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良渚发现世界最早水坝有何意义？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世界最早水坝，这可不是小事，它的意义深远，足以改写我们对早期文明的认知。要说它有多重要，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聊聊。
一、颠覆我们对早期农业社会的刻板印象：精细化管理和宏大工程
在良渚水坝被发现之前，很多人脑子里想的早期农业社会，无非就是小规模种植，小打小闹的灌溉系统。但良渚水坝的出现，直接把这个认知掀翻了。
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 这可不是随便堆几块石头就能叫水坝的。良渚水坝的建设，涉及五座连绵起伏的大型土坝，总长度超过5公里，拦截了良渚古城北面的几个大型山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而且，这些坝体并非简单堆砌，而是采用了分层夯筑的工艺，一层土一层石，用夯杵一层层地把土夯实，坝体中间还有粘土心墙防水，结构非常科学合理，稳定性极佳。这需要高度的组织能力、精密的测量技术和对土方工程的深刻理解。你能想象吗？在没有现代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靠着人力和简单的工具，组织起数万人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且还留下了如此坚固、能够抵御洪水的工程，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良渚人已经发展出了足以支撑大规模工程的社会组织和技术水平。
系统化的水利调控能力： 良渚水坝不是单一的水利设施，它是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不仅包括蓄水的目的，还包括了泄洪和灌溉的功能。坝体上还发现了专门的溢洪道和放水涵洞，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水位，将多余的水泄入下游，避免溃坝。这说明良渚人已经具备了对整个水系进行科学规划和系统化管理的能力。他们不仅仅是“会用”水，更是“会管”水。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精细化调控，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证明良渚文明的高度发达和早期国家的雏形
早期的水利工程往往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入国家形态的重要标志。良渚水坝的存在，为良渚文明早就具备了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社会组织力的高度提升： 修建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绝不是单靠一家一户或者一个村落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集中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统一的规划、指挥和管理。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能够协调和组织这一切的权力中心，一个能够收取赋税、征发劳役的组织，这正是早期国家的特征。良渚水坝就像一个集结点，将分散的聚落统一起来，共同完成一项超越个体生存需求的宏大事业。
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 建造和维护如此复杂的工程，必然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劳动力。一部分人负责规划设计，一部分人负责组织协调，大部分人则从事具体的劳役。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也意味着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不平等。那些能够组织和指挥工程的人，无疑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文明发展的基础： 杭州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历史上就饱受洪水的困扰。良渚水坝的修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应对周期性的洪水威胁，保护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能够有效抵御自然灾害，保证粮食的生产和储存，是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良渚水坝的修建，是良渚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进行博弈并取得胜利的伟大壮举。
三、将中国水利工程和国家形成史提前千年
良渚水坝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间，比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如都江堰（修建于战国时期）要早上数千年。
改写中国水利史的起点： 这意味着中国的水利工程发展史，可以向前推移至少两千年。我们一直以为中国的水利建设和国家形态是在夏商周时期才逐渐成型，但良渚水坝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如此成熟、如此大规模的水利体系，并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
提升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和独立性： 这一发现也从考古学上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先进技术，而是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发展出了领先于世界的文明成就。良渚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它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要素，并且在水利工程技术上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平。
四、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早期文明的另一种模式
良渚水坝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世界早期文明发展模式的理解。
不同文明的平行发展： 在世界其他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也出现了早期文明，并发展了灌溉农业。但良渚文明，特别是其水利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展现了一种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路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湿润多雨的环境下，以大型水库和堤坝系统为核心的水利发展模式，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依赖大河灌溉的模式有所不同。
早期城市和文明的关系： 良渚古城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市遗址，而这个水利系统则是支撑这座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这说明在早期，城市的发展与强大的水利调控能力是紧密结合的。水坝不仅是农业保障，也是城市稳定和人口聚集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杭州良渚发现的世界最早水坝，其意义绝不仅仅是“早”那么简单。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认识史前中国的一扇大门，让我们看到一个与我们过去想象截然不同的、高度发达、组织严密、并且拥有先进技术和对自然深刻认知的高原文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也让我们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独立身影。这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发现，更是对我们自身历史认知的一次深刻重塑。
一、颠覆我们对早期农业社会的刻板印象：精细化管理和宏大工程
在良渚水坝被发现之前，很多人脑子里想的早期农业社会，无非就是小规模种植，小打小闹的灌溉系统。但良渚水坝的出现，直接把这个认知掀翻了。
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 这可不是随便堆几块石头就能叫水坝的。良渚水坝的建设，涉及五座连绵起伏的大型土坝，总长度超过5公里，拦截了良渚古城北面的几个大型山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而且，这些坝体并非简单堆砌，而是采用了分层夯筑的工艺，一层土一层石，用夯杵一层层地把土夯实，坝体中间还有粘土心墙防水，结构非常科学合理，稳定性极佳。这需要高度的组织能力、精密的测量技术和对土方工程的深刻理解。你能想象吗？在没有现代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靠着人力和简单的工具，组织起数万人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且还留下了如此坚固、能够抵御洪水的工程，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良渚人已经发展出了足以支撑大规模工程的社会组织和技术水平。
系统化的水利调控能力： 良渚水坝不是单一的水利设施，它是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不仅包括蓄水的目的，还包括了泄洪和灌溉的功能。坝体上还发现了专门的溢洪道和放水涵洞，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水位，将多余的水泄入下游，避免溃坝。这说明良渚人已经具备了对整个水系进行科学规划和系统化管理的能力。他们不仅仅是“会用”水，更是“会管”水。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精细化调控，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证明良渚文明的高度发达和早期国家的雏形
早期的水利工程往往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入国家形态的重要标志。良渚水坝的存在，为良渚文明早就具备了早期国家形态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社会组织力的高度提升： 修建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绝不是单靠一家一户或者一个村落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集中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统一的规划、指挥和管理。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能够协调和组织这一切的权力中心，一个能够收取赋税、征发劳役的组织，这正是早期国家的特征。良渚水坝就像一个集结点，将分散的聚落统一起来，共同完成一项超越个体生存需求的宏大事业。
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 建造和维护如此复杂的工程，必然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劳动力。一部分人负责规划设计，一部分人负责组织协调，大部分人则从事具体的劳役。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也意味着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不平等。那些能够组织和指挥工程的人，无疑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文明发展的基础： 杭州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历史上就饱受洪水的困扰。良渚水坝的修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应对周期性的洪水威胁，保护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能够有效抵御自然灾害，保证粮食的生产和储存，是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说，良渚水坝的修建，是良渚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进行博弈并取得胜利的伟大壮举。
三、将中国水利工程和国家形成史提前千年
良渚水坝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间，比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如都江堰（修建于战国时期）要早上数千年。
改写中国水利史的起点： 这意味着中国的水利工程发展史，可以向前推移至少两千年。我们一直以为中国的水利建设和国家形态是在夏商周时期才逐渐成型，但良渚水坝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如此成熟、如此大规模的水利体系，并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
提升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和独立性： 这一发现也从考古学上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先进技术，而是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发展出了领先于世界的文明成就。良渚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它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要素，并且在水利工程技术上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平。
四、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早期文明的另一种模式
良渚水坝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世界早期文明发展模式的理解。
不同文明的平行发展： 在世界其他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也出现了早期文明，并发展了灌溉农业。但良渚文明，特别是其水利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展现了一种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路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湿润多雨的环境下，以大型水库和堤坝系统为核心的水利发展模式，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依赖大河灌溉的模式有所不同。
早期城市和文明的关系： 良渚古城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市遗址，而这个水利系统则是支撑这座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这说明在早期，城市的发展与强大的水利调控能力是紧密结合的。水坝不仅是农业保障，也是城市稳定和人口聚集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杭州良渚发现的世界最早水坝，其意义绝不仅仅是“早”那么简单。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认识史前中国的一扇大门，让我们看到一个与我们过去想象截然不同的、高度发达、组织严密、并且拥有先进技术和对自然深刻认知的高原文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也让我们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独立身影。这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发现，更是对我们自身历史认知的一次深刻重塑。
网友意见
规模不小，精神可嘉，但细节粗糙，还不能作为超出同时代其他文明的证据。
查了一些资料，从外行角度理解一下良渚水坝：
第二张图比第一张更直观，把这个水坝系统直截了当地分成了三部分
1山口高坝， 2山麓低坝，3平原矮坝。
从地形图可以看到，古城处于离山区不远的平原上，那么在利用山区自流供水的同时，也得承受山区洪水的害处。山区不一定比平原多下雨，但山谷既是水流冲刷的结果，也是集中水流的通道。平地降水量一二百毫米的时候，山谷里就可能有几米深的洪水冲出来，而且还带着咆哮的动能，这是必须规避的危险。
因此，良渚古城在选址阶段就避开了较大山谷的直接冲刷（或者第一代居民点被洪水正面冲掉了）。躲开山谷开口之后，居民还不放心，一怕这条大山谷的水太多，自己面前的河湖容不下，二怕其他小山谷的水正面冲过来。所以他们修了这三组水坝：
1 大山谷的谷口有高坝，希望在一般情况下能蓄住洪水，不行的话下面有蓄洪区。
2 沿着山麓有低坝，不指望蓄住洪水，但可以把小山谷里的洪水引向远离城市的方向（即主要山谷方向）
3 洪水最终还是要进入和城市相关的水系，能多拦一会总是好的。所以在西面用低坝围了一个蓄洪区。但很显然，3号低坝的地势比2号要低，洪水要溢出，会在远离城市的3号坝方向溢出，此时冲击力已经大大减缓。
总之，这套水利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分水，而不是蓄水。和良渚古城自身的城墙区别不大，或者说功能更弱。至于舆论上说的灌溉、航运等多方面用途……抱歉我看不出。
从坝体结构上看，水坝的主体的确是人工建造的，这一点有坚实的考古依据：
上图是坝体的切面，里面的土和草明显是人工掺杂在一起的，即古人为了修水坝，有意识使用了抗拉材料，增加坝体的整体性和抗冲刷性。
但是，在这个水利系统里，没有任何的渠道、闸门痕迹，这意味着它只能拦水，客观上也能积蓄洪水，但多半不能支持灌溉和航运，即这是一个被动的分水坝，并不是后世那种多功能的水利枢纽。从工程量上来说，这个工程很了不起，但从结构细节来说，还是很低水平的石器时代工程，并不能说明这里明显超越其他文明的创举。
至于“应对870毫米的连续降水”我查了一下，说法是这么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这一水利系统进行了研究。他说，高坝系统可以抵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低坝系统可以抵御1900毫米的降水，都能达到“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良渚遗址邻近的天目山区是当地暴雨中心，而每年都有台风在浙江登陆，这套系统具备防洪功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担任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考古领队。他说，良渚先民应该从天目山脉中的河谷地带逐步向平原地区迁徙而来，在河谷地带他们已经发现了多处遗址点，并在当地出土了专业的稻作农具。当时没有轮式交通也没有道路系统，水运是最便捷的方式，良渚先民通过筑坝蓄水可以建立一个水上交通运输网，运送木材、石料、玉料及动植物资源。
“当时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也出现过由渠道、水窖组成的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但是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年代要更早一些，而且具有拦洪功能。这体现了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的不同特征。”王宁远说，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遗址可以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这个采访说明两点，考古研究员手里的确有一些实证。但“应付870毫米的连续降水”的说法，怕是简单地用坝顶高度和汇水面积做了一个几何计算。实际上，这种泥土坝，真要是在洪水冲击下，让洪水接近坝顶，早就已经变成一团淤泥了。在泥土里掺草，毕竟比不得混凝土里加钢筋。
至于后面的“1900毫米降水”，我只说一点，1975年板桥水库溃坝，遇到的是几百年罕见的台风深入内陆，也不过是“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1900毫米的降水，和灭世洪水也没什么区别，研究员同志明显是夸海口了。
此外，这个研究员也委婉地承认了水利工程中没有发现渠道，这就基本否定了前面提到的灌溉和航运可能性。考古界发言要谨慎啊，不要为了民族情绪就夸大其词，尤其考虑到无良记者一般还会断章取义，放大你的说法……
最后，我搜索了一下，发现工程师们早就对考古学家的夸大有所不满，下面是一篇我土木专业的质疑文章：
坝长50—200m。高低堤坝的总土方量约为260万立方米，并且发明使用了“草裹泥”这样的先进的工艺技术，远在5000年前的先民，这种工程规模与工艺，动员组织能力确实惊人，使人敬佩。
但考古专家对于这套水利工程的叙述为：“这些坝体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即相当于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水平”。“高坝大致可以阻抗短期内870mm的连续降雨，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这里有一个专业的错误，即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既不是可以把流域内百年一遇的年径流量全部拦截在水库里，也不是把百年一遇的一次降雨量全装在水库里。例如长江年均流入大海的水量有9000亿立方米，丰水年可达1.36万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也只有221.5亿立方米。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年调节的，具有百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水库的基本含义。
(a) (b)
图3 年调节水库的防洪库容
在图1(a)中，最大的防洪库容=设计洪水位-汛前限制水位（不能低于死水位）之间的库容。其中需要有设计超高
最大波浪爬高+最大风壅水面高+安全加高。图(a）中的设计防洪库容不应小于图(b)中的防洪库容。而泄水流量应保证下游安全。因而水库只需拦截年来水量与泄水量之差，这里就有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水库必须有泄水通道。最重要的就是“溢洪道”，它是排泄洪水的主要通道，一般是建在基岩上的明流漕渠，一般有闸门控制；也可是凿于岩体中的泄水隧洞，甚至可以是建在坝身的溢流段，也都有闸门。另一种引水通道是灌溉渠道、发电隧道、水运航道等，它们都是能够控制的，因而更需闸门控制。
但到目前为止，在良渚古城的这套水利工程中，尚没有发现任何排水、泄水通道，亦即没有出口。考古专家们认为“当来水量超出这一标准，则漫溢过坝顶的洪水，依地势流向东南部的开阔洼地，而该区的外围由塘山等构成的低坝系统，对其形成再次封堵，将来自西北部山体的洪水积蓄于此”。
这种调度是极可怕的，因为土坝一旦溃坝，坝身瞬时就会被完全冲决，下游地基会被冲刷成巨大冲坑，坝址被完全破坏；远大于天然流量的滚滚洪水倾泻而下，给下游造成巨大的灾难（见图1(b)）。在农田水利中，小型山谷可用堆石、块石砌筑1~2m高的小塘坝，下游用堆石防冲刷，允许漫流。但对于坝高10—15m，库容上千万方的水库，是绝不允许漫顶溢流的。70年代河南驻马店地区暴雨，由于“文革”期间，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水库调度与信息混乱，造成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等连环溃坝，洪水峰值叠加，结果是比不建水库形成的灾害更大，死人20多万，人畜的尸体腐烂，苍蝇多到把树枝压弯。
所以认为高坝可以“把百年一遇的一次降雨量全装在水库里”。这种说法没有意义：汛前水位是多少？设计超高为多少？汛前库内原有多少水量？这次降雨以后再降雨如何安排？
所谓“蓄洪”，也称调洪、分洪，它是利用低洼地区来存蓄洪水，调节洪峰。它不可能将一年的来水都存在洼地、湖泊。如上所述，长江年均流入大海的水量有9000亿立方米，而起巨大蓄洪作用的洞庭湖容积也只有174万立方米。1954年长江洪水，启用了荆江分洪区，让无法排泄的洪峰泄入分洪区，也只是为了将降低武汉的洪水位，确保荆江大堤，以防洪水下堤防漫顶，避免更大的灾害，但三次开闸分洪，也只是将荆江大堤处的水位降低0.63m—0.96m。1957年松花江江北大堤掘开分洪，保护哈尔滨市区，降低了市区洪水位，没有在市区决口；1963年在天津静海地区，10余万人大迁徙，为海河分洪以保天津市区。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由于荆江分洪区人口太多（据说有50万人），就只好“严防死守”，最后也没有启动分洪。这种分洪其结果最多降低最高洪水位几十厘米。
对于这里的水利工程的泄水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原来就没设溢流与泄水通道；二是目前考古尚没有发现此工程的泄水系统。
如果确实没有修建任何泄水设施，那么一定是那时的社会出现了问题。记得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要亩产十万斤粮食，把耕地深挖两米；水利工程“大放卫星”：到处兴建水库大坝，群众建成的水库大多也只有大坝，没有溢洪和引水设施，结果是当年拦洪，当年溃坝。大跃进的结果是60年开始的“三年灾害”，饿死千万人。我在1968年到黑龙江省呼兰县水利局工作时，就曾见过这样的工程。在1970—1975年期间，我在这个县水利局任工程组长、水利局长，当时全国与县委都要农业学大寨，亩产过黄河，大兴农田基本建设，也干过20万人战天斗地，挖沟填土，几十万方的灌溉干渠应声而起，修抽水站既无材料，也无经费，在滩地上也无法引水；成为省报报道以后就再无消息的政绩工程——百姓称为”大白干（渠）”。也有在没有审批，没有设计，没有经费情况下，拦河筑坝，泄洪与引水设施一律不建的水库工程。这也是我弃官挂印，逃离官场去考研究生的主要原因。
我想，在5000年前的古人不会像我们那样蠢，似乎也不会有“战天斗地”的思想，“愚公移山”的精神；也不会为了政绩而修建这么宏伟的形象工程。当然也可能有一个酋长或巫师，突发奇想，挑战大自然，动员臣民们兴建了这一几百万方的大型工程，留待5000年后让后人敬佩、不解，然后去“申遗”，这是多么宏伟的政绩工程呀？但那时的人都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可能没有李广信教授在图3所示的那么高深的学问，但可以通过“试错”，接受大自然的教育。那就是土坝拦洪，接着溃坝，然后就停工了，吸取教训，不断试错，不断改进。而这样一套系统工程估计需百年以上的规划与施工、管理，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据考古学家考据，在大禹治水之前，共工与鲧“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考古专家们认为就是去拦截百川，挖高填低，结果治水失败而被处死。并认为良渚的水利工程就是这种思路与方法。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贸然去拦截大江大河的洪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也不可能去拦截沟壑，不留出路，不留后路。古人不会是那么不自量力。这里讲的是那时的共工与鲧一味的筑堤，并没有给洪水留出通道，壅高了水位，造成决口。而大禹一改这种方略，而是采用湮、导、蓄相结合，“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参观过一些史前遗址，发现史前的先民们进入农耕时代后，首先要防的就是洪水猛兽，最先想到的就是挖深沟，高筑堤。建成所谓的“玗”、“围”或“垸”，保护自己，也保护农田。后来居民区与农田范围加大，就发展为线性的沿河的防线——堤防。这些工程根据以往洪水最大高度的记忆与传承，很容易就可确定其范围与堤顶高度。
良渚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在5000年前太湖地区脱离了泻湖状态，葑淤为湖沼洼地，简单地用筑堤围封很难防御洪水与海潮，另外这里的地面也不适于居住，所以这里的古人们都是筑大面积的平台为城，填小的墩台建民房。既然人们都居住在高处，那么是否还迫切需要筑坝防洪呢？
所以对于该水利工程的解释与宣传要留有余地。在坝址附近与渠道端部，找一下水的可能出口。特别注意有树枝、石块、条带状包裹土石体及木桩等结构体的地方，因为它们可能是当时出口处抗冲刷的结构。考虑一下工程是否主要为其他的功能，例如运输。与水利专家进行实质上的合作，算一算水账，计算进库流量，有效库容，进行水库的调节分析。不要说外行话，否则如果去申遗，也会被退回的。
相关回答：
马前卒：2016年的洪水究竟有多严重，三峡大坝有多大的作用呢？
感谢邀请。从我受的教育来说，我很难相信当时修建的工程可以抵挡百年一遇洪水，短期870毫米降雨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如果是真的，那只能说明我们技术逆天，我找不到其他词形容。
另，姚汉源先生写过中国水利史，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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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法院重磅出击，886万的巨额悬赏通告一出，立刻在网络上掀起了巨浪。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背后牵扯的是司法权威的维护，是承诺的兑现，更是对“老赖”们一次响亮的警告。然而，伴随着这笔巨额悬赏的诞生，一个同样引人关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在中国，我们似乎总听不到“赏金猎人”的传说，不像美国电影里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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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淳安失联女童的事件，无疑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从一开始的焦急寻找，到后来警方通报的种种细节，这期间留给我们的，除了痛心，还有对事件真相的深层探究。作为旁观者，我们无法完全洞悉全部事实，但结合媒体报道和警方披露的信息，一些关键线索确实值得我们仔细梳理和思考。那些让我们无法忽视的重要线索：首先，女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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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攒下100万，杭州外卖小哥陈光进全款买房，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励志传奇”，让人听了心里暖洋洋的。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背后藏着多少汗水，多少不易，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精神。从“风里来雨里去”到“脚踏实地”陈光进的故事，就像是从我们身边无数辛勤身影中走出来的一位代表。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选择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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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二只金钱豹的搜救和捕获过程确实颇具戏剧性，而关于它最终的“死因”，官方和搜救员之间的说法差异，也引发了不少讨论。针对你提出的“未成年金钱豹真的能被狗咬死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首先，我们得弄清楚几个关键点： 金钱豹的体型和能力： 金钱豹是大型猫科动物，即使是未成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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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9岁失联女童遗体被找到，这起牵动无数人心弦的事件，最终以一个令人心碎的结局告终。关于案件的真相，虽然官方的调查和披露一直在进行，但综合现有信息，我们可以梳理出事情的脉络，并对可能的细节进行推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在2023年7月13日，杭州淳安县千岛湖镇发生了一起备受关注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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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凶手莫焕晶已被执行死刑，这个消息让很多人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死刑存废的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涉及多方面价值判断的问题，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理由。支持保留死刑的观点通常会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震慑犯罪与维护社会秩序： 这是最直接的理由。支持者认为，死刑作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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