普遍适用的理论体系。
3. 神秘主义和象征性： 许多东方宗教和哲学体系包含大量的神秘主义和象征性解释，这使得区分科学观察与宗教信仰变得困难。
4. 实用主义： 东方文明的科技发展往往与实际需求紧密相连，如农业、天文、水利等，而非纯粹为了满足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
二、西方科学发展的独特之处（以及东方文明相对缺乏的因素）
西方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崛起，与以下几个方面紧密相关，这些方面在东方文明中相对薄弱或表现形式不同：
1. 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
古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就奠定了逻辑推理、抽象思维、对自然世界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他们追求的是普遍的、普适的自然法则，而非仅仅是经验性的观察或道德劝诫。
虽然古希腊也有宗教信仰，但其哲学探讨的重心已经开始从神话转向了理性。
2. 中世纪欧洲的特殊情况：
基督教与逻各斯： 基督教的核心是“道”（Logos），即神圣的理性。这在理论上为理性研究自然世界提供了某种合法性。
大学的兴起： 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兴起，成为知识传承和研究的中心，汇聚了学者，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和辩论。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试图用理性去解释基督教教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虽然其对象是神学，但方法论对后来的科学研究有影响。
教会在“科学发展初期”的复杂作用： 尽管我们常常提到教会对科学的压制（如伽利略事件），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在更早的时期，教会是知识的主要保存者和传播者。而且，教会本身也推动了建筑、天文（用于确定宗教节日）等领域的研究。
“科学革命”的催化剂： 宗教（特别是新教）强调“阅读上帝的著作”（自然界），对个人独立思考和探索的鼓励，也间接促进了科学精神。
3.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
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和人文价值，将人置于中心地位，鼓励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挑战了教会的权威，鼓励个人对信仰的独立理解，这种质疑权威的精神也蔓延到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
印刷术的普及： 极大地加速了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
4. 现代科学的核心要素：
实验和观察：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可控实验来检验理论假设，并对自然现象进行精确的量化观察。
数学化： 牛顿之后，数学成为描述和理解自然规律的核心语言。
理论的普遍性和可证伪性： 科学理论追求普遍适用性，并且是可以被证伪的，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精神。
商业和技术的发展： 航海、军事、工业革命等社会经济需求，也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驱动力。
三、东方文明在科学发现上的成就与局限
虽然我们常说东方文明“少有重大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一无是处。事实上，东方文明在历史上曾有辉煌的技术成就：
中国： “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天文学、数学（如勾股定理的应用）、农业技术、医学（中医药）、建筑工程等方面也有许多重要的成就。
印度： 在数学领域贡献巨大，发明了“零”的概念和十进制计数法，在三角学、代数学等方面也有早期重要发展。在天文学、医学（阿育吠陀）也有重要贡献。
为什么这些成就未能催生出与西方现代科学类似的体系？
1. 缺乏“科学革命”的条件： 如上所述，东方文明缺乏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受挑战的哲学和逻辑基础，以及因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不同，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科学革命”那样对自然认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2. 政治和经济结构：
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 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央集权和科举制度，更倾向于培养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官员和文人。科学研究往往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稳定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更多是为实用目的服务，而非纯粹的理论探索。
商业发展的局限性： 虽然中国商业发达，但与欧洲的城市自治、行会制度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相比，其商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联动性相对较弱。
3. 思想观念的差异：
“技”与“道”的分离： 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将技术（“技”）视为低人一等的，而将道德、政治、哲学（“道”）置于更高地位。这使得许多具有科学潜力的思想和发现，未能得到系统性的发展和推广。
对自然关系的理解： 东方文明倾向于将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整体，强调顺应自然，而非征服或改造自然。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自然界进行深刻剖析和改造的动力。
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制度化： 虽然中国有争鸣的传统，但并未发展出一种像西方那样，将质疑权威、挑战现有理论作为科学进步内在驱动力的制度化机制。
四、关于“宗教对科学的严格拘束”的再审视
事实上，宗教对科学的“拘束”在东西方文明中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
西方： 宗教的教义（如地心说）与科学观测发生直接冲突时，会产生激烈的对抗，导致对科学家的压制。但同时，对“上帝的著作”（自然）的研究也被认为是虔诚的体现。
东方（以中国为例）： 儒家作为政治哲学，其对社会秩序和人伦的强调，使得脱离现实的、纯粹的思辨性科学探索，可能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一旦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触犯了既定的社会伦理或政治秩序，也可能受到压制，尽管这种压制不一定是基于一套严格的宗教教义。例如，一些对天文的预测如果被认为有悖于“天命”或引起社会不安，也可能受到官方的限制。
结论：
“东方文明没有受到宗教对部分科学的严格拘束，反而少有重大发现，没有西方科学史丰富”的说法，需要更精细的理解：
“拘束”的形式不同： 东方文明的“拘束”更多体现在哲学思想的取向、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对“道”与“技”的价值判断上，而非西方中世纪那样，宗教教义直接对抗科学观测。
“重大发现”的定义与侧重点不同： 东方文明在技术发明和实践应用方面成就斐然，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如果“重大发现”特指以西方现代科学为范式的理论突破和对自然界基本规律的抽象认知，那么在这一特定维度上，东方文明的发展确实相对缓慢。
西方科学发展的“特殊性”： 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基督教的逻辑基础、大学制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东方文明未能复制这一过程，并非因为宗教“压制”得不够，而是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
简单来说，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更像是在“自然之树”上结出了许多实用的“果实”（如四大发明），而西方则是在“理性之根”上，通过不断地“实验之犁”和“理论之水”灌溉，最终长出了“科学之树”这个庞大而深刻的体系。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其局限性。
网友意见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科技发展和宗教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实际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科技发展是否有利可图。当科技发展无利可图的时候，只有贵族因为兴趣而自主的科学家，以及一些闲暇时喜欢搞搞研究的官员等等在做研究。这种研究的速度和系统性都是很差的。
历史上第一次能主动推动科技发展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发展有利可图。因此，整个社会第一次有意识地开始推动科技进步。
比方说，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性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就是专利制度。现代专利制度是在哪里起源的呢？是15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而威尼斯，恰恰是欧洲资本主义起源最早、最发达的地方。
所以说，什么小国纷争、什么控制松懈、什么荣耀上帝，这都是不靠谱的原因。资本主义第一次给予了所有人一个创新的动力——科技创新往往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富有。在资本主义之前，是几乎没有这种好事的。
资本主义和主动创新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两次步入资本主义的进程都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打断，而中国的地理情况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地中海实在是一个太过巨大的优势），因此欧洲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也就首先开始了系统化的科技创新。
首先说第一个，为什么东方文明的科技史远没有西方科技史丰富。
其实东西方一样丰富，只不过西方在一开始就有很多人不迷信权威，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一直延续下来，比如“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说的。而中国类似的观点，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仅仅是作为尊师的看法，后来韩愈的《师说》里面也说了，“师不必贤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个却作为文学上面的经典，而没有作为思想上的经典去影响别人。
然后就是行动，布鲁诺宁愿被烧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伽利略虽然表面屈服，但是本身却并不放弃自己的看法，而东方人在科学方面就缺少一点自己的主见，或者说有主见的也没有被当回事。
东西方真正拉开差距的时候，其实是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后的事情了，由于西方人的“实用主义”的思路，以及不迷信权威的方式，在知识传承壁垒打破之后，更能利用现有资源去研究提高，而东方的“学而优则仕”则限制了人们在自然科学和发明创造方面的进步。
然后说第二个，为什么缺乏大辩论，缺少对自然科学的广泛兴趣。
这个要说到东西方政体，东方崇尚大一统，基本上读书人的目标都是从政，实在不能从政，就当个幕僚，再差一点的是当个教书匠，在大一统的思路下，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远远比不上“货与帝王家”的效果，而且封建帝王为了长治久安，宣扬“君权神授”，也不待见那些讨论“地球是圆的”的那些人。西方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态度。
中国并不是没有大辩论，在什么时候呢？春秋战国，群雄混战，小国寡民却有很多的思想，人多了反而没主意了。而欧洲几乎都是小国家，混战了几百年还是小国家一堆，这里面不同的思想经过碰撞，自然有一些新玩意传承下来。
第三个，东方文明没有受到宗教对部分科学的严格拘束，反而少有重大发现。
其实东方没少受到宗教的拘束，不光有佛教、道教，还有儒教，对比一下西方教会，你就知道东方的发明家该有多不容易了。
写了很多，但是因为不严谨，还是匿了吧，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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