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有哪些令人绝望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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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面对台面上的国民政府，有不让人失望乃至绝望的时候吗？心态上最有朝气的无疑是广大根据地地区，但其苦难也是尤为显著的。比起武汉会战后基本和日军处于静态对峙直到44年的国统区，敌后根据地的扩大是用抗战军民用鲜血换来的，更不间断的抗击着日本人疯狂的扫荡，好不容易盼望到清算的时候，战争却突然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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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国民心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应该说，在整个抗战阶段，面对时局，中国人民，特别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人民表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心态—既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恐惧，也有对伪政权、国民政府无能和压榨的不满。当漫长的十四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战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极少数还没有完全转入大规模反攻的战场，而当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即将开始的时候，日本投降了。这导致了一种异常尴尬的态势，胜利者喜悦而茫然，失败者困惑而无奈，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远没有做好准备。

正因为中国战场，尤其是国民政府所主导的所谓正面战场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的无能，无力，整个中国抗战基调是很沉郁的。毕竟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丢掉战区司令部的战场，而作为战略相持结束标志的雪峰山会战已经是45年6月的事情了。

一直到投降为止，日军始终盘踞着中国最精华的整个沿海地区，国军所谓的光复实际上是因为日军为准备抗击美军登陆向沿海收缩，而作为机动主力的十一军（由于长期对峙，历年弹药物资堆积这时达到了空前的27个会战份）被冈村宁次认为依然具备攻入重庆，绝地反击的能力。如果只看国民政府的战线，那么整个抗战几乎没有让人乐观的时刻。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期，这成了以曲线救国为口号的伪军出现的最高峰。即使在43年之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反攻，轴心国的失败日益明显，也很难看出中国的战况什么时候会逆转。唯一有希望的是敌后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但同样受限于装备水平、长期不具备对城市攻坚能力，无法对日寇完成最后的清算。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大部分人都知道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没有人确切的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失败。这就像大家都知道黑夜将要结束，但这个黎明前的黑暗也漫长的太过分了。

即使在抗战这样窒息的气氛里，对国民的精神来说，也确实有几个时期特别的苦闷，这几个时期差不多是全面抗战的开始、中间和结尾。

首先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当淞沪会战开始的时候，比起日后武汉会战，这场会战更为时人关注，因为它是国军整个抗战时期少有的、主动发起的会战。

上海三四十年代的名医陈存仁把自己的一生整理成了回忆录，畅销一时。其中就记录了自8.13淞沪会战开始时，上海华文界的兴奋，一致主张清算甲午以来日本的旧账。次日就有汉奸翻译官在租界内被路人活活打死，一度嚣张的各路汉奸走狗不得不杜门谢客，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熟悉的马寅初先生这时就颇热衷速决论，四处演讲，反对囤积大受经济界欢迎，事后为人所讥讽为书生之见。尤其在突袭的阶段，国军以接近十比一的优势兵力在吴淞前线不时取得进展，每一次都引起国人的极大欢呼。在淞沪会战中，整个华界可以说从三教九流都对这场战役寄托了极大希望。宋希濂所部36师为中央军精锐，赴淞开战，自南京至苏州所过之处人山人海，饼干、糖果、罐头等如雨而下，给所部官兵极大的激励。

奈何这一切最终化为了全面溃退，转眼间竟到了南京沦陷的地步。这种由天堂到地狱的坠落可谓巨大，直接表现就是人心在苦闷中无处消解。成了东方孤岛的上海娱乐业空前繁荣，各路小报流行，著名者如《社会夜报》，消息十有八九为杜撰，多说日军败绩，人们明知是假也趋之若鹜，借此麻醉自己逃避现实。这种转折在台儿庄前后还发生过一次，人们在长期的苦闷中又看到一点希望。国军也迫不及待的大举集结于徐州，结果只是上演了徐州会战的大撤退而已。《论持久战》的风行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短暂的搏杀，无论成功和失败都不算可怕，而漫长的对峙才是最可怕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是指出了这个真相，当然也给出了最后的希望。

从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应该说普遍国内都有寄望于欧美盟友的想法。可惜国际环境很快就变得和国内环境一样糟糕。苏军在哈尔科夫受挫，日军一路攻到了新几内亚。1942年之后，伴随着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困难的是国内日军的加紧动作。经过几年的消耗，这时各路投入抗战的杂牌军普遍面临着不被中央军吞并就要拼光的处境，大量出现投敌。各敌后根据地也面临着日军越来越大的围剿力度，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大力推行牢笼政策、三光政策，带来了极大困难。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这这个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军提出了野心空前，意图一举解决中国问题的五号作战计划。大量根据地在这个时期受到重创，不少要到44年才得以恢复。这个时期，几乎是投降论最流行的时候，也是曲线救国这个臭名昭著的名词诞生的大背景。

真正致命的打击或许要数发生在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在全世界盟军大反攻的局面下，只有中国战场出现了空前的溃败，竟使许多人产生了将要亡国的错觉。在44年之前，虽然国军连战连败，但也有如三次长沙会战这样的亮点，产生了一种可以和日军对峙直到胜利的错觉。而44年豫湘桂大溃败撕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让人看到了最糟糕的局面。

中央军精锐如汤恩伯，日军自枣宜以来历次会战均试图捕捉歼灭，奈何转进如风。这次在河南大败，甚而为民团所围攻，丧失殆尽。胡宗南为中央军总预备队，几十万大军监视延安，镇守关中，一旦开战，灵宝战役，岘山庙一战106师被日军两个小队白刃击溃。出关大军溃败，望风而窜至美国飞行员以战斗机扫射试图拦截而不顾。薛岳以三次长沙大捷自负，这次终于长沙不保，守城的第四军溃散，天炉战法光环褪尽。方先觉死守衡阳，艰苦卓绝，终于体会到了上一年常德会战他救援不力的余程万的苦楚。可惜最后城池失陷，本人被俘，各部解围部队更是损耗严重，直接为后续的桂黔大溃败种下了恶果。

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带来的冲击是如此巨大——这时各国大使馆已打算撤离重庆，魏德迈劝告蒋介石迁都昆明。“飞将军”孙元良所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就是因为率部赶赴贵州独山做保卫重庆的决战，幸而日军自行烧毁独山后撤退了，重庆方面才如闻大赦。滇川各系军阀人心惶惶，滇系欲与桂系残部在中央军溃逃后组建地方抗战政府，四川袍哥欲以汉留之名组建帮会游击队坚持抗战，因国民党人无游击经验，欲寻共产党为军师。自1937年以来，国军一切的抵抗都在大溃败面前被撕开了纸面具。此时正面战场的情势正如张发奎所说，日军欲占领中国何地则中国军队断不能阻挡，如果没有被日军占领，那么一定是日军不打算占领。

事实上44年的日军即无灭亡中国的打算，也没有这个能力。比如攻入独山的104联队这时已经是穿着缴获的国军棉大衣，吃着就地征集的口粮，几乎是无后勤作战。著名的国械日军就出现在这时。就像《大东亚战争史》里说的那样，桂柳会战的后期，日军是仰赖缴获的后勤物资作战的，补给已经达到极限。但这次大陆打通作战彻底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使尚有期待的人心一夜尽丧。原本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许多人都认为足以坚持到胜利，而此时却发现国民政府很可能要死在胜利到来之前。

只能说这时对根据地人民要情况要好许多，特别是44年之后，由于国军在豫湘桂的大溃败，大量国土失陷，日军在华总兵力被大大摊薄，为根据地的扩大间接创造了条件。和国军的溃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年根据地恢复了豫皖苏边地区，使从山东、河南，河北，一直到江苏，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连接在一起，更开辟了开辟湘、赣、粤、桂边五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总的来说，到1945年抗战最终结束的时候，根据地人民的心态很有些失望，大有种好的庄稼在等待收获的前夕突然消失，一拳打到了棉花上的感觉，尤其是抗战中牺牲最为惨烈，但同样也是发展最好完成了野战化整编的山东地区，此种感觉更为强烈。

国统区人民倒像是窒息前突然得到解放，更多些茫然。但无论哪一方，缺少实在的胜利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对日本人来说，在中国战场有些冈村宁次所说的不断胜利，奉命投降的味道，而对中国人来说承受了牺牲，做好了准备，却缺少了歼灭直到战胜的过程，始终难以揭下敌人那层貌似强大的画皮。

这种心态的影响是异常久远的，一直持续到今天，依旧影响着中日对待这段历史的不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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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北朝论坛 刘梦龙

抗战都结束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处在那种绝望中呢，跪着起不来了。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做出的《晋察冀军区1941.8.13—10.17反扫荡战役总结》，提供了“战斗及非战斗减员总统计表”，总计投敌25人，最高级别为连级1人。投敌者占全部减员的0.49%，25人投敌的背后是高达5000的减员。这可能是当时晋察冀军区最绝望的时刻。

以下原创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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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人穿越到抗日时期的河北，开始各种不适应，还喜欢吹牛说大话，说各种解放后改革后的好日子，大家都笑话他，但也很愿意听。最后村里的游击队要去炸毁鬼子炮楼，喝壮行酒的时候，主角用了点手段把大家都弄倒了，自己拿着炸药包去，说我已经过过好日子了，你们还没有，让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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