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國在60年代, 用開放的經濟政策， 吸引外資， 能否溫和地工業化？減少剝削農民（經濟學討論）？
这个问题相当有趣，它触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也引发了关于“道路选择”的深刻思考。如果中国在60年代真的能够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那么温和工业化并且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实际操作中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60年代就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不再强调自力更生，而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政府会出台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比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审批流程、保障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允许一定程度的利润汇出。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可能会被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市场所吸引。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模式。这些外资企业可以逐步在中国建立工厂，生产商品，从而带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种模式下的工业化，相较于当时中国所实行的依靠计划经济和大规模集体劳动的方式，会更加“温和”。“温和”体现在几个方面：
技术引进与升级： 外资企业通常会带来更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这能够比自主研发更快地提升中国的工业水平，减少了摸索和试错的时间。
市场导向： 外资企业的进入往往意味着生产的商品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是单纯完成计划指标。这会促使国内企业学习如何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培养竞争意识。
就业结构调整：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会进入城市工厂，从事相对而言技术含量更高、报酬可能更好的工作。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劳动力转移，而非强制性的集体调动。
然而，要“减少剥削农民”，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复杂问题，并且与开放经济政策本身的关系需要辩证看待。
在60年代的中国，农民是被高度组织化和资源化的，他们的劳动价值很大一部分被集体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如低价收购农产品、提供低成本劳动力支持工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这是一种“剪刀差”，工业品的价格相对高于农产品，这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剥削。
如果中国真的采取了开放经济政策，吸引外资，那么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否会减轻，关键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 土地和农村资源的处理： 外资的进入，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如果政府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征地，并给予农民公平的补偿，同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那么对农民的剥削就有可能减轻。相反，如果土地被廉价征用，农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那么即使工业化了，剥削的形式也可能只是转移。
2. 农产品价格机制： 开放经济通常意味着更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如果农产品价格能够真正反映其生产成本和供需关系，而不是长期被压低以支持工业，那么农民的收入水平会有所提升，剥削感自然会减弱。但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造成压力。
3.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开放经济带来的工业化会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这本身是一种对农村人口的“抽离”。关键在于，这种转移是否是“自愿”且“有益”的。如果农民进城能够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那么这是一种良性发展。但如果他们只是成为城市工业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城市中也面临着居住、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那么剥削感依然存在。
4. 农村的投资和发展： 一个真正开放且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不仅应该吸引外资进入工业，也应该关注农村的现代化和发展。如果一部分利润和投资能够流回农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工业或服务业，那么农民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6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意识形态的考量、地缘政治的压力（例如与苏联的关系、与西方的隔阂）、以及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都会成为实行大规模开放政策的巨大障碍。
如果强行推行开放经济，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外资的涌入可能导致某些地区或行业发展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则被边缘化。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对国内国有企业的冲击，都可能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在保障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独立的前提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深度经济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很多决策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考量，而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总而言之，理论上，60年代中国通过吸引外资来温和工业化，并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是有可能性的，但这取决于一系列关键的政策选择和执行能力。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开放中找到平衡，既利用好外部资源，又保护好国内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避免将一种剥削形式简单地替换为另一种。即便如此，要完全“温和”地实现这一点，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仍然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60年代就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不再强调自力更生，而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政府会出台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比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审批流程、保障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允许一定程度的利润汇出。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可能会被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市场所吸引。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模式。这些外资企业可以逐步在中国建立工厂，生产商品，从而带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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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 外资企业的进入往往意味着生产的商品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是单纯完成计划指标。这会促使国内企业学习如何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培养竞争意识。
就业结构调整：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机会进入城市工厂，从事相对而言技术含量更高、报酬可能更好的工作。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劳动力转移，而非强制性的集体调动。
然而，要“减少剥削农民”，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复杂问题，并且与开放经济政策本身的关系需要辩证看待。
在60年代的中国，农民是被高度组织化和资源化的，他们的劳动价值很大一部分被集体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如低价收购农产品、提供低成本劳动力支持工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这是一种“剪刀差”，工业品的价格相对高于农产品，这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剥削。
如果中国真的采取了开放经济政策，吸引外资，那么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否会减轻，关键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 土地和农村资源的处理： 外资的进入，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如果政府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征地，并给予农民公平的补偿，同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那么对农民的剥削就有可能减轻。相反，如果土地被廉价征用，农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那么即使工业化了，剥削的形式也可能只是转移。
2. 农产品价格机制： 开放经济通常意味着更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如果农产品价格能够真正反映其生产成本和供需关系，而不是长期被压低以支持工业，那么农民的收入水平会有所提升，剥削感自然会减弱。但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造成压力。
3.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开放经济带来的工业化会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这本身是一种对农村人口的“抽离”。关键在于，这种转移是否是“自愿”且“有益”的。如果农民进城能够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那么这是一种良性发展。但如果他们只是成为城市工业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城市中也面临着居住、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那么剥削感依然存在。
4. 农村的投资和发展： 一个真正开放且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不仅应该吸引外资进入工业，也应该关注农村的现代化和发展。如果一部分利润和投资能够流回农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工业或服务业，那么农民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6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意识形态的考量、地缘政治的压力（例如与苏联的关系、与西方的隔阂）、以及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都会成为实行大规模开放政策的巨大障碍。
如果强行推行开放经济，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外资的涌入可能导致某些地区或行业发展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则被边缘化。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对国内国有企业的冲击，都可能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在保障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独立的前提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深度经济合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难题。很多决策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考量，而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总而言之，理论上，60年代中国通过吸引外资来温和工业化，并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是有可能性的，但这取决于一系列关键的政策选择和执行能力。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开放中找到平衡，既利用好外部资源，又保护好国内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避免将一种剥削形式简单地替换为另一种。即便如此，要完全“温和”地实现这一点，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仍然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网友意见
评论区里有人提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太高的文化水平，那么上图应该是最好的回答。
手机码字，图侵删。
谢邀，匿名答主的答案已经很好了。
不过如果硬要剔除政治因素，那么我粗略的提一下吧――虽说个人一直认为剔除政治因素去谈经济纯属扯淡。
1.中国即使到了60年代，识字率和中学生毕业人数依然不足以提供足够合格的工业劳动力来实现全面工业化――不知纪律为何物的文盲和半文盲不可能是合格的工人，而中国的中学生毕业人数上升到500万/年已经是70年代的事情了。
2.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个进程，必然与农业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相对应，而非一蹴而就。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城市人口被分流到农村以及60年代后期的上山下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粮食安全和工业人口的平衡问题――而以中国的人口体量，依赖进口是不可能解决好吃饭问题的。
3.中国1969年发电量为940亿kwh，而人口已经达到8亿，换言之，人均年发电量117kwh，也就是说平均到一个人，每天可用的电量为0.32kwh――可供一只100瓦的电灯泡使用3个小时，如果算上传输过程中的损失，这个数值还会下降――当然和1949年43亿kwh的发电量相比，增长了20多倍，即使人均也增长了10余倍。
4.1970年中国铁路里程4.1万公里――这是铁道兵们日以继夜赶出来的数据，1949年时为2.1万公里。公路和航运数据还没查到，不过那个年代是长江航运的黄金期，运输的主力是100到200来吨运载量的小驳船。
5.再补一个小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汽车企业曾想在华办厂生产轿车，不过调研之后放弃了――当时调研的结果是，中国年轿车需求量大约100多辆。
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的前提：足够的合格工人，足够的电力供应，足够的粮食供应，足够的运输能力，还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而这一切都需要两代人以上的努力才可能满足，否则非洲和印度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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