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克隆技术，那为什么不让类似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复活？
关于克隆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这是一个非常引人遐想的问题，也触及到了科学、伦理、哲学等诸多层面。很多人直觉上会觉得，既然我们有了克隆技术，为什么不“复制”出更多像爱因斯坦那样能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天才呢？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面涉及到的复杂性，远超乎我们想象。
首先，我们要明白“克隆”的真正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克隆技术，主要是指“体细胞核移植”。简单来说，就是取一个生物体的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提取出里面的细胞核（包含了全部的DNA），然后将这个细胞核移植到一个去核的卵细胞中。接着，通过电刺激等方式激活这个重构的卵细胞，让它开始分裂，最终发育成一个胚胎。这个胚胎如果被成功植入代孕母体内并孕育出生，那么克隆出来的个体在基因上就与其“母体”几乎完全相同。
但关键在于，“几乎完全相同”不等于“完全相同”，更不等于“复制”一个和爱因斯坦一模一样的人。
基因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固然离不开他那非凡的基因，但这只是“硬件”。更重要的是，他的“软件”——他的思想、他的创造力、他的思维方式、他如何学习、如何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在与环境、教育、经历以及无数次尝试和失败的互动中形成的。克隆出来的个体，拥有和爱因斯坦一样的DNA，但他们将会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家庭、接受全新的教育。这种“后天”因素的影响，对于塑造一个人的智力和个性来说，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先天”的基因。
环境的力量： 想象一下，把一个新生儿放在一个与爱因斯坦童年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他可能不会接触到他曾经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不会有幸遇到那些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和朋友，更不会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亲历那些激发他思考的社会事件。即使是相同的教育内容，不同的教学方式、不同的学习氛围，都可能造就出截然不同的人。一个被克隆出来的“爱因斯坦”，可能因为没有同样的环境和机会，而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泯然众人。
记忆和经验的不可复制： 克隆技术只能复制基因，而无法复制记忆、经验、情感、甚至是潜意识。爱因斯坦一生的思考，是在无数次的观察、实验（即使是思想实验）、失败、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流碰撞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过程”是无法被直接复制的。克隆人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和体验一切，他的知识体系、他的直觉、他那些“顿悟”的瞬间，都将是他自己独立形成的。
那么，即使克隆出来的不是“另一个爱因斯坦”，仅仅是拥有爱因斯坦的基因，就没什么意义吗？
当然不是。拥有和爱因斯坦相似的基因，理论上来说，确实可能拥有他那样优秀的认知能力和科学天赋的“潜力”。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管理”和“培养”这样一个“潜力股”。
我们是否有能力识别并充分开发这种潜力？ 即使基因相似，我们如何确定他最适合发展的方向？我们是否有能力提供一个能让他最大限度发挥才能的平台？我们是否知道爱因斯坦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以便在他身上重现？
伦理的鸿沟： 这里牵涉到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
“人权”的困境： 如果我们克隆出一个人，只是为了“复制”他的天才，那么他是否会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权利的个体？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伟大”的渴求，还是他自身生命的价值？
“身份认同”的挑战： 这个克隆人将如何看待自己？他将如何与“原版”的爱因斯坦的声望、成就以及社会期待相处？他会不会终生活在“别人”的影子下？
社会接受度： 社会是否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复制人”？他们会如何看待他们？是否会引发新的歧视和偏见？
“上帝视角”的担忧： 这种技术是否会让我们过度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而忽略了生命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除了技术和伦理，还有一些更实际的障碍：
获取高质量的遗传物质： 要克隆一个特定的人，需要保存完好且质量极高的体细胞。对于已经逝去多年的爱因斯坦来说，找到合适的细胞样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细胞的保存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克隆的成功率和胚胎的发育。
克隆的成功率： 尽管克隆技术在动物界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在人类身上的成功率仍然不高，而且胚胎可能出现各种发育异常。即使成功孕育，新生儿的健康状况也存在不确定性。
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当我们想到克隆爱因斯坦时，我们可能真正怀念的，不是他的DNA序列，而是他那种敢于挑战权威、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那种对宇宙奥秘的无限好奇，那种严谨而又充满创造力的探索精神。 这些品质，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而它们，恰恰是通过教育、榜样、以及我们自身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实践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复制基因来实现的。
如果人类社会真的能培养出更多像爱因斯坦一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质疑现状、充满探索热情的人，那远比克隆出“另一个爱因斯坦”更有意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创新、支持探索的环境，如何激发每一个个体的潜能，让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因斯坦式”的道路。
总而言之，克隆爱因斯坦的想法，虽然诱人，但它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低估了环境和后天的作用，并且触及了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的深刻伦理困境。与其寄望于“复制”伟人，不如努力成为我们自己的“伟人”，并创造一个能让更多“伟人”诞生的土壤。
首先，我们要明白“克隆”的真正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克隆技术，主要是指“体细胞核移植”。简单来说，就是取一个生物体的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提取出里面的细胞核（包含了全部的DNA），然后将这个细胞核移植到一个去核的卵细胞中。接着，通过电刺激等方式激活这个重构的卵细胞，让它开始分裂，最终发育成一个胚胎。这个胚胎如果被成功植入代孕母体内并孕育出生，那么克隆出来的个体在基因上就与其“母体”几乎完全相同。
但关键在于，“几乎完全相同”不等于“完全相同”，更不等于“复制”一个和爱因斯坦一模一样的人。
基因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固然离不开他那非凡的基因，但这只是“硬件”。更重要的是，他的“软件”——他的思想、他的创造力、他的思维方式、他如何学习、如何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在与环境、教育、经历以及无数次尝试和失败的互动中形成的。克隆出来的个体，拥有和爱因斯坦一样的DNA，但他们将会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家庭、接受全新的教育。这种“后天”因素的影响，对于塑造一个人的智力和个性来说，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先天”的基因。
环境的力量： 想象一下，把一个新生儿放在一个与爱因斯坦童年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他可能不会接触到他曾经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不会有幸遇到那些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和朋友，更不会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亲历那些激发他思考的社会事件。即使是相同的教育内容，不同的教学方式、不同的学习氛围，都可能造就出截然不同的人。一个被克隆出来的“爱因斯坦”，可能因为没有同样的环境和机会，而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泯然众人。
记忆和经验的不可复制： 克隆技术只能复制基因，而无法复制记忆、经验、情感、甚至是潜意识。爱因斯坦一生的思考，是在无数次的观察、实验（即使是思想实验）、失败、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流碰撞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过程”是无法被直接复制的。克隆人需要从头开始学习和体验一切，他的知识体系、他的直觉、他那些“顿悟”的瞬间，都将是他自己独立形成的。
那么，即使克隆出来的不是“另一个爱因斯坦”，仅仅是拥有爱因斯坦的基因，就没什么意义吗？
当然不是。拥有和爱因斯坦相似的基因，理论上来说，确实可能拥有他那样优秀的认知能力和科学天赋的“潜力”。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管理”和“培养”这样一个“潜力股”。
我们是否有能力识别并充分开发这种潜力？ 即使基因相似，我们如何确定他最适合发展的方向？我们是否有能力提供一个能让他最大限度发挥才能的平台？我们是否知道爱因斯坦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以便在他身上重现？
伦理的鸿沟： 这里牵涉到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
“人权”的困境： 如果我们克隆出一个人，只是为了“复制”他的天才，那么他是否会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权利的个体？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伟大”的渴求，还是他自身生命的价值？
“身份认同”的挑战： 这个克隆人将如何看待自己？他将如何与“原版”的爱因斯坦的声望、成就以及社会期待相处？他会不会终生活在“别人”的影子下？
社会接受度： 社会是否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复制人”？他们会如何看待他们？是否会引发新的歧视和偏见？
“上帝视角”的担忧： 这种技术是否会让我们过度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而忽略了生命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除了技术和伦理，还有一些更实际的障碍：
获取高质量的遗传物质： 要克隆一个特定的人，需要保存完好且质量极高的体细胞。对于已经逝去多年的爱因斯坦来说，找到合适的细胞样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细胞的保存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克隆的成功率和胚胎的发育。
克隆的成功率： 尽管克隆技术在动物界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在人类身上的成功率仍然不高，而且胚胎可能出现各种发育异常。即使成功孕育，新生儿的健康状况也存在不确定性。
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当我们想到克隆爱因斯坦时，我们可能真正怀念的，不是他的DNA序列，而是他那种敢于挑战权威、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那种对宇宙奥秘的无限好奇，那种严谨而又充满创造力的探索精神。 这些品质，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而它们，恰恰是通过教育、榜样、以及我们自身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实践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复制基因来实现的。
如果人类社会真的能培养出更多像爱因斯坦一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质疑现状、充满探索热情的人，那远比克隆出“另一个爱因斯坦”更有意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创新、支持探索的环境，如何激发每一个个体的潜能，让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因斯坦式”的道路。
总而言之，克隆爱因斯坦的想法，虽然诱人，但它忽略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低估了环境和后天的作用，并且触及了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的深刻伦理困境。与其寄望于“复制”伟人，不如努力成为我们自己的“伟人”，并创造一个能让更多“伟人”诞生的土壤。
网友意见
我谈一下父母的爱。
假设这里有个男孩子，他妹妹的同时，父母时不时给子女买玩具。
但这个人的妹妹喜欢哥哥的玩具，所以‘父母’就把哥哥的玩具都拿给了妹妹。
时间过去几年，哥哥与妹妹进入小学。
这时妹妹开始喜欢哥哥的文具了……父母就把哥哥爱用的铅笔、文具盒什么的，全都拿给妹妹。
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知道，对妹妹好一点，未来收获会很大。
可是，一个小孩子，肯定是不懂这些的。
——这个小孩子就会跟父母愈发疏远。
别提道德伦理什么的，小孩子对亲情的理解，也就仅限于你来我往，或者说‘长期’的你来我往而已。
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伦理上的爱还是不存在的。
这里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就会出现一点：法律对于克隆技术的制约。
我认为法律（亲情）是一种对于人性（爱因斯坦）的包容。
你认为呢？
更别说……要利用克隆技术，去复活这些伟人，让他们永无休止的工作下去。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个问题与其说在探讨为什么不去复活科学家、伟人。倒不如说：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质问与反思。
而这个问题的本质与‘一个小孩提出的无理取闹’没有任何区别。
你、我、他被这样对待都不会乐意的。
更何况是掌握最尖端科研权柄的人。
当心世界末日就此发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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