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为什么有很多人为袁崇焕喊冤，却没有人为毛文龙喊冤？
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民间确实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而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袁崇焕之所以能得到后世许多人的“喊冤”，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宁远大捷”、“锦州大捷”等一系列抗击后金（清）的辉煌战绩，以及他“五年复辽”的宏伟目标。然而，他最终却被崇祯皇帝以“谋逆罪”处死，这种“功臣蒙冤”的悲剧色彩，自然激起了后世的同情与不平。
为什么袁崇焕能收获“冤案”的声名？
1. 辉煌的军事成就与民族英雄的光环： 在明末那个内忧外患、国力日衰的时代，袁崇焕是少数几个能屡屡击败后金劲旅的将领。他以少胜多，在宁远、锦州等战役中重创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军队，一度稳定了辽东战线。这些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意义重大，更在心理上给了明朝上下巨大的鼓舞，让人们看到了抵挡外侮的希望。他提出的“以辽制辽”、“收复辽东”的战略，也代表了当时许多人对国家前途的期望。
2. “莫须有”的罪名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袁崇焕最终被处死，罪名是“谋逆”。但细究史料，这些罪名往往是由一些弹劾奏章和传言拼凑而成，缺乏确凿的证据。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红夷大炮”奏疏，被指控“与红夷通谋”。然而，袁崇焕主张引进并使用红夷大炮，这是他改革军事、抵抗后金的重要举措，怎么反而成了罪证？这背后，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阴影。
党争的牺牲品： 明末的朝廷，党争激烈。袁崇焕作为少数民族出身（东江镇出身）却在朝中掌握重权、备受器重的将领，自然触动了一些老牌士大夫和官僚的利益。东林党、阉党等派系的斗争，以及各方势力对军权的争夺，都可能将矛头指向他。
“失计”之过：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袁崇焕战功卓著，但他在某些策略上也犯了错误。比如，在关键时刻不顾皇帝旨意，擅自将卢象升等有功将领调离，或者在与皇太极进行“和谈”时，由于沟通不畅或策略失误，导致了一些误解和猜忌。但这些“失计”之过，是否足以判处“谋逆”死罪，显然存在巨大的争议。
皇帝的猜忌与多疑： 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其性格中的猜忌和多疑，尤其是在经历过“阉党”专权后，对拥有强大军权的臣子总是心存戒备。袁崇焕的军事实力、个人声望，以及他与后金方面的接触（即使是为了瓦解对方），都可能成为皇帝猜疑的导火索。
3. 悲剧英雄的塑造： 历史的演变，尤其是文学作品（如《明史》、《庭训格言》、以及后世的各种演义小说）的传播，往往会倾向于塑造具有鲜明个性和悲剧色彩的人物。袁崇焕的“空前绝后”、“我与国家共存亡”等话语，以及他最后被凌迟处死、尸骨被百姓抢食的惨状，都极富戏剧性，很容易引起后世的同情和共鸣。他的悲剧，被解读为忠诚与才华被愚昧和阴谋所摧毁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毛文龙的“喊冤”声不那么响亮？
与袁崇焕相比，毛文龙的境遇和历史形象截然不同，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少有人为之“喊冤”。
1. 军事成就的争议性与“窝匪”的标签： 毛文龙是东江镇的创始人，他在辽东的活动，尤其是在皮岛的经营，确实对后金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他的军队以海盗出身，战斗力不俗，并且能够通过贸易和劫掠维持生存。然而，毛文龙的军队也经常被指责为“窝匪”、“扰边”，其军事行动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战略性，更多的是一些游击式的骚扰。
“不思进取”与“坐大”： 许多史料认为，毛文龙的军队虽然能抵抗后金，但其在皮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坐大”的局面，对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和调动并不十分配合。他的军费开支巨大，但战果却时常被质疑。
“通奴”嫌疑： 与袁崇焕同样，毛文龙也面临过“通奴”的指控。当时，一些官员认为毛文龙的军队与后金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或交易，甚至有人认为他利用与后金的摩擦来获取利益。虽然这些指控也可能含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但相对于袁崇焕“红夷大炮”事件的“证据”，毛文龙的“通奴”指控，在当时的舆论中似乎更具“实证性”或“可能性”。
2. 被处死的方式与过程： 毛文龙是被袁崇焕在获得崇祯皇帝授权后，以“军法”处死的。这种处死方式，虽然在乱世中有其“速战速决”的理由，但它绕过了常规的司法程序，并且是由一位臣子直接处决另一位曾经拥有独立建制的将领，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争议性。
袁崇焕的“借刀杀人”： 很多人认为，袁崇焕之所以要处死毛文龙，是为了扫除自己在辽东军事上的障碍，统一指挥，然后实施自己的“五年复辽”计划。毛文龙的存在，以及他与袁崇焕在战略和人事上的矛盾，使得袁崇焕难以完全掌控辽东的局势。因此，毛文龙的死，在一些人看来，是袁崇焕为了巩固权力而采取的“借刀杀人”。
缺乏“国家民族英雄”的叙事： 与袁崇焕“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清晰叙事不同，毛文龙的形象更多地被定位在一个地方军阀或区域性军事将领。他的行为更多地被解读为维护自身势力，而非像袁崇焕那样，被赋予了“拯救大明于水火”的宏大使命。
3.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历史评价往往是由胜利者或后来者书写的。袁崇焕的“冤案”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而且他的战略思想与后世对“民族英雄”的定义更为契合。而毛文龙的结局，虽然同样值得探讨，但他的争议性更大，缺乏那种能引起普遍同情的“牺牲”光环。
总结来说：
袁崇焕 因为其辉煌的战绩、宏大的抱负，以及最终被处死的悲剧性结局，被塑造成了“民族英雄”和“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形象，自然获得了后世大量的同情与“喊冤”。
毛文龙 尽管也为明朝在辽东做了贡献，但他其军事行为的争议性、缺乏清晰的国家叙事，以及其被处死的过程（被视为袁崇焕铲除异己），使得他难以获得像袁崇焕那样广泛的“喊冤”声。人们更多地将焦点放在袁崇焕的“冤”上，而对毛文龙的评价，则更多地集中在其自身行为的评价上。
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受到其自身行为、所处时代背景、后世的解读以及叙事角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体现。
为什么袁崇焕能收获“冤案”的声名？
1. 辉煌的军事成就与民族英雄的光环： 在明末那个内忧外患、国力日衰的时代，袁崇焕是少数几个能屡屡击败后金劲旅的将领。他以少胜多，在宁远、锦州等战役中重创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军队，一度稳定了辽东战线。这些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意义重大，更在心理上给了明朝上下巨大的鼓舞，让人们看到了抵挡外侮的希望。他提出的“以辽制辽”、“收复辽东”的战略，也代表了当时许多人对国家前途的期望。
2. “莫须有”的罪名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袁崇焕最终被处死，罪名是“谋逆”。但细究史料，这些罪名往往是由一些弹劾奏章和传言拼凑而成，缺乏确凿的证据。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红夷大炮”奏疏，被指控“与红夷通谋”。然而，袁崇焕主张引进并使用红夷大炮，这是他改革军事、抵抗后金的重要举措，怎么反而成了罪证？这背后，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阴影。
党争的牺牲品： 明末的朝廷，党争激烈。袁崇焕作为少数民族出身（东江镇出身）却在朝中掌握重权、备受器重的将领，自然触动了一些老牌士大夫和官僚的利益。东林党、阉党等派系的斗争，以及各方势力对军权的争夺，都可能将矛头指向他。
“失计”之过：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袁崇焕战功卓著，但他在某些策略上也犯了错误。比如，在关键时刻不顾皇帝旨意，擅自将卢象升等有功将领调离，或者在与皇太极进行“和谈”时，由于沟通不畅或策略失误，导致了一些误解和猜忌。但这些“失计”之过，是否足以判处“谋逆”死罪，显然存在巨大的争议。
皇帝的猜忌与多疑： 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其性格中的猜忌和多疑，尤其是在经历过“阉党”专权后，对拥有强大军权的臣子总是心存戒备。袁崇焕的军事实力、个人声望，以及他与后金方面的接触（即使是为了瓦解对方），都可能成为皇帝猜疑的导火索。
3. 悲剧英雄的塑造： 历史的演变，尤其是文学作品（如《明史》、《庭训格言》、以及后世的各种演义小说）的传播，往往会倾向于塑造具有鲜明个性和悲剧色彩的人物。袁崇焕的“空前绝后”、“我与国家共存亡”等话语，以及他最后被凌迟处死、尸骨被百姓抢食的惨状，都极富戏剧性，很容易引起后世的同情和共鸣。他的悲剧，被解读为忠诚与才华被愚昧和阴谋所摧毁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毛文龙的“喊冤”声不那么响亮？
与袁崇焕相比，毛文龙的境遇和历史形象截然不同，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少有人为之“喊冤”。
1. 军事成就的争议性与“窝匪”的标签： 毛文龙是东江镇的创始人，他在辽东的活动，尤其是在皮岛的经营，确实对后金造成了一定的牵制。他的军队以海盗出身，战斗力不俗，并且能够通过贸易和劫掠维持生存。然而，毛文龙的军队也经常被指责为“窝匪”、“扰边”，其军事行动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战略性，更多的是一些游击式的骚扰。
“不思进取”与“坐大”： 许多史料认为，毛文龙的军队虽然能抵抗后金，但其在皮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坐大”的局面，对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和调动并不十分配合。他的军费开支巨大，但战果却时常被质疑。
“通奴”嫌疑： 与袁崇焕同样，毛文龙也面临过“通奴”的指控。当时，一些官员认为毛文龙的军队与后金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或交易，甚至有人认为他利用与后金的摩擦来获取利益。虽然这些指控也可能含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但相对于袁崇焕“红夷大炮”事件的“证据”，毛文龙的“通奴”指控，在当时的舆论中似乎更具“实证性”或“可能性”。
2. 被处死的方式与过程： 毛文龙是被袁崇焕在获得崇祯皇帝授权后，以“军法”处死的。这种处死方式，虽然在乱世中有其“速战速决”的理由，但它绕过了常规的司法程序，并且是由一位臣子直接处决另一位曾经拥有独立建制的将领，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争议性。
袁崇焕的“借刀杀人”： 很多人认为，袁崇焕之所以要处死毛文龙，是为了扫除自己在辽东军事上的障碍，统一指挥，然后实施自己的“五年复辽”计划。毛文龙的存在，以及他与袁崇焕在战略和人事上的矛盾，使得袁崇焕难以完全掌控辽东的局势。因此，毛文龙的死，在一些人看来，是袁崇焕为了巩固权力而采取的“借刀杀人”。
缺乏“国家民族英雄”的叙事： 与袁崇焕“抵御外敌、保家卫国”的清晰叙事不同，毛文龙的形象更多地被定位在一个地方军阀或区域性军事将领。他的行为更多地被解读为维护自身势力，而非像袁崇焕那样，被赋予了“拯救大明于水火”的宏大使命。
3.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历史评价往往是由胜利者或后来者书写的。袁崇焕的“冤案”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而且他的战略思想与后世对“民族英雄”的定义更为契合。而毛文龙的结局，虽然同样值得探讨，但他的争议性更大，缺乏那种能引起普遍同情的“牺牲”光环。
总结来说：
袁崇焕 因为其辉煌的战绩、宏大的抱负，以及最终被处死的悲剧性结局，被塑造成了“民族英雄”和“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形象，自然获得了后世大量的同情与“喊冤”。
毛文龙 尽管也为明朝在辽东做了贡献，但他其军事行为的争议性、缺乏清晰的国家叙事，以及其被处死的过程（被视为袁崇焕铲除异己），使得他难以获得像袁崇焕那样广泛的“喊冤”声。人们更多地将焦点放在袁崇焕的“冤”上，而对毛文龙的评价，则更多地集中在其自身行为的评价上。
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受到其自身行为、所处时代背景、后世的解读以及叙事角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体现。
网友意见
袁崇焕是我国官方认定的民族英雄，抗金领袖，是我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来源。袁崇焕一个民族英雄蒙冤被杀，当然有人喊冤，当然能很快由明廷官方平反。
毛文龙的恶行就太多了，其个人形象在明、朝鲜、后金三方的档案里都非常不堪，也算是少见。
有给毛文龙喊冤的啊。明末清初有朱溶、计六奇等史学家给毛喊冤，现代也有孟昭信、樊树志等历史学者认为毛文龙其功不可泯灭，袁崇焕杀毛是杀错了。另外，罗振玉给毛翻案讽刺的话，人渣杨士聪、李觉斯吹捧袁不是双倍的讽刺么？
之所以给袁喊冤的人给人比较多的印象，首先是因为钱龙锡这一派的势力为了洗白钱，不得不洗白袁，而这一派里面的黄宗羲弟子万斯同拿到了主编《明史》的权力，因此《明史稿》就开始对袁搞隐恶扬善；接着是乾隆钦定了袁崇焕被杀是因为皇太极的反间计，袁的主流形象转正面；然后清末改良派梁启超、窃国大盗袁世凯、KMT因为同乡同姓等原因大肆抬高袁的地位；其中梁启超一系传到现在还是学阀，袁世凯一系张伯桢、金梁（翻译的《满洲秘录》错讹甚多）等人伪造了不少袁崇焕的史料，有些太假的比较好分辨，比如郑板桥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有些就只能存疑。而KMT这一派里的两广籍人物则让我党领袖出于统战的缘故给袁的正面形象背了书。等到改革开放后，袁氏宗亲会和搞旅游经济的藤县、东莞、兴城地方政府资助了不少学者（比如阎崇年）和学术会议，这些学者和学术会议搞出的论文自然是对袁只见赞扬不见批评的。
而毛文龙，可没有个毛氏宗亲会出钱，杭州也不缺毛文龙这么个元素来吸引游客。
随着学术外因素的逐渐排除，袁毛两人的主流评价也在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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