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纽约国宝银行的法律案件，以及纪录片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纽约国宝银行的法律案件：一场“以小博大”的抗争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国宝银行的案件本身。
背景： 国宝银行是一家位于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由华裔家庭经营的小型社区银行。与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巨头不同，国宝银行规模很小，服务对象主要是华裔移民社区，提供着许多大型银行可能不愿意提供的、更具人性化和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例如为那些信用记录不完善但有实际还款能力的人提供抵押贷款。
导火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清理金融市场的“毒资产”并追究责任，发起了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相关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因为其在次贷危机中的角色而受到重罚，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大屠杀式”的起诉模式，即监管机构倾向于将问题“打包”处理，往往会针对大量的中小型金融机构进行调查和起诉，即使它们的问题相对较小，或者其运营模式与次贷危机的根源关系并不直接。
国宝银行被盯上： 纽约州金融服务部（NYDFS）盯上了国宝银行。他们指控国宝银行存在“欺诈性抵押贷款活动”，包括贷款审批不严、提交虚假信息等。这些指控的核心是，国宝银行在2008年前后发放的一些抵押贷款，最终未能偿还，并且在出售这些贷款给政府支持的机构（如房地美、房利美）时，可能没有充分披露贷款的风险。
面临的困境： 对于国宝银行这样一家小银行来说，面对政府部门的巨额罚款和漫长的法律诉讼，其生存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一方面，其资产规模难以支撑高昂的法律费用；另一方面，法律程序本身就可能耗尽其精力，并且给客户带来不信任感。
“小到可以被送进监狱”的逻辑：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它暗示了一种可能存在的监管逻辑：对于像国宝银行这样的小型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似乎更容易通过大规模的、高压式的调查和起诉来“树立典型”或“完成任务”，而对于那些真正造成巨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巨头，由于其规模和复杂性，往往能通过达成和解协议来规避更严厉的刑事指控。
漫长的抗争与最终的胜利： 国宝银行并没有选择屈服。在以安格拉·张（Abacus CEO Florence Quigley）为代表的管理层领导下，他们选择坚持自己的清白，并聘请了法律团队，与NYDFS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法律斗争。这次抗争不仅是为了维护银行的声誉，更是为了保护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小型社区银行”的生存权利。
经过了七年的抗争，包括漫长的庭审，最终在2015年，纽约州最高法院的陪审团裁定国宝银行在所有24项指控中均无罪。这一裁决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它证明了国宝银行的清白，也对“大屠杀式”的监管方式提出了一种挑战。
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被送进监狱》：一次生动的社会学实验
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执导的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了一场法律诉讼，更是一次深入的社会学观察。
视角与主题： 影片并没有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记录，而是将镜头聚焦在国宝银行内部，包括其管理层、员工，以及一些受其服务的客户。它生动地展现了国宝银行的家族式经营模式，以及其在服务华裔社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纪录片的主题是多层次的：
挑战“大到不能倒”与“小到可以被送进监狱”： 影片有力地质疑了政府监管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它揭示了在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在追责时可能存在的“双重标准”——一方面追究小型机构的责任，另一方面大型机构却常常能以和解了事。
金融危机及其遗产： 影片也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展现了金融危机对普通人、普通社区的影响。国宝银行的案例，是中国移民在美国寻求经济机会和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缩影。
种族与移民议题： 影片没有回避国宝银行华裔背景的特殊性。在充满歧视和误解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华人社区的银行，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影片也间接触及了在美国社会中，亚裔群体（尤其是早期移民）可能面临的刻板印象和不公正待遇。
社区与信任： 国宝银行不仅仅是一家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更是这个社区信任的基石。纪录片通过展示客户对银行的依赖和支持，强调了社区银行在连接移民群体、提供金融教育和支持方面的独特价值。
叙事手法： 詹姆斯导演以其标志性的、贴近生活的拍摄手法，让观众能够深入了解国宝银行的故事。他通过大量的访谈，包括银行的创始人、CEO、其他家庭成员、员工以及客户，展现了他们所经历的压力、困惑、坚持和希望。影片的剪辑流畅，节奏把握得当，将紧张的法律程序和温情的人物故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影片的影响力： 《国宝银行》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在上映后引发了关于金融监管、社会公平和移民权益的广泛讨论。它成功地将一个看似枯燥的法律案件，转化为一个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故事，让更多人关注到那些在庞大的金融体系中被忽视或被压迫的小型机构和群体。
评价：
国宝银行的法律案件和这部纪录片，共同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美国社会图景。
对金融监管的反思： 案件的发生，以及最终的无罪判决，无疑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僵化、机械化，甚至是一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倾向。尤其是在处理大型金融机构和小型社区银行时，这种差异化的对待，容易引发公众对于公平性的质疑。影片的成功，在于它将这种质疑，通过一个具体、真实的故事呈现出来。
对“小”的价值的肯定： 国宝银行的经历，是对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巨头的有力反击，它证明了即使是规模很小的机构，只要秉持诚信经营，也能够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为特定的社区提供不可替代的服务。它挑战了“大即是好”、“小即是原罪”的简单化思维。
对华裔社区的意义： 对于华裔社区而言，国宝银行的故事是鼓舞人心的。它展现了这个社区的韧性、团结和奋斗精神。在面对外部的质疑和压力时，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抗争。
纪录片作为社会评论的强大力量： 《国宝银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事件，更在于它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引发了公众的思考，并可能促进社会制度的反思和改进。詹姆斯导演的这部作品，再次证明了纪录片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评论工具，能够将普通人的故事，放大成关乎公平、正义和制度性的讨论。
总而言之，纽约国宝银行的法律案件，以及纪录片《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被送进监狱》，共同构成了对美国金融体系、监管逻辑以及社会公平性的一次深刻审视。它们告诉我们，在追求金融秩序和风险控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为社区默默奉献的小型机构的价值，以及它们可能在不公平的规则下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关于一家银行的兴衰，更是关于公平、正义以及在一个庞大体系中，个体如何坚持自我的动人故事。
网友意见
根据美国法律，购房首期款必须是自有资金，不得用借款交首付，为了买房，华人移民就采取国人常用的变通办法向亲友借款筹集。检方指出，国宝帮客户把这些钱的来源伪装为“无偿赠款”，例如，国宝一名前职员在作证时表示，她会把客户账户里几笔现金贷款合起来做成一笔赠款，并附上一张“赠款信”，谎称客户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无偿给了这笔钱。
检方指出，这些所谓的赠款其实是借来的或标会标来的，实质上是负债，而头款不能是负债，因为那会增加借款人的负担，也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检方指出，整个贷款部的人长期都在造假，主管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些职员怎么敢如此嚣张？因为这是国宝的惯常做法。
前国宝雇员作证时披露华人客户有大量隐性资产，客户通常不愿透露钱的来源，银行贷款员帮其作弊隐瞒钱的来源。然后将这些大笔的款项伪造成客户的父母、兄弟姐妹或亲戚给予的无偿赠款。多位贷款员都亲自在赠款文件上伪造赠款人签名。
华人移民刚进入美国，一来收入不高，二来习惯于用国内养成的思维以少报收入来避税（也难怪，因为国内税率高），这样虽然避税了，但是银行信用就低了贷不到购房需要额度的款项。为了贷款只好又虚报收入。为了使客户的职位看起来符合其夸大的收入，银行职员通常在申请资料中将他们的头衔伪造成餐馆或指甲店经理。
检控官哈佳泽(Rachel Hochhauser)在结案辩论中指出，“既然房利美赚到了钱，谁在乎撒谎呢？”言下之意，只要结果是好的，即使手段卑鄙也没关系。
检方指出，国宝银行与华人客户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国宝在中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国宝办事肯变通，房屋贷款好轻松”，“不查资产，不查收入”。虽然房利美的确有一些贷款项目不查收入，但国宝偏偏选这一点来做广告，正是为了吸引需要“变通”的客户。
按照美国人的思维，一切应该依法办事，依契约办事，华人造假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华人看来，采取变通办法，灵活机动，只要能解决问题，一切都是那么合理，那么理所当然。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长期在没有规则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生存手段。
在我的执业过程中，常常会有当事人首先问的不是法律规定该怎么办，而是有什么变通办法，或者怎么钻法律的空子，或者是否认识人可以通融通融，这确实令人感动悲哀，因为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其实是交易成本最大的社会，人人都需要为不守规则的交易付出更大的代价，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但是，美国是法治国家，对于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美国人是不能容忍的。检方指出，法律并不是根据结果来定罪，“当国宝银行从房利美拿到钱的那一刻，便已经犯罪”，因为国宝是通过在房贷申请文件上造假来取得房利美的钱。这要是在我国这样重条文的大陆法系国家执法部门来看，一定会认定借贷双方共同构成金融诈骗罪。
所以，国宝银行陷入诉讼，不说是咎由自取，至少也是自取其祸，不能说没有一点过错。
最后挽救国宝银行的既不是影评所说的华人的不屈不挠，没有人冤枉了他们，造假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也不是影片导演所要表现的绝地反击，造假了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优势可以反击。打民族主义牌或许能收到一点效果，也有可能引起反感，因为造假跟民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个民族以造假为荣的。
在我看来，国宝银行最后能逃脱处罚，应该有四点原因非常关键。
第一个胜诉原因，孙启诚父女四人都精熟法律，才能让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应对非常得当。孙启诚自己是移民律师出身，四个女儿也顺利从名校毕业，并且除了三女儿Heather(孙仪珍)去念了医学院以外，其余三个女儿均是法学院毕业。大女儿Vera(孙仪芬)和小女儿Chanterelle(孙仪琳)还曾经分别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地检办公室工作。
当客户投诉贷款员余启斌时，国宝银行时任总裁、二女儿Jill(孙仪文)以及国宝董事会成员大女儿Vera(孙仪芬)立即向经手贷款员余启斌查证，最终余启斌承认是自己拿走了这笔钱。这时孙家的两个女儿做了一个无比明智的选择，这个决定也为孙家日后胜诉政府奠定了基础：她们立即着手启动内部调查程序，开除余启斌。然后及时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OCC报告，此外还聘请了外部调查机构来调查银行的贷款部门。这一点为辩护律师在日后的庭审中所利用。
辩护律在庭审中指出，客户是在2010年1月19日才报警，而孙仪文在那之前主动已经通知OCC，其后果是FBI也知道了，假如国宝与贷款员串通欺诈，孙仪文会自投罗网主动举报吗？这应该令陪审团感到信服国宝银行没有与贷款员串通欺诈。
第二个胜诉原因，律师制订了三个正确的辩护策略。
策略一：华人贷款零风险。国宝银行的辩护律师普瓦罗斯基(Kevin Puvalowski)在总结案件时解释了为何华人客户“收入低”却买得起房子：由于华人社区的“文化特殊性”，华人客户的实际收入比他们申报的“高出很多很多很多”，国宝银行贷款给他们买房子几乎是“零风险”。律师指出，国宝没有动机去做有风险的贷款，国宝拿到的利差很薄，只从房利美那里分得0.25%的利息，当房利美拿250万利息时，国宝只拿到约12万的手续费。国宝从一个贷款中只赚2000到8000，还要从中扣除雇员薪水等开支。当一个贷款坏账时，国宝还要从房利美购回贷款，自己承担损失。辩方的理论是，既然国宝的贷款无风险，便直接反驳了检方的指控：国宝造假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
策略二：华人社区有“文化特殊性”。辩方律师指出，国宝服务的华人客户有其特殊性，这点房利美也承认，看看纽约的唐人街，这里有数千个商户，房利美在给国宝的邮件中就提到这个社区有“文化特殊性”，国宝需要照顾了客户的“特殊需求”，房利美也没有硬性规定收入证明一定必须是工资单或税表。言下之意，伪造赠款证明是照顾这种特许需求。策略三，房利美无损失。 律师指检方的指控很“荒谬”：盗窃意味着国宝偷了房利美的钱，而事实上房利美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赚了巨额利息，既然无损失，哪来的盗窃？这个理由非常充分，事实不容辩驳。
第三个胜诉原因，孙氏父女的相互扶持，勇抗公权力。孙氏父女在长达三年的诉讼中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关爱所展现出来的亲情和勇敢，这正是美国人所重视的价值，为了家庭和亲情，家人勇敢地站在一起，这也许深深地打动了陪审团每个成员的心。
第四个胜诉原因，是普通法系独特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是由丝毫没有法律背景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由法官来适用法律。陪审团制度的实行，实际分割了法官的权力，有效防止了法官滥用审判权；陪审团均为临时组建，成员均为随机抽取，参与审判活动后即与外界隔离，可以有效防止司法腐败；陪审团成员虽不具有法律背景，但具有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和道德良知，可以弥补职业法官在生活经验方面的不足，进而保证审判的公正。这确实是陪审团制度最有魅力和人情味的地方。本案中，辩方律师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制度，利用无风险、无损失的无害抗辩理由说服陪审团，利用孙氏父女的亲情打动陪审团，最终赢得陪审团充满人性的裁决，获得胜诉的结果。经过3年诉讼，最后一百多项罪名全部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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