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崇祯为什么要临阵逮帅?

回答
崇祯皇帝临阵逮捕将帅,这在明末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确实是个让人津津乐道,又透着一股子无奈和悲凉的事件。要说这事儿,咱得从头说起,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

首先,得理解崇祯皇帝这个人。这位年轻的皇帝,肩负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他继位之初,确实是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为,扭转积弱的局面。但多年的党争、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加上天灾人祸,大明就像一艘漏水严重的破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下,崇祯身上那种“好大喜功”的君主气质,加上他性格里的多疑和急躁,就注定了他不会是一个能处处信任臣子、耐心等待时机的皇帝。

那么,具体是哪些“临阵逮帅”的事件呢?最典型的莫过于逮捕孙承宗和袁崇焕了。

关于孙承宗:

孙承宗是明末少有的有军事才能,而且能被朝野内外普遍认可的重臣。他曾在辽东战线上取得过一些胜利,稳住了关宁防线。在天启年间,他甚至被任命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全权负责辽东军务。崇祯继位后,为了重振辽东,自然也想依靠孙承宗这样有经验的将领。

然而,孙承宗当时已经年迈,并且因为之前在辽东的种种奔波劳碌,身体也大不如前。他上任后,也确实是尽心尽力,但面对辽东的复杂局面,特别是女真(后来的满洲)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后勤补给、将领不和等诸多问题,他感觉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孙承宗在辽东采取的是一种稳扎稳打的策略,他强调步步为营,巩固城池,以守为攻。这在他看来是长久之计,能够慢慢恢复辽东的元气。但是,在崇祯看来,这简直就是“畏敌不前”、“养寇自重”。崇祯当时急需一场大胜来提振士气,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也为了安抚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怨和反抗情绪。孙承宗这种“慢悠悠”的策略,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消极抵抗,甚至是一种敷衍。

于是,在1630年,当孙承宗向朝廷汇报工作,并请求增兵增饷,但同时也在为无法取得重大进展而感到苦恼时,崇祯对他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他认为孙承宗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没有拿出“杀敌报国”的决心。最终,崇祯以“失机误国”的罪名,在京师(当时还在北京)把孙承宗给革职了。说得难听点,这就是一种“临阵”逮捕,虽然不是孙承宗真正在前线作战时被捕,但他仍然是那个负责辽东军务的总帅,结果被君主直接罢黜,并且遭受了严厉的问罪。这对于这位老将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也让其他有志于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将领们心生寒意。

关于袁崇焕:

袁崇焕的故事就更跌宕起伏,也更具代表性了。袁崇焕以其“五年复辽”的宏大设想而声名鹊起。他确实有过辉煌的时期,比如在宁远之战中击败努尔哈赤,给了明朝一个喘息的机会。崇祯继位后,对袁崇焕寄予厚望,认为他是能够扭转辽东战局的关键人物,甚至授予了他极大的权力,让他总督蓟、辽、登莱军务。

然而,袁崇焕的策略与孙承宗有所不同,他更倾向于主动出击,利用火器优势,对后金军队进行“关宁锦一体化”的作战。他试图在关外建立据点,与后金军队进行野战。在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采取了“绕开山海关直捣北京”的计策,史称“己巳之变”。这次突袭让北京城危如累日,崇祯皇帝寝食难安。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袁崇焕从山海关星夜驰援,一路急行军赶往北京。这本身是出于忠诚和职责,但过程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他在辽东的一些举动,比如擅自处死了毛文龙(一个在东江镇驻守、对后金构成牵制的重要将领),以及在撤退到山海关时,对一些试图跟随他撤退的官兵进行了处置,这些都引起了后方和朝廷中的非议。

当袁崇焕抵达北京城下时,京城已经被后金军队围困。此时的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在寻找替罪羊。一些御史和官员抓住了袁崇焕在辽东的一些“罪状”,比如“通虏”、“养寇自重”等(当然这些都是缺乏证据的政治诬陷),趁机攻击他。而崇祯皇帝,在目睹了皇太极兵锋直指京师的狼狈局面后,也极度恐慌和愤怒,他需要一个解释,需要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最关键的是,袁崇焕在抵达北京城后,虽然带兵前来,但却没有立即发动对后金的攻击,而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试图与后金议和,或者采取一些谈判手段。这在崇祯看来,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极大的软弱和背叛。而且,当他在城外与后金接触时,城内则有大量的明朝官员在疯狂攻击他。

就这样,在极度复杂和紧张的情况下,崇祯皇帝在盛怒之下,以“谋反”的罪名,直接在北京城内逮捕了袁崇焕。袁崇焕当时虽然是总督军务,但他是被皇帝召入京城面圣的,可以说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被迅速审判并处以凌迟。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最直接、最血腥的“临阵逮帅”。

为什么崇祯皇帝要这么做?

原因很多,也都很复杂,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皇帝的猜忌与不信任: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崇祯皇帝经历了明朝末年文官集团的党争和武将的骄横,他对任何一个拥有重兵的将领都充满了戒心。他害怕这些将领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甚至反过来威胁皇权。尤其是在战事不利、压力巨大的时候,这种猜忌就会被放大。

2. 急功近利的心态: 崇祯皇帝登基后,面对积弊已久的明朝,他渴望通过一场场大胜来证明自己,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他不能容忍将领们采取稳健保守的策略,他需要的是速战速决、扭转乾坤的胜利。当将领们无法满足他这种急切的期望时,他就容易失去耐心,转而认为他们是无能或者故意消极。

3. 信息不对称与被蒙蔽: 皇帝身处紫禁城,与前线的情况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他听到的多是朝廷中那些言官的奏报和谗言。这些官员往往出于个人恩怨、党派斗争,或者只是想表现自己的“忠心”,就会对前线将领进行攻击和诬陷。崇祯皇帝缺乏真正独立的信息来源,很容易被这些片面之词所蒙蔽。

4. 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逮捕和处死有权势的臣子,往往是皇帝巩固自身权力、压制不同意见、转移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危急关头,将帅们成为了最容易被牺牲的对象。袁崇焕的死,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失误和军事上的争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包括那些嫉妒他权力的官员,以及那些利用他的死来讨好皇帝的言官。

5. 缺乏成熟的政治和军事管理经验: 崇祯虽然勤政,但他的政治和军事管理经验并不成熟。他没有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问责和激励机制,也没有能够辨别忠奸、真伪的能力。他习惯于运用严酷的手段来驾驭臣子,而不是通过恩威并施、信任授权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崇祯皇帝之所以会临阵逮捕将帅,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这是他个人性格、政治体制、历史环境共同作用下,所催生出的一种悲剧性的统治方式。他试图通过高压和猜忌来掌控局面,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挽救明朝,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这些“临阵逮帅”的事件,也成为了明末政治军事上的一大怪象,反映出那个时代君臣之间深刻的裂痕和政治生态的扭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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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原因有三个:

一、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性格;

能促成朱由检临阵逮帅的性格有两大特点:一是狐疑,二是专断(这只是其中两个特点,别的还有,比如喜欢显摆小聪明,刚愎,不过与逮帅无关而已)。

朱由检是狐疑从他对自己女人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按说宫里层层选拔上来的女人,不可能出现问题,不存在需要怀疑的成分。比如周皇后,十六岁(虚岁)就选进宫,周家的清客陈仁锡,学问极好,曾经为幼年时的周皇后教过《资治通鉴》。后来陈仁锡考中进士,周皇后与皇帝一起翻阅《进士题名录》,指着陈仁锡的名字说:这是我家探花。朱由检听了“我家探花”四个字,心中不快,回敬道:既然是你家翰林,莫想当阁老!”周皇后赶紧顾左右而言它,才把此事化解过去。实际上这事还真不能算化解过去,与陈仁锡同一榜的文震孟(状元)后来入了阁,傅冠(榜眼)也是南明的大学士,就是陈仁锡只官至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真的没入阁。

陈仁锡是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殿试金榜第一甲第三名,探花。

有一次,朱由检看到田贵妃抬辇的人都是宫女(按规则应该是内侍),问她为什么?她说,这些内侍手脚不干净,暗指这些内侍跟宫女搞“对食”,对宫里的女人有染,其实就是影射中宫有对食。朱由检果然就派人查,结果坤宁宫确实有内侍跟宫女对食。当然不能只查中宫,田贵妃宫里也查,结果也有。相比魏忠贤跟魏朝争客氏的时候,打到皇帝面前,天启皇帝对客氏说:“客奶,你且说,朕与你断。”把她判给魏忠贤,完全提倡宫里恋爱自由。

田贵妃擅长歌舞,朱由检很喜欢,周皇后说我是不懂这些,可她的歌舞不知道是谁教的。这事情就咯应在朱由检的心里,就问田贵妃。田贵妃说这是我妈教的啊。教田贵妃的不是田弘遇的原配,是继室丁氏,从小把田贵妃当成瘦马来养(这个后妈有点坑,明面上是教女儿,实际瘦马是明代专门从小养成,长大后卖了做小妾的女子。好在田贵妃被选进宫里,也算励志,呵)。朱由检还是不信,召丁氏入宫,抚琴弹奏一曲,证实田妞小时候没被外人摸了小手手,然后重赏而归。

狐疑的性格让他很容易偏听误信。

朱由检专断的性格其实有点不确切,这个专断是说他专门喜欢拿朝中有影响力的人开刀,哪怕这个影响力其实是他自己给的。简单的说,就是谁火搞谁,对不对其实不是重点,而且不讲究时宜。这很容易理解,朱由检以一个闲散亲王登基,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所以迫不急待的需要立威朝廷。皇权有了,没有皇威也很麻烦。这事情不止朱由检一个人有,冲年继位的皇帝都有,比如嘉靖大礼议之争,万历清算张居正,其实都有这原因。最显著的证据就是刘鸿训说他是“冲主”,当时内阁成员虽多,但是前朝四个人摆明要换掉,当然工作不可能上心,最新枚卜的六个内阁,其它人还都在打报告“谦辞”,能依靠的只有已经到任的刘鸿训一个人。朱由检很快找了一个改敕的小过错,非要处死刘鸿训,大臣们求情,不许;再求,仍不许;再三申救,最后判了一个终身流放。

例子还有很多,大多数人知道朱由检用了五十个内阁,在位十七年十几个兵部尚书,身在高位的官员极少有好下场。还有,内阁首辅换了十七个人,这也是创明朝之最。而且杀首辅明朝就四位,他占了俩。

越是鹤立鸡群,朱由检越是喜欢枪打出头鸟,越是刺头,越喜欢收拾他。崇祯初年谁最火啊?论事件可能是清算逆党,论个人最火的肯定是袁崇焕。这家伙不仅高调说话,还高调做事。先是“举朝争请”,接着五年平辽,连宠臣周延儒都怼。你说朕要把他干一下,多有威望。尤其是打仗的时候,人心惶惶,更要搞这一下子。他也不看看什么时候,真不看。送死当炮灰的人还怕没有,逮袁当时,马上任命梁廷栋、满桂为文武经略,第三天释放狱中的马世龙,北京提拔了六个左右都督。少了一个袁屠户,朕马上凑上十大碗。

二、皇太极干了什么?

有很多人反对反间计的存在,最大的理由是当时并没有象曹操杀蔡、张那样杀了袁崇焕。但是反间计的结果是逮袁,不是杀袁。这在当时的战局,对皇太极来说,已经够了。至于后来因为党争和推过,把袁崇焕卷进去当了替死鬼,那是后来的事了。神补刀!

1、入关以后就开始散布谣言

皇太极率八旗兵打下遵化以后,就开始着手策划反间计了。当时的朝鲜使臣李讫,因为战事被困山海关,恰好充当了战地记者的角色,他在《燕行录·朝天日记》中记载:

“(十一月)二十七日,朝闻不吉之奇,使奇译往探于江差官,则曰道路讹言,切勿听信,静而待之云。”

《近报丛谭平虏传》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谣言的流传情况:

”当时百姓遭此大难,无可怨怼,只怨不合杀毛文龙,一路失守,弄得鞑子犯境。於是廿九日遂风闻传进奴书与袁督师,一时谣言,几如鼎沸。

2、到顺义之后抓了两个太监放回去

《崇祯实录长编》:
  提督大埧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

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

3、莫明其妙的劝降信:

《崇祯实录长编》:
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逓,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逓,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闻毛文龙掣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听到“机密”的王成德拿着这封信就回来了。这个时候提议劝降似乎没毛病,而且皇太极一向狮子大开口,要以黄河为界,似乎也没问题,虽然凑在一起觉得怪怪的。关键的毛病在于,提毛文龙干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毛文龙在天启年间后期一直到崇祯元年间,一直在跟皇太极密谈“尔取山海我取山东”,没有任何有效的军事行动(除非你真相信他召到了黑龙杀敌),对后金根本不存在压力。一定要有仇的话,还不如说祖大寿在黄泥洼干了他们一下子。

这里面的逻辑是,毛文龙有跟我们开战,却在五个月前被袁崇焕杀了。这也直接导致后来召见袁崇焕的时候,崇祯皇帝脱口就问无关战事的问题,“为什么杀了毛文龙?”

4、到京以后纵使百姓入城

《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 谕:“既徧薄京城,营于城北土城闗之东。”太宗率诸贝勒及防军环阅燕京城,招男女之逃窜者,縦之入城,乃进兵距闗厢二里而营。时(满)桂、(侯)世禄俱屯徳胜门。

百姓如果只是在城外恐慌,谣言也传不到城里,更传不到内宫皇帝的耳朵里,这些百姓被特意招来放进城中,那结果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这些百姓当时都传了什么内容呢?

《近报丛谭平虏传》:二年十二月间,都城内外百姓,谣言袁崇焕不合杀了毛文龙,致一路失守,不然,奴酋怎能从涿尘驲、琉璃河来,攻打我良乡、固安各城?道路之口,悠悠莫止。”

甚至在战后民间仍然盛传谣言:袁崇焕为与后金谋和,杀掉了深为后金所嫉的毛文龙,实际是上了后金的大当。从刚刚斩毛时崇祯皇帝作出正面的评价及背书,举朝为之称庆,到战时及战后,百姓的传言竟然180度转变,甚至出现替毛文龙讼冤的情况。这也是后来磔袁崇焕的时候,老百姓争着生吃他的肉。可见当时谣传之力。

《漩声记》程本直“为文龙讼冤者有之矣,复官者、请恤者纷纷。”

这些不利于袁崇焕的消息被直接或者间接的传给朱由检,当然还不够,还需要

三、明朝猪队友的帮忙;

什么叫谗言,谗言不仅要有人说,而且要领导肯听信。一个团队里有了猪领导,再加上有了猪队友,这种谗言就绝对不会少。

1、满桂的诬告

满桂为什么要诬告他的重伤是被袁崇焕部所射?

这事情有几个疑点,首先,满桂的兵在城北,袁崇焕的兵在城南,中间隔着皇太极的敌军,根本不可能射到,他不怕这么说被拆穿吗?其二,为什么要在战时说自己人?他不怕处理了袁崇焕,他要上来顶缸当炮灰吗?后来事件的发展确实是这样的,没了袁崇焕,满桂被不断催战,挥泪上马,结果战死。

一般的情况,我们都认为满桂是一个耿直boy,但是我如果告诉你几件事情,(1)满桂在辽东体系其实是无门无派的,孙承宗中意的是马世龙,不是他。宁远之战的时候,他却能混到宁远总兵。(2)《酌中志》载,满桂跟毛文龙、杨国栋这些边将都巴结过魏忠贤。(3)袁崇焕督师之前,袁崇焕弹劾他,王之臣提拔他,他跟袁崇焕重用的祖大寿、赵率教都有过仇隙,跟何可纲也不对付。(4)魏忠贤倒了以后,他还是能从关宁调回京营镀个金,然后到大同当总兵。(5)明廷曾对他的身份是蒙古人产生怀疑,并质疑他在战时进兵的路线,都被他一一化解。

你还觉得满桂耿直吗?

回到问题的重点,为什么告袁崇焕?

明朝的军制,对战败者的惩罚是很严重的,对于战败的武将,一般的情况是杀,轻一点的是关,最最轻的,也是落职为民。马世龙一场柳河小败,伤亡几百人,已己之变的时候还关在监狱里,要不是战时需要,他还没机会重出江湖。

满桂打了两场败仗,一场是顺义丢失,一场是败回北京以后,又在德胜门外被皇太极撸了一回。你说他这么回去,会是什么下场。

他得找一个合适的借口。

注意,当时的北京城外,明朝的军队除了跟他一起守顺义并且战场失踪二十多天的侯世禄,就只有袁崇焕的关宁军。

《剖肝录》余大成:”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

《北略》说的更形象:

《明季北略》: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字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其结果当然是,没见过哪个打了败仗的将领,象满桂那样在皇帝面前还能这么活蹦乱跳。当然,他也没活多久。

2、京营谣传

京营是不会打仗的,一个团队里,不会干活的人对于很能干的人是什么态度?

注意,你可能猜错了,不是希望他替自己去干活,而是希望他跟自己一样,也不会干活,或者期待他干的其实也不怎么样?

当时城外的两部分军队,满桂吃了败仗。袁崇焕呢,他谋反,京营兵更相信,或者更喜欢谣传这种说法。反正在城外的兵都不怎么样,京营军当然也有理由觉得自己,不怎么样是很理所当然的。

明臣王世德在他写的《崇祯遗录》里写道:

“于是,喧传崇焕谋反,人人切齿。及行刑,百姓脔食其肉。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
都下流言多出三大营官军口,一人造谣,传之一队,一队传之一营,一营传之都下。不三日,连诸内廷闻达御前矣。大臣黜陟,往往由此。朝廷以为舆论无私,而不知其由于匹夫恩仇,奸人反间,殊可恨也。”

3、中贵进谗

中贵就是指中宫的贵人,也就是大太监,皇帝的近身内侍这些人。这些人在京郊都有自己的庄田,战时这些庄田当然受损严重,所以他们都责怪袁崇焕,为什么不把敌人拦在蓟州一线。这个也是崇祯希望的,最好敌人离的远远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蓟州防线的说法。

《烈皇小识》:“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于是怨谤纷起,谓其纵敌拥兵,“皆比而揭其罪状入告”。

这种说法很多,各种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夏允彝《幸存录》:“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东夷入犯。”

夏允彝是袁黑,杨士聪是袁粉,笑。说法都是一样的。

杨士聪所撰笔记《玉堂荟记》载:“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

4、兵部失职,战时对城外形势不明

己已之变的时候,谁第一个进京勤王的?宣府巡抚郭之琮。郭之琮来了以后,宣府总兵侯世禄也来了。宣府近,圣旨说能来的都来,可兵部不带这么调兵玩的。宣府也是很重要的边镇,都来勤王宣府谁守?所以郭之琮马上又被调回去。等下,京营的神机营没有火枪手,郭之琮不是上报说有八百名火枪部队么?急速再调来,这个急速,已经是郭之琮回去好几天了。郭之琮说,我这八百人里面,只有两百名火枪手。好,你谎报军情,请旨严饬。最积极的郭之琮最先倒霉。

调兵的混乱当然不是始于兵部,而是崇祯下旨各地勤王之后,巡抚们都调兵前面,包括山西巡抚耿如杞等。耿如杞也是来了,又叫回去,回去了,又觉得兵力不够,再调来。来来回回的折腾,最后引发援兵兵变。

在《明朝文档总汇》第六本中有二十几份关于已己之变的奏疏,其中极少提到城外的战况。

兵部本身,在之前的门神尚书王洽处置不力以后,很快换上了东林人以知兵著称的兵部侍郎申用懋(申时行的儿子,其实未必知兵)。申用懋署理兵部不到两个月,又换上了宣大总督梁廷栋,升官极快,崇祯二年六月还是兵备道,很快升总督,再升兵部尚书。数月间跳了数级。

兵部对战乱的了解可以想见。

5、温体仁的密疏

促成逮袁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是温体仁的密疏。温体仁在其家书中曾写到:

“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鸥政渔话》卷四《温体仁家书》)

后来余大成写《剖肝录》的时候,认为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温体仁一直心怀不满,想寻找机会报复袁崇焕。

“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毛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廷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丘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抚兵养敌。

后金刚刚退兵,温体仁就造谣惑众,诬蔑袁崇焕,他攻击袁崇焕为

“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鸥政渔话》卷四《温体仁家书》)。

一些与袁崇焕有隙的小人也趁机推波助澜。于是,京城里谣言四起,都传说袁崇焕要卖国求荣,引狼人室。温体仁是不是有参与东江利益的瓜分,我个人认为这没有证据,而且温体仁本身在物质利益上,是很清廉自守的。但是对权力的欲望,却近乎变态的执着。温体仁在家书中也写到:

蒲州华亭见之恨吾入骨,乘特简宜兴之日,即具揭力荐桐城会稽。以阻吾晋用之路。不知此时七尺之躯,尚无安顿处,何问功名哉。(《鸥政渔话》卷四《温体仁家书》)。

可见,温体仁没被提拔,他认为自己是被人排挤,因此剑走偏锋,需要利用混乱的朝局,做一些动作。而最大的诱因,莫过于利用边臣与朝臣的关系,搞掉挡在前面的人。孙承宗在《闻自如被逮》中写到“空闻曾铣尔前身”。后来,黄道周在《救钱龙锡疏》中写的更明确:

“臣自以幸处尧舜之朝,不忍数见诛殛之事,因感曾铣之累夏言,伤崇焕之累龙锡,怦怔于心,是臣回奏中所已尽而有未尽之事也。”

判曾铣死罪,是为了牵连夏言,最终夏言被杀。后来严嵩的贪污,充分说明了嘉靖是昏君。判袁崇焕死罪,也是为了牵连钱龙锡,崇祯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昏君。结果黄道周因为三次《救钱龙锡疏》戳中崇祯痛处,被连降三级。还有一个例子,黄道周不敢说的,那就是杀熊廷弼,是为了牵连左都御史杨涟。

回奏三疏,复奉严旨切责曰:『黄道周初疏狂肆,妄议祖德,曲庇罪辅,屡旨诘问,皆不实奏,一昧诞词支饰,本当重处,姑从轻降三级调用』。

因此,即便是袁崇焕被逮以后,温体仁仍指使党羽攻击袁崇焕,结果他的座师首辅韩爌辞职,次辅钱龙锡因为与斩毛文龙有关论死,最后遣戍。内阁的位置很快就在一两年间轮到了周延儒和温体仁。


战争,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国家任何弱点都可能掉落到敌人的算计之中,何况明朝此时已经是千疮百孔。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最后促使崇祯下决心逮袁。

再之后,崇祯皇帝不愿意承认自己临阵逮帅是错误的决定,单方面希望袁崇焕是有问题的。在党争的利用操纵下,补刀杀了袁崇焕,希图为自己逮袁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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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有一位被我屏蔽的人,评论区实在没他的位置,却在答案里笑我在讲玄幻故事,说陈仁锡不可能教过周皇后学《通鉴》。

  《全史宫词·卷二十·明》
【宫词】史学渊源溯绛纱,久期黄阁拜黄麻。乍观除目心私喜,误赞吾家老探花。
  【简释】《崇祯宫词注》载,陈文庄仁锡,尝舍于周皇亲家,后少时出见仁锡,奇其容貌,谓后父曰:“君女,天下贵人!使以‘通鑑’教之!”后于此书,最详贯。(又)载,一日,后与上,同看除目。后见陈文庄名,指之曰:“此吾家探花也!”上不悦。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得阁老?”后因言他事,以解之。


  《玉堂荟记》上于戚畹优厚,而不欲朝臣与之结交,相传中宫曾指陈芝台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作得阁老。又项心煜与嘉定家结亲,用吴中风俗行礼,有彩花,制作奇巧,不数日传达宫中,上甚不悦,既而竟有降调之处。即此二事,上于戚畹严防如此,乃武陵专于内中取事,而坦然无疑何也?

同样的故事在《罪惟录》、《烬宫遗录》中也有记载,版本可不是只有一个。

他觉得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历史如果有记载,那历史一定是记载错了。

似乎中了举的陈仁锡,就只能一心猫在家里读书准备考进士,不能去干别的事情。

  《石匮书后集》卷第五十八·文苑列传
·陈仁锡,字明卿,南直长洲人。年十九,举于乡。明年,下第归,乃肆力古人之学。闻毘陵钱启新倡学东南,往从之游,学益进。天启壬戌,廷试第三人,授编修。辛未,晋经筵日讲官。

看看,人家陈仁锡不仅没有宅在家里,还游学东南,然后才考中探花。有没有很惊讶?

周皇后是不是学过历史读物?

《全史宫词》:“凤阁晨开贺岁初,特宣命妇拜丹除。中宫好学勤谘访,多少香闺习史书。

中宫不仅自己好学,还带动香闺习史书。

钱廉益《崇祯诗集注》也记载:

“元日命妇朝贺中宫(即周后)。传闻中宫好学,新参夫人有延师学“通鉴”者。”

再来,陈仁锡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升阁老,他大概不知道崇祯朝内阁中有好几位都是第一甲,比如孙承宗、文震孟、魏藻德等人。也不知道崇祯朝有多少人升官跟开直升机一样,比如王洽、梁廷栋、当然还有魏藻德这些人。

陈仁锡一直都是与文震孟、倪元璐、黄道周齐名的人,而且排名更在倪黄之前。文震孟入过阁,黄道周也在被推荐入阁之列,倪元璐也官至尚书,都比陈仁锡的官大不止一级半级。

我建议某些人,多读点书再来当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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