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否确如司马迁所言系一「暴君」？
我们不妨先看看司马迁是如何“定义”秦始皇的“暴”。
司马迁眼中的“暴”：
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确实留下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罪状”。
焚书坑儒： 这是最广为人知的“罪行”。为了统一思想，压制不同声音，秦始皇下令焚毁了大量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经典。更甚者，他还下令坑杀了大量术士和儒生，这无疑是对知识和思想的严重摧残。司马迁对此的评价是“焚诗书以遗学者，颠倒是非，绝圣继绝，以惑众也。”、“坑儒近三百人”。
严酷的法律和刑罚： 秦朝以严酷的法家思想治国，法律条文繁复且刑罚极其严厉，动辄株连，轻罪重罚。即便是一些微小的过失，也可能招致严厉的惩罚。这种高压统治，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浩大的工程和繁重的徭役： 秦始皇征服六国之后，并没有让百姓安享太平，而是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徭役。修建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墓，以及贯通全国的驰道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无疑展现了秦朝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工程技术，但也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便是因为一场暴雨延误了农时，却无法免除徭役。
穷兵黩武，好大喜功： 在巩固统一的同时，秦始皇也对外用兵，征伐匈奴，开拓边疆。然而，这些战争也伴随着巨大的消耗和人员伤亡。同时，他极其看重自己的功绩，追求长生不老，建造庞大的陵墓，这都被视为是个人私欲的体现。
那么，司马迁为何如此“不留情面”？
要理解司马迁的立场，我们得把眼光放到他所处的时代。
汉朝的“反秦”情结：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而汉朝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反秦的革命成果。汉朝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需要将前朝的统治者，尤其是秦始皇，塑造成一个道德败坏、不得人心的“暴君”。这样，自己的统治才能显得顺应天意，替天行道。
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汉朝尊崇儒家思想。秦朝的焚书坑儒，是对儒家文化最直接的打击，这在儒家士大夫群体中留下了深刻的仇恨。司马迁虽然以史记为己任，但他的思想也深受汉朝主流文化的影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自然不会是什么好评价。
“史官”的视角： 司马迁作为太史令，他的职责是记录历史。然而，在那个时代，“史官”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记录历史的“史观”，往往会受到统治者和主流思想的影响。虽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抱负，试图客观地记录，但历史的叙事，很难完全摆脱时代的烙印。
但是，我们是否能仅凭司马迁的记载，就断定秦始皇是“暴君”？
如果仅仅接受司马迁的叙述，我们似乎很容易就给秦始皇贴上“暴君”的标签。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一个统治者，尤其是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君主，他的功过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统一的伟大贡献： 我们不能否认，秦始皇最大的功绩，便是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他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修建驰道，奠定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基础。没有他的统一，中国后来的发展轨迹可能会完全不同。这些“利民”的政策，在司马迁的笔下，似乎被淡化了。
法家思想的时代背景： 秦朝选择法家作为治国理念，并非无缘无故。在那个战乱频仍、诸侯争霸的时代，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严明的法制，被认为是维持国家稳定、抵御外敌、发展生产的必要手段。虽然法家思想的严酷性在后世看来不那么可取，但在当时，它确实为秦国的崛起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暴”的另一面： 很多我们今天看来是“暴行”的行为，在当时的权力结构和认知模式下，可能被认为是“治国”的手段。例如，焚书坑儒，在秦始皇看来，是为了巩固统治、防止思想混乱，虽然其手段极端，但其目的并非全然为了“作恶”。而修建长城，虽然耗费巨大，但也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保障国家的安全。
现代史学界的观点：
今天的史学研究，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于司马迁一家之言。考古发现、其他传世文献的补充，以及更宏观的历史视角，都让我们对秦始皇有了更 nuanced 的认识。
“功过参半”的评价： 许多史学家倾向于认为，秦始皇是一位功过参半的君主。他的统一大业、制度创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他的残暴统治、过度徭役，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直接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
“功绩与代价”的权衡： 评价秦始皇，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他的统一，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我们既要看到他为中华民族统一奠定的基石，也要看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所付出的“血与泪”。
“暴君”标签的辩证： “暴君”这个标签，或许过于简单化。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他是一个“功业宏大，但手段残酷”的统治者。他的“暴”，更多地体现在他统治的严酷性、对生命的漠视，以及他为了实现个人意志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总结来说：
秦始皇是否如司马迁所言是“暴君”？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是的，他表现出了许多“暴君”的特征： 严酷的法律、焚书坑儒、繁重的徭役、好大喜功。
但是，历史的真相需要更复杂的视角：
司马迁的叙述带有汉朝初期的“反秦”情绪和儒家思想的烙印。
秦始皇的统一和制度创新，对中国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他的统治手段，虽然严酷，但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治国”目的。
因此，简单地将秦始皇定义为“暴君”，或者全然肯定他的功绩，都是片面的。他是一个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的形象，如同一座高山，既有巍峨的壮丽，也有陡峭的险峻。理解秦始皇，我们需要超越单一的史书记载，用更广阔的视野去审视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深远影响。他是一位伟大的奠基者，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实践者。
网友意见
回答这个问题共需一步，就是摘锅：司马迁和秦始皇头上各自顶着的锅。
这年头啊，凡是谁对古代史观有些质疑的，都先把司马迁拿出来批判一番，司马迁比本泽马还能顶锅了。
具体到这个问题：
1.司马迁说过秦始皇是暴君吗？或者说，司马迁刻意把秦始皇往暴君上塑造了吗？
我们来把《秦始皇本纪》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迹象。凡是可能和“残暴”有关的内容，我都摘录在下面。本纪记载的始皇一生可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始皇出生到即位，这里自然没有任何“暴君”的迹象。
第二阶段：秦始皇尚幼，吕不韦掌权的时代。
这时有件看上去略残忍的事：
“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
这次平叛，把从叛的军吏全部斩杀，一个未留。似乎有些残暴。不过，第一，这是当时的常态。第二，这时掌权的是吕不韦，此事和始皇无关。
第三阶段：始皇亲政和嫪毐之乱。
始皇亲政之初，就遇到了嫪毐作乱，双方在咸阳大战了一场。最终始皇完胜。
《史记》载：始皇平嫪毐之乱后，把跟随嫪毐的“卫尉竭、内史肆……”等二十人砍头示众。然后车裂了他们的尸体，灭了他们的宗族。把这些人的门客罚为“鬼薪”，把过去依附于嫪毐势力的人剥夺了爵位，迁徙流放到蜀地，共四千余家。
此事在古代也实在称不上残暴，因为嫪毐一党犯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而且，像“卫尉”这种掌管王宫保卫、“内史”这种负责国都行政的的要员，参与谋反，那还了得？
而始皇只是将他们“枭首”而已，换到明清的话，我想起永乐爷上谕里一句名言：
想想那位铁铉，只是为建文帝守济南而未降，最后不是给剖碎了再下锅油炸吗？
第四阶段：统一天下时期。
这里有一段话，关于始皇的相貌和性格，发言者为当时秦国重要的参谋人物尉缭，就是后来知名的“尉缭子”：
“秦王……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
从尉缭的话中，似乎让人觉得始皇有暴君的潜质。但仔细分析起来，这只是尉缭对始皇的相面和分析，并非司马迁的观点。司马迁引用这段话，出处应在古本《尉缭子》。而且，就这段描述来看，抛开尉缭的评价和预测，给人印象最深的，倒是秦始皇的礼贤下士，延续了孝公、惠文、昭襄的优良传统。尉缭如此抨击始皇，始皇还坚决挽留、任用他，重用他的计谋，司马迁这是在描写一个暴君？分明是在写一位明君贤主啊！后世多少忠臣求之不得的好领导啊！
而且，你尉缭最后不还是在吃秦国的饭吗？真香！
再对比一下朱元璋，现在不是颇有歌颂他的吗？在他的治下，我招你来，你不同意，就活该杀人抄家。（虽然一招即来也难免有时被杀）。在圣明的洪武治下，想当个隐士都是死罪。尉缭撞见朱元璋的话，会是什么结局？
说到暴君，至少此时的秦始皇还远远不够格。
此时还有一件要事：吕不韦的死。
吕不韦生前门客三千人。吕自杀而死后，只能悄悄下葬。众门客倒没有“树倒猢狲散”，很多人在吕不韦下葬时前往致哀。秦始皇很生气，勒令将这些人统统惩处。
如果司马迁想把始皇歪曲成暴君，您觉得他会怎么写？始皇要怎么处罚那些人，才够得上一个暴君的资格？
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东汉末年，王允联合吕布杀了董卓，把董卓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上。一代大文学家蔡邕因为曾被董卓重用，前往哭悼了一回。就被王允判了死罪。
秦始皇当时的威权，远在后世王允之上吧。
事实上，喜欢血腥美学的人要失望了，司马迁是这样写的：
“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很令人惊奇！秦始皇竟一人未杀，连给猴看的鸡也没杀。他的处罚，就是把那些吕不韦的门客，亲临悼念者，如果是从“三晋”（韩赵魏）来的，就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本国人，爵禄高过六百石的，免爵、流放。至于其余出自秦国的吕氏门客，爵禄低于五百石的，如果没有亲临悼念，就不免爵，只流放。
说实在的，这真够不上“暴君”的标准。司马迁够蠢的，连个暴君形象都塑造不好，真该跟后世史家多学学！
而且，当时秦国的流放，也不是特别严厉的惩处，被流放者也不是一去不归了。就在吕不韦死的那年：
“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
你看，这才过了多久？前后三年而已，因为嫪毐之乱被迁徙流放者，便又赦回来了。这些人当初跟随的可是想要你命的嫪毐啊！
大明成祖表示别拿他跟秦始皇比，丢不起那人。
从此到秦统一天下，《史记》中再没写过一点秦始皇在国内刑罚诛杀之事。
只有一件事，或许有那么点残暴，是在秦军攻克赵都邯郸后：
“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始皇小时候生长于邯郸，养在其母家，到此时，把当年和他母亲家有仇怨的都给活埋了。这是不是司马迁想说秦始皇是暴君？
凡是这样认为的，都是不了解司马迁，这种事情，其实是司马迁欣赏的“快意恩仇”作风。而且，别说战胜后坑杀仇家了，哪怕屠城，在秦汉之时的战争中也不是稀罕事。别说战国时了，连项羽、刘邦都有过屠城的经历。司马迁在很多方面欣赏项羽，是公认的吧。因此，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咬定“司马迁说秦始皇是暴君”。
可以说，直到统一天下，司马迁从未把秦始皇写成暴君。相反，始皇在称皇帝之前，在诏令中历数六国的违约、暴乱等事，为其攻灭六国提供道义依据，司马迁全文载录。
第五阶段：统一天下之后到始皇去世。
司马迁强调了秦朝法政的严苛：
“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秦尚法家，法令以严为本，这是昔日争夺天下时延续下来的传统。统一之后，没有根据形势，及时调整。这是秦朝的缺失，而非秦始皇本人的暴君本性。“事皆决于法”，对于法令相对散漫的六国人来说，其体验自然是秦人的“刻削毋仁恩和义”。非常正常的事情。司马迁概述当时政策，并非说秦始皇是暴君。
至此，再回想前面尉缭所说的，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将皆成为秦王之虏云云。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东方诸国人的共同观点——即使换一个秦王，东方诸国人也会如此说。例如鲁仲连就说秦国“权使其士，虏使其民”，用权谋来驾驭使用士人，用奴役般的手段驱使百姓。因此，鲁仲连表示：如果秦国成了主宰天下的“帝”，他宁愿蹈海自杀，不愿做秦的百姓。那时还是秦昭襄王的时代。
秦国本国人，之所以能承受这种统治，因为：1.秦人有军功封爵的激励。2.长期以来的习惯性接受。3.屡战屡胜，作为胜利者和征服者的荣耀感。
到了秦统一天下，把这一套加给原东方各国百姓，那就难免会激起强烈不满了。
事实上，秦国本国百姓，也是深感严刑峻法的束缚的，否则，刘邦对秦父老的“约法三章”，不会产生如此大的诱惑力。
回到秦始皇，若说司马迁批评他在统一天下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是没问题的。若说司马迁以此特地认定他是暴君，是不对的。
秦始皇的功勋，我们熟知的那些，司马迁一点都没漏下：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谁读到此段，都会从中感受到秦朝恢弘的的开国气象吧！后世歌颂秦始皇功业的依据，不正是来自这里吗？那些一边歌颂秦始皇，一边批判太史公的，是视而不见吗？
而且——
《史记》写秦并天下后，始皇各处巡游，刻石记功，颂扬始皇之德。那些颂扬的刻辞，《史记》全录，如：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如果司马迁刻意要把秦始皇说成“暴君”，他会如此忠实地把这些颂德之言录在《史记》中吗？
如果秦始皇在天之灵见到司马迁，他会说：
《秦始皇本纪》中，秦灭六国后，始皇做的似乎有些残暴的，有那么两件事：
（1）.“焚书坑儒”
焚书和“坑儒”，其实是起因不同的两回事，焚书是一个文化专制政策，和“暴君”与否无关。而且相关政策直到汉惠帝时才得以废除。“坑儒”则是一个被歪曲了的说法，不是司马迁歪曲，而是后世儒家歪曲。
《史记》明写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多人，绝大部份是帮他求仙药，骗了很多赏赐而又诽谤他的方士之流。后世儒家却把此事夸大起来，将这些被坑的人视作儒家殉教先驱，其实是不对的。历史学家颇有指出者，无奈“坑儒”一词流传太久，人云亦云，儒家得了条本不该有的悲壮光环。
若论“坑儒”这事，在咱们古代皇帝所兴的大狱里，其实也是压根儿排不上号的，明清就不提了。即如在《史记》中，跟汉朝的一些大狱比，也一样排不上号。拿此事给始皇扣“暴君”的帽子的，不是司马迁，而是后儒。
对于“坑儒”，更确切地说是“坑方士”，司马迁实录而已，并非特意要黑始皇。
举个例子：汉文帝，司马迁心中的仁君，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史记》记载：那时汉文帝被一个叫新垣平的方士给骗了，文帝自感智商受辱，一怒之下，直接把新垣平“夷三族”。夷三族不是简单地把三族人杀死了事，而是把每个人先刺字、再割鼻、再砍脚、再打死、割掉脑袋示众、尸骨剁成肉泥。
你能说司马迁是故意把汉文帝写成暴君吗？
（2）陨石刻字事件
《史记》记载：
“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
始皇后期，特别忌讳谈“死”，这个诅咒秦始皇的刻字，犯了这条最大的忌讳。更何况还有“地分”二字，这是否定了始皇和他列祖列宗的全部事业。想那时始皇得知此事，看到那句否定了他全部生命和事业的诅咒，是个人也受不了吧。
相比之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算个什么呀！
这种情况下，《史记》的记载依然说始皇是先派御史查问，问不出具体犯人后，才杀了所有在石旁居住的人，具体数字不明。如果司马迁真要强调始皇是暴君的话，为何不虚构个惊人的数字出来？
抓住这件事，说司马迁把始皇写成暴君的人，应该去看看《清代文字狱档》，多少比这小的事情，死的比这冤多了。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的末尾，按惯例是要发表议论的。在议论中，司马迁也没有说秦始皇是暴君。只是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然后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而《过秦论》对秦始皇，也只是说“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认为始皇统一天下后，只重视满足自己，没有及时调整有错误的政策，至于秦二世，才是“暴虐”之君。
因此啊，通观整篇《秦始皇本纪》，真找不到“司马迁说秦始皇是暴君”的地方在哪儿。最多只能说司马迁没说秦始皇是仁君。
2.秦始皇究竟是不是“暴君”
依照《史记》记载，如果单从兴大狱、杀人等方面看，秦始皇绝对算不上历史上能排得上的“暴君”。但是，即使他个人不是暴君，但他那时的政策，很多时候，却是滥用民力的“暴政”。征匈奴、征南方等等，有开疆拓土之功，不能一味批评，但老百姓感受到的痛苦，却是实际的。经过多年战乱，不得休息，没有享受到统一王朝的安定，反而更加颠沛。至于像修宫室（不仅仅是阿房）、修陵墓那种大工程，则更是没有功勋，徒劳民力的事情了。
题主题目中引的这段话，模糊了“暴”的标准。例如没杀六国贵族后代、没杀功臣之类（其实不然，这里不展开谈了），事实上，即使杀光了功臣，能给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也依然不能算是“暴”，一个功臣不杀、一个前朝后代不杀，却弄得百姓民不聊生，照样是“暴”。题中引用的话巧妙地避开了“究竟何为暴君”的判断标准问题，有误导人之嫌。
刘邦，杀过功臣，战争中也屠过城，但是，历来评论家，批他为小人者有，骂他是暴君的却基本没有，为什么呢？再看整个西汉初年，吕后时期到文帝上位之前，高层杀来杀去的多了，吕后光“赵王”就弄死了三个，后来周勃、刘章他们杀吕氏，灭族手段也惨得很，但没人说那个时代是暴政时代。
因为，刘邦虽然杀掉几个异姓王，但内心里，他有着一种不能虚耗民力、与民休息的理念。《史记》、《汉书》均记载，萧何建起未央宫，刘邦见其壮丽，很是愤怒，责骂萧何：天下未安，怎能这样。当然，萧何解释过去了。从刘邦到文帝，若许年中，高层虽然动荡，但民间得到了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财富渐渐积累。进入了与秦时完全不同的局面。
最后补充一句吧，之所以会产生题主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相似的问题，是因为读了网文跟风批司马迁的太多，真踏实读《史记》的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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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补充，看到评论中某人因为不赞同我的观点，怀疑我没读过《史记》，并且安利了他的答案给我。话说，我一般不喜欢到别人的答案下找茬，而那篇答案也实在不值一驳。但既然他在本篇答案下质疑我的读书，那么不得不澄清一下，那人的论据，主要是这几条：
1.《李斯列传》里赵高的话：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请注意，这是赵高为劝动李斯而说的话，并非司马迁的陈述。如果把《史记》中每个人物说的话都当成事实，都当成司马迁的观点，那么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史记》作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没一个诚信的，也成事实了。（很明显事实不是这样，穆公本人就是相当诚信之人）
再看史实，赵高此言是否靠谱呢？答案是不靠谱，但是，赵高说得很狡猾。秦国大功臣，莫过于王翦、李信、蒙骜等，他们的后代，始皇杀过吗？王翦后代王離，在镇压东方叛乱时还是主将之一；司马迁深爱的李广是李信的后代。蒙氏后代如蒙恬，更不必说了。
再说“丞相”，以“二十余年”推算，赵高能见到的秦相，除了“昌平君”、隗林、王绾，还有谁呢？昌平君不用说了，本是楚国人，在秦灭楚前夕背秦回国当了楚王，最后战败被杀。他虽然爱国之心可嘉，但已经做到这份上了，他的后世，还要求秦始皇保留着吗？对始皇要求也太高了吧。再说王绾，他是主张分封制的，秦始皇没有采用。至于后来为何罢免他，以及他和后人的结局，《史记》并未记载。即使真的被杀了，是始皇本人做的，还是李斯做的，也不一定（参看李斯擅自弄死韩非一事）。别忘了，李斯在当丞相前当过“廷尉”，借机倾轧前任丞相而往上爬，再方便不过了。赵高这里用以说服李斯的，主要是蒙括功大，扶苏即位的话，会取代李斯为丞相，然后很可能弄死李斯。正因为李斯自己是争权位的老手，所以这话很起效果。
前面说了，赵高这话虽不靠谱，但是说的很狡猾，狡猾就狡猾在他不是直接说“丞相功臣”，而是“免罢丞相功臣”，说白了，就是因罪过被罢免了的。实事上呢？如前面所说，秦对真正的大功臣是世代重用的，如王氏、蒙氏等等。李斯被赵高说动的最大原因之一，恰是因为自己也知道功劳不及蒙氏。
综上，赵高这几句话，不能作为秦始皇残暴，杀戮功臣的论据。
2.《秦始皇本纪》里扶苏说的一段话：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别忘了，扶苏这段劝谏，并不在“坑儒”之时。劝谏时，坑方士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此时扶苏劝谏，是因为始皇“益发谪徙边”，就是把包括扶苏所谓“诸生”在内的许多人迁徙到边疆去。“皆诵法孔子”者，指这次事件中被迁徙的人，而不是已经被坑的人。
3.《史记》中的那些“秦饥”、“秦大饥”、“寒冻，有死者”等记载。
按，这些是农业社会里常见的天灾歉收的状况。“寒冻”那条是写气候的异常。怎么成了秦始皇本人“残暴”的证明了？例如《史记》有一条记载：“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这是在灭六国之前。可见此时不仅秦饥，各国均饥。这是秦始皇的责任？再如战国末秦、赵的战争拼到最后，双方国内都闹过灾，赵国的灾荒、地震，也是司马迁想说赵国国君是暴君？
那位评论者自己读书不仔细，缺少甄别判断力，（例如韩非的死，《本纪》惜墨如金，只点明了死，“列传”中则明写了害死韩非的是李斯，不是始皇本意。这位评论者却拿来证明始皇残暴，不可笑吗？）却开口怀疑我没读过《史记》，但既然来了，姑且回应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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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不辱使命》这篇短文，初读之下，秦王似乎是真心实意地想用五百里地来换取安陵。毕竟，故事的主线就是秦王为了安陵的归属而派唐雎出使，而秦王的态度也表现得相当“诚恳”，甚至不惜许下重诺。但要是仔细推敲一下，秦王此举背后，恐怕藏着更深层的算计，甚至说，他未必真的“想要”用这五百里地去换安陵。首先，我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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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这部电视剧在描绘战国历史时，确实对白起这个人物有着相当的侧重和艺术加工。那么，它是否“过分洗白”了白起？白起本人是否真的如同史书记载的那般残暴，主张杀降？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把史实和电视剧里的演绎分开来看，并且深入聊聊。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白起在《大秦帝国》系列中，白起被塑造成一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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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能够回答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历史假设，其中充满了无数的变数和可能性。如果项羽当初选择了定都关中，坐镇秦地，他对刘邦是否就真的会毫无机会？我认为，刘邦或许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机会变得更加渺茫，但“毫无机会”这个断言则过于绝对，尤其是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任何决策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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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公子，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遗憾的名字。若他当初未曾奉那道可能出自赵高之手的伪诏，而是与忠心耿耿的蒙恬将军一同举兵勤王，大秦帝国是否会因此走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假设，值得我们细细探究。首先，我们必须审视扶苏与蒙恬二人所能调动的力量。扶苏的优势： 民心基础： 扶苏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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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地处西部，这一地缘优势对其日后统一中国，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避免东部战乱的干扰，更在于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利的环境中积蓄力量，完成战略部署。首先，我们不得不提的是秦国“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当时的中原大地，诸侯争霸，战火连绵，尤其是中原腹地的魏、赵、楚等大国，更是你方唱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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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掷地有声的呐喊，确实是陈胜起义时发出的标志性口号，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阶级固化的不满和对个人命运不屈服的挑战。那么，纵观世界历史，是否只有陈胜能说出这样的话？答案是：否，不止陈胜一人能说出类似的话，但陈胜的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成为经典，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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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光是否应该被定性为奸臣，与秦桧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复杂且极具争议的话题，需要我们深入剖析两位人物的时代背景、行为动机以及历史影响。简单地将他们划为同等性质的“奸臣”，是对历史的粗暴简化，也忽略了他们各自的独特性。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奸臣”的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奸臣，是指那些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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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的局势，与其说是“无药可救”，不如说是 “药石无效”，或者说，即使有解药，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及时有效地施用。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盘根错节的系统性崩溃，而非简单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要细说，那就得从它“病”在哪里，为什么治不好说起。一、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严苛的刑罚与沉重的赋役秦朝的统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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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赢驷杀商鞅，这件事啊，说实话，就像给一棵茁壮成长的参天大树砍了一刀，短期来看，这刀是砍在了根上，长远来看，这树是歪了，但有没有一点点“砍掉枝叶，让主干更挺拔”的奇效，这事儿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咱们先不急着下定论，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捋清楚。商鞅变法，那会儿的秦国是个啥样？穷，弱，散。战国七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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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查阅的资料中，关于中原（秦汉）和草原（匈奴）在“几乎同一时间”实现“前所未有”的统一的说法，需要仔细辨析。首先，让我们分别来看秦汉和匈奴的统一情况。中原的统一：秦朝与汉朝的帝国化秦朝的统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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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以前，那段波澜壮阔的诸侯争霸时期，如果仅仅看作是几个大大小小的君主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杀，那就有些浅薄了。事实上，这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动荡，其深层驱动力，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角力和军事对抗，它触及到了当时社会最根本的组织结构和利益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要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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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没有商鞅那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秦国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这就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拨开迷雾，试图窥探另一条可能的河流走向。首先，我们要知道，商鞅变法绝非凭空出现。在那之前，秦国也曾有过一些零散的改革尝试，但都没有商鞅那样系统、彻底，触及了秦国最根本的肌理。若没有商鞅，秦国的国力很可能依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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