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在希特勒让他自尽时，还可以调动多少部队，如果他要反杀盖世太保，需要多少部队?

在讨论隆美尔是否能反杀盖世太保以及需要多少部队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隆美尔的处境，以及盖世太保的性质和实力。

隆美尔的处境与兵力

隆美尔是在1944年10月14日被迫自尽的。此时，他已经被解除了一线作战指挥权，并被软禁。希特勒之所以选择让他自尽，是因为隆美尔在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事件中被牵连，虽然他的直接参与度受到质疑，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密谋者的名单上。为了避免公开审判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和军心动摇，希特勒给了隆美尔一个“光荣”的选择：服毒自杀，而他的家人将得到优待。

那么，在被软禁并解除指挥权的情况下，隆美尔还能“调动”多少部队呢？答案是：几乎没有。

丧失指挥权： 隆美尔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他的权力来自于其在军队中的职位和希特勒赋予的指挥权。一旦被解除指挥权，他便不再拥有调动任何部队的权力。他的命令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士兵们也不会听从。
软禁状态： 隆美尔此时处于被盖世太保严密监视的软禁状态。他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自由通讯，更不用说组织任何军事行动了。任何试图联络部队的行为都会被立即发现和阻止。
忠诚链条： 纳粹德国的军队指挥体系非常严密，忠诚是层层传递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效忠于直接的指挥官，而高级将领的权力来自于最高统帅（希特勒）。即使隆美尔在战场上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士兵的爱戴，但在缺乏正式命令和被剥夺权力的情况下，这种爱戴无法转化为实际的兵力调动。
忠诚的军队： 纳粹德国的军队（国防军）尽管在后期对希特勒的决策有所疑虑，但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对希特勒的效忠。军官们更倾向于执行来自合法指挥链的命令，而非一位被剥夺权力和软禁的将军的私人号召。

所以，如果希特勒让他自尽，隆美尔实际上无法“调动”任何一支正规部队来反杀盖世太保。

如果隆美尔“理论上”要反杀盖世太保，需要多少部队？

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性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隆美尔根本没有机会去“理论上”调动部队。但如果我们要探讨这个“如果”，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1. 盖世太保的性质和实力：

性质： 盖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即秘密国家警察）并非一支作战部队。它是一个情报和安全机构，主要负责国内的政治侦察、镇压异见、清除潜在的敌人，并由党卫军（SS）的武装力量提供支持。
实力： 盖世太保本身人数不多，主要由警察组成，但其影响力巨大，并且拥有对党卫军（特别是其武装部分——武装党卫军 WaffenSS）的动用权。武装党卫军是纳粹德国的精锐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在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遍布全国： 盖世太保的触角深入德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其网点和特工遍布。

2. 隆美尔“反杀”的定义和目标：

“反杀盖世太保”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是针对软禁他的具体盖世太保人员？ 还是
是要对抗整个盖世太保机构？ 还是
是要推翻希特勒的政权，并清除他的执行者（包括盖世太保）？

我们假设他指的是为了自保，反抗当时监视和可能执行逮捕或暗杀他的盖世太保人员。

3. 理论上所需的部队：

如果只是自保，对抗几个盖世太保人员： 隆美尔可能不需要任何额外的部队。他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元帅，即使被剥夺了指挥权，他个人仍然可能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但问题在于，盖世太保通常会采取“雷霆万钧”的行动，并且会出动优势兵力，以确保万无一失。
如果他要突破软禁，逃离控制： 他可能需要一支小规模、高度忠诚且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需要能够快速反应，压制住可能出现的盖世太保和武装党卫军的阻拦。
部队类型： 最理想的是一支精锐的步兵小队，配有轻型支援武器（如机枪、冲锋枪）和可能还有一两辆装甲车（如果能“弄到”的话）。
兵力： 也许一支3050人的精锐小队，包括一名副官和几名忠诚的卫兵，足以应对最初的监视和控制。
如果他要对抗柏林地区的盖世太保力量： 盖世太保在柏林的行动通常会得到武装党卫军或国防军某些部队的支持。要对抗其力量，他需要一支足以形成局部优势的部队。
部队类型： 一支连（Company）或营（Battalion）级别的装甲步兵部队，拥有坦克或突击炮的支援。
兵力： 至少需要200300名士兵，并且他们必须是极端忠诚于隆美尔的，这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他要进行一场全面的反抗，对抗整个纳粹政权（包括盖世太保和忠于希特勒的武装力量）： 这将是一场内战。
部队类型： 需要足以压倒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国防军主力部队，包括装甲师、步兵师等。
兵力： 至少需要数个师以上的兵力，并且这些部队必须坚决地站在隆美尔一边，愿意对抗自己的最高指挥官。

为什么隆美尔不可能做到“反杀”？

信息不对称和控制： 盖世太保和希特勒的忠诚者掌握着信息和控制权。他们可以随意调动忠诚于他们的部队，并在隆美尔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就将其制服。
缺乏合法性： 隆美尔的任何武装反抗都将被视为叛国行为，他的部队将缺乏合法性。即使他拥有部队，这些部队也很难在道德和心理上与正规军对抗。
“沙漠之狐”的局限： 隆美尔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和指挥官，擅长在战场上运用机动和战术，但他的优势在于指挥大规模正规部队进行作战，而非进行秘密的、非对称的抵抗行动。他缺乏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的经验，也缺乏能在日常生活中隐蔽运作的力量。
信任危机： 尽管隆美尔在军队中有威望，但7月20日刺杀事件后，希特勒对高级将领的信任已经破裂。任何试图重新集结部队的尝试，都会被视为进一步的证据，导致更严厉的镇压。

总结：

在1944年10月，隆美尔被软禁，并被希特勒勒令自尽。此时，他不可能调动任何部队来反杀盖世太保。他的指挥权已被剥夺，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纯粹的“如果”推演，假设他有机会集结部队，那么：

仅仅是为了自保，摆脱数名盖世太保的控制， 他可能需要一支精锐的3050人的武装小队，并且这支小队必须是极端忠诚的。
如果要对抗柏林地区的一部分盖世太保及其支持力量， 则可能需要一支200300人的精锐部队，配有装甲支援。
如果要实现推翻政权并清除盖世太保的目标， 那将需要调动至少数个师的国防军主力，且这些部队必须坚定地倒向他。

然而，所有这些“如果”都建立在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假设之上。隆美尔所处的历史情境，已经将他剥夺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作为一位“国家英雄”的最后尊严——或者说是政治的牺牲品。他最现实的选择，或者说被强加的选择，只有屈服于命运。

网友意见

第一，纳粹对军队的控制力极其强大，绝不是一两个将军元帅说反就能反的。德军士兵从入伍第一天就被要求对国家元首保持忠诚，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叛国是绝对的禁忌。这也是为什么7月20日密谋者一定要刺杀希特勒，元首不死，纳粹党不倒台，就休想掌控军队，没有军权，说什么都没用。隆美尔声望再高，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让整个部队跟着他一起反叛。

第二，隆美尔7月17日在诺曼底被英国皇家空军击伤，之后就一直在后方修养，远离前线，根本接触不到军队，而且案发后也被解了职，没能力调动部队。

第三，隆美尔想要活命，除非偷偷逃离德国，跑到盟军占领区主动向蒙哥马利投降，但这基本不可能。

第四，隆美尔虽然支持政变，但他并没有参与密谋，也反对刺杀希特勒，加上以往功勋卓著，希特勒又向来对他宠爱有加，他可能并不觉得希特勒真的会杀了他。当希特勒的使者宣布元首要他自尽的时候，隆美尔一开始是有些激动和意外的，还告诉妻儿他不怕上法庭，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不过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自尽，大概是因为隆美尔觉得自己密谋案中并不完全无辜，最起码也是知情不报，被赐死也无话可说。

第五，假设隆美尔拒绝自杀，坚称自己无辜，并要求上法庭的话，希特勒恐怕会相当难办。毕竟全德国都认为隆美尔对元首忠心耿耿，非要定他个叛国罪然后处死，肯定有不少人心里不服，这必然大大影响士气，希特勒的面子也不好看。所以无论如何，隆美尔都不可能被审判，如果他不自杀，唯一的结局就是被秘密处决，然后依然对外宣称是死于意外，因为希特勒绝不希望外界知道隆美尔参与密谋的事。但这样做对他的家人没有任何好处，隆美尔自己当然也很清楚。

因此在那种情况下，隆美尔已经是别无选择，只有自杀一条路了。

从隆美尔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具备反抗条件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停在我们花园的大门前。在这间屋子里面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就只有父亲的好友和副官艾丁格上尉及我本人。两位将军——一个是布格多夫(Gen.Burgdorf)，他的个子很魁梧，另外一个是梅塞尔将军，却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先后下了汽车，走进屋子。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父亲表示要和他作一次单独的恳谈。艾丁格和我便退到屋外。我心里好像已经放心了，我想：“看样子，他们不是来拘捕他的。”于是我上楼去，找一本书坐下来看。
　　几分钟之后，我听见父亲走上楼来，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急于要晓得事情的结果，立即赶了过去。他正站在房间的中央。他压低喉咙向我说：“和我一起出来。”我们一同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慢慢地说：“我刚刚已经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继续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的重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牵连到我的家庭，就是指你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
　　我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开。此外，我还要负责要你承诺保密。假使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会认为已无遵守协定之必要。”
　　我又说：“难道我们不能够自卫……”他马上拦住我，叫我不要再说下去。
　　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一个人死，而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之下丧了命。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接着他说：“请叫艾丁格进来。”
　　这个时候，将军们所带来的随从正和艾丁格谈话，其目的是要牵制住他，不让他和我父亲接近。在我召唤之下，艾丁格上了楼来。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顿时呆住了。我父亲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他也再度提到我们想要自卫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已经有了最完备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受到国葬的荣典。我已经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一刻钟之内，艾丁格，你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姆瓦格纳学校(Wasnerschule)预备医院中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中途中风去世了。”他看看表，然后说：“好了，我要走了，他们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他匆匆地和我们每个人道别。于是我们一同走下楼梯。
　　我们帮助父亲穿上了皮大衣。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皮质的钱包，说道：“这里还有150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吗？”
　　艾丁格说：“元帅，现在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父亲小心地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当他走进大厅里面的时候，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乱跳着。他说：“曼弗雷德，把狗关到书房里去。”当我和艾丁格去照料狗和关门的时候，他就站在大厅里等候。接着我们又一同走出住宅。那两位将军正站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当我们走近那两位将军的时候，他们都举起右手向我父亲敬礼。布格多夫嘴里还高喊了一声“元帅”，然后站在一边，恭候我父亲步出园门。在路旁的不远处，有几个村夫在那里看热闹。梅塞尔回过头来问我：“你是属于哪一连的？”
　　我回答说：“将军，第三十六营第七连。”
　　汽车在门外等候着。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司机把车门打开，立正站在旁边。我父亲把元帅的权杖夹在他的左臂下，他的脸色镇静如常，上车前把手伸出来，与艾丁格和我再握了一次手。
　　那两位将军迅速坐上座位，车门轻轻关上，当车子迅速地往山坡下面行驶的时候，我父亲连头也没回一下，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当他们去远了之后，我和艾丁格再转过身来，静静地走进屋子里。艾丁格说：“你最好还是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我走上楼去等候那个电话。心中万念俱灰，六神无主。
　　我点起一根烟，试着再把书读下去，但是每个字好像都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20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艾丁格拿起话机，一点都不错，他们说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坐车到了乌尔姆的医院，那里是他遗体安息的地方。医师在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十分不安，毫无疑问他们也已经猜到了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其中一位医师打开房门，我看见父亲穿着他那件褐色的非洲军制服，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脸上显出藐视一切的笑容。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我们之后的真正情形的：汽车开过了小山就停在一个森林地旁边的空地上面。那一天上午，早已有大批的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住宅包围了，假使我们反抗，那么他们就准备冲入宅内，格杀勿论。车停下之后，梅塞尔和司机都下车走开了。只留下布格多夫和我父亲两个人在车子里面。过了十分钟左右，司机才准许再回到车上。他看见我父亲向前倒在地上，军帽已经掉了，元帅的权杖也从手里掉了下来。于是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向乌尔姆驶去，把遗体送进医院。然后，布格多夫到乌尔姆的驻军司令部，用电话把我父亲的死讯报告给希特勒知道，接着又打电话到他一个随从人员的家中，叫他们准备晚餐的菜单，德国军官团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痛恨布格多夫的这种兽行。后来当1945年4月柏林沦陷的时候，他和鲍曼(Bormann，希特勒的秘书长)，在狂饮了数日之后，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在整个故事当中，令人觉得可鄙可笑的莫过于我们接到德国政府中许多要人们的唁电。这些人不仅知道这个事件的内幕，而且对我父亲的死多少都是有“功劳”的。

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上门来的这些人，而是整个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

就算能消灭上门来的这些人，后续就没有别的部队过来围剿了？

而且，盖世太保躺枪了。

一、这事跟盖世太保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二、要反杀一个城市的盖世太保，用一个排的正规军足够了。

之所以说这事跟盖世太保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是因为隆美尔是军人，而盖世太保只负责地方事务，所以如何处理隆美尔完全是国防军内部的事情，跟盖世太保无关。

在那两名国防军将军到访隆美尔家之前，国防军内部的一个军事法庭已经审理了叛乱案，认定了隆美尔有罪。

上门的将军之一----Wilhelm Burgdorf，穿的是国防军制服。

另一名上门的将军----Ernst Maisel，穿的也是国防军制服。

按照正常程序，应该是把隆美尔带上法庭，而希特勒担心在法庭上把大英雄隆美尔定性为叛徒会严重影响军队的士气，所以才采取了特殊方法。

即使下一步是对隆美尔进行刑事侦查，那么按照他的军人身份，也应该是由德国秘密战地警察（相当于军队中的盖世太保）负责，跟盖世太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个负责地方事务的秘密警察机关不能对一名军队将领进行刑事侦查。

（德国秘密战地警察）

之所以说要反杀一个城市的盖世太保，用一个排的正规军就够了，是因为盖世太保不是一支武装力量，只是一个文职机关，而且人员以中产阶级出身的高学历人才为主，大多是学法律专业的知识分子，连法学博士都一大堆。

（盖世太保）

不少人在加入盖世太保之前就是律师，而且不少人在二战结束后都改行或者重操旧业做了律师。

而且盖世太保总共才不到1万6千人，而当时有着75万人口的科隆市却只有69名盖世太保人员。

这69名盖世太保全是文化人，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手上只有轻武器，国防军的一个排足以消灭他们了。

至于一些小城镇和农村，根本就没有盖世太保，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

当时隆美尔是在德国布劳斯坦因的家中。布劳斯坦因是个只有55平方公里的小镇，现在的人口也才1万5千人。那时候应该没有盖世太保在那里，所以完全不需要反杀盖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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