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部分外国人面对疫情如此放松？而以色列日本等国却反应强烈马上封国门？
我们得从几个关键维度来拆解这个问题：
1. 对风险的感知和容忍度：
文化背景与个体自由： 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社会，天然地对限制个人行动、强制性的大规模隔离措施抱有警惕。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相信个体可以自行判断风险并做出选择。他们的文化从小就强调“我说了算”，对于政府过于强势的干预会产生天然的反感。相对来说，一些亚洲文化，例如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国家，更强调集体利益和对权威的服从，这使得政府在推行集体性措施时阻力较小。
过往经验的影响： 一个国家过去的公共卫生危机处理经验，也会深刻影响其民众和政府对新疫情的反应。如果一个国家经历过SARS、MERS或者禽流感等疫情，并且这些疫情确实对社会造成了显著影响，那么他们可能对新出现的情况更为警惕，反应也会更迅速、更严厉。比如，亚洲很多国家在SARS后，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疫情应对机制和民众认知，对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接受度更高。
信息透明度与信任度：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在疫情信息公开、政策解释方面做得透明、诚实，并且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那么民众就更愿意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反之，如果政府信息混乱、前后矛盾，或者被认为隐瞒真相，那么民众的警惕性反而会下降，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一些“放松”的国家，可能存在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或者认为政府的说法夸大了风险。
2. 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经济依赖性： 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其经济高度依赖于服务业、旅游业和国际贸易。一旦采取封锁措施，经济损失会非常巨大且迅速。因此，一些政府在权衡“生命”与“经济”时，可能会表现出犹豫或采取相对温和的策略，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控制疫情，而不是“一刀切”的封锁。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与病毒共存”的模式，希望经济和生活尽量不受太大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对封锁政策的执行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有完善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和现金补贴，那么即使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民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生计，不至于因为封锁而陷入绝境。那些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封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高，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政府也会因此顾虑重重。
医疗系统承受能力： 虽然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有些国家“放松”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医疗系统相对发达，他们有信心能够应对一定数量的重症病例，而不是像一些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那样，一旦病例数激增，医疗系统就会瞬间崩溃。然而，这种“信心”也可能是一种误判，导致事态失控。
3. 政治考量与领导力：
政治体制的差异： 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应对危机时有不同的反应模式。集权国家或威权国家，在决策和执行层面可能更高效，也更容易推行大规模的限制性措施。而民主国家，需要经过议会辩论、听取民意、甚至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决策过程相对复杂，也更容易受到多元声音的影响。
领导人的决策风格和信息评估： 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对风险的认知以及他们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对国家政策方向有决定性影响。有些领导人可能更注重科学数据，对疫情的潜在威胁有准确判断，因此会果断采取行动。另一些领导人则可能受到经济压力、民意波动或个人偏见的影响，导致决策相对迟缓或“放松”。
4. 具体到以色列和日本的例子：
以色列： 这个国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算多，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东冲突等历史背景下，培养了极强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其国民普遍对安全问题非常敏感。此外，以色列在科技和情报方面投入巨大，能够迅速获取和分析疫情数据，并对疫情发展趋势有相对准确的预判。他们的社会治理模式也相对高效，政府一旦做出决定，执行力很强。
日本： 日本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虽然本土感染人数不多，但经历过严峻的社会恐慌和经济冲击。这次经历让他们对传染病有了深刻的教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应对预案。日本社会文化中，集体责任和对他人的考量（“迷惑をかけたくない”——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促使人们更自觉地遵守防疫规定。而且，日本在疫情初期，为了防止医疗系统挤兑，以及对“钻石公主号”邮轮事件的惨痛教训，也对边境管控和国内防控措施表现出高度重视。
总结来说， 外国人面对疫情的“放松”与以色列、日本的“强烈”反应，不是简单的个人性格或国家制度的单一差异，而是国家在历史经验、文化价值观、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医疗能力以及信息获取与信任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杂决策和行为模式的体现。
有些人可能因为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或者对政府信息的不完全信任，认为风险被夸大，所以表现得“放松”。而以色列和日本则可能因为更强的危机意识、更集体的社会文化、更重视科学数据的决策模式、以及对医疗系统压力的提前预判，选择了更为严厉和迅速的防控措施。
这就像是人们在面对火灾时，有的人选择赶紧逃跑，有的人则可能先观察一下火势，评估一下风险，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而采取何种行动，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危险的认知、可用的逃生资源以及他们所在环境的特点。
网友意见
因为死的是人，不是狗。
如果这疫情不传人只传狗，每天死几万只狗，宠物医院门口一地的无主狗链，那西方人早就炸锅了。
假设你生活在欧洲，每天接收到的资讯都对几万的确诊，几十几百的死亡人数一带而过，却把大幅的画面和媒体资源用于讨论：
*餐馆每张桌子到底应该最多坐4个人还是6个人，
*每个家庭每天可以去别人家最多拜访一次还是两次，
*酒吧是开到晚上10点还是11点，
你是否还会意识到
这几十几百的死者都是他人的父母，或者是不幸的孩子。
这就是西方秘而不宣的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媒体的议程设置权。
试想一下，如果媒体每天的报道聚焦在那些死者生前的心愿，痛苦，希望，把这些死者当成一个个人来描述，而非只是简单的数字，民众的观感还会是这样无所谓吗？
作为一个明显的对比，希腊海滩边，英法海峡上，死了一些偷渡者，媒体是怎么描述的？
不都是把镜头放大到极致，把偷渡者的前世今生都写的明明白白？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主流媒体，到底是代表着什么群体在发声？为什么对本国的垂垂老者报以的同情心还没有偷渡客来得多？
想明白这个问题，就能至少窥探到为什么西方主流媒体总是左右互搏，以及，真正的社会运作体制里有没有人民的存在。
很多女人出轨，是遇到了高级玩家，被调教了，那诱惑简直大得不得了，家里根本待不住，煮着饭都会想着那个人那条鞭，火灭了，煤气一直泄都不知道，你说可恨不可恨？什么事重要什么事不重要，主次都颠倒了。
同样，大量外国人是被他们社会里错误的思想观念调教了，生存权才是最大的人权，早已被他们忘记了，全过程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一张选票只能说是选举式闹剧。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不节制的自由是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的，这样简单的数学问题，早就被他们故意而为之的低质量教育政策搞到失去了辨别能力。
所以一次大疫情才把真妖怪给现了形。
咱也不能光说不练，现在跟确诊者就在我旁边一米，所以又如何？
我活着为了享受生活，绝不是为了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不幸得了新冠，那这是我的命，而且新冠也太菜了。
我要是新冠死了，那是天灾，咱不怨人家。
我要是因为没有核酸，心脏病死了，属于人祸。做这个规定的人就是我孩子的杀父仇人。
怎么？核酸阳性的要是心脏病发就不给救是吧？
核酸阳性的要生娃就请她憋几天？
作为中国人，我怕天灾？
我活着不是为了活着而已，更加不是为了天天稳定开工，所以资本家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
更加不是为了不知道在哪的奋斗逼每天稳定开工供养他老板，而我赶上密接就要自掏腰包隔离成为那个 Clock Old 嘴里不太高的防疫成本。
评论区有人说怪话。那么我要说的是，马哲告诉我们事物都是在变化的，2年前我们全国自闭，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未知，我们应该小心一点，谨慎一点，这没有问题。
但是两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没有看到，那真的说明你这疫情的两年是空白的两年。
我的两年，是从无知恐惧到充分了解并解除恐惧的两年。
我经历了发小的过世，经历了枕边人的确诊，经历了有家不能回，至今骨肉分离。这两年对我有冲击，有过绝望，但是今天已经无所畏惧。
我的好友，40不到，996，去年过年喝酒猝死，老婆孩子房子都改了姓。
我自己，以前不仅996还要007，10年前就比越南早发明了＂三就地＂，就地睡觉，就地办公，就地施工。幸运的是提前发现了一些征兆，正巧连续吃外卖导致住院，医生说我继续996可能英年早那啥。此后我就比较注意健康生活。现在三针疫苗，枕边人确诊情况下，我是一直没有测出阳性的。
死亡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人不能因为有风险而不活出精彩了。
得新冠和单人隔离哪个更痛苦？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新冠也就难受几天而已。
得新冠跟破产哪个更痛苦
法西斯来了都不怕，为何怕新冠？
因为死的是自己的爸妈，不是猫猫狗狗
不用笑，这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地方，就是个现实
说一个国内读者可能会忽略的角度。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疫情在武汉刚刚爆发的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新闻不管是电视上还是官方网络平台开始进行播报的时候，我们是怎样阅读那些数据的。
如果我不是异类的话，我当时最关注的是新增病例数，而非死亡人数。理由很简单，死亡人数固然是不幸的，但是对我们绝大部分疫情所在地之外的地区的人而言，终究难以产生更大的共鸣。相比之下，新增病例数则代表着疫情被控制的情况。
当时有一个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的热词，叫做“拐点”，大致意义就是过了这个拐点的高峰，新增人数不再呈指数上升，疫情等于得到了初步的控制。而支持拐点的数据不是死亡人数，而是新增病例人数。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开始各大媒体平台走马灯式的教育下，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新增病例数十分敏感，并且这种敏感也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主要原因。
国外疫情爆发的时候，各种媒体同样是高频率地每天播报新增病例数以及死亡人数。但是不同在于，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可望而不可即，“拐点”这个概念几乎很少出现在国外媒体的讨论之中，这样一来民众和媒体的焦点往往更多地放在了死亡人数，而非新增病例数上。
考虑到新冠病毒的低致死率，以美国为例，一天可能有几十万的新增病例，但是死亡人数也就不过一两千而已。放在一个三亿人的国家里面，一两千听起来是不是显然就没有几十万这么严重了呢？
而到这里，还没有完，很多普通美国人读报看新闻时会在意的甚至不是全国一天死了多少人，而是他们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学区一天死了多少人。那么那个一两千的全国数字再进一步分解，到了大都会之外的广大中产阶级美国人居住的城乡结合部中，可能结果就是这一个县，这一个学区一天不过也就只有个位数的新冠死亡而已，也并不比因为交通意外丧生的人数更多多少，这样一来，又有什么更加值得紧张的呢？
一方面数据可以指导人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当人们内心已经有了观点时也会寻找那些符合自己观点的数据来强化自己的观点，而忽略掉不符合自身观点的数据。
欧美人普遍热爱自由，憎恶管制，这是他们在疫情之前日积月累几个世代保留下来的主流观点。自然而然，当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们也会尝试去寻找那些可以支持这一个观点的数据来进行强化，而死亡人数，精确到最低层级政府单位的死亡人数正是这样一个能够支撑他们反对管制的观点的数据。
到头来，他们希望自由，寻找能够支持他们应该自由的数据，然后一直强化这一观点，到最后就变成了对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充满仇视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行为。
因为他们好像真的不怕死。
坐标英国。我以前以为大多数人只是没轮到自己头上所以不怕，但最近我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可能真的把活着放在很多事情后面。
就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我认识一对年过80的老夫妇，是我以前的邻居，我搬家之后和他们每年圣诞节都会互相寄信说说一整年的情况。今年收到他们长长的三页纸的书信，其中超过一页半纸在描述他们今年的九次旅行经历。最让我震惊的是在第五次出行的时候，他俩在游轮上都得了新冠。老太太还好，只是发烧咳嗽了几天，但老爷爷却是重症，送去医院抢救好些天差点没活过来。就这样了，他们好了之后还继续去旅游，一点都没惧怕再得病。而且圣诞节也如期和自己子女孙儿聚会，也一点没怕聚集感染。
你说那些没得过的人不知道危险所以无知而无畏就算了，可是这两个老人自己是从鬼门关回来的，照样不怕。这已经不能用不知道危险来形容了，我是真的觉得他们认为不自由毋宁死了。
还有许多家庭明明一个孩子得了，另一个孩子还能继续去上课，学校也知道学生家长也知道，但好像没有任何人会为这事惊慌失措。我还有同事得了新冠之后明显病的脸都青了，但他还天天继续远程上班，过几天说自己好了，有同事离职他还去参加告别聚会，而那个离职的同事竟然也不介意。
所以我慢慢地从一开始大惑不解，到现在感觉可能他们是真的不怕死。或者说他们虽然怕死，但在一点点死亡概率和不能玩耍聚会之间，他们会忽略那个死亡概率。
社会环境不一样，自然面对同样的事情的反馈会不一样。
外国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但总体上来说，确实是大多数对疫情比较放松。西方国家我在疫情期间没有呆过。但是我疫情期间一直在菲律宾，我就以菲律宾为例。
一开始菲律宾也很紧张，2020年3月15号，当时每天确诊只有十几个的时候，杜特尔特直接宣布搞封城，不仅仅是只封首都，而是全国性的封城。虽然不像国内那样连小区都不能出那么严格，但是真的是严格限制人员跨区域流动，做的很严格，很多人都被逼在家上班，也有很多人直接就失去了工作。
这一封锁，就封锁了3个月，到6月份才解除封锁，后面一直有一些零星的封锁，但是整体上政策慢慢放松下来了，哪怕后面有各种变异病毒，做的最多也就是限制外国人入境，搞入境隔离，搞体温检测，比如到今年像一些公寓，酒店，入住都要核算检测，疫苗报告等，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大街上，民众还是普遍越来越放松的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对于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外国很多国家在疫情初期，都学过中国，搞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抗疫。不过由于政府的能力太差，在基层治理，沟通渠道，引导民众，物资掉配各个方面全面拉垮，导致最后两头不讨好，即没有控制住疫情，还搞得民众生活很困难。因此导致后续民众对于政府如何再说疫情多严重都没啥反应了/
第二个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很多外国人都是不存钱，超前消费的，搞封锁，代价对他们来说太大，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没有钱，这是随时真的能饿死人的问题，得了新冠不会死，但是没钱会，所以他们对于严格抗疫，搞封锁那一套是非常反感的。自然就不希望别人也对疫情过度紧张，影响政府决策，因此为啥西方那么多国家有那么多人反对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有这一部分原因在。
第三个原因是个人自己原因。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大多数人是很难长期对一件事情能够保持高度关注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如果你是单身，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各种给你上课，劝说你早点找个对象结婚，说单身的坏处，然后你同学聚会走亲戚，看到很多同龄人都结婚有孩子了，小家庭很幸福，你会不会觉得他们说的对，单身很可怕，你要赶紧结婚，然后过完年那段时间，相亲啥的特别有动力，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亲失利后，加上回到了工作中，远离家人朋友，看到自己的同事，很多比你大还没结婚，相亲对象很多比你条件差，比你年纪大也还在单身，吃着瓜看身边那谁谁结婚没多久离婚了，你是不是也会慢慢放下对脱单，结婚成家的焦虑，觉得单身也不错，也没啥大不了的。你看防疫跟脱单都是一样一样的，时间长，注意力会失焦，而且这种失焦还极容易受环境影响。
因此在人性，加上环境，历史经验和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很多外国人面对疫情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放松。
因为中国人反智的氛围不那么浓
因为我们就算天天调侃教授都是叫兽，专家都是砖家，但是一旦出点什么事，大家还是愿意听一听专家意见的
同样，我们的政府也信任专家的判断，我们也知道专家不会为自己背后的财阀而背书
所以钟南山说不出门，大家都会乖乖在家里待着，因为钟老肯定不会在生命攸关的大事上做中国罪人
外国人嘛，外行管内行管太久了，自己把自己骗过去了呗
外行管内行这事中国也很严重，只不过在关键的时候有关键的人站出来拨乱反正了。
中国人可是在被最勇敢的那一批人保护着呢，外国人只有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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