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重新划分晋语区?“新晋语区”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回答
重新划分晋语区,特别是提出“新晋语区”的概念,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到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地域认同等多个维度。传统的晋语区划分主要基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上的共时性特征,而“新晋语区”的划分则可能需要考虑更多动态的社会语言学因素。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如何重新划分晋语区,以及“新晋语区”的划分标准可能是什么。

一、 重新划分晋语区的思路与方法

重新划分晋语区并非否定现有划分的价值,而是为了适应语言演变和社会变迁的现实,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其思路和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语言学内部的精细化研究:

语音层面:
深入分析核心语音特征: 不仅是声母、韵母、声调的概括性描述,而是要对不同子地区(如山西北、中、南,陕西陕北等)的语音特征进行详细的音系描写,识别出哪些是晋语共有的核心语音特征(例如中古音的某些遗存,如平上去入四声的某些保留或转化趋势),哪些是不同方言片区内部的次级差异。
关注韵母的细微差别: 例如,某些地区可能保留了更完整的鼻韵母,或者有独特的单元音韵母。
声调系统分析: 晋语的声调系统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地区声调复杂,有的则趋于简化。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量化和系统分析。
声母的演变: 例如,喉音(如泥母、娘母)在晋语中的演变,特别是其脱落或并合的情况。
词汇层面:
收集和整理特色词汇: 识别出哪些词汇是晋语特有的,并且在不同晋语方言中普遍使用,形成晋语的词汇标志。
分析词汇来源和演变: 探讨晋语词汇受到哪些方言(如官话方言、其他汉语方言)的影响,以及内部的词汇创新和传播。
关注生活化、口语化词汇: 这类词汇往往更能反映一个区域的独特文化和生活习惯。
语法层面:
分析句法结构和语序: 例如,晋语中一些独特的语序或句式,如助词的使用、谓语的位置等。
研究虚词的用法: 助词、副词、介词等虚词的用法往往是方言差异的重要体现。
音变规律的系统化: 对晋语各子方言之间的音变规律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对比,构建音变谱系,从而更准确地界定方言单位。

2. 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引入:

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了解在不同地区,晋语的使用频率、使用范围(家庭、工作、公共场合)、使用者年龄结构、教育背景等。
方言认同感研究: 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当地居民对自己所说方言的认知和归属感。他们是否认为自己说的是“晋语”?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哪个更具体的方言名称?
语言接触与混合现象: 考察晋语与官话(尤其是普通话)、以及周边其他方言(如官话方言、吴语、北方官话分支等)的接触情况,分析由此产生的语言混合、规范化和变异现象。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交通便利性、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教育政策等都可能影响方言的活力和界限。例如,交通发达的地区可能更倾向于形成统一的方言或受到官话的同化作用更强。

3. 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的整合:

回顾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和人文交流: 晋语区的形成与古代的晋国、并州等历史区域密切相关。历史上的行政区划、移民迁徙、文化交流中心,对塑造方言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考虑文化区域的划分: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与风俗习惯、民间艺术、文学传统等密切相关。将语言划分与文化区域划分结合,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二、 “新晋语区”的划分标准猜想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可以设想“新晋语区”的划分标准,它不再是单一的语言学指标,而是更侧重于“具有相对独立性、内部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且在社会文化层面被当地居民广泛认同并传承的晋语使用共同体”。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新晋语区”的划分标准:

1. 核心语言学特征的共识度:

标志性语音特征的保留程度: 存在一组在晋语内部具有高度辨识度,并且在“新晋语区”内被较广泛保留的语音特征。例如,保留中古音的某些特点,如不同的入声声母或韵母结构,或者特定的韵腹、鼻尾等。
核心词汇的通用性: 存在一组在“新晋语区”内部普遍使用且具有高度辨识度的词汇,这些词汇不易与其他方言混淆。
基本语法结构的稳定性: 尽管晋语内部语法差异存在,但在“新晋语区”内,其核心的语法结构(如助词使用、语序等)应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同质性。

2. 社会语言学层面的互动和认同:

语言使用的一致性: 在“新晋语区”内,晋语是当地居民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之一,尤其是在家庭和社区内部。尽管普通话或官话方言也在使用,但晋语仍是重要的沟通工具。
方言认同感和归属感: 当地居民普遍认为自己说的是“晋语”或某个具体的晋语方言,并且对其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能区分自己的方言与官话或其他方言。
语言的跨代传承: 晋语在代际之间的传承相对较好,年轻一代仍然能够流利地使用晋语,而不是完全被普通话取代。

3. 历史文化和地理的关联性:

历史文化区域的重叠: “新晋语区”的边界应与历史上形成的、在文化、经济、社会交流上有一定联系的地理区域大体吻合。
区域内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 在文化习俗、生活方式、民间艺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域特色,这些特色与所使用的晋语息息相关。

4. 动态适应性:

考虑语言的演变和变异: “新晋语区”的划分不是僵化的,而是要考虑语言的动态发展,容纳方言内部的变异和发展趋势。某些曾经是核心特征的地方,如果正在被广泛同化,则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界限。
对语言接触的适应性: 认识到语言接触是常态,关键在于晋语的核心特征和使用者认同是否足够稳固,能够“抵御”或“融合”外来语言影响,形成新的、具有晋语特色的语言面貌。

三、 晋语区重新划分的几个可能方向(举例说明)

基于上述标准,我们可以探讨晋语区重新划分的几个方向和可能形成的“新晋语区”:

强化核心晋语区: 将那些保留了最多晋语传统语音、词汇特征,并且方言认同感最强的区域划为核心晋语区。例如,山西中部的晋中地区,以及部分山西南部的方言区,可能依然是晋语的核心地带。
划定晋语边缘区或过渡区: 对于那些晋语特征已经比较模糊,与官话方言融合程度较高的区域,可以将其划为晋语的边缘区或过渡区。例如,一些靠近官话方言区的晋语区域,其晋语特征可能只在特定词汇或某些语音现象上有所体现。
考虑区域性的晋语发展中心: 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城市区域,虽然普通话影响很大,但如果当地居民仍积极使用并传承带有地方特色的晋语,也可以视为一个“新晋语区”的潜在形成地,其特点可能是晋语的现代化和变异性发展。
探索不同晋语方言内部的重新划分: 传统的晋语区划分可能将一些内部差异较大的方言划为同一片区。在重新划分时,可以更精细化,例如,进一步细分晋语内部的不同方言分支,并对其进行独立的“新晋语区”划定。

举例说明:

假设我们要划分一个“晋中晋语核心区”。其标准可能包括:

语音: 保留了更完整的中古平上去入四声,特别是某些入声字仍然保留独立的韵母结构(例如,不是完全并入其他声调)。声母“g, k, h”的发音具有独特的舌根音特点,而不是平民化的“j, q, x”。部分地区可能还有古汉语中的某些“细音”特征。
词汇: 使用大量晋中地区特有的词汇,如描述农具、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的词语,这些词语在普通话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例如,“咋啦”(怎么样),“干啥”(做什么),但更深入的词汇如描述特定农具的名称、地方风俗的词汇等。
语法: 助词“了”的使用方式与普通话不同,或者存在一些独特的疑问句、否定句结构。
社会认同: 当地居民普遍认为自己说的是“晋中话”,并引以为傲,能够区分出与邻近地区(如陕北、河北)方言的差异。年轻人即使受普通话影响,但在家庭内部仍会使用晋语交流。

需要强调的是:

“新晋语区”的划分是一个持续的研究过程: 它需要大量的实地调研、数据收集和理论分析,不可能一蹴而就。
区分“方言使用者”和“方言区域”: 有时候,即使某个区域的整体方言活力下降,但仍可能存在一些坚守方言传统的群体,这需要我们在划分区域时进行细致的甄别。
与其他语言区域的边界处理: 语言区域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需要设定一定的阈值来界定何时一个区域的语言特征足够“晋语化”,能够被划入“新晋语区”。

总之,重新划分晋语区并提出“新晋语区”的概念,是语言学研究在时代发展中的必然课题。它要求我们结合传统的语言学方法和社会语言学的新视角,更全面、动态地理解和界定晋语的使用范围和特征,从而更好地认识和保护这一宝贵的语言文化遗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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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晋语内部大包片的划分问题的文章,贴在这里,供大家集思广益。


河套方言的边界在哪里

众所周知,《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晋语的划分争议很大,一直饱受批评。笔者作为业余爱好者,通过快手对晋区语西北部47个旗县进行了 “云调查”,提出一种新的晋语“西路话”方言的边界范围,供专业人士参考。

图1. 红线为本文拟定的西路话流行区域边界

1. 背景:

1) 河套地区的“西路话”简介。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所通行的晋语方言,在传统上分为东路话和西路话。西路话主要流行于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的东河区,土默特右旗、固阳县,以及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和清水河县,一般被当地人称为“此地话”。该方言的上声和去声的调值与普通话类似,但是阴平和阳平的调值与普通话相比是颠倒的,即阴平是升调,而阳平是高平调。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这块区域被分别包含在大包、五台两个片区。

2) 对传统晋语分区的批评

1987年第一次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次将晋语作为一种独立于官话的方言标出范围,并主要根据声调类型将其分为并州、上党、五台、邯新、吕梁、大包、张呼、志延八个片区。目前,几乎所有的针对晋语方言分区的资料都以图2为基础。

图2. 05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晋语的划分

但是,这种以调类为唯一依据的分类方法,虽然简洁明了,却也遭受了广泛的批评:这种分类方法往往将听起来非常相似的方言划分为不同的片区,而将听起来完全不同的方言归为一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包片”的划分:

  1. 位于山西东部的阳泉,方言与大同包头区别很大,各个声调的调值都与大包片其他地方不同,地理上也并不接壤,仅仅因为声调的数量一致,类型相似(即:平声分阴阳,入声不分阴阳),就将其划分为大包片的飞地,说服力不足。
  2. 大同话与其紧邻的丰镇话,以及更北边的集宁话都很相似,其相似性远大于大同和包头。但与大同隔长城相邻丰镇、集宁话却被分到了张呼片。
  3. 包头话(东河区)和临河话的相似程度远大于包头和大同,将包头与大同划为一片,却把包头和临河分为两片,是不妥当的。

以上三点是在地级市的层面上比较明显的有争议的问题。具体到县级区域,争议更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方言最理想的一种分类方式,是参考生物学和语言学,通过对方言形成历史的研究,寻找各地方言的发生学关系,绘制方言谱系。次一种方法,则是根据各个方言互通的程度,综合考虑各个方言的词汇、音系、调类、调值、听感来划分范围。限于研究成本和技术水平,《中国语言地图集》只考虑了调类一个因素进行划分,可以理解。但现在科技日益进步,人员信息交流日益方便,以前进行的粗略的调查工作却没有进行更新,这是非常遗憾的。

虽然网络上有一些对晋语区进行重新划分的尝试(比如百度晋语吧里对北部晋语的重新划分已经是月经帖了),但是难以找到符合本人认知的晋语分布图。


图3. 网络上的一种晋语划分方案

2. 调查依据和方法

笔者并非专业人员,仅具备粗浅的语言学和音韵学知识,亦不具备实地考察的条件。所以本文采用在快手上搜索各县名称的方法来调查各地的方言。

在进行调查之前先介绍一下本人的情况: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高中时就读于呼和浩特市,同学来自内蒙古各地。一去学校,大家自然而然根据自己的方言认了老乡,并经常用自己的方言与使用同一种方言的同学交流。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时候,对于晋语大包片与张呼片界限的位置是感到非常诧异的。

根据笔者以往的生活经验,西到磴口,东到清水河,虽然各处方言存在差异,但都属于渐变,可以无障碍地听懂,这些地方的方言传统上被称为“西路话”。而土默特左旗与土默特右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语言断层,该断层东北侧的方言,在传统上被称为“东路话”,各个声调的调值都与“西路话”存在明显区别。在一本内蒙古自治区的普通话教材(具体哪本书我忘记了),也是把内蒙古的晋语分为东路和西路,具体范围和笔者的观感一致。

我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传统上的“西路话”到底通行于哪些地方,边界在哪里。在调查之前,我担心由于方言之间存在渐变、过渡的关系,所以可能难以判断具体界限。但是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西路话在大部分地方是有明显边界的,边界之外口音均与西路话明显不同。边界中相对比较难以确定的地方,是陕西榆林市的榆林、衡山、米脂这些地方,口音与周边地区呈过渡状态。

3. 结论

晋语西北部的“西路话”边界如图4红线所示:

图4. 粗红线为晋语“西路话”的边界(精确到县,不考虑方言岛)。

排除各城市厂矿地区的方言岛,晋语“西路话”流行的具体范围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包头市(达茂旗的快手视频太少了,所以存疑),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清水河县;陕北榆林市的府谷县、神木县、榆林市区、横山县(后两个存疑);山西忻州市管涔山、云中山以西的西八县中的七个(不包括静乐县,静乐县在一个小盆地里,其他七个县在山区),即: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五寨县、岢岚县、神池县、宁武县。

一些地区,比如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土左、和林等地,一般被认为是晋语张呼片和大包片的过渡区域,但是与高度互通的西路话内部各方言相比,这种“过渡“的步子有点过大了,所以本文不将这类地方放入西路话的范围之内。(武川话平声分阴阳,所以被认为有西路话的特点。但是去声是一个升调,与东路话相同。)

资料1: 阴平混同上声现象

该视频是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个推拿按摩诊所中的对话,女性患者是杭锦后旗人,说话口音有明显的阴平混同上声的现象,男医生的口音则完全没有这种现象,与五原话相同。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轻微的,1987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根据“阴平是否混同上声”这一原则,将这两种口音分别分到五台片和大包片,是不妥当的。后套平原西部的“五台片“与忻州东六县的”五台片“也明显不同。

资料2,五台话,可以听出和杭后话完全不同,不属于“西路话“的范围

资料3,西路话界限内最东侧的宁武方言,各位可以自行判断是否和最西边的杭锦后旗口音差别很小:

作为对比,这里贴出与宁武紧邻的朔州市口音,可以听出宁武与近在咫尺的朔州的口音差别远远大于与千里之外的杭锦后旗的口音差别。

其他资料如有必要再贴出。

4. 讨论

从以上西路方言分布图,可以思考几个问题

1. “走西口“是从哪里走?

众所周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居民,绝大多数是再清朝末年开始的“走西口“移民运动中迁徙到内蒙古的。目前包括维基百科在内的大部分资料,都认为杀虎口就是西口,是走西口运动的起点、或必经之路,而包头市和后套平原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目的地。但是从本次调查得知,杀虎口所在的右玉县,其口音与包头、后套的口音差别很大。对于想要迁徙到包头、后套的口里居民来说,更为合理的一条路线,是从河曲、府谷出发,沿黄河步行或乘船抵达。这条路线不仅路途平坦,交通便利,距离短,符合常识和逻辑,也与西路方言的分布范围相吻合。

图5. 推测移民路线。蓝色箭头为东路话使用者迁移路线,蓝圈处为杀虎口。红色箭头为西路话使用者迁移路线,红色曲线为推测的山西内部西路话的边界。

即使杀虎口就是西口,“走西口“的移民也未必会经过这里。作为类比,相当一部分”闯关东“的移民是由山东半岛经海路进入东北的,并没有经过山海关。

“东路话“的使用者,应当是由雁北地区的桑干河谷地,经张家口、大同等处北上,占据乌兰察布地区的丘陵地带。”西路话“的使用者,则本来是晋西北和陕北山区的居民,却占据了内蒙古黄河沿岸的平原地带。两者在阴山脚下相遇,来自平地的居民占据了山区,来自山区的居民占据了平原,有种奇妙的对偶感。

2. 《中国语言地图集》为什么会那样划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北部晋语本来就是一些比较类似的方言,词汇基本相同,区别主要在声调上。然后在山西省内部,确实存在着方言变体的连续分布,因而对其进行区分本身就存在困难。使用不同的指标来划分,往往产生不同的结果。个人猜想,这本书的编纂人员,应当是先考察了山西省内部的方言分布情况,以各个地级市城区的口音为基准,尽量寻找合适的划分依据,使得各个片区尽可能沿着1987年的行政区划线分布。然后根据“内蒙古的晋语来自山西“这个常识,将内蒙古各城市的口音和山西各个地级市相对比。然而包头流行的口音与山西各地级市的主城区都不同,于是根据”走西口“的传说,将包头与杀虎口所在的大同市分在了一起。而本来与大同口音接近的呼市、集宁方言,因为与包头差别大,无法放到一起,就安给了河北的张家口。但是实际上,包头口音来自于陕北和忻州市西部的山区各县。到了调查临河市的时候,调查人员终于发现了后套口音和忻州的联系,所以将其隔着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归入了五台片。这样至少从地级市的层面上看起来非常规整(但画在地图上就很杂乱),每个内蒙古的地级市对应一个山西的地级市。然而,临河到包头之间的口音本来就是缓慢连续变化的,为了对上忻州五台话和大同话的区分标准,这条界线被定在临河和五原之间,就看起来比较滑稽了。

3. “西路话“应当起一个什么名字?

首先不能叫大包片,因为大同方言不再此范围内。也不能叫五台片,因为五台方言也不在此范围内。也不能按照网络上一些人的观点称为“朔方片“,因为朔州方言同样不在此范围内。其实笔者凭私心很想将其命名为“河套片“,因为这个方言就是在广义的河套地区分布的,但是考虑到榆林等地确实离河套比较远,可能也不太容易被接受。如果按照《中国汉语地图集》的传统,用两个城市来命名,且第一个城市在长城内,第二个城市在长城外,那么这种方言似乎应当被命名为“榆包片”,不过榆林市和横山县的口音说实话不是很典型(排除这俩就真的能叫河套片了……)

4. “西路话”的意义。

西路话本是山西西北部一种不太流行的方言,但是随者清末内蒙古地区的开发,大量该处人员移民至口外,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万人口在使用这种方言。因为扩散年代较晚,西路话保持了很好的互通性和一致性,区域内经济也较为发达,既包括矿产资源丰富的陕北、鄂尔多斯地区,也包括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的前套、后套平原。然而由于历史积淀较浅,长久以来,对这种方言的研究非常贫乏,难以和它实际的使用规模相称,因而具有不错的研究潜力。


参考资料/推荐阅读:

1. 王俊鸿,晋语研究杂识,

2. Yangtze,“内蒙古”晋语——你所不知道的此地话,

3. @王伟超Mijiag ,内蒙古各个地区的方言都有哪些特点?,

4. @小云哥哥,有没有一段标准文字,可供方言研究者用于研究朗读者的汉语发音? ,

5. @林怀谷,官话大区内部各支的亲疏关系如何? ,

6. @Hynuza,【晋语】如何把汾阳话变成西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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