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人安置假眼的记录吗？是如何安置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古代的“假眼”与我们今天通过义眼技术制作的逼真义眼有很大的区别。古代人们的尝试，更多的是一种“替代”或“装饰”，旨在恢复一部分面容的完整性，或者说，让别人在看到你时，不至于因缺失而产生过于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达到某种心理上的慰藉或者社会交往的需求。
古代假眼可能的材质与制作
关于假眼的材质，古籍中没有直接描绘“义眼制作工坊”这样的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早期人们可能会利用身边能获得的天然材料，经过一番加工来制作。
天然材料的尝试： 最简单易行的，可能是使用颜色相近的石头、玉石、或者是打磨过的骨头、动物的角质等。例如，寻找一块黑色的玛瑙或类似的矿石，打磨成圆形的、大致符合眼眶大小的物件。然后，可能在上面刻画出眼珠的形状，或者用更深的颜色描绘。
植物材料的可能性： 有些研究者也推测过使用植物的种子，比如黑色的莲子、或者其他圆形的、颜色深邃的种子，经过一些处理后，可能会被放入眼眶中。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因为植物材料的耐久性和稳定性可能不高。
金属的可能性：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用金属制作假眼也并非不可能。例如，青铜、白银等，打磨抛光后，再着色处理。这种材质会更耐用，也能更好地模拟眼球的光泽感。但金属可能相对较重，且颜色单一，可能不太容易达到逼真的效果。
安置的方式——更多是一种“填塞”与“固定”
真正的“安置”过程，应该是在眼球缺失后，人们尝试将这些制作好的假眼固定在眼眶内。由于没有麻醉技术和现代的眼科手术，这种安置更多的是一种“填塞”和“固定”，而非“植入”。
直接填塞： 最直接的方式，是将制作好的假眼放入空空的眼眶中。由于眼眶本身有一定的凹陷，假眼只要大小合适，就能起到填充的作用。
依靠外部固定： 为了防止假眼掉落，古人可能会利用一些外部的手段来固定。
绷带与布料： 最常见的方式可能是用细密的布料或丝带，像包扎伤口一样，将假眼固定在眼眶上。这有点像现代的眼罩，但更精巧一些，目的是让假眼不移位。
帽饰或头带： 在一些画像或者雕塑中，我们能看到古人会佩戴各式各样的头饰、帽子，或者用布带缠绕头部。这其中可能也包含着固定假眼的辅助作用。例如，一条精美的头带，可以在侧面压住假眼，使其不至于轻易滑出。
缝合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且危险）： 理论上，如果眼眶周围的皮肤还有一定的弹性，也许会尝试用细线进行简单的缝合，将假眼边缘的布料或者假眼本身与眼皮的边缘进行固定。但这种做法风险极高，且容易引起感染，很可能不是普遍采用的方式，即便有，也应该是极少数且带有相当大的痛苦。
文献记载与文化影响
虽然没有直接的图文并茂的“假眼安装教程”，但在一些古籍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间接的线索。
医书中的记载： 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伤寒杂论》等，虽然主要侧重于疾病的治疗和药方，但有时也会涉及对身体外形的描述以及一些损伤的应对。关于眼部损伤的记载，虽然多侧重于治疗眼疾，但对于眼球脱落后的处理，可能也会提及一些简单的填充或者保护的措施。然而，这类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且更多的是从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
文学作品与民间传说： 在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传说中，可能出现过失去眼球却依然英勇或者有特殊才能的人物。虽然这些描绘不一定完全写实，但往往能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这类残疾的认知以及人们的应对方式。例如，一些小说中可能会描写人物用眼罩或者特殊的装扮来遮掩缺失的眼球，这也是一种“安置”的方式，不过是遮蔽而非填充。
丧葬习俗与陪葬品： 在一些考古发现中，如果在墓葬里发现有明显眼部缺失的个体，同时在眼眶附近发现了一些打磨过的珠子或者其他物件，也可能被解读为是古代人们为逝者安置的“假眼”。这是一种对死者尊严的维护，也反映了人们对死亡的观念。
需要强调的是
古代人们对假眼的制作和安置，更侧重于一种 朴素的、实用主义的 尝试，其目的更多是为了 恢复面部完整性，减轻他人异样的目光，或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与现代医学的精细化、功能性以及美观性的义眼相比，古人的做法显得非常原始，而且效果也可能非常有限。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关于安置假眼的具体细节记载确实不多，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医学和工艺的局限性。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推测和解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古人很可能利用天然材料，通过简单的填塞和外部固定方式来尝试解决眼球缺失的问题，这体现了人类在面对身体缺陷时，不屈不挠的适应和创造力。
网友意见
有给人安黄金做的假眼，不过这是给死人安的。
杨愔字遵彦，小字秦王，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作为太原公属官，辅佐高洋建立北齐，历任侍中、尚书仆射，迁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封开封郡王。高洋临死时，选为少帝高殷的顾命大臣。
乾明元年（560年），图谋诛除常山王高演和长广王高湛。高演发动政变，杀死杨愔，时年五十岁。
天保十年（559年），高洋病逝。杨愔进封开封王，并与平秦王高归彦、燕子献、郑颐一同受遗诏辅政，辅佐少帝高殷。当时，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身为皇叔，威望素著，对高殷的帝位颇有威胁。杨愔对二王忌惮不已。
乾明元年（560年），高殷返回邺城。杨愔原本打算让高演随驾回京，留高湛镇守晋阳，这时却又改变计划，让二王都返回邺城。后来，杨愔辞去开府之职以及开封王的爵位，并大肆裁撤冗官。丢掉官职的官员纷纷投靠二王。高演、高湛与太皇太后娄昭君在实际上控制了北齐的军政大权。
同年二月，侍中宋钦道面奏皇帝，认为应把二王调出邺城，以架空二王，加强皇权。高殷让他与杨愔等人商议。杨愔决定将二王外放为刺史。他担心高殷不同意，便奏知太后李祖娥，并陈说利害。李祖娥将奏章内容泄露给女官李昌仪，李昌仪却密奏给娄昭君。后来，杨愔又怕引起二王警觉，便改变策略，任命高湛为并州刺史，而将高演留在朝中。
平秦王高归彦起初与杨愔同心，后因留兵备变之事，对杨愔生出怨恨之心，遂将密谋全部泄露给二王。二王遂将计就计，在尚书省大宴百官，欲趁机发动政变。高湛在后室埋伏家僮数十人，并与几位勋贵约定好动手的暗号。郑颐认为宴会不知虚实，建议不去赴宴。杨愔却执意前往，并道：“我等忠心体国，常山王拜职岂有不到之理！你怎会有此忧虑？”
饮宴中，高湛依次斟酒，每人敬酒二杯。当到杨愔座前时，高湛连叫两遍“拿酒来”，又道：“为什么不拿？”而后伏兵尽出，将杨愔等人全部捉拿。杨愔大喊道：“诸王谋反，想杀忠臣吗？我等尊天子削诸侯，忠心为国，何罪之有！”高演欲暂且饶恕他们，高湛却不同意，并命人殴打。杨愔与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都遭到拳棍殴击，血流满面，杨愔一只眼珠被打出。郑颐在尚药局被捉。燕子献奋力逃出尚书省，又被斛律光擒回。
高演、高湛与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押着杨愔等人闯入皇宫，来到昭阳殿外。娄昭君赶到昭阳殿落座，高殷则与李祖娥在侧侍立。高演叩头道：“臣与陛下骨肉至亲，杨愔等人专断朝政，擅作威福，长久以往必为祸乱。臣与高湛、贺拔仁等人以国事为重，已将杨愔等人拿下。臣擅自专断，罪该万死。”高殷默然不语。娄昭君叹道：“杨郎能有什么作为，留着他不是更好么？”她责问高殷道：“这些人心怀叛逆，想杀我两个儿子，再来杀我，你为何纵容他们？”高殷仍不说话。
娄昭君悲怒交加，大骂李祖娥道：“怎能让我母子受你这个汉人老妇的摆布。”李祖娥赶忙跪下请罪。娄昭君见高演仍叩头不止，对高殷道：“还不快去安慰你叔叔。”高殷这才道：“我为了叔叔尚且不惜天子之位，何况这些汉人。只要您饶了侄儿性命，侄儿自下殿去，这些人任由叔父处置。”杨愔等人于是都被处斩。杨愔死时，终年五十岁。
娄昭君参加杨愔的葬礼时，哭道：“杨郎是因忠君而获罪。”她亲自将黄金做的眼珠放进杨愔的眼眶内，并道：“以此表达我的心意。”高演也后悔杀死杨愔，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没有问罪他的家属。
个人说点题外话，北齐立国之本原是鲜卑军人作战，汉人士族治国。这从高澄重用陈元康，崔季舒，崔暹等汉人压制其父高欢的军功集团（侯景反叛的原因之一）和高洋重用杨愔，高德政等汉人而大杀兄弟可以看出。然而从东魏高欢时期所谓的一钱汉，到高演此时为自保与上位而大杀忠于皇帝的汉人士族，本就排斥汉人的北齐从此彻底转变为了一个文武皆以鲜卑人为主的军政府，北齐与汉人士族的合作宣告结束。
反观西魏的八柱国府兵制本身是模仿北魏鲜卑部落兵制的举措，但事实上却加强了胡汉融合，团结了汉人与胡人，比如八柱国中的赵贵，李虎。与其下的二十四大将军的韦孝宽，杨忠，梁椿，蔡佑等人都是汉人。文官如苏绰，卢辩等汉人士族，也为西魏北周的再次汉化打下了补丁。可以说北齐虽有优于北周的汉化制度，但汉皮胡骨（北齐中后期统治集团大多是鲜卑人），北周虽前期更鲜卑化，事实上后期却是胡皮汉骨（北周鲜卑人太少，所以不得不与汉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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