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几个小国表现如何？

迈向一个“大日耳曼”民族？

毋庸置疑，“种族”是纳粹眼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 时大多数说佛兰芒语（Flemish-speaking）的人都是日耳曼人，与日耳曼民族血脉 相连。与德国西南部接壤的小国卢森堡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1940年5月被德军占领，也是操着一种德语方言的日耳曼人。 德国纳粹尤其看重挪威人，认为挪威人是理想的“北欧雅利安人种”：高身材、体 格健壮、金发碧眼，极其适合交配繁殖后代和参加德国伟大的民族事业。但是说起来，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是金发碧眼的，在纳粹的概念中，挪威人代表了备受推崇的 维京人传统（Viking tradition），他们是无畏的战士和海员，是勇士中的勇士。

在纳粹看来，丹麦人和挪威人同属一类人种，但差别在于，挪威军队迎头抗击了德 国侵略（事实上得到英、法、波兰军队的支持），虽然短暂，但很英勇，而丹麦人 没开一枪就投降了。还有，挪威国王哈康七世（King Haakon VII）及其政府逃亡 到了英国，只有军队投降了，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King Christian X）立 刻就签了投降书。政府、议会、各州和市政机构都继续运作。因而，德国派高级专 员对挪威人实行专制统治，由自封为挪威首相的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进行协助。（众所周知，虽然吉斯林不情愿，但他的名字还是成了自 愿、有意识与占领军合作的代名词，这也是源自他一早与德国合作的行为。）而另 一方面，丹麦人则得以保留自己的政府和法律体系，可谓是顺者昌的典型例子。

沦陷的挪威由本国人治理，德国进行密切监督，而丹麦则延续了过去的政府组织， 甚至在1943年3月还举行了公平公开的议会选举。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最高选 票，而丹麦纳粹党仅获得略高于2%的支持率。在挪威，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 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而丹麦的条件接近理想，能够驻扎在那儿的德国人是很幸运 的。这两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合作者和志愿参与党卫军的人，但差别在于，丹麦 政府成了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1941年11月，丹麦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Anti-Comintern Pact），协定的目标就是要摧毁苏联和共产主义。丹麦政府宣 布共产党为违法组织，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丹麦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 定》，这样一来，看似丹麦是在公开宣布自己赞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丹麦这一连 串的亲德行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宣传效应，而事实上，丹麦政府也在竭力降低这种 影响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德国与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意大利、匈牙利、伪满洲国（Manchukuo，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傀儡政府）、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丹麦、斯洛伐克和中国南京政府（另一个日本傀儡政府）都加入了这一协定，看上去希特勒及其盟友已经主宰了半个世界。但诡异的是，这个联盟的打击目标苏联在1939年居然成了德国最重要的非正式同盟，甚至在德国于1941年攻打苏联之后，日本还继续与这个本该是头号敌人的国家维持着友好关系。

当战局逆转，开始不利于德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丹麦人敢于公然反抗占领者：罢工和反纳粹示威让占领者当局在1943年8月宣布戒严，丹麦警察遭到监视，丹麦军队被解散。丹麦自治看起来得就此打住了，但实际上，稍加重组后的丹麦政府和行政机构继续管理着这个国家，由心怀好感的德国全权代表监督，直到战争结束。丹麦政府玩的这一套复杂游戏很典型，欧洲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丹麦在德国人眼中一直还是个卫星国典范，类似的还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另一个更小的国家，名字在后面会揭晓。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与同期德国人对波兰的残酷镇压做比较——波兰城市被毁，人民忍饥挨饿，成千上万人被随意监禁或枪毙，波兰抵抗者在奥斯维辛（Auschwitz）被折磨和杀害——我们就会明了，德国占领可不是千篇一律的。同盟国宣传说沦陷国家遭受着同样的折磨，但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各地生活相去甚远，差异化很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从战略上来讲，挪威对德国人至关重要，所以驻挪威的德军达到30万，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丹麦，虽然也是一个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重要来源国，但是从未面临同盟国入侵的威胁，就连同盟国的突击都没遇到过。所以，有些时期，驻丹麦的德军只有寥寥几千人。

挪威和丹麦不同的投降模式给各国有政治头脑的公民带来了困扰。一个挪威爱国人 士应该听命于谁：是国王及其政府吗？他们远在安全的英国，呼吁大家抵抗。是国 内的官员吗？他们负责每天的事务运作，目的就是尽量让国家风平浪静，以改善大 环境。一个爱国的丹麦人，见证了本国政府向占领者俯首称臣，但恰恰是政府的这 一举动保障了自己和家人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又该怎么做？ 最后再说说通敌合作与犹太人存活率之间的联系，后面会再拓展开来说，这里只是

简单几句。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挪威和丹麦，犹太人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只占总人口的1%不到。挪威有1 700名犹太人，但是除了一些抵抗运动的特 例外，当局和人民都无意拯救大多数犹太人的生命，而在同样与敌合作的丹麦，政 府和人民，甚至连当地的德国占领军都一起，成功保护了几乎全部8 000名犹太人的 生命。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会放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来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可以说，与敌人合作，比如高效地为占领者生产火炮，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秘 密抗击占领者，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斗争。相反，有些纳粹德国的死对头，在帮助 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却毫不手软。

德国人征服的另一个重要且高度发达的西欧民主国家是荷兰。对于德国的无端入 侵，荷兰的军事抵抗程度介于挪威和丹麦之间。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及其政府逃亡到英格兰，军队投降，荷兰人开始在政府雇员和市长的 统治下安心生活。德国人视荷兰人为日耳曼人，所以占领者希望他们能“自行纳粹 化”，并最终加入德意志帝国。因为荷兰的战略重要性不敌挪威，所以驻荷兰的德 军数量很少。对德国士兵来说，能派驻荷兰让他们感到很荣幸，就像派到挪威和丹 麦一样

一定程度上说，荷兰是个特例，因为希特勒没有把这个国家交到德国军队或党卫军 秘密警察的手中，而是交给了德奥合并前奥地利地下纳粹党领袖阿塔尔·赛斯－英夸 特（Artur Seyss-Inquart）。荷兰的新任帝国总督获得了专制的权力，便试图教 化荷兰人，为将来加入第三帝国做准备。同时，纳粹国防军在比利时称王称霸。

这些沦陷国的纳粹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很活跃，但谁也没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德国人 也无意让他们上台。德国人更青睐用经验丰富、保守的旧体制政客和顺从的官僚。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荷兰，一个名叫荷兰联合（Nederlandse Unie）的组织崛起 了，试图为荷兰的国家政治带来革命性变革。荷兰联合是由反共产主义的保守中产 阶级所创立，希望把荷兰变成一个国家，既不是照搬纳粹主义，也不是民 主制度。1941年末，德国当局叫停了这一试验，传统政党重新接管，在暗中行动。 在荷兰，非思想上的合作由所谓的国务大臣执行。在皇室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国务 大臣负责日常事务，国家行政机构广泛参与管理，来履行德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要 求。在各项事务中，政府官员还会收集和记录国内犹太人的准确数据。荷兰人的精 确和可靠度也感染了德国人创办的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 or Joodse Raad），那些德高望重的成员在德国长官的监管下表现得无可挑剔。在华沙的犹太 居民委员会，严格服从德国人的命令也是例行公事，但那里的成员面临着一个选 择：是集体赴死，还是努力满足德国人的要求，把犹太人的技术用到军工业中？最 终，经济上的合作只拯救了寥寥数名犹太人的性命，但怎么说呢，聊胜于无。但在 1940年的阿姆斯特丹，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无须害怕被即刻处决，却向德国人奴颜 婢膝，把荷兰每一个犹太人的姓名和数据都报上去，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没有什么借 口了

至于荷兰共产党，起初也没有表现得多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地下宣传册中煽动的不是反纳粹，而是反对“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欧洲 乃至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帝国主义争斗”。共产党还继续批判社会民主党支持“德英 帝国主义冲突”。不过，很多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攻打苏联之前就改变立场，反对纳 粹，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荷兰的工农业方面，与占领者的合作是彻底的：战争时期，荷兰出口到德国的 货物总价值为大约85亿荷兰盾（guilders，当时合30亿美元），其中差不多三分之 二都用于军备物资

想想德国的盟友互不对付，也是很有趣的。例如，1939年3月，匈牙利部队开进斯洛伐克，逼迫斯洛伐克割让一小部分领土。大约在同时，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战机在空中交火，还轰炸对方的国土。同年9月，匈牙利政府拒绝允许德国和斯洛伐克使用匈牙利铁路运输部队去攻打波兰。典型的做法是，匈牙利可以允许德国人（但不会允许斯洛伐克人）取道，但交换条件是德国为匈牙利军队攻打罗马尼亚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匈牙利人怎么会以为他们能战胜几倍于自己的罗马尼亚军队，至今成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二战”过程中，罗马尼亚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都随时准备好攻打对方。

1940年8月，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后，匈牙利部队占领了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看起来是当地的匈牙利指挥官先挑起了与罗马尼亚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好把这次卷土重来变成一场英雄传奇。一年后，当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部队在德国集团军群中一起向布尔什维克敌人挺进，这两国部队在他们接壤的边界上爆发了冲突。

在对苏联的战争中，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一个主要担忧就是如何把罗马尼亚人和匈牙 利人分开，这个任务尤为艰难，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罗马尼亚人、意大利 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都集聚在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中。

1942— 1943年冬天，在顿河（Don River）上，匈牙利第二军和罗马尼亚第三军之间只隔 着意大利第八军。因为这两个盟友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合作，哪怕只是会面，都是 绝无可能的。一年后，因为匈牙利政府秘密筹划退出战争，或许也没那么机密，希 特勒计划军事占领匈牙利，扬·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提出支 援德国100万罗马尼亚士兵。元首拒绝接受援助，因为他只是想改变匈牙利领导层， 却不想与匈牙利军队和人民为敌。他的计划在1944年3月取得了显著成功。罗马尼亚 士兵的确进驻了布达佩斯，但不是在1944年3月，而是在1945年1月，那时他们的身 份不是德国盟友，而是苏联盟友。

在战争最集中的那些年月里，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互相谴责对 方肆意抢劫、政治腐败和虐待平民。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指责匈牙利在占领区与当 地反纳粹和反苏维埃的乌克兰游击队达成妥协，还与波兰人和犹太人勾结

虽然所有人都强烈抱怨从顿河地区仓皇撤军的时候遭到德军虐待，但1942—1943年 冬天的这场溃败终究没能把这些盟友团结起来。当时不断有人汇报，在他们撤退过 程中，虽然温度降到零下，德国人却夺取盟友的马车，把伤兵扔到雪中，把士兵从 夜晚的营帐驱逐到凄凉的农舍，有人不从就立即枪毙。一些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士兵试图攀上德国人的卡车，手指都被碾碎了。据悉他们还与德国 人交火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盟友们团结起来对抗德国士兵的残暴行径。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这一转折性的事件比斯大林格勒战败对德国打击更大。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虽然德国的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但其东部战线 并没有崩溃，而罗马尼亚对希特勒倒戈相向，却让德国东南方集团军群土崩瓦解， 而苏联军队乘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

到了1944年，德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一个明显的迹象：早在8月23日这个大日子 前，罗马尼亚将军就无视德国人的指令，而德国最高指挥部却对此无能为力。实际 上，早在罗马尼亚向苏联投诚之前，罗马尼亚部队就在循序渐进地把自己从德国集 团军群中摘出来。

在那个节点上，罗马尼亚的投降看似并非匈牙利最高指挥部的十足灾难，而是一个 黄金机遇，匈牙利可以借此重新征服特兰瓦西尼亚南部，把匈牙利国旗插在喀尔巴 阡山脉的另一个山脊上。当红军从比萨拉比亚开始全速前进，穿过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直抵喀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军队重整旗鼓，此时两支匈牙利军队 挺进特兰瓦西尼亚南部的一些城市，在那里建立军事管理机构，强令犹太人佩戴黄 星布。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的事项也即刻启动了。可是匈牙利人很不幸，红军军团 几天内就抵达了特兰瓦尼西亚南部，匈牙利人不得不退守到1920年割让后剩余的那 部分领土（《特里亚农条约》中划定的），而苏联和罗马尼亚的部队紧随其后。到 了12月，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当初没有和罗马尼亚一起变换阵 营，匈牙利人错失了最后的机会，国家几乎毁于一旦。旧仇宿怨阻止了这两个所谓 盟国走向合作之路。

总而言之，德国联盟的成员结局各不相同。芬兰人加入了巴巴罗萨行动，最后一无 所得，事实上，这次他们被迫割让给苏联的领土比1939—1940年冬季战争后的还要 多，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得受制于苏联。不过，至少芬兰国内逃过了布尔什维克化。

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把参战当作一次主权上的练兵。而对他们格外有利的是，战后，他们又分别被重新并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从而逃过了战时行为应受 的惩罚。最终，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实现了国家目标，摆脱了德意志和犹太同胞， 还顺便“继承”了他们的财产。斯洛伐克只剩下少数如惊弓之鸟的匈牙利人，相对 而言，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问题就严重多了，20世纪90年代，还引发 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不过，在民族主义者眼中，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 都自由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居民都分别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

至于保加利亚，虽有国王和政客运筹帷幄，却没能逃脱战争的蹂躏。美国轰炸机一 遍遍摧毁保加利亚的首都，1944年9月，苏联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保加利亚宣 战，此后，这个国家经历了军事占领、共产党夺权和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政治叛 乱。保加利亚还不得不对德宣战，他们没有时间为过去悲伤。10万保加利亚第一军 的士兵一路打到中欧，伤亡惨重，而在接下来的和平协议中，保加利亚还被迫答应 割让领土。

罗马尼亚改弦易辙加速了“二战”欧洲战场的局势发展，战争提前几个月结束，但 罗马尼亚还是付出了50万人的代价，其中三分之二死在与德国并肩作战的时候，还 有三分之一死在与德军为敌的战场上。1946年，和平协议签署，罗马尼亚拿回了特 兰西瓦尼亚北部，但没能收回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随后，这个国家还笼罩 在最残忍的独裁统治的阴影下。最终，罗马尼亚也没有变成单一民族的国家，因为 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做法不同，它没有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因为这个国家还留有 超过150万匈牙利人和很多人数较为稀少的民族。

两场世界大战最大的输家就是匈牙利。德国联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比匈牙利更悲惨的恐怕也只有波兰、俄罗斯和德国了，而且匈牙利还不得保留 其在1938—1941年收复的任何土地。反之，战争结束的时候，匈牙利被迫割让了更多领土给捷克斯洛伐克——又一次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还有，匈牙利在战时屠 杀了成千上万已经基本同化的犹太人，以及在战后驱逐了超过20万基本同化了的德 国人，貌似也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诚然，匈牙利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 这是个收获，因为民族多样性被终结。然而，现实是，这个国家因为失去了两个最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而受到重创

无论是与德国结盟还是被德国打败的国家，都普遍实施种族清洗政策，而意图灭绝犹太人还只是第一步。海因里希·希姆莱曾不知廉耻地说过，是时候“清除人民中间的残渣余孽了（völkische Flurbereinigung）”。

当然，实施种族清洗的不光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东欧的纳粹受害者，比如波兰人和捷克人最终也清除了犹太人和所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爱德华·贝奈斯总统流亡伦敦的时候就宣布：“因为我们新的共和国会成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所以我们正在准备一个针对本国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这个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方案居然在波茨坦得到所有列强的认可。在战后的岁月里，总计多达1 300万说德语的人或逃离，或被驱逐，或被杀害。结果，今天的东欧不仅没有什么犹太人，也没有什么说德语的人。除此之外数百万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也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其他地方。总而言 之，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种族清洗的 后果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引自

看到标题说明里提到【新西兰】，就写一下新西兰政府和新西兰驻国联代表威廉•乔丹爵士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外交舞台上对我国大力支持的事。

乔丹出生于英国拉姆斯盖特，父辈为海员。1904年乔丹移民新西兰，并于1907年加入工党。一战时乔丹加入新西兰军队前往法国作战。1922年，乔丹成为新西兰议员并连任至1936年。

1936年9月，乔丹返回英国，成为新西兰在伦敦的高级专员，并兼任驻国联代表。乔丹十分同情我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乔丹成为我国外交战线上最重要的朋友之一。虽然彼时苏联也大力支持我国，然毕竟身份特殊，反而容易引起西方国家的疑虑。这时作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新西兰的大力支持，就显得尤其宝贵。

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争取国际援助与同情，孤立日寇，国府决定在1937年9月中旬召开的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上提请将日本宣布为“侵略国”。为此，国府组织了强大的外交代表团赴日内瓦，委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利时大使钱泰三人为特派代表，并调集其他驻欧代表协助。这次大会也就成为全面抗战后外交战线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

国府在国联提请宣布日本为侵略国远不只是争取舆论，顾维钧在出席大会前指出：

闻美将宣布中立条约，如果实行，于我海外接济极为不利，英法势必步美后尘。……为避免英法宣布中立，唯有向国联请求决定宣布日本为侵略国。

1937年10月2日，国联开始讨论日本全面侵华问题。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波兰代表助桀为虐，不断找各种理由反对中方提案，导致十七页的备忘录仅审理八页。《申报》的报道指出，波兰的核心要求是不得在报告结论中使用“侵略”一词。然而此时，不说东四省和台湾，日本已经侵占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保定，淞沪激战正酣。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顾维钧等一方面在会议间隙，在休息室指责波兰代表，称其发言态度，与日本代表无异（彼时日本已退出国联）。另一方面，急电国内求援：

南京外交部，五四号二日。
波兰代表对我态度不佳，请即电驻波魏使迅向该政府接洽，请其速电该国代表在委员会竭力助我。但需嘱魏使，对于态度不佳一层，只备其个人参考，并乞电复。

可惜最终外交部致电顾维钧等指出：

查波方答复甚为模棱，恐难望其积极助我。

在波兰代表搅局后，会场气氛开始对我不利。乔丹在这关键时刻仗义直言，很大程度扭转了局面。中国代表团成员金问泗（时任驻荷兰大使） 回忆，

纽西兰之姚登，尤为出力。他质问何以对于协助中国一层，毫无规定？李脱维诺夫亦附和其说。争持良久，克兰邦不得已，增加“国联会员国应考量如何各别协助中国”字样。此句通过后，姚登复提议国联并应考量如何设法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此议遭激烈反对。

最终，在大量妥协后，本次大会通过支持中国抗日的决议案，投票结果无反对，波兰、泰国弃权。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和新西兰代表乔丹仗义执言，为我国发声，拉脱维亚外长主持会议极为公正，事后国府专门致电致谢。

10月12日，驻新西兰代表汪丰向新国务总理萨威基当面表达谢意。萨威基表示，在会议上“所能尽力者无多，此后当再作较大之努力”。新西兰“愿为中国患难之友。”

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在空洞的宣言后宣布延会，国府外交遭遇失败。随即南京沦陷，国际国内主和势力甚嚣尘上。为了坚定抗日信心，争取国际支持，国府考虑回到国联再提中日问题决议案。12月2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在电报中指出英国各方就中国重返国联的利弊分析。

弊：

英外长均以国联现时力量薄弱，非美国合作势难施行制裁。且国联为德义等国所仇视，不如设法促进英美合作，可减少反感。

利：

工党与新自美归来之Cecil则均主张我国返国联，谓如在集体安全制度下维护和平，其宗旨正大，与美总统芝加哥演词相同，较易得美之援应与各国拥护国联份子之同情。且义大利退出反足使国联增强，英法俄更易一致行动，无人掣肘，实为恢复国联权威好机会。

1938年1月24日，国防最高会议议决给顾维钧等代表的指示大纲。对于演说词，要求包括五大项：

（一）上年提出国联后之经过情形，包括：
（1）日军之继续进攻与滥施轰炸。
（2）屠杀奸淫掳掠纵火。
（3）伪组织。
（4）干涉海关，擅改税率。
（5）第三国之损失。
（6）日本政府1月16日之声明。
（二）中国生命财产牺牲之巨大。
（三）抗战之决心始终不渝。
（四）国联行政院，大会，咨询委员会，九国公约会议种种努力均未奏效。
（五）应即由国联用最有效之方法立即停止日本之武装侵略。

对于同各方磋商的条件和手段，提出四项目标：

（一）全部制裁。
（二）局部制裁——如汽油、钢铁、货款等。
（三）不承认伪组织及其他武力侵略造成之结果，同时对于国民政府过去之建设与现在之抗战表示适当之颂扬，并说明具体之协助办法。
（四）指定最有关系之国家如英、法、苏联等国并邀请美国共同设法终止中日冲突。

由于1月中旬法国内阁危机后组成的新内阁社会党不入阁，导致法国对华友好力量大幅削弱，法国新政府对远东问题小心翼翼，不愿意支持制裁。英国外相艾登也向顾维钧指出，迫使国联暴露其弱点对中国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些消息使得中国代表团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

然而国际社会仍然不乏主持正义的力量。拉脱维亚外长、二十八国委员会主席蒙特斯拒绝了北欧国家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删除盟约十六条（即集体制裁条款）的要求，从而为国府诉求制裁日本留出了空间。乔丹更是积极支持我国，认为面对远东如此严重的局势，重申原则是毫无用处的，已经到了要行动而不要空谈的时刻。为了更好的配合中国代表团的斗争，乔登向顾维钧表示，他将紧接着顾维钧发言，这样可以引用顾维钧的话。

1月27日，国联第一百次会议开幕，顾维钧紧跟着波兰外长贝克第五个发言。顾维钧回忆了他对贝克的印象：

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凡有企图，总是一往直前，志在必得。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他就使用非常强硬的语言。这使行政院的成员们深感惊诧，因为这确实有些异常。

随后，顾维钧同英法苏三国外长就支援中国问题草案进行讨论。之所以没有将草案如1937年10月初那样在更大范围讨论，显然是吸取了当时被日本的“牵线木偶”波兰刻意反对破坏的教训，寄望在征得三大国的同意后，利用大国的威望和实力顺利通过草案。

在讨论中，法方坚决反对中方草案，要求把调子改得更为缓和。对此，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向顾维钧建议：

决议的措辞毕竟是次要问题。其时波兰和意大利的代表也与会，他们在历次会议上都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任何措辞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任何措辞都不会使他们满意。

针对中方原定退让的第二稿措辞，李维诺夫提出：

即使如此软弱无力的第二稿，行政院也还是不能原案通过。因此，中国代表团最好还是坚持第一稿，等遇到反对时，再原封不动地接受第二稿，这就算作了让步。

顾维钧评价，李维诺夫的建议“聪明而又切实可行”。

李维诺夫对波兰“任何措辞都不会使他们满意”的评价不幸成为现实。当中国妥协后由中英法苏四国一致端出的“软弱无力”的第二稿草案公开后，波兰方面反应强烈。1938年1月29日，国联会议开幕仅两天，波兰外长贝克竟提前返国，“若甚不得意然”。30日，波官媒撰文道出原委，原来是对未能阻击中国提案大为光火：

英法俄三国外长及中国代表顾大使事前彼此密商，拟将议定之案，要求列强接受，此种举动，不独有违国联精神，且予波兰以极不利之纠纷，波兰政府当根本纠正。

31日，波兰官媒在大肆攻击李维诺夫后，甚至有脱离国联的暗示。

随即波兰挑头指责草案未经行政院公开会议讨论，顾维钧为表示妥协，删除了起草国的国名。顾维钧回忆：

由于我对这一决议并不完全满意，我觉得作为这一决议的起草人之一，也没什么光彩，所以我特别热衷于把起草国的国名从决议中删去。

2月2日，国联行政院就草案进行投票。在投票前的发言中，波兰、秘鲁代表以决议案起草各国未参加为词，表示弃权。这时，又是乔丹愤而发言为我国辩护：

决议案起草者为谁，关系并不重要，重要者惟其内容而已。

乔丹并指出：

夫措词如是软弱之决议草案，中国竟乃认为满意，实颇可异。

顾维钧正好借此发言表示了中方的态度：

对于决议草案并不满意，惟为权宜之计，故加以接受。

顾维钧在发言中陈说，至去年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案以还，日本继续施行侵略行为，中国遭日机空袭者多至17省，日军屠杀南京平民二万人，妇孺受害尤甚。虽日本侵略军队已增至约百万人，然中国人民抗战精神，始终不屈，现仍在各处阵线作忠勇之防御。远东局势极端严重，政院有采行具体有力办法之必要，现时提交政院之决议案，虽续有同情精神之表示，但在吾人观之，欲以之应付本事件之急需，实属不足。

投票结果，除波兰、秘鲁以程序问题为借口弃权外，其他国家均投赞成，决议案通过。

此外，乔丹对于被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同情是一贯的，并非独厚我国。顾维钧回忆，1938年5月针对埃塞俄比亚代表权问题（其时埃塞已被意大利占领），中国、苏联、新西兰一致坚持应准许埃塞代表与会，而与之相对，波兰代表则全力反对，称顶多允许埃塞派一个发言人说明情况，而不是一个享有平等权利的代表。

1959年4月8日，乔丹在奥克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