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灭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数次规模化的“灭佛”事件，并非朝代更迭那么简单直接，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交织而成，每一次“灭佛”的动因和表现形式都有其独特性。最著名且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我们不妨从这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谈起，并辅以其他时期的零星事件，来勾勒出这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1. 北魏太武帝时期（公元446年）的“灭佛”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针对佛教的大规模打击。

起因与背景：

道教的兴盛与政治联姻：北魏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太武帝拓跋焘，深受道士寇谦之的影响。寇谦之提出了一套融合了传统道家思想和儒家伦理的“太平真君”政治理论，旨在通过改革道教，使其成为国家宗教，从而巩固皇权。寇谦之将佛教视为外来宗教，是干扰国家正统道教发展的异端。
佛教的经济与社会力量膨胀：到了北魏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北方得到了长足发展，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奴婢，并且往往免除赋税和兵役。这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寺院，逃避国家税收和兵役，削弱了国家财政和劳动力基础。寺院作为经济实体，其势力与国家利益产生了直接冲突。
政治与军事的考量：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屡次征战，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佛教寺院拥有大量的世俗信徒和武装僧侣（虽然规模不大，但足以引起统治者的警惕），被视为潜在的政治反对力量。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僧侣聚集、试图挑战皇权的传闻。
社会矛盾的激化：北魏的统治虽然带来了统一，但也伴随着社会矛盾。一些人认为佛教的某些观念（如轮回转世、出家避世）与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的儒家精神相悖，甚至被视为消极避世、有损社会风气的思想。

过程与内容：

公元446年，太武帝在平定河西胡人叛乱的过程中，发现凉州一些地区寺院私藏兵器，并有僧侣参与叛乱。这成为直接导火索。太武帝下诏：

焚毁寺院，佛像金塔：全国范围内的寺院被拆毁，佛经、佛像、佛塔等被焚烧或损毁。
驱逐僧侣：僧侣被强令还俗，部分有政治嫌疑的僧侣被处死。
禁止佛教活动：严禁任何形式的佛教传播和活动。

后果与影响：

佛教遭受重创：短期内，佛教在中国北方遭到毁灭性打击，僧侣大量死亡，寺院几乎消失殆尽。
道教地位短暂提升：寇谦之的道教一度成为国教，但这种局面并未持久。
佛教的顽强生命力：尽管遭受重创，佛教并未彻底灭绝。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时（公元452年），即下诏恢复佛教。这显示了佛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根深蒂固，以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北魏政权的这次灭佛，与其说是彻底消灭佛教，不如说是对其进行了一次强烈的刹车，并间接促使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进程。

2. 唐武宗时期（公元845年）的“灭佛”（会昌灭佛）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彻底的一次“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

起因与背景：

道教的复兴与皇权的倚重：唐武宗李炎，崇信道教，尤其亲信道士赵归真等人。赵归真等人利用武宗的迷信，鼓吹长生不老之术，同时借机攻击佛教，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与道教的“中华正统”相对立。他们认为佛教夺走了皇权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国家的安定。
佛教经济势力的再度膨胀：经过唐朝几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寺院经济再次迅速膨胀。寺院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量依附的农民（庄园经济），且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这不仅与国家财政税收相冲突，也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逃避兵役和赋税，对国家统治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据统计，当时全国寺院数量庞大，僧侣道士的总数一度超过国家军队的数量，这无疑让统治者感到不安。
“不依国主，不事王臣”的指责：一些人认为佛教僧侣脱离世俗社会，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不效忠君王，这与儒家强调的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不符。寺院往往形成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王国，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被放大。
国家财政困难：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国家财政日渐窘迫。没收寺院的财富，成为缓解财政困难的有效手段。
对宗教势力的忧虑：随着佛教和道教信徒的增多，其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与皇权并行的潜在力量。武宗希望通过一次性打击，巩固皇权，削弱宗教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过程与内容：

公元845年，唐武宗颁布诏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灭佛行动：

大规模拆毁寺院：全国数以万计的寺院被拆毁，包括许多著名的寺院。规模之大，超过了历次灭佛。
强制僧侣还俗：约26万余僧侣被迫还俗，充当平民，重新承担赋税和兵役。
没收寺院财产：大量的寺院土地、金银、铜器、奴婢等财产被国家没收。其中，仅铜器一项，就收缴了大量用于铸造钱币和农具。
严禁佛教活动：焚毁佛经，禁止佛教的各种宗教活动。

后果与影响：

佛教遭受毁灭性打击： “会昌灭佛”对佛教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打击，佛教在中国北方的寺院体系和经济基础几乎被摧毁。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未能得以保存，许多精美的佛像艺术品被毁。
佛教向南方转移与变异：北方的佛教势力被严重削弱，但佛教并没有在中国消失。一些寺院在南方地区得以保存，佛教的传播重心也逐渐南移。同时，佛教也开始进行“本土化”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道教地位的短暂提升：灭佛期间，道教的地位有所提高，但随着武宗的去世，这种短暂的优势也随之消失。
对文化艺术的巨大破坏：许多珍贵的佛教艺术品和建筑在这次灭佛中被毁，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
唐朝国势的衰落：灭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但其对社会稳定和文化造成的破坏，也间接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其他时期的“灭佛”

除了这两次最著名的“灭佛”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的打击佛教的事件，例如：

北周武帝（公元574577年）：在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也曾下令灭佛，但规模和影响远不及唐武宗时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佛教的经济势力，并统一思想，巩固周朝统治。这次灭佛后，佛教在中国北方再次恢复。
南朝宋、齐、梁、陈时期：虽然是佛教兴盛的时期，但也存在对佛教进行限制和整顿的措施，例如梁武帝时期对僧侣数量的控制等。这些更多是行政管理性质的，而非大规模的毁灭。

为什么会有“灭佛”？深层原因的总结：

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历史上“灭佛”现象的深层原因：

1. 经济原因：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拥有大量土地、奴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与国家财政和劳动力资源形成尖锐矛盾。国家统治者出于增加税收、征发劳役、充实国库的目的，自然会对寺院经济进行打击。
2. 政治原因：
维护皇权集中：寺院作为独立的经济和潜在的政治实体，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被统治者视为对中央集权和皇权稳定的威胁。
宗教竞争与意识形态：当统治者信奉其他宗教（如北魏的道教）或强调儒家思想时，会将佛教视为异端或与之对立的力量，试图通过打击佛教来确立官方意识形态。
社会控制的需要：佛教的“出世”思想和寺院的“避世”场所，被视为对国家社会管理和人力资源调动的干扰。
3. 文化与社会原因：
儒家与佛教的张力：儒家强调积极入世、忠君爱民，而佛教的某些观念（如涅槃、轮回、遁入空门）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相悖，容易引起文化冲突。
社会舆论与士大夫的批评：在不同时期，一些士大夫阶层也会对佛教的某些方面（如奢侈、僧侣特权、教义的某些解释）提出批评，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民族与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佛教这一外来宗教，会存在一定的排斥和本土化倾向。

结论：

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是国家权力与宗教力量、世俗利益与宗教利益、儒家伦理与佛教思想之间复杂博弈的体现。它们并非出于单纯的宗教仇恨，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紧密相连。每一次“灭佛”，都是统治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维护政治统治、确立意识形态权威的一种手段。尽管“灭佛”对佛教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佛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不断调整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灭佛”事件，也深刻地塑造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文化的多元形态。

网友意见

因为佛教的罪罄竹难书！

占地：

北周人口不到一千万，寺院却有万余所，北齐人口两千万，寺院三万余所，唐武宗时人口五千多万，寺庙接近五万所。

武则天时的洛阳“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唐代宗时的长安“美田丰利，多归于寺院，吏不能制。”其他地方的寺院也是 “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辗庄园，数亦非少”，以至于会昌灭佛时能“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

益希旺波进谗后的吐蕃（西藏）：

规定每3户庶民供养1僧人，另定200户庶民及土地为供宝基地，基地的全部管理权由寺院掌握，朝廷及地方官员无权过问这些属于寺院的民户、土地。

敛财：

僧尼不仅“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还大肆攥取社会财富。东汉时才传入的佛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丑态毕露：

苻坚对司州西寺智贤十分敬重，特意为她织绣了一件袈裟，三年方成，价直百万。简静寺妙音，“供嚫无穷，富倾都邑”，经常是“门有车马日百余两”。宋文帝就对普贤寺宝贤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到孝武帝时，仍然雅相敬待，月给钱一万。灵太后从姑所立胡统寺尼姑，“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建福寺智胜受到文惠帝的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缔构房宇，阖寺崇华”；乐安寺释惠晖，“王公贵贱，无不敬重，十方嚫遗，四时殷竞”。

到了唐朝，佛教更是变本加厉。姚崇不满皇家大兴佛寺，因为每寺“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武则天时，民众“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政府“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治之金以为像，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此耗竭”。唐中宗时，“今天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唐文宗：“其间吾民困于佛”。唐武宗时“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以至于武宗感慨：“穷吾天下，佛也”。

同时期的吐蕃，也深受其害：

发给释译师的薪傣与诸大臣相等，每位译经师所得的薪捧相当于赞普卫士33人所得总和。
后经世尊宗师巴·益希旺波的建议和赞普（即吐蕃首领）的批准，作了进一步补充，规定每3户庶民供养1僧人。
赤热巴巾时期，为了提高僧人待遇，更改政策为“7户庶民供养1僧人，提供衣食，凡看见僧人穿破旧衣服，质问其供养民，严厉处治。”还明确提出“向全吐蕃征集王的赋税，向僧人献上最高的生活。”

抢人：

由于僧尼兵役劳役皆不用服，赋税捐租皆不用交，所以很多百姓都选择出家：

北魏全国总人口为2300多万，僧尼就有200多万，占总人口的8.69％；北齐全国总人口2000万，僧尼达300万，占总人口的15％；北周全国总人口900多万，僧尼多达200万，占总人口的22％。

这些只是正式出家的人，还有伺候他们的人：

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吐蕃“人民都喜欢出家”，唐朝每个僧人可分地30亩，每个尼姑可分地20亩。这还仅是政策，不包括封赏，因此出家的人越来越多：

去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
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算。

人口持续流入寺院，导致兵源、劳力、税户严重不足。灭佛后的收益也极为可观：

全国税户共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

窃权：

南北朝时：

比丘尼也参与政治生活。简静寺支妙音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权倾一朝，威行内外。”

唐武宗登基前：

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

窃权干政在吐蕃更为严重，樨松德赞时期：

开创了佛教僧侣参政摄政的先河，给予极大的行政权力，如敕封佛教大师益希旺波为“世尊宗师”，尊为赞普之上，并成定制，颁赐大型黄金告身，位在大尚伦之上，设佛法会议，列在尚伦小型会议之前，并规定由世尊宗师主持大尚伦的小型会议。

后来的赞普赤热巴巾是个极端佛教徒，他不仅自己向僧侣和像僧侣的人行礼，还要求臣民如此。为了尊佛，他制订了一系列酷刑，政治什么的，也拱手让于僧：

据《政教合一制度》记载，“赞普将头巾脱下，铺开当出家人的坐垫以表崇敬，即使对刚刚出家的僧人，也对之行顶足礼，哪怕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一块黄色补丁，也要向之行礼。”并下令道：“若手指我的出家人，竖指则断其指。臣民们又以手作轻蔑手势被说成违法，而被割指……凡恶骂僧人者，割唇凡恶视僧人者，刻其眼凡盗窃法器者，以80倍的财宝赔偿等。”还制定了斜眼敌视的挖眼等。
使僧侣的权力凌驾于世俗群臣之上，“凡有大小朝，亦皆请决于高僧。”“赞普将一切都奉献给出家僧人，政事按佛法办理，权利归于比丘。”

犯罪：

通过以上描述，大家应该对佛教的寄生虫属性有了认识。然而佛教不仅要吃奶，还要骂娘。

寺院里出现了自己的佃户，甚至于出现了“僧兵”之类的寺院武装。寺院收容避役逃罪之人，“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
寺院还放高利贷，例如北朝寺院就利用僧祇粟来谋利：“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

最具代表性的是太武灭佛时的长安僧人，暗藏武器、私通贵女、酿酒喝酒、帮匿黑钱：

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
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对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软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
酿酒沽酒、搜刮囤积隐匿钱财、勾结私通贵族平民妇女，酒、财、淫三条均违反了佛教戒律，又触犯了北魏法令。

为僧时做恶，还俗后也不知收敛：

自有还僧以来，江西劫杀，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绝行。
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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