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革命认知与目标是否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得回顾国民党成立之初的“革命”认知与目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其核心目标是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国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这里的“革命”首先是一种民族革命，旨在驱除满族统治，恢复汉族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其次是政治革命，追求建立共和政体，实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同时，也蕴含着社会革命的基因，试图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尽管这一目标在早期实现程度有限。当时的革命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和激进色彩的斗争，主要手段是武装起义和军事推翻。
然而，当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逐步掌握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革命”的性质与内涵就开始发生微妙而重要的转变。
一、从推翻政权到巩固政权与建设国家：
一旦掌握了政权，国民党的主要任务就从“革命”变成了“治国”。“革命”的锋芒不再是针对旧政权，而是转化为对内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这意味着：
革命目标从“摧毁”转向“建设”： 原本的革命目标是推翻一个腐朽的政权，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掌握政权后，其目标转变为如何在一个百废待兴、内忧外患的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统一、强大的国家。这包括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改良等等。因此，国民党需要将革命的激情和力量转化为治理的能力和建设的蓝图。
革命手段的调整： 武装斗争依然是重要的手段，但更多是为了巩固政权、剿灭异己（如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维护国家统一。同时，政策制定、法律颁布、经济改革、教育普及等更为温和、渐进的手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标志着革命模式从激进的推翻转向了更加系统化的治理。
“革命”被赋予了更多“现代化”的色彩： 国民党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作为其核心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试图在国家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理念和制度。这种“现代化”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新的“革命”方向，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塑。
二、三民主义的再解读与实践困境：
掌握政权后，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实践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调整。
民族主义的深化与复杂化： 在对外抵御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情感被空前激发。国民党将抵御外侮、收复失地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与其早期的驱逐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有所不同，但都根植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诉求。然而，在国内，如何处理复杂的多民族关系，如何在统一国家内部实现各民族的平等与融合，对国民党而言是一个新的课题。
民权主义的曲折： 虽然国民党宣称要建立共和，实行民权，但在实际的统治中，其民权实践却饱受争议。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以及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系列集权化的倾向。例如，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和政府领导人手中，党外人士的参政空间受到限制，宪政的实施也屡屡受挫。这与早期追求的彻底的民权理想存在一定的张力。
民生主义的挑战： 孙中山先生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旨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民党掌权后，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方面，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效果有限。官僚资本的膨胀、土地分配的不均等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都使得民生主义的实现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战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通货膨胀严重，民生凋敝，进一步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三、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革命的认知与目标，也与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息息相关。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 革命党的核心在于“反抗”和“颠覆”，其合法性来源于对旧秩序的否定和对新秩序的承诺。而执政党则需要通过其执政绩效、政策成效、社会认同来获得合法性。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其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它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有效治理国家，能够为民众带来福祉，而不是仅仅依靠革命的口号和过去的功绩。
政治合法性危机： 事实证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最终未能获得足够广泛的民众支持，其政治合法性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这其中固然有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挑战，但国民党自身在治理上的失误，如腐败、经济混乱、政治压迫等，也是重要原因。当革命的目标与现实的治理表现出现巨大反差时，革命的认知就容易被质疑，其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动摇。
四、意识形态的固化与保守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大陆统治后期，国民党内部的革命激情和探索精神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意识形态。
反共成为首要任务： 国民党将“反共”置于其政治议程的首位。这使得其部分革命理想，如民生主义中的一些社会经济改革目标，在与维护政权和反共的斗争相比时，显得不那么重要或被牺牲了。
意识形态的僵化： 与早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开放态度相比，后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一定的僵化。三民主义的解释更多地服务于维护现有统治的需要，而缺乏早期那种批判和变革的力量。
总结来说，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革命认知与目标，并非简单的直线发展或完全抛弃。
它是一个从激进的颠覆者转变为负有治理责任的建设者的过程。其革命目标从“推翻旧政权”扩展并聚焦于“建设强大统一的新中国”，然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上，尤其是在民权和民生方面，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内部的治理挑战以及意识形态的演变，其革命实践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出现了一系列偏离和妥协。
可以说，国民党在掌握政权后，其“革命”的内核发生了深刻的转化：革命的符号意义和政治动员作用被强化，但其实现方式和内在的理想追求，在面对现实政治的复杂性时，经历了一次艰难而痛苦的重塑，并最终在大陆的统治中未能成功地找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来兑现其革命承诺。 这种变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网友意见
泻药。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这很重要，重要到你不明白这一点后面的话题无从展开。
那就是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现代政党，他只是一个封建会党，政治联盟。所以才会在每当遭遇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剧烈的内讧以至于分裂。
明白了这一点咱们继续说，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成为了国民党革命的纲领，要知道孙中山先生虽然有诸多不足，但就革命这一点，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没有任何阶级属性的革命者，以救中国为己任，如果救中国需要砸碎自己的资产阶级，那么他就毫不犹豫的砸碎资产阶级，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说出了，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话。但是显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从孙中山决定和苏联站在一起发动革命的时候，国民党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孙中山周围是国民党内的理想主义革命者，热血爱国青年，投机分子（比如汪兆铭），年幼的中共，苏联。而这个时候，国民党的老底子，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会党老国民党，背后站着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自动抱团，这就是我党说的国民党右派。
这个时候之所以国民党还没有真正分裂，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孙中山崇高的个人威望，孙中山说联合联共扶助农工，你说不好，那你铁了在全国人面前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分子。二是旧国民党势力背后站着各个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所以矛盾不好调和，形不成一股有效力量。但是这个时候，右派已经小动作不断。
后来开黄埔军校，蒋介石上位，蒋介石敏锐地看到了右派力量需要一个领导，而且他本身也很清楚右派那软弱的德行，只要握住了枪杆子，他就可以坐稳这个领导。利用黄埔军校，培养一支效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况且这支武装力量可是苏联给装备给训练给经费，堪称全国最强。握住了这支力量，孙中山死了，他将是名副其实的接班人。
这个时候，幼稚的共产党和进步热血青年绝大部分人并不清楚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一味地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被动行事。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左派右派的斗争已经异常激烈了，从部队训练到部队指挥到政工干部设置，斗的不亦乐乎，双方的支持者时常发生冲突，甚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发生了右派公然宣称共产党是来抢饼子的事件。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双方分道扬镳已属必然，除非孙中山不死，否则迟早兵戎相见。
孙中山死后，右派迫不及待的干掉了廖仲恺，清除掉了国民党内威望最高的左派，也是党内二号人物，黄埔军校之父。自此开始，右派的实力已经完全占上峰，左派和共产党除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没有一个有资历有威望的领导者，汪精卫虽为名义上的接班人，但是这个人一贯首鼠两端，而且本来就不支持共产主义革命，加上又是个文人，威望不够，缺乏实力。所以处处被动，摩擦日渐严重，共产党处处妥协，一些进步青年开始摇摆，左派衰落。确切的说也就是在这时起，国民党已经右派当权走上了代表地主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道路，之所以还没有彻底变成，是因为，左派和共产党仍然是强劲的政治势力，掌握着相当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并未完全控制政府和军队。
民国15年中山舰事件，共产党被排挤出了国民革命军中最强悍的第一军也就是黄埔嫡系，中共中央高级领导竟然束手无策，全然没有了开会大放厥词的风采。蒋介石彻底掌握了最强大的军队。共产党从第一军出局，拱手让出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这件事实际上是蒋介石敢发动四一二的根本，否则蒋介石的实力充其量只够发动摩擦，不够清党屠杀。
通过北伐，蒋介石进一步树立威信，实际上此时汪精卫，也只剩下了总理接班人名号，其他各方面已经完全被蒋介石碾压。四一二，标志着蒋介石彻底翻脸，但仍然不能说国民党已经完全沦为大地主买办官僚资本的政党。因为武汉国民政府乃革命正朔，武汉的首都卫戍司令部下属部队依然在执行着左派政府的命令，虽然这时候投机者汪精卫事实上已经叛变革命了，但是陈赓所部依然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击溃了汪精卫暗中授意的夏斗寅叛乱。
七一五，宁汉合流，标志着汪精卫最后扔掉面具，左派的武汉政府不复存在，国民党内的左派进步分子和共产党一起被屠杀殆尽，国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将所有能带走的武装力量带出来发动新的起义。左派在国民党内只不过是极个别人的代称，完全没有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
至此，右派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国民政府完成了彻底重新退化为封建会党，代表大地主买办官僚资本的帝国主义代言人。
也就是说，其实历史书上国民党革命历程的蜕变，实质上是国民党控制权易手，进步势力被反动派屠杀干净的后果，并不是国民党革命目标改变。
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彻底坐稳军事领导位置，是暗杀邓演达之后，也就是邓演达死后，左派基本就没剩几个人了，彻底没有了话语权。因为邓演达当时是唯一一个在军队内威望比蒋介石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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