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清末新政为什么没有挽救大清,反而引发了革命?

回答
清末新政,作为晚清政府试图挽救危局、回应社会变革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本意是希望通过改革来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然而事与愿违,它最终非但未能挽救大清王朝,反而成为了催化革命的重要因素。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新政的背景、内容、实际效果以及它引发革命的内在逻辑进行详细分析。

一、 清末新政的背景:内忧外患下的“救亡图存”

清末新政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回应。其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列强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渐确立。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国人深感亡国灭种的危险。
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封建统治的腐朽,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导致农民起义和民间反抗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革命思潮的兴起与传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通过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积极发动武装起义,唤醒了民众的革命意识。
立宪派的改良呼声: 一部分有识之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主张君主立宪,认为通过渐进的改革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们也对清政府施加了改革的压力。
八国联军侵华的沉重打击: 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太后西逃,北京被占,这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威信扫地,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巨额赔款,加深了财政危机。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尤其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意识到不变革就意味着灭亡,因此,在经历了甲午战败后的“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后,又在光绪皇帝的默许和实际主导下,于1901年正式宣布实行“新政”。

二、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一场“迟到的”改革

清末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是学习西方,进行近代化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政治方面:
预备立宪: 这是新政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改革方向。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实行君主立宪,但明确强调“君主立宪,国体不变”,依然保留了君主专制。
改革官制: 裁撤一些冗官,设立新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如学部、农工商部、外务部等,力图提高行政效率。
整顿吏治: 加强对官员的考核,打击腐败,但实际效果甚微。
经济方面:
发展工商业: 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颁布《商律》,设立商务总会等机构。
整顿财政: 改革税制,发行国债,试图解决财政危机。
废除一些苛捐杂税。
军事方面:
裁撤旧军,编练新军: 仿效西方模式,建立陆军部和海军部,编练新式陆军(如新军、巡防营)和新式海军。
废除八旗制度的军事特权。
教育方面:
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 1905年宣布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小学、中学、大学,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
设立学部,统一管理教育。
法律方面:
修订律例,编纂新法: 学习西方法律体系,修订刑律、民律等。

三、 清末新政为何未能挽救大清?

尽管新政内容广泛,出发点也是为了自救,但最终失败,未能挽救大清王朝,原因复杂且深刻:

1. 改革的根本目的与实质相悖:
“扶清不变”的根本立场: 清政府进行新政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保住满洲的统治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革新或国民解放。所有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合法性。
“君主立宪,国体不变”的局限: 预备立宪虽然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坚守“君主专制”的国体,这种不彻底性注定了其改革无法满足人民对政治权利的渴望。革命党人认为只有推翻帝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2. 改革措施的内在矛盾与执行上的偏差:
“宽容”立宪与“控制”并存: 清政府在推行立宪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控制,压制异见。例如,在预备立宪期间,仍然存在政治迫害。
“满汉”矛盾的激化: 新政在官员任用和国家权力分配上,并未能真正解决满汉之间的矛盾。反而,一些改革措施,如清末“皇族内阁”的出现,使得汉族官僚和士绅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进一步疏远了他们与清政府的关系。
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改革是由上而下的,但推动改革的力量(如立宪派)与维护旧秩序的力量(如保守派官僚)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保守派常常阻挠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派又对改革的迟缓和不彻底感到不满。

3. “欲速不达”与人民期望的落差:
改革速度过慢: 新政虽然内容不少,但预备立宪的“预备”过程冗长,使得民众和立宪派的耐心逐渐耗尽。人民已经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急切地希望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清政府的改革步子缓慢,难以满足这种期望。
触动既得利益: 任何深入的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如特权阶层和保守官僚。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使得改革难以真正落地。

4. 经济改革的失败与负担加重:
财政危机加剧: 新政需要巨额的财政投入,但清政府本身的财政已经十分困难,加上战争赔款和官员腐败,经济改革的成效不彰。
“铁路国有”政策的致命错误: 这是新政中最具争议也最具杀伤力的措施之一。清政府在1911年宣布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并向外国银行团借款,用以偿还商办铁路的欠款。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商办铁路股东(多为地方绅商)的利益,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铁路保路运动,尤其是在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保路风潮,这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

四、 清末新政为何反而引发了革命?

如果说新政本身没有直接导致革命,那么它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成为了催化革命的重要因素:

1. 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
预备立宪运动: 围绕预备立宪,成立了各种谘议局、资政院,这些议会虽然权力有限,但它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政治、表达诉求的平台。立宪派在此过程中逐渐成熟,对清政府的改革失去了信心,转而支持革命。
废除科举,兴办新学: 新式教育的推广,尤其是留学生的出现,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他们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同时,新学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接触到新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权利意识。

2. 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
新政的实施过程,特别是对外款的依赖,以及在改革中表现出的犹豫和反复,更加证明了清政府已经无力领导国家走向富强,其统治合法性进一步受到质疑。

3. 制造了新的矛盾,为革命提供了契机:
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虽然是被镇压下去,但它极大地消耗了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分散了其应对革命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它将原本支持改革的地方绅商也推向了反对清政府的阵营。
立宪派的转向。 当清政府在关键时刻(如推行铁路国有)表现出对民意和改革诚意的背叛时,那些原本希望通过立宪来改良的士绅和知识分子,也对改良失去了信心,转而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出路。

4. 改革措施本身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性,但又不足以满足人民的根本需求:
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修订法律等措施,本身是进步的,这些都冲击了旧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然而,当这些改革无法解决人民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时,人们就会转向更彻底的解决方案。
清政府改革的目的是“保住政权”,而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政权”。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旧秩序,但并未能满足人民对真正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渴望,反而将这种渴望引向了革命。

结论:

清末新政,是在内忧外患下,清政府试图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自救。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例如在教育、法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由于其“扶清不变”的根本立场,改革措施的局限性、执行上的偏差,以及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它最终未能挽救大清王朝的命运。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反而通过唤醒民智、制造新的社会矛盾、暴露统治集团的软弱和无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催化剂。可以说,清末新政是一场“迟到的”改革,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试图缝合已然破败的统治基础,但最终却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重要推手之一。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旧秩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改革无法满足人民诉求的必然结果,而新政在其中扮演了复杂而微妙的角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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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八国联军侵华,东南几省开始搞互保的时候算起,大清的统治根基就已经断了。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汉人已经掌握了清末政治的绝对主动权。对于一个理性的统治者来说,如果在此时要维护好自己的统治,最应该做的是向汉人让渡一部分权利,而这也是当时汉臣内部的共识。

然而清末一场新政,汉人却发现朝廷想得是怎么把汉人的权收回去。

如果清廷真有这本事,哪怕是搞阴招、使绊子,只要能把这事办成了倒也可以。但大清一方面搞不定袁世凯等一众汉臣,一方面又想重新集权。

这么玩下来,不革命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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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满清一入关,立马说汉语,用汉姓,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徽钦二帝,大书特书昭告天下,开始峨冠博带的进程,不跑马圈地,真正做到满汉一体。

每年都跑到思宗坟头上大哭特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衷肠。

相信我,就这样的政权在1909年搞新政没准儿还能多续二十年。因为辛亥革命最深刻的思想根源:被异族统治,我们汉族没问题,满清贵族集团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这一条就不存在了。辛亥革命反满的动机权重要远远超过反帝和反封建,其内建的逻辑是:满清贵族集团的统治导致了中国落后-满清皇帝该死-皇帝这位置所幸也不留了-共和,其核心奥义依旧是满清皇帝该死。按我说那么做,说不定孙中山革命的口号就变成清君侧了。。。

清末新政最大的问题在于:一小撮自视为外来者的贵族,企图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以及工商业体系,用一场普世的政治改革来维护自己少数人的统治。然后学会了这些东西的人,只要长个脑子就能迅速发现改革的目标首先就应该是那一小撮外来户贵族。

所以只要改革,满洲贵族的统治第一个被推翻。

当然如果按我说那么做了,估计满清早就挂了,毕竟是靠着满洲贵族集团的基本盘,才能杀的衮衮诸公老老实实交税,要不然混不了几年就跟明朝一样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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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之前:除了接触官办洋务的一点人,国门对几乎所有人都是关闭的。中上层人士也都一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老老实实准备科举考试,对新的知识一无所知,对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其他国家都是野蛮落后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生活在茹毛饮血和水生火热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都很庆幸能够生在富强文明的清朝,大家自觉紧密团结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周围,对老佛爷是无比崇拜,以至于老佛爷死了后,很多人觉得天都塌了,后面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新政之后,打开国门,废除了科举,中上层人士开始上新学,学习了现代知识,认识了外部世界。大家立刻意识到落后的是自己,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也是自己。有识之士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骗,而蒙蔽自己的罪魁祸首是皇权,皇权不再被认为是永远正确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相反皇权被认为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因为有识之士们发现发展好的国家早就进行了变革,消灭或者约束了皇权,所以他们纷纷鼓动人们革命推翻皇权。

封建专制皇权最喜欢关闭国门和自给自足,最喜欢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封锁外部信息,最喜欢以为百姓好的借口来戳瞎百姓的眼睛和堵住百姓的耳朵。

封建专制皇权最害怕的就是开放国门和内外交流,最害怕老百姓发现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最害怕老百姓认识外面世界人民的真实生活,最害怕老百姓了解新的外部思想。因为老百姓见得多了,懂得多了,他们那一套天朝上国世界第一的理论就糊弄不了百姓了,他们那一套忠君爱国跟皇权走的思想就没有人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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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杨之乱后,由于常年军事行动,导致行政权下沉,形成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局面。地方掌握财权,人事权等核心权力。

2.晚清新政动了地方实力派的奶酪,导致地方离心离德。

改革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要顺利推进,首先一定要确保中枢权力的稳定和中枢权威,协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否则很容易出现崩盘。慈禧在世的时候,新政推进过程中就经常出现各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是靠慈禧本身的威望摆平。慈禧去世后新政的灵魂人物没有了,也就是没有了守护神。摄政王载沣太年轻,屌毛都没长齐。一个是缺乏威望,没有认同,然后缺少政治历练,缺乏灵活的政治手腕。很容易激发矛盾,搞得大家离心离德。

晚清的现代化改革有两条进路,一条进路承认地方坐大的既成事实,在立宪体制内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当然就是引进联邦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建立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现代财政体制。这条进路首先需要在中央层面晚清朝廷拿出立宪诚意,重构合法性,建立现代政治权威。在地方层面,必须建立约束地方行政长官的现代政治体制。晚清废除科举后,很多读书人失去了传统的晋身通道。而这部分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威望高,具有动员能力,具有一种自带光环的合法性,如果能把这部分人纳入到新体制,构建新的政治秩序,比如让这些人进入地方立法机构,那就拥有充足的合法性,形成对地方长官的强大制约。社会中坚分子处理不好,往往是动乱之源。很遗憾,这条进路并没被皇室中枢认可。

第二条现代化改革进路,那就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推动。比如建立现代司法,财政,教育,军事等政府架构,这些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施垂直管理。这种进路比较适合中央对地方有高度管控的国家。但显然,晚清的藩镇割据局面根本不适合。只会加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所以在慈禧去世后,朝廷和地方的矛盾频发,载沣忙得焦头烂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载沣的不自量力,后面还搞出皇族内阁的丑闻,中央权威和合法性丧失殆尽。地方实权派离心离德,再加上废除科举改革后,读书人丧失了晋身通道,被抛到体制外。所以到后面,满清的精英阶层,人心浮动,都在静静的等待出事。

武昌城那一夜的枪响,最后把这个纸糊的帝国送进了历史垃圾堆。各地纷纷独立,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地方实力派和咨议局的那些地方精英。一夜之间,他们摇身一变,凭借自己的资源和威望,迅速建立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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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二楚,谶言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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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基石在末期有两个,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一个是民族资本主义。

基本上晚清就是这两个势力集团支撑着大清。

官僚资本集团,其实就是淮军,湘军的延续,也包括维新运动成员,他们掌握着,当时大清的所有,重工业,矿业,底层军队军官。以及大部分文官系统。

而民族主义集团,则是盛宣怀为代表的,在维新运动中,由传统商人,地主,通过与西方贸易而改变采用现代经营模式的商人,工厂主。他们政治力量主要还是各级乡绅,以及一部分文职官员。

而这时,大清自己还不觉得,也一直维系着传统政治构架。也就是以旗人为主体,兼顾地主阶层。

可是这样的构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民族资本主义,需要得到政治权利。由他们的推动所以才会有各省咨议局成立。

而咨议局的成立,其结果就是要求大清走英式君主立宪制。

结果载沣却选择了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所支持的日式君主立宪制。

这下把民族资本得罪光了,他们不和清政府玩了。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则还有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撑着,大清也不会灭亡。

可是问题在于,大清接下来的骚操作直接停止科举,而且还没有给出新的选官方案替代科举。

这一下就等于断了精英阶层为官的道路,这一下就把所有官僚资本主义集团也得罪光了。

他们虽然还是官员,可是自己子弟不能再做官,谁还和大清玩?

两家保皇党都不干了,这时候有海外华人支持的共和派开始崛起并占有主流。

很多保皇派开始支持共和派

结果就是,由共和派带来的思想“驱逐鞑虏,匡扶中华”成了主流。

革命也就发生了。

而革命发生之后,各地官员根本无心镇压甚至推波助澜。能有所作为的也就是张勋。

不光文官无所作为,甚至满族高层高级军官也同样的无所作为,比如海军司令萨镇冰,他就放弃了官职退出战争。

大清变革是对的,这点慈禧做的就很好,他一方面扶持官僚资本,一方面也扶持民间资本。让他们相互制约,谁也威胁不到大清统治

同时又打压官僚资本,让其不能南北同属也打压民族资本,禁止他们把手伸向交通,等要害处。

这些手段都是王者之术,都没有问题

可是清庭后期是没有人可以继承老佛爷的政治智慧。继续来搞这种王者之术。

反而爱动小聪明的人很多

比如说载沣,载涛。

他们玩的是法术。

搞了咨议局,你就要在中央设立对等机构,让各地咨议局信服,结果糊弄人似的搞了一个皇室内阁,这些人与各省咨议局啥关系都没有,大家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这不闹崩了才怪

打着新政的幌子,停止科举,想让更多旗人子弟进入官场,那你也要给其他人留条路。难道就因为你们是皇室,是朝廷,别人就不给你们穿小鞋,掀桌子?

小孩子开车,不翻车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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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以为新政-立宪的核心是让八旗集团放权给汉人,汉人得实权,满人得虚君。

满人操办的新政是为了把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逐步丢失给汉人的权力重新收回八旗集团的手里,然后用立宪的方式把这个成果最终确定下来。

这就尴尬了,核心利益全矛盾了,新政不是重新分蛋糕,而是变成抢地盘了,然后满人仗着有皇权,轻易让汉人出局,那汉人可就不伺候了!立宪派全转了革命派,88咯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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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新政失败其实是因为满清的统治的法理基础完全崩溃。拿咱们中国人喜欢的说法就是:“民心尽失”。在这种基础之上还指望完全不与汉族这个核心民族分享权力。那基本就是不作不死了。

在中华大地,统治阶级需要做到的无非是几点:第一,有可以应对内外暴力的武力,能够消灭或击败所有国外的入侵者与国内的反对者和起义者。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能保证多数百姓能活得下去。第三,要满足地主阶级以及他们的副产品官僚阶级的利益诉求。

只要满足以上三点,在中国的帝国时代里,能满足以上三点的,基本能够保证政权的稳定。

但是在清末,首先第一点武力就已经是失败了。满清即不能在对外战争当中赶走入侵者,又不能在对内战争中平定所有反对者。甚至当时国内最强大的武力已经落入到了之前他们完全不敢放心的汉族手中。对于一个以少民而临大国的统治者而言,基本就是法理最核心的基础崩了。

然后是经济。也就是第二点,要保证多数的百姓能够活下去,有饭吃。但是满清中后期,随着和平时人口寿命的增长,清中后期中国国内人口出现的大规模的上涨。造成了大量无地的农民。而清政府又没象咱们现政府一样启动大工业,大基建来创造就业,于是这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就成为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为革命创造了大量有生力量。

因为这些人生活不如意,他们自然是不可能会喜欢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加上民族主义的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满清在民间的统治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最后自然是不能满足地主阶级以及由他们派生出来的官僚阶级的利益诉求。清中后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最沉重的还都不在于底层人民。毕近他们其实没啥可以失去的。但对中小地主而言就不一样了。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生丝围剿为例。看似是胡雪岩如同一个骑士一样面对西方资本的压迫,实际上胡的背后是大量丝农们的利益。而在当时随着西方的产品大量参与到国际竞争,其品质甚至不比中国的产品差,中小农户们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因此他们的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因此代表他们的官员自然不可能对满清再忠心不二。

虽然满清中后期起义的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支持的革命党。但实际上一直到东南互保为止,满清的统治才算是正式的崩溃。失去了官僚的支持的满清基本上失去了中层,中下层的统治手段。于是将手中的权力分享出来就是满清当时唯一保持帝位的方法。

毕近当时国防最强的力量在汉人手中;

底层人民又不支持满清的统治;

地主官僚阶层又与满清离心离德;

在这种几呼是死局的情况下,分享出手中的权力形成新的平衡才是满清应当做的。例如当年的左李矛盾的时候最有利的正是统治阶层。左李无论有多少军队都没动过把清室赶下台的想法。

结是皇族内阁的出台,还有皇族军队的问世让所有人都看清满清的愚蠢本质。在失去一切的情况下还指望着能够通过本质上不存在的“权力”来翻盘。简直就是把天下人都当成的傻子一样。那还有什么说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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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的你们谈,我从上海老白姓的角度谈。

原来朝鲜进口江东和欧洲的产品,是从上海,经神户转口的。袁世凯,看到了这个商机,就跟李鸿章商量:由袁世凯去跟朝鲜协商通航权,由李鸿章去落实船只。结果就办成了,挤掉了神户港的生意。原来上海的洋行船只就是帮上海商人打工的,出租仓位的客户名单,全在上海商人手里。这下上海、神户两头的洋人都吃瘪。你们说,国企是不是很强大?

但是,李鸿章胁迫上海商人签独家,只能用我的船,不准用洋行的船。签了独家后,服务态度马上变了,合同上承诺二十天一班,变成了三十天,四十天。他自己不遵守合同,上海商人还必须遵守。谁敢用洋行船只,没收货物,外加罚款。横竖李鸿章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所以,所谓励精图治办洋务,就是瘸腿改革。国企强大了,对平民又有啥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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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满清和和儒家社会媾和的产物,尤其满人作为外族,在儒家社会稳定上尤其激进,就是典型的诡异者狂热。

清朝300年是儒家社会塑型上最坚定300年,儒家社会是中国历代王朝稳定的基石,也是最后矛盾的根源。

王朝后期,儒家所维持农业社会土地兼并越发严重,但是儒家本身没有解决办法,他们本身就是土地兼并中的受益者。

当时的中国乡村是儒家宗法理论构成的士绅地主阶层垄断,他们把农民锁死在土地上为其劳作,又不肯让农民获得最大利益。

清朝要想继续续命,就是底层要想办法让这些士绅地主们交出部分利益,把农民放开,然后去进行工业建设,农民进到工厂,国家才能富强。

而朝堂上要和儒家官员构成官员集团达成改革一致意见,那就是怎么继续一个新政体,既能继续媾和,还能保证儒家继续稳定,清朝还继续存在。

这需要两全其美,要慈禧这个老女人平衡家打破平衡,然后建立新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她老了,见识也不够。

君主立宪,就是两个极端,要么朝堂自此归儒家控制,清朝失去皇权与军权。要么归满洲大臣控制,那么还能继续活几年,于是最后选择后者。

从上到下,就是一个儒家理论改革者出现,因为清朝为了维护儒家社会稳定,把道统全控制皇帝手中,道统权对于儒家至关重要,道统权是儒家思想最高的理论指导,清朝还有朱熹这样的大儒继续儒家理论提升改造。

在清朝中后期里,都没有出现过朱熹、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因为皇帝紧握道统权,清朝锁死了儒家继续进化的道路。

清末最需要儒家理论突破的时候,手里握着道统权的人却是个老女人,一个没这么读过书的老女人,慈禧是政治平衡术高手,但不是儒家理论理论高手,清朝皇子们大小就开始严格的儒家经典学习,慈禧那时候在学女红,慈禧才是真正缝补高手,打小就练。

满朝文武大臣都是儒家理论坚定信徒,这个王朝都是靠儒家思想做理论核心,所有人苦苦等待突破性的儒家理论,大家都在等,等到了封建王朝最后宿命,军人出现。

最后蒋介石在台湾的改革,可以当做清朝改革的范本,三七减租,让地主参与台湾工业化假设,没有巨大变革的社会改造。

但是背后先有日本改造台湾的先例,后整个大陆带过去的财富和人才作为支撑,省去了对外掠夺这个步骤。

清朝的问题也许还有另一个解法,不过一个过于严密的社会结构,改造不了,最后就是自我毁灭后的重构,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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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是想图强。

但强大的中国与大清无法共存。

想强大就得搞爱国或民族主义。

由于大多数国家并不爱你,只好用民族主义忽悠贫民。以获取大量,廉价且士气高昂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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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宪法大纲

朋友,你知道《钦定宪法大纲》吗?

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早在113年前(1908年)就颁布了,全程都是慈禧太后把关,内容非常猎奇,特别搞笑。

从名字上看,“钦定”是专制年代的词汇,而“宪法”是民主意识的产物,这两词儿竟然撮合到了一起,怎么看都很矛盾。

《苍穹之昴》剧照

在内容上,这部宪法大纲非常猎奇,完全和宪政精神背道而驰。清朝官方说是参照明治天皇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但经过慈禧授意,悄悄删去了限制君权的条款,真是玩得一手好删减。

最绝的是,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早被囚在瀛台了,慈禧躲在后面,还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大纲——骂名你小子来背。

光绪和慈禧

结构上,共计23条,分成“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各位看出端倪了吧?毫无限制君权的意思,臣民只有尽义务的份,感恩就完事了。

大纲通篇都是“大权统于朝廷”的思想,现在看来,就是大厦将倾之时,慈禧太后做的一个大清万年梦。

全文如下,很短,诸君仔细欣赏,上班看到这篇大纲的读者,千万不要笑出声来。

《钦定宪法大纲》

君上大权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四、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五、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六、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八、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九、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十二、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十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十四、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一、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二、 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四、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五、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六、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 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 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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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清末新政引发了“革命”,而是清末新政时,“革命”已经在进行了,清末的”日俄大战“,“徐锡麟案“和韩国灭亡事件都曾引发”朝野震动“。清末新政是为了”救时“而推出的产物,是先有“革命”,后有“新政”,譬如说在“徐锡麟案“,”秋瑾案“后,朝廷意识到满汉矛盾将要爆炸,《申报》言“自徐锡麟刺杀恩抚,而一班官场除满族外无一而非革命党矣”,也就是在同一年,清朝开始加速针对“民族”问题上的改革。日俄战争的爆发,韩国的灭亡又促使清王朝内立宪思潮泛滥,国家形象的不断降低,又同时加深了很多人对清王朝的不满,促进了革命势力的壮大。

“清末新政为什么没有挽救大清,反而引发了革命?”清末新政的只是在“立宪”与“革命”取其一,日俄战争后,许多在日汉族留学生开始公开支持革命党,在日的蒙满留学生和汉族学生不同,大多倾向于立宪,并开始通过《民报》与《新民丛报》表达各自不同的立场,这些留学生虽然主张不同,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也不是没有共同点的,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表达了对”旗人“制度的厌恶,主张裁撤八旗。

清末新政的目的除了避免“东三省”和其他边省遭到侵吞,另一目的则是消弭革命,争取到大多人的认同,而清末新政让“立宪派”,“保皇派”,“旧士绅”都产生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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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烂到根子,在嘉庆年间已经亡国之相,乱到啥深度,有人在皇宫门口刺杀皇帝(一群侍卫眼睁睁看着,没人救驾,六大臣救驾,驸马死死抱住刺客,几个御前侍卫(算是高官了,最低正五品,更多的是八旗武官或勋臣子弟性质,这种事应该轮不到他们)才上去,其他各种侍卫没有啥行动),起义者直接进宫内(当时的道光帝统领部队,依靠火枪,激战两天才搞定二百个人)。皇宫重地,人们可以进出,外人经常从大门进去偷东西,办个宴席居然有人进去混吃混喝走了还顺东西。兵部大印丢了八个月没人知道,最后也没找到,兵部官署成了大赌场,兵部库房围墙被小衙役拆了,还用来办婚礼。

太平天国和洋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朝灭亡,重建部队和官僚体系,大量引进西式武器,在普通农民军面前那是绝对优势,一定程度上抑制王朝末期各种民众起义。

撑到清末新政时,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军队和地方已经不受朝廷控制,新政又想恢复八旗的绝对统治,表面新政,其实开倒车,不仅老百姓不满意,地方大员和各军头也不满意,这个时候清政府已经没有实力控制局势,翻车是自然的。

就算这个时候就算没有革命,清朝也延续不下去,慈禧死后满族连一个有能力威望的人都没有,实权其实已经在袁世凯手里,老袁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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