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说两句:如果不是弗朗西斯·凯雷获得了今年的普利茨克建筑奖,很多建筑师唯一一次听说“布基纳法索”这个国家,恐怕只会是在 @小约翰可汗的“非洲的切·格瓦拉”那期视频里了——这个国名我调教了搜狗输入法两天,才将将让它可以在输入时正确地自动联想。
风格见仁见智,调侃“普奖带我认识不认识的建筑师”也无伤大雅;但是若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政治正确”,或“普奖又颁给了一个无名之辈”云云,我倒觉得:风物长宜放眼量。欧美的政治正确自然虚伪,然而建筑师的实践都是实打实在那里的,因为一个条件的不足,就直接忽略甚至否认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否也和唯物主义精神背道而驰了呢?
为什么会有“又颁发给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建筑师,还是个黑人,那不用说了肯定是肤色的胜利”这样的想法呢?凯雷已经算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在非洲实践的建筑师了,即便欧美媒体的追捧有刻意之嫌,但国内专业媒体也有相关报道,想要有所了解并不难。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用建筑提升当地民生水平这个事情,可不是反对所谓“政治正确”就能一并否认的。如果眼睛只盯着欧美日,那自然容易忽视其他地方。世界地图不止有十几个国家,建筑的正确打开方式也理应包容和多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至于说布基纳法索需要的是基建,是工业化,是社会主义——这是孔波雷的任务,不是凯雷的。
一块砖理应在任何地方都有同等的价值,被同等看待。但是在这一理想实现之前,也理应更多关注那些同一块砖可以产生更大价值的地方。
也许一些觉得普奖已经完全被政治正确的虚伪裹挟了的人心中,才真的还没有完成对附着在这个奖项上的光环的祛魅吧?
以下是原回答:
我个人倾向的解读:这是一次颁发给在非洲进行实践的建筑师的普奖,而这位建筑师也正好是来自非洲的黑色人种。
而非“这是普奖第一次颁发给黑人的政治正确之举”。
凯雷不是唯一一位有可能获奖的非洲裔建筑师,但是确实是少有的在非洲进行“非洲特色”实践,并且获得了国际声誉与关注的非洲建筑师。
评委主席是阿拉维纳(2016年普奖得主,以具有社会意义的建筑实践闻名),评委会中有王澍(2012年普奖得主,首位获奖的中国籍建筑师,作品极具地域特色),凯雷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二位的同类。预测的时候有过分析,可见下文:
接下来凯雷可能会面对和王澍获奖后同样的质疑和争议:他能否代表X(X=非洲/中国/等等)?
更详细的评价,我觉得可以直接引用本届普利兹克评委会的评审辞了(个人觉得重点的部分,已经加粗):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筑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突破重重困难的过程中,何为建筑实践的正确途径?是否应甘于保守并承担屈服于不利环境的风险?抑或适度的保守才是实现成果唯一可行的务实之道?是否应满怀雄心以激发变革?而这样的雄心又是否会让建筑脱离实际,而沦为一厢情愿的产物?
过往的几十年间,弗朗西斯·凯雷找到了回应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出充满睿智、激励人心并足以颠覆规则的实践途径。他对文化的敏感度不仅表现在对社会和环境正义责任的关注,更始终指引着他创造建筑的整个过程。因为他意识到,这才是通向社区建筑合理性设计的最终出路。他深知,建筑关乎的是目标而非实物,是过程而非产品。
弗朗西斯·凯雷以其全部作品向世人昭示:根植于当地的材料,能够创造无限的力量。他的建筑,为社区而建,与社区共存,直观反映出社区的方方面面——从建造、取材、规划到社区的特质都已融入建筑。建筑与其立足的一方土地密不可分,亦与置身其中的使用者息息相关。它们的存在毫无矫饰,却散发出潜移默化的影响。
……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可持续性不仅是防止不必要的能量损失,同时也是阻止不必要的能量增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而言,问题恰恰是极端的高温,而非严寒。
作为回应,凯雷因地制宜地开发了一套性能卓著又极富表现力的建筑语言,包括双层屋顶、蓄热体、通风塔、间接光照、交叉通风和遮阳室等(而不是传统的窗户、门和廊柱)。这些不仅成为他的核心策略,实质上也让建筑设计赢得了令人尊崇的地位。完成了家乡的这所乡村学校建设后,凯雷一直致力于寻求能与当地工艺和技术相结合的实践办法,这种努力不仅改善了小村落的面貌和居民生活,而且也很快被提升到国家立法议事机构的建设之中。
弗朗西斯·凯雷的作品,无论是本质还是表现方式,都是根植于周边环境的成果。一名建筑师身处最多样化的环境中建造项目,难免产生争议,但凯雷在对当地群体的体验和学术质量、低层级技术和高层级技术,以及真正复杂的多元文化等因素进行非常个性化的权衡时,总会将地方、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维度纳入其中,由此为这场思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在蛇形画廊的设计中,他用一种特别而有效的方式成功地将树木,这个世界原始建筑中被人遗忘已久的基本符号,翻译成一种通用的视觉语言。
他投入社会参与其中,形成了一种灵活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同时,他在处理复杂的建筑方案时,又毫无困难地结合自上而下的最佳流程。他兼备本地和全球视野,早已远超美学和善意层面,因此他有能力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弗朗西斯·凯雷的作品还提示我们,为了保障能为地球上数十亿的居民提供足够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势在必行。面对不断演进的技术革新及建筑使用和再利用的议题,他直指问题核心,提出关于建筑持久性与耐用性的意义所在。同时,他对于当代人文主义的阐发视角,也融入了对历史和传统的深厚敬意,以及对精准性、设计规范和不成文规则的深切关注。
自从全世界将目光投向弗朗西斯·凯雷非凡的工作和人生故事,他已成为建筑界独树一帜的指路明灯。他向我们展现出当今建筑如何反映并服务于世界各地人民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审美需求。他向我们展示了局部性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可能性。身处危机中的世界,面对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和世代更迭,他提醒着我们建筑实践继往开来的基石所在:社区意识和叙事价值,正如他秉持共情之心、满怀自豪之情向世人娓娓道来的叙述——建筑可以成为一座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源泉,带来持久的幸福和快乐。[1]
重申我的观点:这是一次颁发给在非洲进行实践的建筑师、而非单纯颁发给一个有非洲裔身份和肤色的建筑师的普奖。
希望他所代表的那片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土地,也能在这些纷纷扰扰之余,得到一些新的关注。
恰巧,今天央视新闻也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
同样是扎根在偏远地区的建筑师,汲取传统建筑的营养并加以利用,与环境和谐共存,造福当地居民。也许并不会有什么国际奖项颁发给更多这样的建筑师,但他们做的事情,是具有同等意义且值得被关注的。
可喜可贺!非洲大陆值得出现这么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讲真在今天之前我都没有仔细看过这位建筑师的作品,刚刚匆匆浏览了一番,觉得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确实有获奖的潜质。
这种可贵的潜质在于:不单纯以设计服务来介入建筑产生的流程,而是以多重身份参与项目的整个过程,从而产生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比如凯雷的成名作甘多小学,他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就包含了甲乙方,从项目筹款到设计,再到工匠培训和施工,才最终确保了项目的完成。
自从19年矶崎新获奖之后,最近三年的获奖者都不是有广泛国际知名度的大热人选。从价值取向来说普利兹克奖也许在往更加平民化的方向靠拢,更加关注建筑和普通人,以及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今年的这位长期在非洲进行特色实践的获奖者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我其实感觉非洲建筑师在国际建筑学界是长期失语的,这既是当地粗犷建筑市场以及落后经济水平的结果,也和大众缺乏对非洲建筑人才及其作品的关注有关。
最后摘录一段凯雷的话:
“我希望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式,推动他们去实现梦想、承担风险。不能因为富有,就理所当然地浪费材料。不能因为贫穷,就固步自封不去尝试追求品质,每个人都理应享受品质,每个人都理应享受舒适,每个人都理应享受‘奢华’。人与人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对气候、民主和物质匮乏的忧虑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课题。”
我很欣赏,也很羡慕。再次恭喜!
隔了一天来补充一点。果然现在一谈建筑多多少少都避不开意识形态的东西。有回答说往届普奖造神,说好的就是搞文宣,获奖者水平一般,西方语境颁奖动机不纯啥的都没问题。毕竟那是人家设置的奖项,人家组织的评委审核,不符合国内眼光并且感到割裂那也正常。但国内的奖项就没争议了?就没有那些弯弯绕绕不可言说了?看看国内的院士评选,照样能吵个天翻地覆。
有一点倒是真的,得奖这种事情本身就在褪去光环。到最近几年甚至可以说只是给知名度不高的建筑师增加了一次流量曝光的机会。至于硬要说“公平”和“服众”,我从来不觉得任何建筑奖项有这两项功能,顶多说是一小撮人按照一套无法捉摸的标准从另一小撮人里挑出了一个。这种盲盒机制早就表明了其本质是沙龙文化的延续而不是什么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表彰大会。你当然可以不接受,但你没有任何办法。你不接受你的,他继续评他的。既然是这样,普奖对已经有了知名度的大佬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于素人来说还是意义重大,起码让大众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人/团队在做这么一件事。
从这点来讲建筑评奖还真和创造101那样的选秀机制殊途同归,前者是小范围评委,后者是海量网络投票,但结果总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不少人看到一个非洲乡村建筑师获奖和一个四肢不协调的厂妹出道顿时破防了,然后就是什么“西方文化霸权的统治工具”“国内资本操控”各种论调。因为这不符合高度竞争卷出来的成功标准,不符合自身价值导向和立场的东西必然要受到抨击。
不管用哪种机制来评奖,最终都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即便是要照顾“平凡的美德”,那也绝不是通过一人获奖其他人陪跑的方式来达到。不要指望通过美化或者贬低一个“西方奖项”来推动国内建筑学以及建筑行业的发展,多想想怎么按时给牛马力工和设计图农发足额月薪,怎么在年终奖消失的时候为自己争取权益,怎么避免垃圾管理带来的低效熬夜和猝死……这些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六便士而不是天上的月亮。评奖这种卷中卷的事情,直接惠及的肯定不是普通从业者。
至于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杠杠的还收费低廉值得获奖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是普奖阻止了国内建筑师获得和自身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吗?真想给踏实干活效率高的建筑师颁奖,自己设一个“感动中国建筑师”不行吗?反正也不需要西方认同嘛。但这么多年过去,有人在乎过吗?
这个时代是存异且不求同的时代,各行各业内的争吵也从未停止过。谈国外的老要扯意识形态,谈国内的就是阶级和对立,合着还是与人斗其乐无穷。那就为不认同和不理解干杯吧!
我的态度是:在地上拣六便士的普通人可以偶尔抬起头看看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凡人也改变不了。把普利策克奖比作月亮不是为了美化它,仅仅是告诉各位那是个遥远而难以被普通人改变的东西。真实的建筑实践是即便没有月光映照夜路也得照走,硬币也得继续捡,不认同这个月亮的可以自己打个灯笼,月亮也没拦着你啊。但如果你硬要拿着灯笼去和月亮碰瓷分出个高下,那我只能说这两者没有可比性,各位开心就好。
他很清楚外人怎么看他,而他自己又想要怎么,他会讲”I don’t want to be the figurehead.” 也确实是个地缘zz走钢丝艺高人胆大的王者,利用凝视、利用标签最大化资源。眼界远超国界、意识形态划分。另一个叫我有此感的人是谷某凌。
上面这段话凯雷的一个学生在他得奖后的评价,我觉得能很好的看到凯雷复杂的身份。
其实我更愿意把凯雷看作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师,这也是近些年普奖选择获奖者的一个趋势。
从凯雷的第一个项目就能看出他的社会活动能力
1995年凯雷获得奖学金,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建筑,虽然已经30多岁,但确实只是个“本科生”。但此时他已经开始为家乡的学校建设筹集资金了,建立了“Schulbausteine für Gando e.V.”基金会,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筹建甘多学校”,后来在1998年更名为凯雷基金会。
可以说,在甘多小学这个项目里,他是建筑师,同时也是甲方。建设成本的30000美元来自他学习期间通过游说同学少喝“一杯咖啡”筹措而来。
甘多小学的成功使他在2004年获得了阿迦汗建筑奖,并鼓舞他2005年在德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凯雷建筑师事务所。此时,他刚刚拿到柏林工大的建筑学学位,属于大学刚毕业的那种。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阿迦汗建筑奖,这个奖是由阿卡汗四世于1977年创立,用以表彰对伊斯兰建筑做出重大贡献的建筑设计和建筑师。
以往的获奖者基本都是来自穆斯林国家如沙特、土耳其、马来西亚、埃及等地,但凯雷所在的布基纳法索并不是个穆斯林国家,这里50%的居民信奉原始宗教,30%信奉伊斯兰教,20%信奉天主教。
能拿这个奖一方面是凯雷的设计出众,另一方面,也是凯雷出色的“讲故事”能力,让阿迦汗建筑奖的评委能放下宗教规则,将这个奖项授予给他。阿迦汗建筑奖让凯雷为人所知,之后他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向大众宣传他的建造理念,为基金会筹措资金,也促成了在甘多的一系列建造。在阿迦汗基金会的帮助下,凯雷还在马里开展了两个重大项目,以纪念国家独立 50 周年。
所以今天我们打开凯雷基金会的主页(还专门做了中文页面),能看到他工作的三个重点:促进社区营造,寻找合作伙伴,以及为基金会筹款。
可以说,凯雷的在甘多的实践突破了常见的业主——建筑师——施工方的关系组成,他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和设计,以建筑的形式,在做社会发展的实践。
另一个必须要说的,体现凯雷社会活动能力的项目是布基纳法索的议会大楼。
在2014年的政变中,议会大楼的建筑主体被破坏,必须要推倒重来。凯雷“应该为选择推翻统治者的人民建造什么样的议会?”的想法成为最终的实施方案。
在布基纳法索的转型时期,凯雷通过创造真正为人民的建筑和总体规划设计解决了“我们如何前进?”的问题。凯雷说:“我们希望整个大厦成为人民拥有所有权的平台。”
其实在布基纳法索这样一个政治动荡的国家做议会大厦这样的项目无异于走钢丝,但凯雷的能力就是能平衡好这一切,如今普奖加身后,他在面对不同势力群体时,应该能更加游刃有余。
也许之后的建筑师们能学习到这一点,而不再局限于设计这个一亩三分地。哪天凯雷成为了布基纳法索的总统,我也一点都不奇怪。
盎萨匪帮几百年殖民有一个共同套路
就是在每个殖民地,扶持起一个弱鸡族群,骑在另一个强势族群头上,基本就是以小制大
现在放大到世界层面嘛,你懂的,黑命贵就是这个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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