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你感觉到医院的医生真的很冷漠？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因为突如其来的剧烈腹痛被家人送进了急诊室。刚到的时候，护士们都很忙碌，但至少还能感受到她们的焦急和一丝安慰。经过初步检查，医生说需要做一些检查，然后才能确定原因。
等待的过程很漫长，腹痛一阵阵袭来，让我冷汗直流，整个人都快虚脱了。终于轮到我进诊室了。那位医生，我记不清他的具体姓氏了，只记得他看起来很疲惫，眼神里带着一种疏离感。他没有立刻询问我的具体感受，而是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地翻看着我刚才的检查报告。
我试着描述我的疼痛有多么剧烈，声音都有些颤抖。我告诉他，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么难以忍受的疼痛了，并且对身体的状况非常担忧。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更详细的解释，或者至少让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而，他的回应非常简短，甚至可以说有些敷衍。他只是说了句“嗯，我知道了”，然后继续在电脑上敲击着。我能感觉到，他仿佛并没有真正“看”我，也没有“听”我的诉说。我的焦虑、我的痛苦，在他那里似乎只是一串需要处理的数据，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发出的求助。
他指着电脑屏幕上的影像资料，用一种我听不太懂的医学术语解释了一下，但全程没有看着我的眼睛，语气也平板得像在念说明书。我试图追问一些细节，比如这个情况是否严重，大概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按照流程来就行”，然后就示意我可以出去了，去做下一步的检查。
整个过程可能也就五分钟，但我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我走出诊室的时候，心里一阵空落落的。那种感觉不是因为病情，而是因为我在最需要被关心和被理解的时刻，感受到了深深的被忽视。我并没有要求他表现出过分的同情，但至少，一个关切的眼神，一句温和的解释，一个表示我在他眼中的重要性的态度，我都是可以期待的。
他那种程式化的交流方式，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等待被“维修”的零件，而不是一个有感受、有情绪的病人。那种冷漠，不是恶意，而是一种职业倦怠带来的麻木，但这麻木落在病人身上，却是一种锥心的冰冷。离开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他是不是还在怀疑我是否真的那么痛苦，我的所有描述都只是无病呻吟。
后来，另一位值班的医生接手了我的病情，虽然他也很忙碌，但他的态度明显要温暖许多。他会看着我的眼睛，用我能理解的话语解释病情，并且安慰我不要太担心。即使最后的结果显示病情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可怕，但那位之前冷漠医生的经历，依然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它让我明白，有时候，身体上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但心灵上的寒意，却能让人更加无助。
网友意见
最近病房里来了一位70岁的老者，精神矍铄。
我问他“你是什么原因来住院呢”？
他指了指头顶，仔细一看，原来是头皮上长了一个包。
头皮的包块，在神经外科来说是最小的手术。
但是，看了他的头部磁共振之后，我发现情况没那么简单。
这个包块是从颅内生长出来的，穿破了颅骨，突出到头皮上，甚至压迫到老人分管运动的“顶叶”，导致老人家双腿乏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瘫痪。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对于如此高龄的患者，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包括腹部的B超，胸部的CT，甚至是全身的骨扫描等等。
目的很简单，就是排查是不是其它地方的肿瘤转移而来的。
2天之后，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
在肺部、腹腔都查到了肿瘤，到底是哪里最早长出了肿瘤，哪里是后来转移过去的，不得而知。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立即叫来了老人的子女，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知了他们，并给他们提供了2个选择，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
继续治疗显然很难做到，但是可以切除头部的肿瘤，让老人不会太快地面临瘫痪的问题，然后做出病理检查，明确一下到底是哪里来的肿瘤。
放弃治疗，很简单，就是回家休养，不过也时日无多。
在国外，这种情况一般都会直接告诉患者。让患者选择是否告知家属。但是在国内，一般会先告诉家属，家属决定是否告知患者。
子女们听到这样严峻的结果时，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也许是没有理解癌症和恶性肿瘤这些字眼；也许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不知所措。
“家属还有什么问题么？”我们一般还会这样问一下。
但是气氛安静，没有人提出问题。
问题很简单，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
这是摆在子女面前的一道坎。继续治疗，面对的是花钱却并不能延长老人的寿命；而放弃治疗，就要背上“不孝”两个字。
无论是花光积蓄还是背上骂名，在中国，哪一条路都不好走。
这样的桥段天天出现在病房里。
患者想要放弃，但是家属拼命鼓励；或者是患者想要求生，但是家属不管不问。
即使在如今，中国依然是人情和亲情的社会。生命从来就不单单属于自己。
你有子女的责任，爱人的责任，父母的责任。
年轻人压力大，患上抑郁症，跳楼自杀。父母养育你那么久，却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不孝”。
而老人在生活不能自理之后，生活质量甚至寿命完全掌握在子女的手里，“久病床前无孝子”，或是不能成为子女的累赘，这都不是自己说了算。
这个患者的家属，沉思了半天，告诉我们要回家讨论。
第一天， 没有讨论好。
第二天， 依然在讨论。
第三天， 回老家讨论。
医生不能劝家属不放弃，毕竟手术虽然无法根治，但是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至少让老人不至于很快瘫痪。
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3 个子女，谁也无法做出继续治疗或者放弃的决定。
情况陷入了僵局。
老人自己的选择已经变得并不重要，特别是对于这种憨厚淳朴，每次查房都对我们露出稍显呆滞微笑的农村老人。
这时候，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一句话能打破僵局，也只有医生能打破僵局。
“治疗意义不大，还是回家休养去吧。”
这句话，像是全家人的救命稻草。一下摘掉了子女们头上“不孝”的帽子。
其实，这个选择对老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无论是对自己所剩不多的时日，还是对老人离世之后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释放。
在一个平常的中午，我结束手术后回到病房，看到一大家子人离开了病房。儿子拎着箱子，女儿抱着脸盆，而老人拎着一个黑色的小包，低着头，远远地跟在儿女的后面。
看到这个场景，我的鼻子一酸，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决定要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
这个故事绝不是个例，而是每天都在医院反复上演。
也许这种事情经历多了，医生也变得冷漠了。
不过，如果这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那么，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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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工作那会儿在一线当记者，有夜间值班
凌晨的北京，但凡有突发新闻，去了基本都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很多次，我都是扛着机器拍摄一个血泊中的人
最可怕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这个血泊里的人有时还活着
有一次我在三环拍了一个人，他喝醉了酒开车冲撞周围停着的车辆，最终把自己的车撞坏，车烧了起来，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坐在被消防扑灭的车里，等着消防破拆把他救出来，那时候他双腿已经烧焦，但是人的酒气还没散，坐在那里依然情绪激动，我和搭档感慨这哥们，真是铁骨铮铮，这腿都没了还那么狠。
又有一次，隔壁大楼有个人纵身一跃，附近媒体如云，于是各大新闻机构的人第一时间蜂拥而至。
你知道吗，摔死的人，很多时候并不会有太明显的外伤，但是基本上都没有牙齿——这是我看了N个跳楼现场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落地的冲击力会把颚骨上所有的牙都摔出来，于是后来去了这种现场，我都小心翼翼，要不然就会踩到跳楼者的牙，那种感觉很不好，因为踩上去会“硌嘣、硌嘣”的响。
又有一次，抓捕现场，六个警察把一个嫌疑犯生擒活拿，被抓的嫌疑犯一脸惶恐与茫然，警察把他死死的摁在地上，他脸被压在地面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眼睛不停的找寻焦点，而我在旁边面无表情认真的拍摄，就像一出默剧。
还有一次，一个人，在血泊里向周围的人伸出手求助。
他被在十字街头撞飞，落地时狠狠的砸在护栏上，身上的伤口深可见骨，但是不足以致命，我们赶到时，他的血已经把自己和地面都染红了，我拿起机器拍摄时，透过机器的寻像器，看到他眼里的茫然、绝望、痛苦、惶恐，他寻求路过的每个人的帮助，他已经动不了了，只能伸着手，望向每个路过的、围观的人。
我去了以后，没有任何犹豫，打开机器，拍摄他在血泊中挣扎的样子。
那一刻的我，可以说毫无人性可言，在我眼里，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罢了，这些受害者、逝者、嫌疑犯，只不过是我拍摄的对象，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痛苦与挣扎，与我毫无关系。我的工作，就是完成拍摄，回去编成新闻播出。
“我市某处发生某案，死亡几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破当中。”
这些挣扎的人、将死之人、未死之人，不过是新闻里面的某某、某某某、以及数字。
而我，是署名下面的记者某某某而已。
但是才开始的我，那个刚工作的我，是这样的吗？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尸体
忘不了被害者家属那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根本无法直视一些被访者的眼睛
我甚至畏惧知道他们身后的故事
采访中我会陪着被访者痛哭流涕
我会被负面情绪影响的几乎崩溃
我深夜里辗转反侧
我抚慰自己的良心
也拷问自己的良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人是怎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
当我第三十次见到死尸的时候，我面无表情，只想拍完快点收工回家
当我拍摄审判现场，一排排罪大恶极的嫌疑人在面前一字排开的时候，我根本懒得听他们为什么被枪毙，只想回去快发稿
当我面对惨不忍睹的现场时，我忙着给主编扯皮讲这件事情的难度，根本没法发啊这都是血腥暴力画面啊能不能采访采访就完了
当家属再给我讲述他的惨状时，我内心毫无波澜，听完以后眼都不眨，甚至会想这个不如上周那个惨啊
有一句话，叫“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真是挺难的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免疫了惨状，也免疫了那些故事和现实
我再也不需要排遣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我面对这一切毫无情绪
我再也不会为被害者哭泣
也不会为遭受不公的人鸣不平
我沉浸于评职称，想办法落户北京，拍领导马屁、参与新闻奖评，如何钻营拿奖、如何多发几条新闻增加自己的收入
新闻里的痛苦与挣扎，我再也视而不见
我终于麻木了
我对这份麻木，找了很多借口：
是压力太大，我也需要宣泄
负面情绪太重，我需要好好排遣
我要抑郁了，这些太负面了
职业精神容不得同情啊，这是工作
其实都对，也都不对
归根结底，没有什么高大上，也没有什么心理因素
我就是烦了
同样的事情，我已经看了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了
同样的话，我重复了无数次
同样的眼泪
同样的故事
同样的惨状
哪怕是死人，当你第一百次看死人时，你能有什么感觉？
我没感觉
有人说你这是没人性啊
我也没什么好反驳的
我就是重复的事情看得太多了
对别人来说是一辈子碰见一次的人间惨剧
是血淋淋的现实
是迈不过去的坎儿
对我来说
就真的只是日常工作里经常碰到的事儿啊
我昨天刚见过，而且真比你惨多了，我都觉得惨你说得多惨
你家人死了？我昨天拍那个全家十八口全死了，我去的现场，尸体一排排的
你手没了？我昨晚值班拍了个，头没了
哎呀要严惩凶手我被骗的倾家荡产，是啊是啊我前几天拍了一个被骗跳楼的摔的和饼一样
我真就是单纯的麻木了
我要天天抱着怜悯的心
我就得成佛了
我得精神分裂
我得爱洒人间
我可能就是活菩萨
心怀普罗大众
只想代人受罪
那我是耶稣啊………
可我当不了耶稣
为了保护自己，我只能麻木啊
你骂我也好，说我没良心也好
我都认
要不然你替我去怜悯大众去啊？
你替我活着啊？
——————
有那么一次，我们进入重症监护室拍一个人，这人全家都死了，他是唯一幸存的，进去之前他的主治大夫对我们说，他还不知道家里人都不在了，不要告诉他，人失去精神支柱就会垮的，让他有点盼头，我和搭档点头应许。
那时候我和搭档是新人组合，都是刚工作，点头不过是条件反射，并不知道我们要面对什么。
拍摄进行到了最后，那个人看着我搭档，忽然问“他们都还好吗”，我搭档瞬间就僵了，回头望向我，我们对视了下，立即告诉他都还好，你在这安心养着，他们在别的科室，都挺好。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撒谎可以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往常我们也撒谎，但从未有过这种沉重感，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在摄像机后满头大汗，眼泪哗哗的往下流，但是毫无感觉，我只能尽力把自己隐藏在摄像机后面，我的搭档站在我面前，他受到的冲击不比我小，但是他无处可藏，于是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低头看地面或扭头看周围，但再也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我们几乎是从监护室逃出来的，和主治点了点头打招呼，直接回自己车里。（后来我也曾想，主治每天怎样面对他，站在那个角度，我就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坐在车里我两个默默无言，我点烟猛抽了一根才稳定好情绪，搭档看着窗外良久，我们两个不知道说什么，也什么都说不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这件事过去10年了，我早已不是懵懂少年，往后的工作也碰到了更多这种情况，但是回头看第一次时，永远都觉得它是一根刺，你平常只是不想它，一旦想起来，它就会狠狠的刺你一下，和当时一样痛，你无处逃避，只能试着让自己抵御这下刺痛，仅此而已。
医生的脑子从背后让人一刀给打开的时候就不冷漠了，热乎着呢。
听我好友A君说的：
A君在上海排名前三的医院当内科医生。
大约七年前的某天，A君妈妈带着她退休前的老同事上家里找A君，原因是老人体检发现肺上有阴影，想来A君的医院查查是不是肺癌。看在母亲的面上，A君很热情的帮忙预约呼吸科专家门诊，联系住院床位，给各个部门打招呼安排提前检查，很快就有了初步的结果。
呼吸科黄主任（前任的上海医学会呼吸学会主任委员）对A君说：根据我的经验这病人十有八九是肺癌，但现在没找到癌细胞，不能确诊。如果要找癌细胞就必须做肺穿刺取组织，这个病人做肺穿刺有90%的可能要穿破肺大疱，他肺功能本来就差，这要是再并发气胸，人就交代了。退一步说，不管病理直接开刀，病人有严重的肺气肿、心脏病，估计不能耐受全麻胸腔镜，可能下不了台。就算强行开刀平安下台，切除肿瘤后剩下的肺也不能支持患者日常活动，估计他只能天天躺在床上，24小时吸氧，连上个厕所也很难。他不是你熟人吗？我看就不要折腾了，干脆让他去做一个基因检测，看看能不能直接吃靶向药。不过，没病理给病人吃靶向药是违反诊疗常规的，你自己看着办。
随后，A君向病人和家属转达了黄主任的意见，患者和家属表示同意黄主任的方案。随后A君又联系实验室做了基因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可以服用靶向药治疗。之前提过，因为没有病理诊断，医院不能开靶向药给病人，A君就拜托病人的主治医生开了处方，并且帮忙联系了院外的购药渠道。出院时，病人和家属都向A君表达了口头感谢。
大约一个月后，A君接到了当时呼吸科主治医师的电话：说A君母亲的同事去医院医务处投诉了。A君打电话给医务处，医务处回复：患者投诉呼吸科医生为了让病人去院外买高价自费药，故意不让患者开刀，延误治疗。A君听到都懵了，立刻打电话给他妈问怎么回事？他妈立刻去同事家问清楚情况回家和A君说：同事嫌靶向药太贵，又对不能开刀这个事将信将疑，跑了上海几家大医院，所有的医生都告诉他不能手术。但他还是不死心，于是托人把病历带到美国，结果美国医生看了病历后表示可以开刀，得知这个消息后他觉得你们医院在坑他，就去医务处投诉了。我真是没想到几十年的老同事会干这种事情。
两天以后，这个患者的女儿居然还找到A君要他帮忙复印所有的住院资料，A君虽然心里很恼火但还是提醒她：你父亲开刀风险很大的，你们要慎重考虑。患者女儿得意的说：我们找的医院在美国也是很有名的，据说中国最早开这个刀的医生就是在那里学会的。看来国内的水平还是比美国差很多。A君对我说：要不是怕给呼吸科同事惹麻烦，我当时XX都想揍她了！
后来，医院的医务处认定：在没有病理诊断的情况下，给病人吃靶向药属于违规用药，由于处方是呼吸科医生开的，开处方的医生要退还病人的药费。最后，这笔钱由A君出了。
两个多月后，A君的母亲对他说：某某在美国去世了，遗体已经在美国火化了。后天我们老同事去他家祭奠一下。两天后，从同事家回来A君母亲对他说：美国医生说手术之前要做肺穿刺检查明确病理，结果肺穿刺针穿破肺大疱，造成气胸，并发呼吸衰竭和感染，坚持了一个月，前后花了十几万美元，还是没有救过来。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再说一个A君的亲身经历：（以下为化名）
某日，一名肺栓塞女患者住院，A君病区的李主任去看病人，患者丈夫说：李主任，我爱人就拜托您了！
入院后，患者反复出现胸闷，第三天李主任查房时，患者丈夫说：李医生，我老婆一直胸闷，昨天用了药也不好，你说是为什么？
当天下午，患者违反绝对卧床的医嘱下床上厕所，起身时晕厥，患者丈夫到办公室大喊：李四！我老婆晕过去了，你快过去！
晕厥后，女患者意识丧失，出现低血压休克，医生抢救中，患者丈夫大叫：姓李的！我老婆出事你要负责！
一小时后，女患者脱离危险，李主任和家属交代病情，患者丈夫：李四！我老婆进医院时好好的，现在差点死掉，你要给我个说法!
第四天，女患者病情平稳，患者丈夫：李医生，不好意思，我昨天太着急了。
第十天，患者出院，患者丈夫：李主任，这次多亏您了，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复诊？
几天之内，家属对医生的称呼从李主任到李医生到李四再到姓李的。
然后又是几天之内，再从姓李的又回到李主任，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
A君说：他曾听某位老主任说过：
不要对患者像亲人一样热情，
也不要对患者当仇人一样冷漠，
把患者当成路上的陌生人对待就好。
可给我住嘴吧。我每天这么辛苦还要给您献上温温柔柔的一笑？？我在icu病房里被患者家属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的时候我他娘还要卖笑？？？手术成功就是医生应该的，失败就是血海深仇，你医术低下医德败坏。别不信，上次我给患者家属说明手术的成功率和存在的风险，对方就给我来一句“你应该知道陶勇医生的下场吧？”我他妈直接裂开，当场被我怼了回去。差点给我气到表演个当场去世。所以不是医生本就是凉薄之人，想想是什么造成的。我们在每个手术成功的背后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与自豪，会相互约上一起看电影，会有常人有的喜怒哀惧。欣喜是真，冷漠也是真。逝去一个病人的痛苦是拯救几个也替换不了的，早期以为是自身能力低下而在下班后哭得痛不欲生，后来活的死的见多了也就麻木了。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问题，有些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成功了也只是让你多活个几个月。所以这时候就会面临重大选择，放弃治疗还是继续治疗，这种病的治疗费足以让一个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崩溃，这场面不少，选择是与否将面临未来与道德上的问题，这时候医生的作用巨大，“这种病治疗意义不大，回去好好修养吧。”我记得我说出这句话时，患者脸上是释然的，家属也是，他们不用面临巨额资金与背负骂名。
我是为每一个生命的逝去而感到无力，但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于是愈来愈麻木冷漠。
这个问题是好久以前我用另一个号提的
现在那个号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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