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从何而来，它的后人去了哪里？
三星堆文化：一个横空出世的古文明
一、 三星堆文化的特点：
在讲述它的来历之前，先简要了解一下三星堆文化为何如此特别：
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如高达数米的青铜大立人、戴着神秘面具的青铜人像、以及造型生动的青铜神树等。这些器物在技术、艺术风格上都与同时期的中原青铜文明差异巨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中原。
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星堆的青铜造像和器物，无论是人像的“纵目”特征（眼球向前突出）、夸张的嘴角、高耸的发冠，还是神树的奇诡造型，都充满了神秘和想象力，与我们熟悉的“汉族”或“华夏”传统审美有着显著的区别。
辉煌的器物组合： 除了青铜器，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如黄金面具）、象牙、玉器等，显示了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宗教祭祀体系。
独立的文化体系： 三星堆文化在中国西南地区自成一体，既有自身独特的面貌，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边区域文化的影响。它不像其他同时期文化那样能清晰地追溯到某个已知的中原王朝或民族。
二、 三星堆文化是从何而来？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学术界提出了多种假说，目前尚无定论，但主流观点倾向于它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蜀文明，但并非完全孤立，可能与周边地区存在交流和融合。
1. 本土起源假说：
可能性： 这是目前最有力的假说之一。三星堆遗址本身就是一座庞大的古代城址，考古发掘也显示了其在距今4500年至3000年间（约夏商周时期）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遗址内发现了早期的陶器文化，如宝墩文化、鱼凫文化等，这些被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前身和本土根基。
证据： 考古发现的陶器风格、石器技术以及早期聚落的分布，都支持了三星堆文化的本土孕育。它是在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2. 中原或其他区域的移民或影响假说：
可能性： 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某些元素可能受到了中原文明（如商周文明）或其他地区文明的影响，甚至可能存在部分移民。
证据与反驳：
青铜技术： 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失蜡法等，与中原青铜器有相似之处，这可能意味着技术交流。然而，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合金配比以及礼器类型却与中原差异巨大。
玉器和陶器： 某些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陶器风格，确实与中原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有联系，这可能反映了文化交流或贸易往来。
“纵目”特征的解释： 一些人试图将“纵目”与中原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如仓颉、重黎等）联系起来，但缺乏确凿证据。
关键问题： 最核心的挑战在于，三星堆文明的整体风格和精神内涵（如神权至上、神秘宗教体系）与中原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分度，很难简单地归结为中原的延伸。
3. 多元文化的融合假说：
可能性： 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它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来自周边区域（包括中原、长江中下游、甚至更远的地区）的元素，并将其本土化、创新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明。
逻辑： 古代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但区域间的交流和贸易（例如，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海贝来自南海）是存在的。四川盆地虽然相对封闭，但并非完全隔绝。这种融合可能体现在技术、艺术风格、宗教信仰等多个层面。
总结：
目前，主流观点更倾向于三星堆文化是在四川盆地本土发展起来的，但并非完全闭塞，在不同时期可能受到过周边文化，包括中原文化的潜在影响，并与之发生过交流。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原创力和高度发达的艺术创造力，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中的一个独特而耀眼的篇章。
三、 三星堆文化的后人去了哪里？
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三星堆文化在兴盛了千年后，在距今约3000年前（约西周早期）突然消失了。遗址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战乱痕迹，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其衰亡原因的直接线索。随之消失的还有它独特的文化风格。那么，它的创造者们去了哪里？
1. 被征服或融合：
可能性： 最普遍的猜测是，三星堆文化可能被后来的外来势力所征服，其族群融入了征服者或周边的其他族群之中，导致其文化特征逐渐消失。
相关文明： 在三星堆文化衰落的同时期，或稍晚时期，四川地区兴起了古蜀文明的其他阶段，如“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很强的继承性，但也有发展和演变）。也有观点认为，是巴蜀地区新崛起的文化势力最终取代或吸收了三星堆文明。
缺乏证据： 但至今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表明存在一次毁灭性的武力征服，能够解释其大规模的消失。
2. 自然灾害或环境变迁：
可能性： 也许是由于长期的洪水、干旱、瘟疫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三星堆文明的聚居地被摧毁或无法继续生存，迫使人们迁徙。
证据问题： 考古发掘并未显示明显的灾难性遗迹。
3. 大规模的迁徙：
可能性： 这是目前最受关注和最具有吸引力的推测之一。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们可能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因为某种原因（如政治动荡、资源枯竭、宗教原因等）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迁徙方向推测：
向南迁徙，成为古滇国或古越族的一部分？ 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神秘的宗教信仰、独特的器物风格）与云南地区的古滇国文化以及更南方的百越族群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古滇国的青铜器中也有独特的动物纹饰和人像造型。他们认为，三星堆人可能向南迁徙，并与其他族群融合，将一部分文化传统带到了南方。
向北或向其他方向迁徙？ 也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人可能向北迁徙，融入了当地的其他部族，或者向更远的地区发展。但这些推测缺乏更直接的证据支持。
“失落的王族”或“神秘失踪”： 这种说法带有浪漫色彩，但核心是强调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消失，其人群可能分散到各地，或融入了新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不再以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面貌出现。
4. 文化演变与转型：
可能性： 三星堆文明并非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和转型。其核心的统治阶层或精英群体可能发生了更替，新的文化思潮兴起，导致旧的文化符号和艺术风格被淘汰或改变。
金沙文化作为继承者：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在风格和技术上与三星堆遗址有很强的继承性，但也有许多创新之处。例如，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和太阳神鸟金饰，虽然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有所不同，但显示了其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的一部分核心群体或其文化基因，在金沙文化时期得以延续和发展。
目前，关于三星堆后人的去向，并没有确凿的考古定论。最主流的观点是：
其文化和人群并未完全灭绝，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演变、融合、或部分迁徙。
三星堆文明的某些元素和基因，可能在后来的古蜀文化，特别是金沙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可能存在大规模的族群迁徙，但具体方向和目的地仍是猜测。
总结来说，三星堆文化的来历是一个多元融合、本土创新的过程，它是在四川盆地自主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度文明化的古蜀文明。而它的后人去了哪里，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开的谜题。也许他们融入了后来的古蜀王国，也许他们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他们的故事仍然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揭示。
网友意见
三星堆文明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谁也说不清楚这个文明的任何一个问题，即使有相关研究，大多数人也觉得你说的不靠谱。
说它从宝墩而来，但大立人，人头像，金面具等在宝墩中没有丝毫痕迹，和中原夏商文化也有很大区别。但若说是从西亚中亚传播而来，又搞不清楚传播路线，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但客观来看应该是多重文化的融合，虽然四川在中国看偏处西南，可在欧亚大陆中却处于中心腹地，陆路水路皆有出口，分析文化因素时强调单一来源也是不负责任的。
至于去了哪里，目前一般认为到了十二桥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代表，两者确实还是有很大联系的。
最早的青铜确实出现在西亚，但不代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全部都由此传播发展而来，有可能是各自独立产生的，也有可能先接触到外来，觉得新奇就自己发展起来的。车轮最先出现在亚述，三星堆的太阳轮可能不是车轮吧，也没看到其它配套的车马器一起出土啊。
简单回答一下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目前还没有定论，四川盆地内的考古发掘相对中原和关中地区来说，力度相对薄弱，积淀相对较薄。且四川盆地内的考古文化面貌比较驳杂，也缺乏大面积、文化层深厚的考古遗址，这对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面貌解读来说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一般认为，四川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两个大区，即东区和西区，东区沿长江水系由长江中游地区进入四川盆地，西区由汉中地区进入四川盆地，实际上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沟通的主要通道。
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袁广阔、罗伊认为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应为：
东区：丰都玉溪坪遗存→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遗存→忠县中坝商周遗存→巴文化。
西区：茂县波西遗存→茂县营盘山遗存→茂县沙乌都遗存→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蜀文化。[1]
目前来看，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来源应是新津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则来源于川北地区。[2]而宝墩文化可能由川北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而来，川北文化具有关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应是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经由汉中地区带入四川盆地。
三星堆遗址在考古学上被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期相当于夏商之交和早商，三期相当于中商，四期相当于晚商。在三星堆文化二期，其文化面貌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新出盉、高柄豆、细流壶等源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陶器，[3]显示此时二里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
而在后来的三星堆祭祀坑中大量发现的被称为“牙璋”的玉礼器发源于二里头文化，并在夏商之交大量出现于三星堆。例如三星堆最早的牙璋器推测就是直接来源于二里头遗址。
更有趣的是，牙璋在二里头文化结束后在中原地区衰落，却在三星堆异常兴盛。据考古学家推测，在三星堆二期，因商灭夏，大量夏人迁徙至四川盆地，带来了夏文化。[4]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令人炫目的青铜器实际上直到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才出土，即中原的中商时期。此时的三星堆出现了大量和中原、长江中游地区吴城文化等极为相似的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的祖源显然来自于三星堆以外，并高度成熟，其兽面纹、云雷纹等商文化代表性的纹饰遍布器物，已脱离早商兽面纹呈带状分布于器物腹部的探索期特点。[5]
同时，三星堆的代表器物青铜人面可能与陕西城固和江西新干大洋洲有关
此时，三星堆已经出现了自己代表性的青铜器物和青铜礼器风格，如大家熟知的青铜大立人像，风格浓烈，让人过目不忘。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底座也出现了商代流行的兽面纹影响，与中原兽面纹非常相似：
另外，三星堆文化的核心礼器为罍，而同时期商代的核心礼器为爵、觚、尊，罍的地位远不如三星堆，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三星堆文化后来迁至成都平原，形成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的青铜礼器远不如三星堆的辉煌，但是古蜀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成都平原大量十二桥文化遗存被发现。
十二桥文化兴盛于西周时期，而四川盆地在十二桥文化到战国时期存在缺环，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补足。[6]
而在战国晚期，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被秦国兼并，张仪、李冰等外来的统治者将成都平原变成了秦国的粮仓，四川盆地的历史正式并入中国时间线。
总结：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与西部、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三星堆后来受到夏文化、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青铜文化面貌。三星堆文化演变成十二桥文化，并在战国末期被秦国统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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