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为什么罢州郡兵？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集权衰弱，地方势力崛起，州郡兵的出现和最终被罢，是那个动荡时代政治和军事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要理解东汉为何罢州郡兵，需要从几个方面深入剖析，这其中牵扯到汉朝制度的演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及外部的军事压力。
一、 中央集权衰落与州郡兵的产生
首先，我们要明白，州郡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东汉的制度设计中。汉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郡兵由中央任命的郡守管理，而国兵则由诸侯王掌握。随着汉武帝“推恩令”的实施，王国实力被大大削弱，郡县制得到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增强。然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宗室外戚专权、宦官势力膨胀，中央的统治能力逐渐下降，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大不如前。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盗贼横行以及潜在的外部威胁，开始自行招募和训练军队，这就催生了所谓的“州郡兵”。一开始，这些军队可能只是地方官为了维护地方稳定而组建的临时武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成为地方实力派手中重要的军事力量。
二、 州郡兵的弊端与失控
州郡兵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治安的压力，但很快就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
脱离中央掌控，军阀化倾向严重： 由于这些军队的招募和训练由地方官员或地方豪族主导，其效忠对象更多的是地方的实力派，而非中央政府。久而久之，这些军队就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的势力，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例如，在黄巾之乱爆发后，中央无力镇压，便授权地方募兵。各州郡自行募兵，如冀州牧韩馥、豫州牧曹操等，这些人趁机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成为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 许多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纷纷招募部曲、家兵，这些私人武装与州郡兵混杂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这些豪强往往与州郡官员勾结，使得地方权力更加分散和复杂。
军纪废弛，扰乱地方： 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监督和制约，许多州郡兵的军纪败坏，反而成为地方的祸害。他们在募兵时可能有所许诺，战后却难以安置，或者趁机劫掠百姓，加剧了社会矛盾。
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州郡兵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动，在面对大规模的军事威胁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这在面对黄巾军这样规模庞大的起义时尤为明显，中央不得不依赖地方武装的协剿，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军事力量。
三、 中央政府的顾虑与尝试罢兵
看到州郡兵的种种弊端，东汉的中央政府，特别是那些致力于恢复中央权威的皇帝或大臣，自然会感到担忧。他们明白，如果任由地方势力各自为政，拥有私人武装，中央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因此，在东汉晚期，也并非没有尝试过罢黜州郡兵，或者试图收回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比如，汉灵帝时期就曾有“募兵制”的尝试，希望通过中央招募的方式来替代地方军队，但收效甚微，甚至在某些时期，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中央反而更依赖地方募兵。
更直接的“罢州郡兵”的举动，实际上发生在东汉末年，当一些中央官员，如曹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后，他们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罢黜”了部分地方性质的军队，将其整编为自己的势力。
四、 历史的必然与“罢州郡兵”的复杂性
说到底，东汉“罢州郡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体现。
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割据的转变： 州郡兵的产生和最终被“罢黜”，标志着东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彻底瓦解。当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有效管理地方，甚至自身难保时，所谓“罢黜”也往往只是新一轮权力洗牌中的一部分。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曹操等人，所谓的“罢州郡兵”，更多的是一种权力重组和资源整合，将分散的地方武装统一到自己的旗帜下，以实现更有效的统治。
军事制度的演变： 汉末的军事制度经历了从郡兵到州郡兵，再到军阀私人武装的演变。这个过程中，“罢州郡兵”可以说是地方武装力量在权力斗争中被更强大的势力所吸收、淘汰或改造的自然结果。曹操推行的“募兵制”或“征兵制”，实际上是在乱世中重新建立军队和国家机器的一种尝试，它并非简单地废除所有地方兵，而是将这些力量纳入自己的体系。
时代的需求： 在那个群雄并起、战乱频仍的时代，拥有强大的军队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中央的统治已经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和秩序时，地方自然会选择自行武装。而当有人能够建立起新的秩序，并能更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军队时，旧有的、分散的武装力量就会被整合或取代。
因此，如果我们笼统地说东汉“罢州郡兵”，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在东汉末年，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原本由地方自行招募的州郡兵，在与中央以及其他地方势力的权力博弈中，经历了被收编、被取代、被整合的过程。而那些能够最终掌握实权的人物，如曹操，他们进行的军事改革，其中包含着对原有地方武装的清理和重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州郡兵”这一概念的终结，以及新的军事组织形式的诞生。这个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特定政治军事格局下的选择。
一、 中央集权衰落与州郡兵的产生
首先，我们要明白，州郡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东汉的制度设计中。汉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郡兵由中央任命的郡守管理，而国兵则由诸侯王掌握。随着汉武帝“推恩令”的实施，王国实力被大大削弱，郡县制得到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增强。然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宗室外戚专权、宦官势力膨胀，中央的统治能力逐渐下降，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大不如前。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盗贼横行以及潜在的外部威胁，开始自行招募和训练军队，这就催生了所谓的“州郡兵”。一开始，这些军队可能只是地方官为了维护地方稳定而组建的临时武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成为地方实力派手中重要的军事力量。
二、 州郡兵的弊端与失控
州郡兵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治安的压力，但很快就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
脱离中央掌控，军阀化倾向严重： 由于这些军队的招募和训练由地方官员或地方豪族主导，其效忠对象更多的是地方的实力派，而非中央政府。久而久之，这些军队就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中央的势力，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例如，在黄巾之乱爆发后，中央无力镇压，便授权地方募兵。各州郡自行募兵，如冀州牧韩馥、豫州牧曹操等，这些人趁机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成为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 许多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纷纷招募部曲、家兵，这些私人武装与州郡兵混杂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势力的膨胀。这些豪强往往与州郡官员勾结，使得地方权力更加分散和复杂。
军纪废弛，扰乱地方： 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监督和制约，许多州郡兵的军纪败坏，反而成为地方的祸害。他们在募兵时可能有所许诺，战后却难以安置，或者趁机劫掠百姓，加剧了社会矛盾。
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州郡兵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动，在面对大规模的军事威胁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这在面对黄巾军这样规模庞大的起义时尤为明显，中央不得不依赖地方武装的协剿，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军事力量。
三、 中央政府的顾虑与尝试罢兵
看到州郡兵的种种弊端，东汉的中央政府，特别是那些致力于恢复中央权威的皇帝或大臣，自然会感到担忧。他们明白，如果任由地方势力各自为政，拥有私人武装，中央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因此，在东汉晚期，也并非没有尝试过罢黜州郡兵，或者试图收回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比如，汉灵帝时期就曾有“募兵制”的尝试，希望通过中央招募的方式来替代地方军队，但收效甚微，甚至在某些时期，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中央反而更依赖地方募兵。
更直接的“罢州郡兵”的举动，实际上发生在东汉末年，当一些中央官员，如曹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军事实力后，他们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罢黜”了部分地方性质的军队，将其整编为自己的势力。
四、 历史的必然与“罢州郡兵”的复杂性
说到底，东汉“罢州郡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体现。
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割据的转变： 州郡兵的产生和最终被“罢黜”，标志着东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彻底瓦解。当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有效管理地方，甚至自身难保时，所谓“罢黜”也往往只是新一轮权力洗牌中的一部分。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曹操等人，所谓的“罢州郡兵”，更多的是一种权力重组和资源整合，将分散的地方武装统一到自己的旗帜下，以实现更有效的统治。
军事制度的演变： 汉末的军事制度经历了从郡兵到州郡兵，再到军阀私人武装的演变。这个过程中，“罢州郡兵”可以说是地方武装力量在权力斗争中被更强大的势力所吸收、淘汰或改造的自然结果。曹操推行的“募兵制”或“征兵制”，实际上是在乱世中重新建立军队和国家机器的一种尝试，它并非简单地废除所有地方兵，而是将这些力量纳入自己的体系。
时代的需求： 在那个群雄并起、战乱频仍的时代，拥有强大的军队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中央的统治已经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和秩序时，地方自然会选择自行武装。而当有人能够建立起新的秩序，并能更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军队时，旧有的、分散的武装力量就会被整合或取代。
因此，如果我们笼统地说东汉“罢州郡兵”，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在东汉末年，随着中央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原本由地方自行招募的州郡兵，在与中央以及其他地方势力的权力博弈中，经历了被收编、被取代、被整合的过程。而那些能够最终掌握实权的人物，如曹操，他们进行的军事改革，其中包含着对原有地方武装的清理和重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州郡兵”这一概念的终结，以及新的军事组织形式的诞生。这个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特定政治军事格局下的选择。
网友意见
首先东汉并没有罢郡兵，郡兵在东汉依旧广泛存在，只要看帝纪就知道：
（建武中元元年）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建武中元二年）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后汉书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建初元年）冬十月，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后汉书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后汉书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后汉书卷五 孝安帝纪第五》
（建康元年）八月，杨、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后汉书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延熹五年）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后汉书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
从东汉初到东汉末，从西北的武都到最南的日南，从内地的武陵到缘海九郡都有郡兵。
然而东汉的郡兵和西汉的郡兵确实有着差异，主要是军事训练的减少和兵员中征兵比重下降。
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应劭曰：“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续汉书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这里“无都试之役”是取消一年一度的郡兵都试。主要是因为都试要聚集大量军队，客观上会引起反叛。翟义诛王莽，“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光武本人也打算“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众”。
另外“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是刘秀“省吏并职”的一部分。但都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是太守在军队方面的副手，将所有职务都安在太守的身上恐怕太守精力不够。
因此这两点客观来说减少了郡兵的训练量。
（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军假吏谓军中权置吏也。今悉罢之。】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这道诏书就明确罢除了西汉以来各种特殊名目的征选兵，代之而起的用刑徒、招募来补充兵员。比如：
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后汉书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后汉书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后汉书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第十三》
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刑四万余人征五溪。《后汉书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第十四》
东汉历代皇帝都有用刑徒和募兵来充当兵源，足以证明这已经成为一项习惯。当然，募兵等的比重增加也不意味着征兵制度的取消。《后汉书》中仍然多处见到“征发”的字样：
（永和三年）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后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又《三国志卷十二 魏书十二》所言：“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其中“乡移为正”即移其名于役籍，为正卒, 开始服兵役和服劳役。这与汉代规定“民年二十三为正, 一岁( 而) 以为卫士, 一岁为材官骑士, 习射御骑弛战阵”正相合。
所以准确来说，东汉并没有罢州郡兵，而是削弱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个人推测大概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郡兵在西汉后期政权腐化的影响下实际已经不堪大用，昆阳之战发郡兵百万结果中军一灭轰然而散。就在罢材官等兵后的第二年，刘秀就说“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最后果然如刘秀所料“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孙述救至，汉遂退败”。
二是为了恢复生产。《后汉书》引《帝王世纪》记载：“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以西汉6000万人口计算，此时大约1200万在籍人口。在王朝建立初期为了快速恢复生产，刘秀采取了省并郡县官吏，避免战争，释放奴婢，减少百姓服役的一系列措施。到了刘秀死时，已经是“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在籍人口二十年间增加900万。
三则是题主所说削弱地方实力。这是从汉代开国便一直在干的事。具体到刘秀这里更是东汉初皇权集中的一个部分。东汉用宦官和外戚增强内廷的势力，又用尚书取代三公剥夺外廷的权力，将中央的集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地方上减弱郡兵，恢复并扩大刺史的监察权，皇帝亲自接见甚至提拔上计官吏。这样插手地方的军事权、治民权和人事权。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权力反而不断扩大甚至出现分裂，但不可否认在初期还是有效的。
东汉以豪强立国是其时代背景，在豪强势力已发展壮大的情况下不得不合作，但豪强的利益与皇帝的利益是根本矛盾的。国家和豪强需要争夺人口、土地资源，一旦皇权强大便打击豪强。刘秀的释放奴婢，度田都是如此。度田更是引起大规模争斗，刘秀为此杀了不少人，最后才以皇权初步胜利而告终，度田更因此成为定制。郡兵的来源之一就是国家能掌控的人口服兵役，在国家强大能掌控豪强人口的时期，减少征兵对他们来说恐怕也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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