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相信真的有不在乎钱的人吗？
咱就拿我身边认识的一个老教授来说吧。他是个搞历史研究的，头发都白了不少，但精神头儿特别好，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求知的火花。他住的地方不 fancy，一个很普通的大学宿舍楼，里面摆设也谈不上讲究，就是书架上塞满了书，桌子上堆着各种资料。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常常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旧的毛衣，手里拿着杯热水，就开始跟你讲古人的故事。
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拒绝一些“发财”的机会。比如，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他那片老教授居住的区域，想开发一个高档住宅区，就来找过他，承诺会给他一套临江的大平层，还附带一笔不菲的“搬迁费”。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乐开花了，但这位老教授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他习惯了这里的清静，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这里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比什么大平层都重要。他还说，他现在的生活足够了，每天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有学生偶尔来请教，这就知足了。
还有一次，有个公司想请他去当什么“文化顾问”，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说是希望能沾染点他的学识和名气。他婉拒了，说自己精力有限，只想专心于学术研究，对外面的纷扰实在提不起兴趣。我当时有点不理解，觉得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轻易放弃呢？他倒是跟我说：“钱是好东西，但它不能买来你真正热爱的东西，也不能买来你内心的宁静。”
我观察他，发现他生活上真的没什么太多物质的欲望。他从不追求名牌，吃的也简单，就是寻常百姓家里的饭菜。他的快乐更多地来自于新发现的史料、一场深入的学术讨论，或者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有所成就。他会因为找到一本稀有的古籍而欣喜若狂，也会因为一个学生在论文里有了新的见解而由衷地高兴。
我觉得，这位老教授之所以看起来“不在乎钱”，其实是因为他找到了比钱更让他满足的东西。他的生活目标和价值实现，并不需要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来堆砌。他已经拥有的精神财富和内心的充实感，足以让他对世俗的金钱和物质诱惑产生一种“免疫力”。他不是没有能力去赚钱，也不是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他有更重要的追求，并且这些追求恰好能填补他内心的空白，让他感到快乐和充实。
当然，我也承认，这种“不在乎钱”的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以企徒的。毕竟，我们大多数人，在社会经济压力下，需要钱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钱来改善生活品质，需要钱来实现一些梦想，比如买房、养孩子、旅行等等。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载体，甚至是基础。
所以，当我说我相信真的有“不在乎钱”的人时，我心里想的是那些已经解决了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并且找到了内心更深层次满足感的人。他们可能不是身无分文，而是他们有了足够的积蓄，或者他们拥有一些别人难以复制的、能让他们持续获得快乐和尊严的资源（比如知识、技能、人脉，甚至只是一种超然的心态）。
这些人，他们不是因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把“钱”这个工具的作用，放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他们不会让金钱绑架自己的生活，反而会主动去选择那些更能滋养他们心灵的生活方式。
我见过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创业初期很拼命地赚钱，但一旦达到了一定的财富门槛，就开始放慢脚步，选择去做一些更有意义但收入可能并不那么高的项目。比如，有人选择去做公益，有人选择去追求艺术创作，有人选择去过一种更简朴但自由的生活。他们不是突然变得“不在乎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转移，他们发现钱的边际效用递减了，而精神的满足感却在持续增长。
所以，与其说“不在乎钱”，我更倾向于理解为一种“以更重要的价值驱动生活”的状态。钱，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工具，一个资源，但当一个人找到了比这个工具本身更吸引他的目标时，他自然就会对这个工具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依然会合理地使用钱，但不被钱所奴役，不被钱所定义。
这是一种境界，一种选择，一种用更宏大的尺度来衡量人生价值的视角。我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像灯塔一样，虽然不属于大多数，但却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一种关于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的另一种解读。
网友意见
周总理每月工资：404.80元，邓颖超每月工资：342.70元，可是1997年中国银行却惊现周总理有1.2万英镑的存款。
当时在中国银行一次内部审计中发现这笔款项，并进行了调查，原来这笔存款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额为1.2万英镑，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可是周总理当年月工资也不过400元。
根据当年的汇率，l.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是82308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笔巨款。
后来查实原来是一对夫妻义捐，二人都是中国银行的员工，其中女方还是一位英国姑娘。
而这件事还是要追溯到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写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万英镑。
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随信还寄去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接到这笔款后，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但因为“文革”的影响，查找捐款人的事，无法正常开展。为了这笔款的安全，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以周总理的名义，将钱存入了中国银行。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笔钱竟然存了30年。
而在这整整30年里，将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并加上利息，这些钱在1997年价值467000元。
上级领导命令中国银行继续执行30年前周总理的指示，找到捐款人，把钱退回去。经过反复调查，最终证实，刘本昆夫妇就是30年前的捐款人。
当中国银行的代表找到了刘本昆夫妇，问应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时，他们说，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不能再收回。
其实夫妇并不富裕，在很多老同事的眼中，他们一直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那时刘本昆长期患病，经常需要住院治疗，可两位老人坚决不肯收回捐款。后来成立了基金会。
可见那时的革命人民的傲骨，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以及对金钱的正真意义上的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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