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左传·昭公六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这句话？
《左传·昭公六年》里那句“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确实挺有意思的，说的是一件大事，跟咱们现在理解的“人治”和“法治”那点事儿有点儿关系。要讲明白，咱们得把它拆开来，一层层捋。
首先，咱们来看“民知有辟”这四个字。
“民”很好理解，就是老百姓，普通大众。
“知”就是知道，明白，了解。
“有”就是存在，拥有。
“辟”这个字，在古代的语境里，指的就是法令、制度、规章，或者说是一套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不是指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某种模糊的道德要求，而是一套大家都可以参照、都可以遵守的规则。
所以，“民知有辟”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知道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或规章存在。
想一想，如果老百姓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做什么事都凭着上头一句话，那他们心里得多没底啊。知道有规矩，就好像知道前面有道墙，你就知道该怎么绕，或者怎么翻，总有个目标和方向。
接着，我们看“则不忌于上”。
“则”在这里是个连词，表示“那么”、“就”。
“不忌于上”这个说法也得好好琢磨。
“忌”，通常是指畏惧、忌惮、顾忌。
“于上”，就是指在君主、在朝廷、在掌权者之上。
合起来就是：老百姓就不再过分畏惧、忌惮君主或当权者了。
为啥会这样呢？因为有了“辟”，有了明确的规矩。当老百姓知道自己做某件事有没有错，错到什么程度，都会有相应的法律来裁定，而不是全凭上头的喜好来决定。他们知道，只要自己不触犯法律，即使君主或官员有不高兴的地方，也拿自己没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心里就有了一份底气，对上头的权威就不再是那种盲目的、毫无原则的畏惧了。
这有点像咱们现在，知道有法律，就不会因为领导一个不高兴的眼神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你知道自己做的没毛病，法律会保护你。
再往下，“并有争心”。
“并”在这里的意思是“同时”、“也”。
“有”就是拥有。
“争心”，指的就是竞争的心思、争夺的念头。
所以，“并有争心”的意思是：老百姓之间也（或同时）产生了竞争的心思。
前面说了，老百姓知道有规矩，就不再过分忌惮上头了。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大家不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讨好上头、如何避免上头的惩罚上，而是可以将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追求自身利益、提升自身地位上来。在有明确规则的框架下，人们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机会而去努力，去竞争。
这是一种社会活力的体现。当人们知道努力和才能会得到认可（并且这种认可有章可循），他们自然就会去争取。这跟“民知有辟”是相辅相成的。规则的存在，让竞争有了公平的基础，也让竞争变得更有意义。
然后是“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
这个地方是整个句子最关键、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
“以征于书”：
“以”是“用”、“凭借”。
“征”在这里是个动词，意思是取证、查验、核实。
“于书”，就是在书籍、典籍、记录里面。
合起来就是：凭借书籍（典籍、记录）来取证、核实。
“而徼幸以成之”：
“而”是连词，表示“并且”、“而且”。
“徼幸”是这个词组最难理解的地方。“徼”本意是拦截、求取，引申为“设法求得”、“企图”。“幸”在这里有“侥幸”、“幸运”的意思。合起来，“徼幸”就是企图侥幸获得成功，或者通过讨好、说情等方式来得到某种好处，而不是靠自身的能力或规章制度。
“以成之”就是“以此来成事”、“以此来达成目的”。
所以，“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整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人们）开始凭借书籍（的记载）来查验（事情的对错，或者说是依据规章制度来衡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却仍然企图通过侥幸、讨好、说情等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并试图以此来获得成功）。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批判。前面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这听起来都是社会进步、有活力的表现。但紧接着“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就揭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有了规章制度（“辟”），并且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征于书”）来行事，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按照规章制度来办，而是依然采取老的、不讲规则的办法，想通过“徼幸”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这说明，仅仅有制度是不够的，人们的心思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他们看到了制度的存在，也知道制度的要求，但他们仍然怀抱侥幸心理，希望通过个人关系、贿赂、奉承等方式来绕过制度，获得不应有的好处。
最后，“弗可为矣”。
“弗”就是“不”。
“可为”就是“可以做”、“能够实行”。
“矣”是语气助词，表示感叹或判断。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种情况（指明知有规章制度，却仍然采取“徼幸”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是不可取的，是必须反对的。
这句话是对前面“徼幸以成之”的行为做出的一个否定性评价。作者认为，如果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即：老百姓虽然知道有法律规章，也不再盲目畏惧上级，而且产生了竞争的积极性，但如果大家不按规矩办事，仍然想着走捷径、靠关系、靠运气来达成目标，那么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危险的，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
总的来说，这句话的整体意思可以这样理解：
当老百姓知道了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民知有辟”）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对当权者产生那种盲目、过度的畏惧（“则不忌于上”）。同时，在这种规则的框架下，人们之间也会出现竞争，都想争取更好的发展（“并有争心”）。
然而（这里是转折），如果人们仅仅是知道有制度，并且也愿意竞争，但他们却不真正遵守制度，而是习惯于通过查阅典籍、依据记录来核实（“以征于书”），却又依然想通过讨好、说情、行贿等侥幸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徼幸以成之”），那么这样的状态是绝对不可取的（“弗可为矣”）。
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一个社会治理的悖论和挑战：
1. 有制度是好事： 它能让老百姓心里有底，不再受制于人，也能激发社会的活力。
2. 人性中的“徼幸”是顽固的： 即使有了规则，人们也可能因为历史的惯性、自身能力的不足、或者对规则的不信任，而依然倾向于采取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来谋取利益。
3. “人治”与“法治”的冲突： 这句话批判的就是一种“人治”的残余势力，即使在“法治”的框架下（“征于书”），人们仍然试图用“人治”的方式（“徼幸”）来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行的。
换句话说，作者是在警告： 仅仅建立一套规章制度，让大家知道有规矩，并且让大家有竞争的意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真正发自内心地、自觉地去遵守这些规章制度，而不是阳奉阴违，把制度当成摆设，或者仅仅是查阅的工具，然后私底下还是靠那套“靠关系、靠运气”的老办法。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虚伪和混乱，是“弗可为矣”，是行不通的。
这就像现在我们常说，光有法律条文不行，得有执行力，还得让老百姓信服法律。如果法律被架空，大家发现有关系有钱就能为所欲为，那这个社会的根基就动摇了。
所以，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社会治理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难题：如何从“人治”过渡到真正的“法治”，让规则成为普遍的、有效的约束，而不是被个人意志或侥幸心理所轻易绕过。 它提醒我们，制度的建设和人心的引导，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首先，咱们来看“民知有辟”这四个字。
“民”很好理解，就是老百姓，普通大众。
“知”就是知道，明白，了解。
“有”就是存在，拥有。
“辟”这个字，在古代的语境里，指的就是法令、制度、规章，或者说是一套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不是指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某种模糊的道德要求，而是一套大家都可以参照、都可以遵守的规则。
所以，“民知有辟”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知道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或规章存在。
想一想，如果老百姓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做什么事都凭着上头一句话，那他们心里得多没底啊。知道有规矩，就好像知道前面有道墙，你就知道该怎么绕，或者怎么翻，总有个目标和方向。
接着，我们看“则不忌于上”。
“则”在这里是个连词，表示“那么”、“就”。
“不忌于上”这个说法也得好好琢磨。
“忌”，通常是指畏惧、忌惮、顾忌。
“于上”，就是指在君主、在朝廷、在掌权者之上。
合起来就是：老百姓就不再过分畏惧、忌惮君主或当权者了。
为啥会这样呢？因为有了“辟”，有了明确的规矩。当老百姓知道自己做某件事有没有错，错到什么程度，都会有相应的法律来裁定，而不是全凭上头的喜好来决定。他们知道，只要自己不触犯法律，即使君主或官员有不高兴的地方，也拿自己没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心里就有了一份底气，对上头的权威就不再是那种盲目的、毫无原则的畏惧了。
这有点像咱们现在，知道有法律，就不会因为领导一个不高兴的眼神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你知道自己做的没毛病，法律会保护你。
再往下，“并有争心”。
“并”在这里的意思是“同时”、“也”。
“有”就是拥有。
“争心”，指的就是竞争的心思、争夺的念头。
所以，“并有争心”的意思是：老百姓之间也（或同时）产生了竞争的心思。
前面说了，老百姓知道有规矩，就不再过分忌惮上头了。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大家不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讨好上头、如何避免上头的惩罚上，而是可以将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追求自身利益、提升自身地位上来。在有明确规则的框架下，人们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好的机会而去努力，去竞争。
这是一种社会活力的体现。当人们知道努力和才能会得到认可（并且这种认可有章可循），他们自然就会去争取。这跟“民知有辟”是相辅相成的。规则的存在，让竞争有了公平的基础，也让竞争变得更有意义。
然后是“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
这个地方是整个句子最关键、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部分。
“以征于书”：
“以”是“用”、“凭借”。
“征”在这里是个动词，意思是取证、查验、核实。
“于书”，就是在书籍、典籍、记录里面。
合起来就是：凭借书籍（典籍、记录）来取证、核实。
“而徼幸以成之”：
“而”是连词，表示“并且”、“而且”。
“徼幸”是这个词组最难理解的地方。“徼”本意是拦截、求取，引申为“设法求得”、“企图”。“幸”在这里有“侥幸”、“幸运”的意思。合起来，“徼幸”就是企图侥幸获得成功，或者通过讨好、说情等方式来得到某种好处，而不是靠自身的能力或规章制度。
“以成之”就是“以此来成事”、“以此来达成目的”。
所以，“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整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人们）开始凭借书籍（的记载）来查验（事情的对错，或者说是依据规章制度来衡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却仍然企图通过侥幸、讨好、说情等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并试图以此来获得成功）。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批判。前面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这听起来都是社会进步、有活力的表现。但紧接着“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就揭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尽管有了规章制度（“辟”），并且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征于书”）来行事，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按照规章制度来办，而是依然采取老的、不讲规则的办法，想通过“徼幸”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这说明，仅仅有制度是不够的，人们的心思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他们看到了制度的存在，也知道制度的要求，但他们仍然怀抱侥幸心理，希望通过个人关系、贿赂、奉承等方式来绕过制度，获得不应有的好处。
最后，“弗可为矣”。
“弗”就是“不”。
“可为”就是“可以做”、“能够实行”。
“矣”是语气助词，表示感叹或判断。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种情况（指明知有规章制度，却仍然采取“徼幸”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是不可取的，是必须反对的。
这句话是对前面“徼幸以成之”的行为做出的一个否定性评价。作者认为，如果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即：老百姓虽然知道有法律规章，也不再盲目畏惧上级，而且产生了竞争的积极性，但如果大家不按规矩办事，仍然想着走捷径、靠关系、靠运气来达成目标，那么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危险的，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
总的来说，这句话的整体意思可以这样理解：
当老百姓知道了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民知有辟”）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对当权者产生那种盲目、过度的畏惧（“则不忌于上”）。同时，在这种规则的框架下，人们之间也会出现竞争，都想争取更好的发展（“并有争心”）。
然而（这里是转折），如果人们仅仅是知道有制度，并且也愿意竞争，但他们却不真正遵守制度，而是习惯于通过查阅典籍、依据记录来核实（“以征于书”），却又依然想通过讨好、说情、行贿等侥幸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徼幸以成之”），那么这样的状态是绝对不可取的（“弗可为矣”）。
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一个社会治理的悖论和挑战：
1. 有制度是好事： 它能让老百姓心里有底，不再受制于人，也能激发社会的活力。
2. 人性中的“徼幸”是顽固的： 即使有了规则，人们也可能因为历史的惯性、自身能力的不足、或者对规则的不信任，而依然倾向于采取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来谋取利益。
3. “人治”与“法治”的冲突： 这句话批判的就是一种“人治”的残余势力，即使在“法治”的框架下（“征于书”），人们仍然试图用“人治”的方式（“徼幸”）来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行的。
换句话说，作者是在警告： 仅仅建立一套规章制度，让大家知道有规矩，并且让大家有竞争的意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真正发自内心地、自觉地去遵守这些规章制度，而不是阳奉阴违，把制度当成摆设，或者仅仅是查阅的工具，然后私底下还是靠那套“靠关系、靠运气”的老办法。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虚伪和混乱，是“弗可为矣”，是行不通的。
这就像现在我们常说，光有法律条文不行，得有执行力，还得让老百姓信服法律。如果法律被架空，大家发现有关系有钱就能为所欲为，那这个社会的根基就动摇了。
所以，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社会治理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难题：如何从“人治”过渡到真正的“法治”，让规则成为普遍的、有效的约束，而不是被个人意志或侥幸心理所轻易绕过。 它提醒我们，制度的建设和人心的引导，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网友意见
古代春秋以前，统治者相信“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人怕黑，但其实你怕的并不是黑色，而是藏在黑暗里的未知怪物。
这时候的刑法就是一个未知怪物。
那么靠什么约束人民的行为？靠礼法，靠道德。人民摸着礼法道德过司法这条大河，小心翼翼，并不知道哪一步失足会跌进深渊。然后统治阶级就可以通过恣意摆布礼法来统治民众，对他们而言，礼法就是那根木偶线。他们有了无限的解释权（自行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礼法，然后由君主裁定有罪），以及无限的修改法律权（通过修改编纂礼法间接相当于修改法律），同时，人民没有丝毫办法抗辩自己被判决的罪行。
直到春秋时郑国执政子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铸刑书于鼎”。把刑法刻在一个大锅上，放在广场里，告诉民众，你们干啥就会被处死，其它则是安全的。成文化、具体化，人民喜大普奔。
这个活动，大名鼎鼎的孔丘是剧烈反对的。为什么？仔细研究一下就了解，子产以及后来的李悝、商鞅等革新家，是跟庶民关系密切的新兴地主阶级，他们渴望变革，同时反映了一部分人民的诉求；而孔丘代表的是旧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更多地是去维护统治的稳定。（题外话，这货在春秋都已经算是思想比较落后的，竟然到现在还有人尊崇。历代统治者功不可没。）
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除了后来被打崩的鲁国，其他各国都陆续出现了成文法。因为统治者也发现，虽然成文法导致民众“不畏上”，但同时，有成文法的国家民众更喜欢定居，生产贸易的效率也略高于没有成文法的国家。两厢权衡之下，有成文法的国家越来越多。
而到了战国，“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已经被打破。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向人民让渡了一部分权力，包括恣意定罪的权力，恣意修改法律的权力等等。人民也拥有了遇到不公正判决时依法抗辩的权力。
由此可见，法律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程度的不断提升。
秦国奉行依法治国，商鞅变法之后，法律体系比较成型，虽然严刑重法比较丧病，但人口数和经济也是不断上涨，最终得了天下。这也许能从结果上说明“苛法猛于虎，而无法犹猛于苛法也。”
所以我想说，中国所谓的“礼仪之邦”根本不是骄傲的资本，而是一种“无法之邦”的耻辱。之后的2000余年，虽然有刑法，好了一点，但中国也一直沉沦于封建君主以“礼教”为名的集权专制不可自拔。
相比之下，英国1215年，人民就胁迫君主制定《大宪章》，后来的人民权力越来越丰满，“一间破木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你现在出国去看一圈，就知道凡是宪政觉醒得早的国家，人民都是谦恭有礼，愿意遵守规则的；反而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是最不相信法律、最不相信规则的——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礼法=没有确定的规则=需要遵守任何假想规则/不用遵守任何规则。斜杠前面是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可怜民众，斜杠后面是现代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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