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白岩松谈打工人现象」?

想当年，王朔的《知道分子》里有一篇是写白岩松的，当时我就赞叹，老王这眼太毒了，看白岩松真是看到骨头缝里去了！

下附全文：

一天早晨，我随手打开电视看新闻，换了几个台，大约是湖南卫视，看到白岩松在接受访问，谈他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和他自己。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很得意，虽然眼镜遮住了他的眼神，使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暖昧，仍能直观到他的情绪的饱满，若是小说中人物，便可形容为顾盼自雄。他的眼镜始终是冲画面右上方闪烁的，尽管画外有一个提问者，应该彼时彼刻跟他同在，他的视线却给人旁若无人的印象，甚至也不看镜头--观众，假若那不是在电视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当作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他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业余足球健将，幸福的父亲，“坐在第一排的人”，简言之一，一个对自己很满意的人。这满意流露在他的用词上，频繁使用“一定”、“总是”、“应该”这些不容置疑的句式前辍，我已经不能复述他的原话了，但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这在他谈到自己的职业时尤甚，那个时候他甚至像一个政府发言人。

《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我是在书店买的，这之前有一个朋友曾向我做了热情的推荐，说白岩松“有真东西”，而且确实是自己写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台的某些主持人写的行销一时的自传是别人代笔，这是公开的秘密，有经历而无书写能力找人代笔，并不违反出版业的游戏规则，只要传主本人不要冒充作家就好。

这书我看了百十页就搁下了，搁下的原因不在文字水平，大多数书看不下去是见作者有话说不出来，说不利索，替他着急。白岩松的文字能力在中等偏上，老实一点就好看很多。他写自己，个人境遇，无论是“痛”还是“快乐”都算情真意切，遣词造句也还工整，一进单位，语涉同事和军国大事，话就见大，特别懂事、特别见得人、说到哪儿都理直气壮的广播词儿就出来了。在这儿，你能感到作者笔风陡转，仿佛摁了切换键，从正常人变成转播机器。

我注意到在电视台混的人都爱提大事件和大人物，好像他们知道得更多，离中枢更近。白岩松也未能免俗，书中照片和行文处处透出得亲天颜的兴奋和沾沾自喜，什么“我第一个鼓掌”，对不起，我要说这是诌媚，似这等宫闱秘闻，在你固然可喜可贺，我不关心！

离什么近，就像什么，质量越重，引力越大，沾边不沾边的都以为自己是其中一部分。在白岩松自夸的那些方面，我最不明白是“坐在第一排”这句话。我们都进过剧场。第一排和站在后边的有什么差别，不都是观众吗？只不过你看得更大，听到的锣鼓更震耳，北京话叫“吃味儿”。什么演出需要第一排观众站起来向后排观众解释剧情？你能看到什么内幕的后台的东西？怎么委婉怎么客气，也没别的词——自作多情。

写这篇小文当中，我又看了一次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采访余华，这是他的正科，我想这里大概有更多他的本来面目，于是仔细观察此人。过去我还认为他的严肃和一本正经是对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嬉皮笑脸和哗众取宠的有意反拨，以正视听，现在我认为这仅仅是做作，因错觉导致的拿不准“范儿”，如果他自认为这是真诚，那就是骨子里的做作。

他的眼睛始终不看交谈者，对方认真回答他的问题时，他的脸上偶尔浮起一些挂在嘴角的微笑作为回应，表示他在听。他在哪儿学的这一套？他不是一个学生出身的热血青年一个热爱运动和音乐的普通人吗？我相信那些问题不是他想问的，何其愚蠢，逼得余华也只得加倍愚蠢地回答。一个聪明人强迫另一个聪明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一起露怯，做肤浅、不着四六的交流，怎么还会有那么强烈的优越感？

你真有你显得那么重要么？我不相信电视主持人是一个独立观点的表达者，更接受广播学院学生自己的说法：肉喇叭。白岩松在电视上皱着眉头议论了好几年中国的事儿，除了“为民请命”、“关心民间疾苦”这些社会共识，我不记得他还有过什么个人观点。在这样的位置上，做成这样已经是最好，但要当真，既让别人当真自己也当真，就是存心欺世了。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玩。朋友爸妈请我在家吃饭，吃完喝茶，一边喝一边说到了我辞工作的问题。朋友的爸爸认为，我辞工作不太明智，毕竟写作这件事，工作之余就可以做，没有必要当做一个职业。

接着又说到他单位的一些年轻人，也是不安分，经常动不动就辞职，没有搞科研的定力，明明单位福利待遇都很好，就是呆不住，总想走。哦对了，朋友的爸爸是个国字头单位的老专家，可以称为科学家的那种。

这个爸爸说的对吗？其实是对的，有个稳定的工作，铁饭碗，打打工，其实是挺好的，尤其是大单位，父母说出去也体面。

这一代人，包括白岩松老师，对他们来说，奋斗就能得到好生活，是成立的。60-70年代出生的人，只要你能努力，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是真的能改变命运的。

当时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你能分配工作。尤其是考上比较好的大学，就等于拿到了大单位的铁饭碗。90年代开始工作，00年代有了一定的收入，咬咬牙买个房，随着工资的不断增长，房贷甚至可以提前结清，一身轻松，还能攒下不少钱，等到10年代孩子也长大了，再买个房，一家人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如果胆子大点，90年代或者00年代下了海经商，熬过最初的奋斗期，攒点钱买几套房，到了10年以后，过得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家里遇到什么要急用钱的大事，卖一套房就都能解决了，全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然，下海经商风险太大，不过，如果你有大单位兜底，哪怕办了停薪留职去经商，失败了仍能回到单位，继续安安稳稳当个打工人，靠工资也能咬牙买房，全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做打工人好吗？好。做大单位的打工人，更好。

就比如白岩松老师，1984年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1989年毕业，当时北广毕业保底就能进省级广播电视台，白老师成绩优秀，进了中央广播电台，成为了当时中央广电系统最珍贵的大学生。1993年去中央电视台，创办《东方时空》，一跃成为国内最顶尖的电视新闻工作者。1996年，参与了央视转播的第一届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也是世界上第一届大量引入商业运作模式的奥运会），接下来97年报道香港回归，98年报道抗洪救灾，99年报道澳门回归，00年直接干进了央视春晚……白老师毕业仅仅10年时间，靠着个人的奋斗，就已经成为了央视的台柱子。

所以，对于白岩松老师，说出这样的话，太正常了，我也能理解。

但是，一个人的成功，不仅要看个人的奋斗，还要看历史的进程。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通过个人努力考上大学，得到分配工作的机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留给肯努力的人的最后窗口。在1996年以前，只要你能拼尽全力，比大部分的同龄人考到更高的分数，你就能保证自己在毕业之后，能够端上一个铁饭碗。而在1996年以后，虽然分配工作的制度取消，但是大学毕业生总量仍比较少，大学毕业证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好的大学毕业证就更是金字招牌，找工作仍能占有先机，成为大单位的“打工人”。

而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肯努力的人，吃到了一大波红利。在这3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肯倒腾点什么就能吃到市场经济的头口水，我大学的老师都曾加入其中，一个90年代去俄罗斯留学的老师，从家乡（黑龙江某口岸城市）倒腾热水瓶去莫斯科，轻轻松松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当然这个老师也就是想赚点生活费，所以没有做大。但是，他有很多同学，就是靠着一箱箱热水瓶，一坨坨棉被，在寒冷的俄罗斯发家致富，后来成了外贸商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在当时，不一定非要去体制内才能有好生活。你在体制外也是可以的。除去经商，大城市的人才还能够去外企。我曾经在某500强外企实习，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六七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出生的老员工，他们都是在90年代或者00年左右进入外企的，帮助外企在中国从无到有，做大做强。他们无不是亮丽的学历背景，手握一大堆各种证，一看就是当年最努力的那批人。他们的收入很高，早早就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产，孩子也上的是最好的学校，甚至拿到了外籍的身份。他们靠着做“打工人”，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上流社会。

但是，现在靠着奋斗，还能像从前那样，一步一步地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我本科学“第三世界发展学”的时候，学到了一个词，叫作“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惯性”。我们都知道，在物理学范畴里的惯性，指的是一个物体在受力运动之后，即便不再受力，也能够继续运动一段距离。社会发展中的“惯性”也是如此，当社会因为某种模式开始发展，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后，不管这个模式是好是坏，社会仍会按照这个模式继续发展下去。这就叫“路径依赖”。

简明的例子，就是非洲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独立以后，仍然维持了殖民时期的社会运作体系，保持了严重分化的精英阶层和“普通老百姓”阶层，维持了由精英控制国家，统治老百姓为自己进行社会生产的这种模式。

一个更直接的例子就是在名义上统一了整个中国之后，声称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国民政府，仍然保持着各地军阀林立、大家族盘剥劳动人民的局面，不重视工业，整个国家仍然依赖农业生产和工业品进口，和由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发展模式没什么本质区别，活脱脱一个剪掉了辫子的大清。甚至连大清都不如，大清至少对各省有比较有力的控制权，国民政府连调动地方部队的声威都没有那么强。

当然，这些例子都有点扯远了，回到路径依赖上来。

把“路径依赖”放到“打工人”这个议题上，我们就很容易看出，白岩松老师这一代人，对于“奋斗”，产生了很明显的路径依赖。

人的一生不过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确实是可以让很多人看清很多东西，积累很多经验。甚至于，会让人产生“我经历的就是历史必然”的一种思维。比如我爷爷，从小经历战乱，成人后参军抗美援朝，后来响应“备战备荒”的号召去三线建设兵工厂，战争作为一个主旋律，在他的生命中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导致他始终对于战争有着严重的担忧。我长大读书之后，他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觉得中美什么时候会打仗？

可见，他对于“战争”这个旋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认为这个世界，和平都是暂时的、短促的、虚假的，很可能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而我这代人，很显然，对于“和平”和“发展”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从我小时候开始，世界的主旋律就是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到了我读大学，学国际关系的时候，基本上无论是应对什么议题，只要你说“加强互信”“坚持开放”“互利互惠”“消除壁垒”“合作共赢”，都是没有错的。

对于我来说，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平”“发展”就是我的主旋，所以我根本就不相信会爆发什么战争。

而对白老师这代人来说呢？那当然就是“奋斗”，好好做一个“打工人”。因为，正是靠着这种主题思想，他们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一起经历了个人的腾飞，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的年代。这就是他们的“路径依赖”。

但是，人这一生，放到历史的长河里，真的不过就是一瞬间啊。如今，时代早已不同了。

到了今年，2021年，改革开放的第42年，改革早就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前面的路，没有毛熊可摸，也摸不着别的，后面还跟着个摸着兔子的猴子，要往哪里走，全都只能靠自己去找。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经历了一个蛋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之飞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在这个时期，只要你在蛋糕前占了一席之地，你所拥有的蛋糕就能够随着整个蛋糕的变大而变大。这个过程，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老板的蛋糕变大的速度比“打工人”的蛋糕变大速度更快。但这要紧吗？这不要紧。因为相比从前那个一成不变的小蛋糕时代，已经是翻天覆地了。

白岩松老师这代人，就是在这个时代坐到蛋糕前，分到一块蛋糕的。这当然是他作为“打工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分到他那样的一块蛋糕。

而现在呢？随着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我们的蛋糕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不断做大了。我们的蛋糕成长速度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已经不再变大，然而，城市化不断加深，大学不断扩招，前来分蛋糕的人仍然在不断增多。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每一个新来的人，可以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而那些已经拿着蛋糕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把自己的蛋糕切一块分给你？已经拿到蛋糕的人不肯分，新来的人又想分，那怎么办？新来的人只能捡已经拿到的人掉下来的蛋糕屑吗？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的方法是什么？还有就是，已经有蛋糕的人，切下一小块，告诉你，这块蛋糕可比蛋糕屑大多了，我现在要用一个方法来“选拔”一个优秀的人，来分享我的蛋糕。

于是大家就用各种方法来竞赛，有的比做题，有的比跳舞，有的比篮球，有的比把蛋糕切成1001份的速度……来争夺这个蛋糕。

但这些所谓“选拔方法”，对我们去做大这个蛋糕有用吗？根本没有。

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卷。

如今，经历了疯狂发展的时代，很多的弊端也已经显现出来，甚至出现了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剥削，压榨，看不到希望的努力，不公平的劳资待遇，在这个时代，竟然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包括白老师，心里或许也清楚。但是，这些原因，大家不能说，也不敢说，因为根本没法去说。

就说买房这一件事，2021年的买房，和2001年的买房，能是一回事吗？2001年，一个“打工人”买房，确实需要咬紧牙关，去亲朋好友那里借钱凑首付，去银行贷款20年，每个月节衣缩食。但是，当时的房价，如果你是个还不错的单位的“打工人”，是努努力、踮踮脚、咬咬牙可以够到的。更何况，当时的“打工人”，全都是朝九晚五，每天上完班之后还有充足的个人时间，你可以选择休息，或者搞一份副业赚点外快，至少精神不会这么紧张。

2021年，要买房，应该怎么做？首先，高企的房价，已经打碎了大部分人的买房想法。只有去“大厂”，你才能勉强够得到买房的可能性。而当一个“大厂”的打工人，和从前的打工人，是一个概念吗？你还可能朝九晚五吗？你还可能有个人时间吗？不，你没有，你的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上，即便睡觉的时候都有人随时给你打电话、发消息，让你赶紧起来干活。个人时间被压榨得一丝不剩，精神上始终绷着一根弦。

更何况，“大厂”的坑位有限，大部分人，只能去“小厂”，甚至进真正的厂，才能勉强保住“打工人”的身份，才能勉强有每个月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又比如我自己，我何尝不想和朋友的爸爸说的那样，有一份国有单位的工作，在业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写作呢？但是我不可能做到。因为即使我是在国有单位，我也根本很少有自己的时间，我所有的时间，不是在单位写材料、写报告，就是四处去拜见客户，和他们虚与委蛇，帮他们处理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以博取他们的好感，甚至休息日还要和同事一起陪客户出去旅游。这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压在我头上的KPI啊！为了KPI，我所有的时间都搭上了。到头来，还是完不成KPI，扣工资，甚至被张榜示众……我曾经尝试过每天下班以后，在家里写作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睡两个小时，六七点钟继续起来去上班。这样熬是熬不住的，熬个一年半载，我肯定也会是上新闻的那个。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作为“打工人”，根本不是为了给自己奋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你的所有奋斗，只是在给老板奋斗更美好的未来。

短短的几年，多少“打工人”猝死在岗位上了？这些盍然而逝的生命，有“大厂”的“精英”，也有奔命的快递员。而在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岗位上，在工厂里，在工地上，有多少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时刻与残疾、瘫痪、死亡的威胁为伴？

而这些奋斗，为他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将将够住的栖身之所，以及淡而无味的一日三餐。他们不努力吗？他们没奋斗吗？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前辈、父辈那样都在奋斗，而他们得到的只是老板杯盘狼藉之后所剩下的残羹冷炙呢？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会再相信奋斗，也不会觉得“打工人”是什么好词。

那么，再回到开头朋友的爸爸的话，有道理吗？有的，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定力，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手下的年轻人呆不住，呆几年就走，他无人可用，学科后继无人，当然是很苦恼的。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这个爸爸也明白，但他无法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么艰苦，也过来了啊？

只是，时代不同了……

我也认识那种在科研机构呆得住的人，一呆就是五年十年……但是，他们得到应有的回报了吗？

我很能理解白岩松老师。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并不觉得意外。而且，以他的身份，他除了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白老师这代人中，掌握舆论出口的那些人们，能够说出一些更加不“路径依赖”的，更加贴和现实状况的话来。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们这些人，说出来的话，或许真的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