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有哪些真实的不为人知的英雄故事？
1. 陈翰章：以血肉之躯筑起江阴要塞的铜墙铁壁
江阴要塞，素有“铁锁长江”之称，是长江下游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意图沿长江溯江而上，直逼南京。此时，镇守江阴要塞的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要塞司令官陈翰章，面对装备精良、兵力悬殊的日军，做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以一己之力，炸沉舰队，封锁江阴水道，阻止日军东进。
陈翰章深知，要塞炮火虽猛，但终究无法抵挡日军强大的海陆空优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长江的地理优势，用自己的舰队作为屏障。他命令属下，将江阴要塞内仅有的几艘炮艇、运输船、以及民用商船，全部凿沉，堵塞航道。
然而，这一任务并非易事。要让这么多船只按照预定位置沉没，并且形成有效的封锁线，需要极高的技术和默契。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这些舰船将永远沉没于江底，成为一堆废铁，而船上的官兵，也许多数无法幸免于难。
陈翰章亲自率领官兵，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在长江中部署沉船。许多船只在沉没过程中被日军击中，爆炸、起火，浓烟滚滚。官兵们在敌人的火力网下，有的用身体去堵塞正在漏水的船体，有的在船舱内点燃炸药，有的甚至在舰船沉没前，高唱国歌，与自己的战舰一同沉入江底。
据幸存的老兵回忆，当时江面上硝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江水被染成了红色。陈翰章司令官亲临一线指挥，在最危险的时刻，他坚守在指挥岗位上，直到要塞的通讯设备被炸毁，他才下令撤离一部分人员。
江阴要塞的封锁虽然未能完全阻止日军的登陆，但它为国民政府南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极大地阻碍了日军沿江进攻的步伐，为后续的武汉会战等战役的准备提供了缓冲。陈翰章及其麾下官兵的牺牲，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江阴要塞的铜墙铁壁，这份英勇与决绝，足以载入史册。
2. 赵一曼：在狱中留下“不灭的火种”
赵一曼，抗日女英雄，东北抗联的杰出代表。她曾多次深入敌后，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是日军的重点抓捕对象。1935年，她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
赵一曼被捕后，经历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折磨。然而，她坚贞不屈，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对抗着敌人的审讯和折磨。她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其他被捕的抗日战士传递信息，鼓舞他们的斗志。
在被关押期间，赵一曼巧妙地利用敌人对她病情的疏忽，设法写下了几封血书和遗书。其中一封写给她的儿子，字字句句饱含着对儿子的思念和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她告诉儿子，她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最令人震撼的是，赵一曼在被送往刑场的前夕，忍着剧痛，用仅有的力量，在狱友的帮助下，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够捐献给抗日战士们使用，我的精神能够激励更多的中国人为抗战而奋斗！” 这段话，她甚至在断腕处，用自己流出的鲜血，模糊地写下了“严守机密”。
她被押赴刑场时，面对刽子手，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生命最后一刻，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希望和信念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和祖国。
赵一曼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女英雄的悲壮牺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视死如归的精神写照。她的遗言和血书，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如同“不灭的火种”，点燃了无数人的抗日热情。
3. “八百壮士”中的无名英雄：最后的坚守者
“八百壮士”的故事耳熟能详，杨惠敏小姐的童子军旗帜更是深入人心。然而，在这场壮烈的阻击战中，有多少士兵的姓名，早已淹没在战火之中，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牺牲瞬间？
当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余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时，弹药逐渐耗尽，伤亡也日益惨重。其中许多士兵，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身份，但他们都怀揣着共同的信念：不让日军越过苏州河，保卫上海的最后防线。
在激战中，一位名叫朱彦夫的普通士兵，在一次冲锋中，用身体去掩护战友撤退，自己却身中数弹。在弥留之际，他将自己的子弹和手榴弹交给了身边的战友，并低声说道：“兄弟，剩下的，替我打出去！”
还有一位年轻的炊事员，名叫王成文，在弹药匮乏的情况下，冒着炮火，一次又一次地冲出仓库，去为前线战士送水和食物。在最后一次送水时，他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倒在了离仓库不远的地方。他的水壶，溅出的水花，化作了战士们心中不屈的火焰。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仓库被围困的最后阶段，弹药几乎用尽。谢晋元团长为了保存兵力，让一部分士兵从密道撤离。但仍有部分士兵，主动选择留守，与仓库一同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可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班长，一个普通的士兵，但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壮士”。
“八百壮士”的故事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数量，更在于每一个个体在绝境中的坚守和牺牲。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勇气和忠诚，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游击队员的“红色接力”：传递情报的生命线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无数的游击队员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部队番号，没有精良的装备，但他们却掌握着最宝贵的情报，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
在冀鲁豫地区，有一个由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秘密情报网络。其中有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丈夫牺牲后，她接过了丈夫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情报交通员。
李秀英利用自己熟悉的地理环境和村民关系，将日军的行动、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去。她可能将情报藏在篮子的底部，藏在馒头里，甚至用特殊的暗语传递。每次传递情报，都意味着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被日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有一次，李秀英接到一个紧急任务，需要将一份重要的作战计划传递到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抗日根据地。她一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翻山越岭，白天躲避日军的搜查，夜晚在荒野中赶路。在途中，她遭遇了日军的搜查队，为了保护情报，她将情报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并假装是一个迷路的村民。日军对她进行了搜身，但终究没有发现。
李秀英这样的游击队员，他们可能没有机会登上战场，没有机会与敌人进行正面交锋，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构筑了传递情报的生命线，为前线部队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们的故事，是抗战时期无数普通人参与到这场伟大斗争中的缩影。
5. “白求恩医疗队”背后的中国医生：民族的脊梁
白求恩的事迹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身后，有一群默默奉献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他们与白求恩一同，为无数抗日战士的生命保驾护航。
在延安、在敌后根据地，条件异常艰苦，医疗设备简陋，药品匮乏。许多中国医生，如著名的胡兰畦，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为受伤的战士进行手术，抢救生命。
他们可能没有国际声誉，没有丰厚的待遇，但他们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仁爱之心，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可能在简陋的帐篷里，用木头做手术台，用酒精消毒手术器械。他们可能面对着无法治愈的疾病和伤势，却依然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这些中国医生和护士，他们不仅是医者，更是战士。他们常常随军作战，在最危险的时刻，冲在前面救治伤员。他们也可能因为缺乏药品和设备，而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八路军115师的卫生部长张庆松，就是在一次深入敌后的医疗救治任务中，不幸被日军伏击牺牲。他用生命诠释了医者的职责与担当。
这些中国医务人员的故事，是抗战时期医疗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奉献精神，挽救了无数生命，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道主义支持。
结语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仅有那些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也有无数在敌后默默付出的普通人。陈翰章的“封锁长江”，赵一曼的“不灭火种”，“八百壮士”的最后坚守，游击队员的“红色接力”，以及无数中国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这些故事或许不如一些著名战役那样轰轰烈烈，但它们同样震撼人心，同样充满了英勇、智慧和牺牲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些无数的“不为人知的英雄”，才有了中华民族最终的胜利。我们今天纪念抗战，不仅要铭记那些光辉的名字，更要挖掘和传承那些虽然平凡却同样伟大的事迹，让这些民族的脊梁，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网友意见
多的去了，只不过大多数被淹没了(，即使当时有报纸报道到后面也会慢慢淹没
转载一个，在那个年代军民同心，才能在巨大劣势面前僵持那么多年。
政府曾表彰30名忠勇之士。
丁先英、王国正、薛庆祥、孙福空、赵继、李汉三、叶瑞、李作屏、夏叶九、李超然、于萃国、叶瑞三、王永思、龚昌华、李焕章、毛衍鋆、毛衍祺、毛刘氏、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胡元凯、赵平章、陈俊义、章霞、徐仲炎、胡宗桓全家、周仪两、金继贤、杨敬濂、任霁初、冷爱日、胡李氏、杨少贵。
除以下几位皆知知道人名，其他信息一概不知。
1.丁先英，湖南临湘县丁家山人。1938年11月9日，日军攻陷临湘，不满十岁的小学生丁先英，拒绝为日军带路，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遂被日军杀害，“砍成几块”。
2.金继贤，湖南岳阳协成乡人。1941年秋，“14岁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亦壮烈牺牲。”
3.王国正，河南郾城人。新华日报1942年8月13日第2版，曾刊文《一门忠国：豫郾城老农王国正，三子殉国，一女继从军》，报道其生平事迹。
4.赵继，山东曹县人，流落郑州，“居城南十里铺，经营饭馆糊口”。1941年10月，郑州失陷，“村墟狼籍，益自悲愤，乃投身军伍，请为前导，协助杀敌。至（十月）二十四日之夜，引兵数人为掩护，而自持砍刀，直奔敌营，斩七人。翌日入夜，复用手榴弹掷敌，毙十一人。二十九日，烈士又潜赴五里堡，夺敌机枪一挺，被敌察觉，以机枪扫射，烈士殉焉。殁后数月，始获其尸，断胫割胸，为状至惨。”其义行，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嘉奖。
5.叶瑞三，浙江青田县六上乡村民。1942年7月，日、伪军劫掠六上乡各村，乡民自发反击，“古稀老人叶瑞三持矛号召：因抗敌致死的人，其子女由我负责养到十六岁”，“嗣后，浙江省民政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明令将六上乡改名为尚义乡、忠义乡，以示嘉勉。”王永思，亦是六上乡村民自发抗日领袖。
6.李焕章，四川内江金台旅馆经理。1943年，响应“国民节约献金运动”，允诺每年捐献黄谷六百市担，直至抗战胜利。国府军委会以委员长名义，致函嘉奖：“忠诚慷慨，足为国民楷模，且使前方将士益增感奋，良深嘉慰。”
7.胡春台、胡春堂、胡胥氏，湖南岳阳康王庄人。胡春台系国军退伍返乡军人，1938年岳阳沦陷，胡春台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接受县府收编。1939年4月，日军为胁迫其归降，将其兄胡春堂、其嫂胡胥氏掳去。胡春台回信乃兄：“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兄、嫂遂死。1941年，蒋介石手令第九战区嘉奖胡春台，对其兄嫂从优抚恤。
8.周仪两，湖南岳阳公田镇向家村人。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长沙第三次会战，日军败退，途经先生的教馆——‘莲香祠宇’。见日军奸淫妇女，先生挥砚击寇，寇枪杀先生于书案。”
9.任霁初，前清贡生，湖南岳阳县甘田乡港口村人。1941年国军驻扎港口村，任“利用其社会影响力，临危不退，并且号召当地子弟，帮助我军队给茶送水、挖战壕、修工事，担任向导运输”，该村失陷后，被日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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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别的，发现再补
1.刘守玟 湖南汉寿县新兴乡军刘村人，
出身大地主家家境良好的女孩，瞒着父母，年仅17岁，还在读高中的她，加入卫生队参加徐州会战
她所在的部队在柳新镇附近与日军遭遇，这位年轻的女兵，时刻穿梭在硝烟中抢救伤员，当看到一名日军朝着血泊中的连长挥舞军刀时，愤怒的她顺手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奋不顾身地将他砸倒在地，不料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背后将她射中，顿时流血不止。受重伤的她被寄养在农妇家，牺牲前留下照片，正是这张照片让几十年后的人知道他的姓名事迹。
“有一位荣誉军人王长喜，他是山东人，他从前是二十九军的一个兵，在喜峰口台儿庄打仗的时候把两只眼打瞎了，两条腿打断了，他会唱二簧，他编了些抗战的二簧，在重庆各处表演，一上台，他先向听众说道：‘我王长喜已经把两条腿两只眼都献给国家了，现在我还要把我的一颗良心，献给国家。’这样一说，听的人都掉眼泪，十块百块的票子往台上扔，他都拿来献给政府，现在他献给的政府的钱，已经有五六十万了。”
“当南京撤退以后，在九江那里有位江苏老人，须鬓皆白，在码头上乞讨。可是他每天下午就到银行里去买救国公债，有一天，一位行员问他：‘你不是码头上那位讨钱的吗？为什么把你讨来的钱又买救国公债呢？’他起初不承认，后来行员说：‘不会认错的，我常在码头上看见你，像你这一尺多长的胡子在我们这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他听到这样说以后，他才承认了。他说：‘你看的一点不错，在码头讨钱的人就是我，抗战以后，我一家人都逃散了，我一个人逃到九江，要来的钱除了吃以外，也没有别的用处，我走到银行门口，看到这里卖救国公债，我就觉得只要买了公债能救国家，我的良心得到平安，就比什么都好了。’”
也有有关捐款现场报道的。“十时参加公园中之献金大会，情况热烈，一位小学生挤到献金台前，要上来，别人以为她是看热闹的，不让她上，她哭起来了，一面哭，一面说：‘为什么不让我献金救国呢？’她说着就拿出一个金戒指来。”
1940年12月，日军监狱中的一名囚犯被残忍的砍掉了一只胳膊和挖去了一只眼睛，但是这名囚犯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强忍着剧痛，把自己剩下的另一只胳膊当作笔，把地上自己的鲜血当成墨水，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严刑利诱奈何我，颔首流泪非丈夫”14个大字，这个人就是金方昌，在日军监狱里牺牲的时候只有20岁！
写完这14个字以后，金方昌就被押去枪决了，因为日本人很清楚，他们无法从眼前这个硬骨头这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那么金方昌唯一剩下的价值就是公开处刑，对其他有心抗日的人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是金方昌并没有让日本人的这个阴谋得逞，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他高呼着“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抗日人民是杀不完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场的民众无不受鼓舞！
其实金方昌不是没有活的机会，在他被捕以后，日军先是给他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子，每天拿来好吃好喝，企图利诱他，金方昌严词拒绝，说：“总有一天，中国人民要和你们算总账的。”；见软的不行，日军又给他来硬的，对他严刑拷打，动用酷刑，金方昌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疼得昏死过去。软硬兼施以后，日军决定给金方昌最后一个机会，给他拟好了”自首书“，只要金方昌签个字，马上就可以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并没有妥协，而是选择了慷慨赴死！
临死前还给自己的哥哥写下遗书：”我在敌人的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我在牢狱是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
此等壮举可谓真英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与敌人斗争，于是乎，才有了今日之太平盛世！
1937年12月13日，在大连中央公园，日本人正在举行“攻占南京军民祝捷大会”，突然， 从前台红布桌子底下冲出一个年轻人，手持利斧，疾速奔向前排就坐的鬼子大员们。
这个年轻人名叫查子香，1912年生于湖北广济县梅川镇查三房埦村，原名查全保，小名三腊，小时候，因家里贫困，只读了四年书不得不弃学放牛。
1934年10月，同村一个叫吴庆业的理发匠从东北回老家办事，自称在大连开了一家理发馆，生意兴隆，缺个帮手，想收个学徒。查子香父母动心了，商量后，父亲对查子香说：“常言道，手艺不押身，才华走天下。你兄弟姐妹好几个，家里不差你一个人手，你就跟了吴庆业去东北吧。”
查子香说：“东北有日本人占着，我不想去”父亲说：“学徒三年期满就回来，咱自己在镇上开个店，你在那里学你的艺，别招惹日本人”查子香只好点头同意。
半个月到了大连，查子香才知道，吴庆业的“仁和理发店”在大连中山区，中山区是日本人聚居地，吴庆业专门给日本人理发，从不接待中国人。他看不惯日本人骄横跋扈的样子，更鄙视吴庆业奴颜婢膝的媚态，想离开这里，却身无分文，学徒期间是没有工钱的，他想，先忍三年，学成了手艺再走不迟。
查子香天资聪慧，一点就通，由打杂开始，很快学会了理发技艺，也学会了简单的日语会话。他天天为日本人理发，备受凌辱，心里愈加愤懑不平，有个广济县老乡叫高骆驼的，做点小买卖，和他很有同感，下班后，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借酒浇愁。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更加骄横，尤其是日本浪人，给他们理发稍有不慎便遭毒打。查子香对高骆驼说：“东洋鬼子真可恨， 我不杀他几个，算我不是中国人。”
他想给日本人理发时动手，高骆驼说：“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只能杀一个，还搭上小命，还得从长计议，等待时机，不能蛮干，得手之后，三十六计走为上，得逃回老家去。”
查子香深以为然，心里盘算，要干就干个大的，自此以后，他像换了个人，对吴庆业唯难诺诺，对日本人毕恭毕敬，不久从一个日本客人那里搞到了一套和服，又穿上和服冒充日本人，在日本店铺里买到了一把日式利斧。
1937年12月7日，查子香忽然看到满大街都是日本人，欢天喜地欢呼日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几天后，有传闻日军在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做。他想，恐怕自己家乡很快也要遭殃了，不禁为父母兄妹担心起来，对鬼子仇恨更加强烈。他从一个来理发的日本人口中得知，13日早8点，大连的日本要人在中央公园集中，召开“攻占南京军民祝捷大会”，查子香暗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趁这个机会干个大的更待何时。
一大早，查子香穿上日本和服，暗藏利斧，冒充日本人，来到中央公园。他个头不高，日语流利，简直就是日本人，轻而易举混进入了会场。
查子香留神观察，见会场前边有个用桌子临时搭的祭台，上面蒙着红布，红布上摆着灵牌，原来日本人祝捷的同时，还要祭拜阵亡鬼子亡灵。查子香趁人群混乱，一头扎进桌子底下，被红布遮挡得严严实实。并且隔着红布，依稀能分辨外边的情况。
八点整，鬼子高官陆续来到，首先祭拜，全场一片悲声，鬼子们起立，一律九十度鞠躬，有的默默哀悼，有的念念有词，甚至有的泣不成声，半晌方才落座。
查子香在祭台下面看好了第一排正中间这个鬼子，身上挂满勋章，肯定是重量级人物。趁鬼子们神情专注，他掏出利斧，掀开红布“嗖”地跳了出来，几步就到，对着正中间这家伙的胖脑壳就是一斧子，登时身首分离。随后转向旁边的鬼子又是一斧，这个老鬼子反应很快，脑袋一闪躲过斧子，身子没躲过去，“咔”地一下子，被砍掉了一只胳膊，会场顿时大乱。
查子香还待挨个砍下去，日本军警已经冲过来了，一拥而上，用长枪将他逼到墙角，然后用两个搭建会场的长木梯将他夹住捆绑，随后被送入大连警署，日本人乐极生悲，祝捷仪式只好草草收场。
查子香这次独闯敌营，斩杀大连日本在乡军人会长山田大佐，重伤旅顺口要塞司令部代表加藤大佐，大涨了中国人志气，但国人也为之惋惜，查子香被捕后，自知唯有一死，被逼供认同谋，受尽酷刑而一声不吭。
查子香于1939年9月被鬼子用电刑杀害于旅顺监狱，殁年27岁，事发后，吴庆业被日本人怀疑同谋，抓去打了个死去活来，鬼子没有任何证据，只好将其释放，理发店开不成了，但总算捡了条命，高骆驼见风声不好，立即逃离了大连，最后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政府追认查子香为抗日烈士，壮举发生地大连中央公园现已改名为大连劳动公园。
1938年，沁源有义村桃卜沟的猎户余文海，在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之后，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民兵组织。
当时与他一起加入民兵组织的，还有贺逢光、张仓儿几人，而上级给他们配备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当时余文海便问上级领导：
“打鬼子，一支步枪哪能行？”
上级领导发愁地挠了挠脑袋，“咱这儿确实不富裕，你们是新人，这支枪你们先拿着练手。等下次有战斗任务，打完了敌人，也就都有了。”
随后，余文海和几个战友们便每天轮流拿着这支枪，练习瞄准、学定标尺，因为有打火枪的基础，余文海很快便掌握了射击技巧，得心应手起来。
当时的余文海也没有想到，这杆枪未来会在自己手中，大显神威，而自己也将成为日寇眼中的一尊不可战胜的杀神。
1942年10月，为摧毁太岳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以沁源为重点，纠结万余日、伪军众，对我岳北地区，进行冬季大扫荡。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犯，我太岳区军民一面坚清壁野，避开敌人的进攻锋锐，一面寻找时机，积极亮剑，对来犯之敌进行坚决打击。
1942年10月的一个早晨，沁源县轮战队下达命令，令驻扎在石渠的有义、阎寨民兵上山打伏击。然而，当天上午，余文海和一众民兵在山头埋伏了半天，却连一个敌军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余文海对队长说：
“队长，总是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几个人，去河滩那边看看，别让敌人从那里溜过去了。”
民兵队长一听，觉得也在理，便让身边的两个同志跟着余文海去那边看看情况。当时队长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余文海这一去，竟然立了大功。
因为当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山头伏击，因此余文海三人当时下山的时候，只带了一支步枪和两杆红缨枪，三个人的子弹，凑在一起不到二十发。
当三人沿着山间小路来到河滩附近之时，突然发现，有将近百人的日军，正沿着二沁公路，从石渠山的后面绕了过来，最前面的两个日军军官正趾高气昂地骑在马上，催马而行。
“得拦住他们！”余文海对身边的两个同志说道，但这俩人也是新人，枪法不行，距离这么远，肯定打不中目标。
“那你们把子弹给我聚聚，我来。”余文海看两个人比较犹豫，便自告奋勇道。
随后，余文海卧倒在地，瞄准了走在最前面的那名日本军官，“啪”地一枪，对方便直接从马上栽倒在地。
陡然的变故，让日军队伍登时慌乱起来，另一个军官立马吆喝起来，企图控制住有些慌乱的局面。
而就在此刻，第二发子弹也从余文海的枪中，冷静地射了出去，刚刚抽出战刀的日军军官，还没来得及扬起，便脸朝地扑了下去。
两枪连中两个敌人，余文海在兴奋之余，也开始找到了感觉，随后一枪接着一枪，卧着打，跪着打，弹无虚发，一枪一个敌人，将对方打得不禁胆寒，纷纷躲到了大石头、土埂下面，不敢露头。
听到枪声，匆匆赶来的民兵大队，随后纷纷开枪攻击敌方，而面对我方的阻击，没有指挥，如同无头苍蝇的敌军，最终只得仓皇退却，狼狈而归。
经此一战，民兵大队对余文海的枪法算是见识了，上级随后决定，将余文海在这次战斗中所使用的的枪支，划归他自己使用，并奖励子弹若干。
随后的余文海，在和战友们一起参加战斗之外的时间里，经常一个人背着枪在山间或附近河滩转悠，一旦发现有敌人，便瞅准机会，放几发冷枪，一旦成功射杀敌人后，便立即快速撤退。
那个时间，敌人对余文海百发百中的冷枪，既恨又怕，以至于一些伪军在奉命执行任务前，都会互相调侃道：
“这次出去，又不知道有几个人要挨冷枪子。”
据当地史料记载，在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中，余文海就凭着这一杆枪，打死了日伪三百余人。
鉴于余文海的神勇表现，1945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专门授予了余文海——民兵杀敌英雄、神枪手的光荣称号。
抗战胜利后，余文海主动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随着广大民众一起，冒着炮火，为前线的战士们运送粮食、弹药。
解放后，余文海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需要照顾的要求，他悄然地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个苗圃老农。
自此，昔日的神枪手成为了一个传奇，而那个创造传奇之人，则整日忙碌在苗圃果园之中，绝口不提自己当年的风采。
1969年3月，61岁的余文海因病去世，他的离去，也使得那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最终落幕。
在那段山河飘零、烽火狼烟的岁月里，像余文海这种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的普通民众，还有很多。他们虽然鲜为人知，但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里，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最后褪却了所有的光芒，安心地归于平淡。他们是历史长河之中，无声却不应该被忘却的英雄。
致敬余文海，致敬当年那些一心为国的无名英雄们。
1943年9月，17岁的樊辉走了20里地去当兵，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他想去当兵吃粮打鬼子。干部对他说：“当兵要看看你身体行不行，跑个200米给我看看。”樊辉拼命地跑了200米，部队留下了他，编入八路军太行军区决死第7团。
樊辉是山西晋城柳树口乡大掌村人，童少时期父母双亡。刚进部队时，他没有发到枪，领了一套灰色衣服，衣服的臂章上有“八路”两个字。每天训练一是爬山跑步，二是投手榴弹，三是练习刺杀。
1943年10月的一天傍晚，樊辉和部队从秋树坨村出发，走了40里地去夜袭晋城锋头。锋头是晋城到陵川必经之路的一个要点，日本人在此建立了碉堡。部队每人只有3个手榴弹,第4班和第7班各一挺机枪,樊辉帮助机枪班扛枪。他们没能打进碉堡，因为碉堡外围有铁丝网和战壕，手榴弹投完了，机枪20发子弹也打光了，只抓了外围的4个伪军，弄了一些菜和粮食。
当兵近一年后，樊辉才有了枪，是汉阳造。樊辉在皮带上吊两个布包，一个装着10多发子弹，另一个装着刺刀。1944年8月的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樊辉和战友们夜袭焦作附近的冯封伪政府，这次主要是去拿粮食。带上枪打进去以后，有些伪军跑掉了。他们的门关着，八路军进不去，就搭“人梯”翻墙进去把门打开。天快亮的时候，日伪军准备夹击，撤离时有点急，樊辉把茄子看成了猪肉，装在包里赶快往山下跑。由于穿的是草鞋，加之大雨泥泞，很快都磨烂了,石头扎着脚很痛。
山西晋城的南梁村地处一个大平地，樊辉和连队在这里种地，没有老牛拉车，就靠人拉。两个人在前面拉着套,后面一个人按着犁头耕地种苞谷。到了吃午饭时间采些野菜，拿回去用开水烫一烫，再放些盐就吃。炊事班就背着一个行军锅，没有粮食，每个人一个月就发几两成盐。打游击、睡觉、吃饭等都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的活动，以班为单位轮流做饭。
樊辉和战友们很想打仗，又打日伪军又有缴获，几天没打仗就浑身不舒服。1945年春的一天，日本人从晋城经过高平往长治，然后撤向太原。部队侦察清楚了情报,晚上在河西镇伏击。但是,等了一晚上日本人也没有来,他们还坚持埋伏，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鬼子过来了，主要是日军的马车运输队，有20多个人。樊辉部队是一个排,有30人左右。战斗开始后，先用手榴弹和步枪打。日本人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仓促应战，看抵挡不住了，就丢下马匹和车子跑到山里。有两个日本人没来得及跑上山，就被部队打死了。这次伏击我，缴获了两把三八式步枪,还有一些马匹和运输用的车子。
1945年8月到9月间，樊辉随7团攻打河南温县敌人据点。 晚上出发，行军几十里地，温县的县城是土城墙。攻城开始很顺利，最后打日本人的高低碉堡，第一次破坏铁丝网进到战壕，没有进到低碉堡。第二次进到低碉堡,但是没有炸药，就靠机枪和手榴弹，很快就被敌人打出来。两次进攻,战友们伤亡几十个人。
晚上，樊辉和全班在一个小学里吃包子，连长宋民纯给霍青坚、卜信喜和樊辉三个人下达了去破坏铁丝网的任务，他们把剩下的包子放在小学的抽屉里,约定明天早上谁没有死就回来吃包子。前半夜下大雨，后半夜雨停了，他们三个人出发到达民房。民房靠近碉堡的地方有一个门，组长霍青坚叫樊辉先出去,他第一个开门冲出去,躲到磨盘下面。霍青坚第二个冲出去负伤了，卜信喜第三个冲出去就牺牲了。到了第二天天明，樊辉刚把铁丝网破坏完，又被敌人修上了，连长没办法，就开始发起进攻，把门板卸下来架在铁丝网上跳过去，进到碉堡里第二层伤亡了四五个人，又撤回来了。在学校，樊辉看着包子却吃不下去，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部队采取围困的办法,不让敌人下来找粮食和水源。围困了17天后,通过新第1旅第 2团打焦作时抓来的几个日本人去喊话。 开始两边的日本人对骂,后来碉堡里面的日军答应投降。部队都在下面等，不久就听到碉堡里鬼子在唱歌,然后听到一阵枪声，突然间大火燃烧起来，他们冲上去，发现被围的一个小队鬼子都自杀了。
1945年10月，部队由五个连扩大为八个连，樊辉任班长，随部队攻打沁阳伪军。樊辉带尖兵偷偷用剪刀剪断铁丝网进去，敌人疯狂扫射，几个人一下子都负伤了。樊辉的腿上、背上、左腹下一共打了七处伤口,战友们把他抬到野地里，他在那里冷得不得了，同班战士束凤祥给他盖了四条日本鬼子的黄毯子。攻下沁阳以后,樊辉到城里住住了两三个月医院，又返回部队参战。
新中国成立后,樊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于1983年离休。2022年，樊辉高龄96岁，在无锡市平静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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