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国荣尚在世，如今影坛地位将会如何？

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时间线上，各种回答有黑的有“吹”的，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粉丝而非路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我知道要评价一个人的地位，不同人会给出千万种角度，想夸的总能找到角度夸，想贬的总能找到角度贬，各人标准不同最后就是鸡同鸭讲，不会有什么结论。就更别提去“畅想”一个人死后“有可能”去做哪些事，取得哪些成就了。

但是，看了那么多答案，我总觉得大家应该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作为一个歌手、一个演员，他们的事业、名誉、命运其实是和行业的潮流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抛开历史进程空谈个人奋斗。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会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做出选择。

所以这将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

有趣的是，促使我开始动笔写这个答案的居然是最近热映的《流浪地球》，因为我看见好美国一档票房分析栏目针对《流浪地球》在北美获得了屏均票房冠军（平均每场电影的票房数量），并且跻身全球电影票房榜。里面两位分析人士的话让我感慨万千：

他们提到的“当年”，正好是97年之后香港电影产业每况愈下，一大批知名导演和演员去闯荡好莱坞的时期。也是很多人口中张国荣“事业受到冲击，难以继续拍高票房电影”的时期。在当时一片“进军好莱坞”的喧闹声中，老张这个电影行业资深从业者是怎么看的呢：

“你问我遗憾呢，其实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憾事。反而是有一件事，我觉得挺开心，就是我没有去好莱坞。”

“我反而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给我去发展，从亚洲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几个（指梁家辉和张曼玉）算是略有薄名。亚洲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你知不知道马上97年了，大陆有很大的潜能，他们的市场很快会有打开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时候美国都要过来求我们拍不拍戏。所以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班底。有段时间香港拍了好多烂片，现在留下来的这班人呢，都是真正有实力的，台前也是，幕后也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应该要自强，去拍一些好的东西，去达到国际水准，这样不是更好？对不对啊？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曾经在内地宣传电影的记者会上直接针对自己的老朋友周润发发表过以下犀利的言辞（幸亏当年大陆媒体和舆论还没有现在这么八卦无下限，放现在肯定是上热搜全网粉丝撕逼的节奏）：

所以，后期的张国荣并不是一个人们口中被动被导演、片商选择的演员，也不在乎纸面上的那票房、咖位以及什么“国际影星”这样的头衔——他是一个在华语电影几乎所有大佬都陷入一种彷徨迷茫的时刻任然对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工业抱有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并且认为“讨好式融入”好莱坞终究是徒劳，他相信中国的观众尤其是大陆的巨大市场、相信中国的电影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和创造力，相信中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建立独立的电影工业，并最终可以与他们抗衡，创作具有国际水准的电影。

22年之后，这种信念终于开始逐渐成为了业界和普通观众的共识了。如果此刻他能感知，想必一方面会倍感欣慰，另一方面会深深遗憾：为什么我和你们阴阳两隔，没办法参与到这样美好的事业中来呢？！

2019年年初，从精英到普通人，从中学生到政客学者，从左派到右派，一场针对电影工业的全民讨论似乎让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的车轮正在我们身边悄无声息地剧烈转动。

此时此刻，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末期一直到今年，中国电影发生了什么。

香港电影在巅峰时期被称为“东方好莱坞”，影响力波及整个东南亚（含台湾地区），日韩甚至欧美。我们现在熟悉的一大批我们心目中真·巨星就是集中诞生在那个时代。但是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很多危险的因素，这些潜伏的“先天病”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集中爆发出来，使得“东方好莱坞”荣光不再，甚至陷入空前萧条：

香港电影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规范，行业一直存在一种高度逐利又跟风的情况，加上97将近，香港社会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英国人没心思好好管，甚至乐见香港社会出现混乱，中国政府又没有管辖权，鞭长莫及。在这样的契机下，黑社会资本迅速进入电影行业，飞速利用电影捞钱洗钱，赶在共产党来之前捞够资本、洗白自己。这就导致了90年代后香港电影一度“涉黑”严重，乌烟瘴气、很多知名导演和演员都被裹挟在内，劣币驱逐良币，再也没有了好好创作的艺术氛围（尔冬升导演的《色情男女》里很多描述这种现象的情节）

那些原本投资电影的“正经资本”在这个时候又人心浮动，很多人想在回归之际抽身，不愿意留在香港承担风险。而之前80年代香港电影的很多投资来自于台湾，80是年代的台湾经济在蒋经国的领导高速发展，位列“亚洲四小龙”之首，风光无限。商人有了大把的钱之后自然想投资影视这颗摇钱树，可惜当时的台湾依然面临一党专制和文化审查，电影业没法大展拳脚，于是投资商便纷纷把钱注入香港电影市场。

而香港的歌坛、影坛在“金主爸爸”的影响下也都会根据台湾的需求进行“定制文化”，当年大陆人看到的那些“港片”大都是台湾配音版本（还好那个时候台湾人没有现在这么重的口音），如此就不难解释当年初生牛犊的梁家辉为啥会仅仅因为参演了一部与大陆合拍的电影，得罪台湾当局反而在香港没片子可拍，不写检讨只能摆地摊了。

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大家懂的，台湾人民开始折腾，民进党这批内斗内行的废物点心开始执政，于是台湾的经济也没那么好了，香港电影的这一条财源也逐渐枯竭。

最最重要的是，真·好莱坞卷土重来了！我们都知道传说中的“1994上帝想看电影”那一年，在那段时期，好莱坞涌现了很多艺术水准很高的经典佳片，但电影市场往往很现实，内涵性、艺术性越高，往往票房就不如那些特效大片来得高，特别是港片针对的那个市场——东南亚、东亚，这些地方的观众一是和欧美有文化隔阂，而是审美层次有限，所以对于情节简单、视觉效果炫目的典型好莱坞电影很感冒，但这类“佳片”却很难打开这里的市场。

同一时期恰好是香港电影创作的一个繁荣时期，于是迅速填补了这个市场的空缺。但是随着《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迅速席卷全球，那个我们熟悉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莱坞又回来了，于是香港电影的票房也就随之大幅缩水。

那同一时期的大陆电影又是怎样一个景象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荣誉点缀下的集体迷茫与持续萧条”。或者那句用滥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当我们如今回忆起那个时代，最先想到的往往都是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频频在国际上斩获大奖，“为国争光”。也会想到巩俐、葛优、姜文等划时代的优秀演员。当然也一些文艺青年也会怀念那个时代相对宽松和“大尺度”的创作条件。但是如果把亿万观众和整个电影市场算进来，除却以上那种光环，实际的大陆电影院里却是无比萧条的情况。

那个时代甚至大多数城市没有专门用来反映电影的电影院。大家看电影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那种“大礼堂”模式，城市里的“XX影剧院”一般只有一个放映厅，底下是几百个座位，上面有舞台，有电影的时候放电影、需要开大会的时候开大会、有时偶尔也唱唱戏演演话剧。那个时候看电影不仅只限于部分发达城市的中上阶层的休闲娱乐活动，而且并不是一个“习惯性娱乐活动”，属于“有什么看什么”，“单位/学校组织我们看什么就看什么”，真正买票进电影院的在二线以下城市寥寥无几。

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到央视新闻里介绍正在上映科教片《宇宙的奥秘》说拍得很新颖，于是到我们城市的影剧院里花了5块钱看，最后临开场居然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那么大一个礼堂里静悄悄的觉得有点害怕，回过头问放映员叔叔：“这个电影还放吗？”大叔无奈地说：“放，有一个人我都放”（正片后面还“买一赠一”放了一部远古科教片《巫师的骗术》，惊悚程度直追《山村老尸》，成为了我的童年阴影）。

其实如果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萌芽起步阶段就取得了很高成就的话，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大陆的电影事业其实一直都挺繁荣的，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扛起旗帜的一直是左派文艺。其中的佳作就不一一列举，其影响力后面会详细说。而那时候的电影是比较贴近群众的，因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老人都有大量的机会免费看电影（电影还承担着今天《新闻联播》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电视不普及，电影放映前会播放“新闻简报”让老百姓知道最近的国内国外新闻画面和国家领导人动态）；而“贴近群众，教育群众”也是那时候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宗旨，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典老电影很多都是思想水准高同时又很接地气的。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有的体制内工作者必须开始为“自负盈亏”而发愁奔波，原有的那个“全民组织动员”的放映体系不复存在，左翼文艺的信仰几近崩塌，电视逐渐在普通家庭普及——电影院的这种萧条可想而知。

到了90年代末、新千年，中国逐渐渡过了改革开放后最艰难的时期，GDP开始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飙起来，文化领域的经济要素也开始活跃起来。上面提到的那波好莱坞大片卷土重来的风潮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大陆老百姓对于电影的兴趣和需求。有了资金、有了市场，中国大陆的“商业大片”在新千年世纪之交终于开始要起步了。

但是，我们缺技术、缺商业模式、缺人才啊！那个时期国内电影圈挑大梁的那批精英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院派，学着世界经典电影理论，从体制内一路走来，对于商业片应该怎样运作、怎样拍、怎样宣传完全也是新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香港电影——这个华语圈商业电影最负盛名、运作最成熟的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大批工作人员开不了工，大批顶级巨星出走好莱坞、大批二线以下有点名气的演员纷纷退圈转业的时候。同时，香港的回归也扫清了两地之间的政治障碍，于是乎，一场香港电影的“北上”潮流就顺理成章、不可阻挡了。

我们知道，开启国产商业大片，张艺谋的一部《英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老谋子动用他的影响力汇聚了整个华语圈一切可用的资源进行组合，做出了一部“全明星”“古装”“武侠”大片，一下引爆了市场，票房收入达到2亿人民币。在我的记忆中正是这部电影开始，我生活的城市逐渐出现了那种有地毯、软座、多个放映厅的商业电影院，而那种“大礼堂”逐渐退出了我的生活。

（逐渐拉回问题）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去想象张国荣如果没有过世会取得哪些成就，就不能不把这个人放在整个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洪流中去看，特别是在很多人心中，张国荣罹患抑郁症在非典时期的香港跳楼自杀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香港电影在非典之后也更加急速的衰落，当年《纵横四海》里那种风流潇洒的自信荣光不仅在港片里再也看不到了，似乎离香港这座大都市也渐行渐远。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张国荣的离世，也正好是香港电影人大批北上，和大陆的电影精英开始共同工作，开创国产大片新时代的这样一个转折期。所以如果他没事，会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我们来细说一下“港人北上”这个话题就很能说明问题。

很多香港的本土导演，提起“北上”都多少有点内心不情愿，但难逃王境泽定律的感觉。NHK2015年针对中国崛起拍摄过一个在当时国内影响很大的三集纪录片《中国力量》，其中第一集就讲到了中国电影在世纪之初的崛起。列举的两个代表人物就是北上拍摄《十月围城》混得风生水起的陈可辛和当时选择坚守香港继续拍港片的尔冬升。

其实像尔冬升这样的心态我们很容易体会，不要说这批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成长成才的骨干精英，就连大陆70、80后这批看着港片长大的观众看到现在香港电影的样子都不免唏嘘感叹，时不时再追慕一下旧日荣光（有趣的是大家发现没有，95后00后心中已经不再有这样的光环，黄金时代的港片已经在他们心目中自动归到了“老电影”的序列中了）。在很多人看来，“北上”抽空了香港电影的“底子”，急速加速了港片的衰落，并且使这种衰落甚至“死亡”不可逆。

其实这一切都是伪命题。

“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根本就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洪流在历史的险滩上冲出的几个支流而已，当险滩过去，河道开阔，原本分开的支流自然而然地要再次汇聚成一股激流，这几个支流在分开时有的携带者树林的叶子，有的携带着草原的绿芽，有的裹挟了大漠的沙粒，但当他们汇聚时，这些东西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河还是那条河，只不过变得更加壮美而多姿、更加激扬而富有冲击力，在原野上继续前进，直到汇入更广阔的海洋。

只要“中国电影”发展繁荣，就是所有支流的繁荣发展。所谓的“北上”，不过是中国电影人在50年前“南下”后的一次寻根，是分支再次汇入了主流，对应着香港的回归，这也是一种“回归”。

时间再次往回拨，回溯到电影诞生之时。电影之父，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大咖啡馆”的地下室放映了人类历史第一部电影，其实，中国在“电影”作为一门技术被发明出来的第二年，中国就汇入了世界电影的洪流——在这一年，卢米埃尔兄弟启动了一个巡游世界的采风计划，其中一支小分队就来到了当时还是大清的中国，记录下了不少光绪年间的宝贵视频资料。

没过多久，一些“杂耍”性质的小电影就出现在了北京的茶馆里，作为一种和相声、大鼓书同台的“玩意儿”，当时被称为“影戏”，我们教科书上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也诞生在北京。

其实《定军山》放今天差不多就是一段手机视频，并不是艺术层面的电影。中国电影艺术真正的摇篮和“龙兴之地”当之无愧是在上海。当年有“远东第一都市”之称的魔都，是中国最国际化，外国新鲜事物的影响力最广的地区，租界内一家家影院吸引着富裕阶层和普通市民去看“西洋景”，也刺激着商业社会的资本家们参与其中。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规模涌入中国，据说当时的日本天皇都得来上海才能看到最新上映的好莱坞影片。

繁华的魔都和那个动荡的时代也给了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要知道，那里既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也是我党的诞生地和长期活动区域，尤其是在“救亡”的背景下，一批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开始从事电影行业，给中国电影界带来了质的改变。我们熟悉的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就是在联华电影公司为电影创作配乐，而共产党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曾经的公开身份就是电影公司老板，还自导自演了我国第一部武侠电影《燕山侠隐》。

要知道，之前电影业的编剧和创作者都是些不太入流的文人甚至商人，电影题材也是些迎合市井阶层的家长里短或者因果报应，演员很多都是投资商和太太亲自上阵的“夫妻店”，而在这个时代，上海活跃的一大批顶尖文艺者的加入，让中国电影在艺术上有了质的改变。出现了一些算得上“伟大”的作品。比如让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赞叹“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了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的《马路天使》，其实前者比后者的出现要早得多。

除此之外，上海的开放和“国际化”让中国电影人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吸收好莱坞电影的精华并且“本土化”，比如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篇电影，《铁扇公主》就是在《白雪公主》在上海滩狂卷票房之后，上海的电影人出于“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做一个出来”而启动的项目。

总而言之，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光荣之地”，而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是有直系的亲缘关系的。

这就要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业版图的巨大变化。其实不仅是电影界，整个文艺界在那个历史的转折点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亲共产党，偏左派的会留在大陆，北上建设新中国。还有一部分认同国民党右派的文人会去台湾，剩下的既不认同蒋介石专制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的路线的人，会选择香港作为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观望局势，看看后续会如何发展。

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大变迁之后，中国的电影事业从上海的一枝独秀，变为了三个重要的“圈子”——京圈、沪圈和港圈。

京圈的一部分技术力量来自于原来的“满洲映画”，当年是日本大力扶植的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后来大名鼎鼎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是解放后从这里改组发展而来的。另一部分来自于跟随共产党从延安一路过来的“学院派”，这部分是“根正苗红”的左翼文人，同时受苏联电影理论影响较深。另一部分就是从上海“北上”参与新中国文艺建设的电影人。

沪圈就是原本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左翼电影公司，如“文华”等，解放后也继续在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创作。其间很多起伏波折，按下不表。上海文艺界一直到文革结束前都是可以和“京圈”不分上下的存在，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后迅速衰落，至今元气尚未恢复，但逼格仍在。

至于港圈就很有意思了。现在的人可能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候的香港电影圈和大陆的关系有多紧密，大陆文艺在5、60年代对于香港电影圈几乎完全是“文化输出”的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在那个年代，香港电影根本没有“粤语原版”一说，原版就是字正腔圆的国语普通话。因为那些从上海南渡的电影精英们觉得，说着一口广东话那就不是什么正经电影。

所以，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就只有“电影”和非常粗制滥造的“粤语残片”，后者主要是面向层次很低的市井阶层（毕竟那个时代在香港手握金条的都是上海来的土豪和资本家）。这就导致了最早一批在香港走红的明星很多都是内地出生，十几岁才来香港的演员，其中上海人的比例相当高。后来入行的香港本土演员，即使没办法说字正腔圆的国语，也要努力用国语说台词，后期再由专业配音配上国语。这种惯例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

其次，大陆的优秀电影能够迅速在香港刮起“旋风”，传遍大街小巷甚至成为一代人的记忆。最典型的是《刘三姐》，里面的经典对歌片段不仅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家喻户晓，后来又被许多港片致敬。大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在香港刮起了黄梅调电影的风潮，各大电影公司纷纷跟风了许多黄梅调电影，无论是画风还是剧情都有非常浓重的模仿痕迹。

当然，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和一些历史原因，香港的左派文艺在70年代基本偃旗息鼓，成为了尘封的记忆，而随着商业化和市民文化电影的兴起、本土电影公司纷纷成立，邵氏电影等一批“老面孔”逐渐淡出电影圈，“港片”才逐渐演变成我们印象中的样子。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再一次起飞并非简简单单的“北上捞金”这么简单，而是从历史的高度把这三股曾经同一源流的“圈子”再次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力量”。

从目前为止的现状看，这次整合是不成功的。

每一方都无法真正有效的交心和沟通，而是各自怀着自己的小九九。

首先，香港那边的工作人员和“大师们”很多是抱着“没工可开，只能北上捞金咯”这种心态来大陆拍片，在他们眼里大陆的金主都是些“人傻钱多”的土豪，根本不懂电影（其实也没有太错），而大陆的观众冲着他们曾经的名作和招牌就可以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于是抱着一种很敷衍的态度在一步步消费自己作品，在陪着金主一起玩圈钱的游戏。那种努力向上做电影的激情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种“打工者”心态，“赚够了就收手”。

其次，在大陆的投资商看来，我让你们来，就是看中了你们这块招牌！就是这几张巨星的面孔！我要利用这种明星效应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娱乐圈那种新陈代谢的正常生态。

这种现象就导致了从02年到12年这10年间，几乎所有的“大片”配置都是香港著名导演+港台一线男明星+大陆一线女明星这样的结构。在这里面我看不到所谓的“融合”，只有冷冰冰的“合作”甚至是“交易”。、

香港的团队基本上只要你的钱，团队、人脉和运作都是自己的人，并不会真正带大陆玩，最多捧一捧你们的女明星（经历了95-2000年的香港电影寒冬，一大批香港女明星都选择了嫁人或者隐退，新的一代也没有起来），而大陆的投资商只想着拿港台大明星的这些熟面孔“赚快钱”（这种涸泽而渔集中资源赚快钱的方式很类似今天的“小鲜肉经济”），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合拍片十年，毁掉了一代香港导演的创作力和一代大陆男影星的黄金时期！

我们回顾影视史，那些照亮大银幕的巨星无一不是年少成名——姜文演《芙蓉镇》男主时才23岁，一跃成为中国影坛实力派男演员（一年前还演了《末代皇后》中的溥仪，也是一个经典形象），葛优凭借《活着》拿下戛纳影帝时也不过36岁（葛大爷从影之前还蹉跎了好多年），梁朝伟第一次拿金像奖时才25岁，梁家辉拍摄《火烧圆明园》饰演咸丰时也是25岁……

男演员的黄金创作期是30-40岁，是戏路最广、创作力最强的时候。按照正常的影视圈新陈代谢，在2000年到2010年，大银幕上挑大梁的“小生”们应该是世纪初通过电视剧崛起、有一定知名度的一批年轻男演员：陈坤、刘烨、黄晓明、邓超、胡军、佟大为、胡歌、陆毅……当时正是他们30-40的正当年，结果无一在大银幕上毫无机会，那些大制作的男主都由香港导演把持给了那些40-50年龄段的老港星，这些内地正当年的新生代男演员在这十年里是非常尴尬和挣扎的，要么继续演电视剧，要么在电影里演近乎龙套的配角或者是反角（还演不了大反派，只能演反派二号或者反派小弟，参见吴京在香港的情况）。

这也就是当年《风声》这部电影一出，大陆业界一片沸腾的原因——这是一部主角全部由大陆少壮演员担纲，获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电影。张涵予这样一个“土产”硬汉派演员迅速成为一线，甚至也成为了港台导演的宠儿，成为了他们电影中的男一号。但是现实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新生代”大多是被动地将这10年荒废掉了，但2015年之后，电影市场的资源再度向内地倾斜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前一批已经40+了，大多事业重心也不在演戏上，而小的一批又太稚嫩，根本无法在大制作中挑大梁。所幸，到目前为止，一批大陆新崛起的年轻演员已经逐步浮现出来，再过五年，随着老一批的“香港人”彻底退休，整个中国电影的男明星版图应该可以不断修复和完善。

再次回到本题的主线，如果张国荣没有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离开会发生什么。

我刚才对中国电影格局分析了那么多，如果是熟悉老张的荣迷心里应该逐渐清晰了：在那样一个大陆和香港文艺界彼此隔阂的年代，张国荣是唯一一个可以打通“京圈”“沪圈”和“港圈”的人！

“京圈”那当然是从《霸王别姬》开始的，张自己也说过，在那次其妙的大陆之行前，作为一个香港流行歌星，他对于大陆的一切知之甚少。但从他在北京呆的那段不短的时间、学习戏剧、练普通话、在几乎全大陆班底的电影剧组里生活，这种“深度融入”是在那个时代任何香港演员、导演都不能够达到的。也因为这一段渊源，他也顺利地玩进了北京的那个“圈子”里。

我们所知的那一代京圈大佬，差不多都是“大院子弟”出身，比如陈凯歌、王朔、梁左等等，《霸王别姬》之后张国荣和这些人的关系都挺融洽，而且完全已经是那种朋友的关系：包括很多人去香港张国荣会招呼他们玩，张也会去北京和他们聚餐打牌，《我爱我家》里面梁左还专门写了一集圆圆崇拜张国荣，张本人差一点点就亲自去演这一集了（真的好可惜，《我爱我家》是国产情景喜剧的巅峰，著名的葛优躺就是这个里面的，老张要是真的演了那一集真是突破了次元壁啊！）

之后张国荣和京圈还有深度合作，就是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中出演共产党领袖“靳”。

叶大鹰这个人来头不小，是叶挺的亲孙子，正宗红三代，当年《建军大业》上映时是可以召集起几十个开国领袖后人联名上书抗议“小鲜肉玷污革命前辈”的人（所以《建军》下映后基本凉了）。就是这样一个难搞的人，拍个革命题材，为什么会去找张国荣这样一个香港明星，可见他在京圈里的影响力。客观来说，京圈的老一辈是看不上港圈的，冯远征曾经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他们觉得香港是个“文化沙漠”，那些流行文化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但显然在这里，张国荣被它们当成了“自己人”。

张国荣和“沪圈”的关系可能要比王家卫这个“精神上海人”要近的多。正如他所说：“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我是一个美丽的人”，我总觉得老张此人的气质和上海天然地亲近，而从他生前在大陆的足迹和活动来看，无论是上海的歌迷影迷还是上海的媒体，都是最给力最支持他的。

“港圈”就更不用说了，到了2000年左右他差不多已经混成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无论是人脉资源还是号召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想象一下，在那样一个中国电影力量合流的历史关键时期，一个在电影界成绩斐然，在所有圈子里都混得很开、有很多朋友和很强号召力的人，经过充分的准备想要在电影界的幕后一展身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历史确实不能假设，也很难假设，因为在那个时代确实没有一个和他相似或者相近的人物出现。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张国荣还有着其他人都没有的远见和对于中国电影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刚才讲到由于大陆和港台“各怀鬼胎”，导致整整一代优质的大陆电影演员被打压而错过了职业的黄金期。我还记得吴宇森拍《赤壁》时力捧林志玲，而赵薇只能做女配，侯勇只是一个小配角。金城武连续三年在大陆票房最高的大片里担任男主角。然而我们从张国荣倾心竭力筹拍的第一部电影《偷心》留下的资料来看，这部原本吸收大陆的资本，在大陆取景的电影，担纲主演的也全部都是大陆的新生代青年演员——胡军、宁静（网传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比较统一的是这两个人）。可惜这两个很有韵味的演员也是在今后十年内转战了小荧幕。

不仅如此，在当时所有的华语演员和导演面对好莱坞的碾压时陷入集体彷徨，他始终是最相信中国电影应该以大陆广大的市场为底气，用自己的班底来打造世界水准的电影工业的人。他的这段话今天看来真是让人又感动，又唏嘘。

历史不可以假设，因为假设的历史不能作为事实和论据。因此，我对于张国荣的英年早逝一直是抱有极大的遗憾的，不仅是因为一个美丽生命的消逝，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站在了历史为他准备的更大的舞台，野心勃勃地准备向事业的更高峰攀登，为中国电影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痕迹时，时间在他的生命里戛然而止。虽然，他依然会在影史中留下名字，但他的历史地位远不会有他本可以做到的那么高。

这不是一篇很严谨的文章，但确实是我把很长时间关于老张的很多所思所想借这个题目梳理了一遍。这个世界的本质确实就是不完美，抚今追昔，只有祝愿中国电影这股潮流能够继续奔涌向前，汇成壮阔无际的汪洋大海。这样，那些曾经的弄潮儿们，即使已经如一朵朵浪花一样消失无迹，也会无比喜悦和宽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