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学良被解救出来在建国后预估能授什么军衔？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张学良将军的个人资历和历史地位。他在“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固然是一个巨大的争议点，但在此之前，他作为东北军的领导者，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他继承了父业，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少壮派军事将领之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对日本侵略保持高度警惕，并逐渐倾向于抗日。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他以身犯险，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兵谏，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举动在民族危亡之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推动力，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其次，我们得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解放军的军衔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联的经验，同时也结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虽然我们没有授予“元帅”或“大将军”之类最高的军衔，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以及各级“校官”、“尉官”等，都代表着在军队中的指挥权、资历和贡献。
那么，如果张学良将军在1949年之后获得自由，并且他本人也愿意投身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他可能被授予何种军衔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推测：
历史地位和贡献： “西安事变”的功绩是决定性的。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当时的军界，能有如此胆识和远见的领导者屈指可数。建国后的共产党，对于那些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爱国人士，历来是给予高度评价和尊重的。
过去的军职和实力：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总司令，统帅数十万大军。虽然东北军在后续的内战中损失惨重，但其作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其领导者的资历是毋庸置疑的。
与新中国的关系： 尽管张学良的政治立场和与国民党政权的复杂关系，使得他与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并非完全处于同一阵营。但“西安事变”之后，他实际上是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远离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体系。而且，共产党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原则是有其考量的。如果他获得自由，并且积极拥护新中国，其对新中国政治格局和统一战线的意义也非常重大。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首先，授大将军衔的可能性非常高。
理由： “大将”军衔在新中国初期，是授予那些在军事指挥、战略谋划、组织领导等方面具有卓著功勋，对解放战争胜利和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高级将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被视为对整个抗战局面以及后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重大贡献。如果他能够顺利获得解放，并愿意在新中国军队中任职，他的资历和历史地位，尤其是他在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方面的功劳，足以让他与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元帅、将军们并驾齐驱，至少是在历史功绩和潜在影响力上。
具体考量： 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实际上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机会。但如果他能在建国后获得解放，并被邀请担任军事方面的职务，他可以被视为一位“精神领袖”或“战略顾问”的角色。考虑到共产党对历史功绩的看重，以及对统一战线的重视，授予他“大将”军衔，是对其历史贡献的最高肯定，也是对全国爱国力量的团结和鼓舞。
类比：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建国后授予的其他高级军衔。例如，一些国民党起义将领，如傅作义、程潜等，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复杂，但由于其在和平解放北平、湖南等地的关键作用，在建国后也受到了重用，并被授予了高级的政治或军事荣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功绩，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大。
其次，如果授衔体系更侧重于实际指挥和建国后的军队建设，也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
理由： “上将”是除了“大将”之外，非常高的军衔，授予的是在军事指挥、作战或政治工作方面有重大贡献的高级将领。张学良虽然在建国前长期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他的军事思想、战略眼光在特定时期是得到肯定的。如果他能参与新中国国防体系的建设，例如担任军事院校的领导、战略研究部门的顾问等，其深厚的军事经验和理论，足以让他获得上将军衔。
细节：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也与具体职务挂钩。如果张学良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或者某大军区的顾问，甚至是国防大学的校长之类的职务，那么“上将”甚至“大将”都可能是合适的。
更进一步的设想：
如果张学良将军能够获得自由，并且他能够将他所拥有的东北军的人脉和影响力，以及他在军事理论上的见解，为新中国建设所用，那么他在军衔上的体现，很可能不仅仅是数字上的一个符号，更是一种象征。
象征意义： 授衔不仅仅是对过往功绩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激励和号召。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位从旧时代走来，却在民族危亡关头做出关键性贡献的人物，如果他能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上，他的出现本身就能带来强大的政治感召力。所以，军衔的设计也可能考虑其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方面的作用。
政治考量： 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于如何处理过去在国民党阵营中但对民族解放有贡献的人物，是有着一套策略的。对于张学良，其“西安事变”的功劳，加上他长期被囚禁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光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他较高的军衔，是对其个人的一种恩遇，也是对全国爱国人士的一种政治信号。
总结一下，如果张学良将军在建国后获得自由并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最有可能被授予的军衔是：
大将。 理由在于“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贡献，以及他对民族抗战的积极推动作用，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
次之，上将。 如果考虑实际指挥和建国后军队建设的贡献，也完全有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授予何种军衔，其背后都将是对这位“少帅”复杂而又关键的一生的历史性评价，也是对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篇章的重新审视和肯定。他的名字，与“西安事变”紧密相连，与民族解放的壮丽史诗交织在一起，无论最终的军衔如何，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都早已超越了军衔本身的意义。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如果”的基础上。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和必然，张学良先生直到晚年才恢复了自由，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我们这些后人对那位曾经的少帅，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担当，所保留的深刻记忆。
网友意见
西安事变前，毛周诸公是准备推少帅到前台，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让六子当一把手（名义）的。只能说六子还是不坚定，他还是不太信中共，他更希望看到中共背后那个红色巨人出手罢了。（小六子以为）
小六子如果真心相信中共，并入了中共的股，我觉得评个元帅问题不大。要知道，小六子仅是做了西安事变，中共就给了他千古功臣的头衔了。
中共当时虽然结束了长征，但是还是四面被围，局势依然很难。润之他们是想打通和苏联之间的路线，拿到说好的实际并不存在的物资（斯大林已经在中共和光头之间选择了后者）当时甚至做好了去外蒙古打游击的最坏打算。因为六子这一波操作，真的让中共苟了一大波，这确实太重要了。
可能，六子对不起东北，但是他对真的对得起tg
立场：东北大学毕业生。情分上肯定贴近校长，逻辑上说的不一定对。写入党思想汇报写累了，换电脑来聊聊。
建国后，高等级军衔授衔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我军漫长成军历史中的各个山头，而后才是战功和能力。换句话说：那些在漫长的中国人民血与火的奋斗历程中出现过的牺牲和努力，授衔时都要有所嘉奖。
而少帅的地位，决定了，他只能授高级军衔，或者说，只局限在元帅和大将，甚至只局限在元帅。
但他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属于他的东北军已经没有山头了。东北野战军跟他关系很有限，何况那是四野的天下。而考虑战功和军事指挥能力，少帅确实一般。而他又跟叶挺这种不一样，他任内，没有指挥过成建制的/我军背景的军队，虽然西安事变立下不世之功，但不是叶挺这种八一南昌起义的入股方，军事指挥作战不是他的特长，不是粟大将、林元帅和彭元帅这种解放后还要准备出战的能力。况且也不可能信任他。最多只能参考徐海东大将，而徐大将还是根正苗红的红军。
何况张家已经有实权少将海军参谋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没有合适的军衔给他，也没必要。具有统战角色的国家副主席/政协副委员长更符合他的定位。
其他答案说他挺不过WG。这个我不好说。
但我个人认为，以他的能力、地位和资历，如果能与毛、周谈拢，达成一致，那么对台统战应该是他最合适的角色。回东北肯定不行，又具有一方大佬的资历。尤其是，如果按照他的实际年岁计算，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国党委员长仙逝后，少帅出来说句话，台海两岸得听着。他的性格也是会站出来说话的人。如果八九十年代有他在，可能统战会容易很多。毕竟曾经一方诸侯。
“老哥几个，现在身体都还硬朗吧？现在新中国好啊，我在沈阳做东，大家回来看看，祖国各地看一看，祖坟都祭扫一下。咱们都年龄大啦，认祖归宗，支持祖国统一，支持国家发展！”
“经国，你爸在的时候，我们聊过，咱是一个中国，绝不能分裂，还有钓鱼岛得守住”
“李登辉是什么狗东西？老子那一代人，死了多少人，才把小日本子打出中国？现在竟然有人敢认贼作父，老子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老子现在也要请缨去前线，看老子一枪崩了你！”
哪怕01年少帅仙逝，张家可能也会继续代表对台统战。台海局势又是新的一片天。
别瞎琢磨了，根本救不出来，不是说我们的地下工作搞的不行，而是六子以身犯险本就另有打算。
中华民族之所以五千年经久不衰一大原因就在于每到民族危亡的十字路口，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英雄豪杰站出来挑大梁。
西安事变就是如此，事变前，外有小鬼子虎视眈眈步步紧逼，内有蒋光头铁了心地打内战。西安事变如不能和平解决，中国必爆发大规模内战，等几方势力打个你死我活，小本子坐收渔翁之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就真的完了！
所以西安事变必须和平解决，中国才有未来，和平解决换句话来说就是：老蒋非但不能死，还得心甘情愿地去抗日。这件事在当时成功的概率不亚于国足吊打西班牙，或者出门买张福利彩票就能中个500万。
首先老蒋不死这一关就很难。这里面有太多环节稍一不注意就能要了他的老命。
比如：事变当晚，东北军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队猛攻老蒋临潼行营华清池的时候，十二月份西北的大冷天里，年已半百的老蒋外套都不顾得披，穿着睡衣就敢翻墙头还掉进了近两丈深的阴沟里，“还好”只是摔伤了背，趴在床上两个月没起来。
“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馀。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3分钟，时乃勉强起行。”——《蒋介石日记》
再比如：老蒋被卫队背上了骊山躲猫猫，在一个大石头缝里被一个东北军士兵发现，幸亏这名士兵当时还算冷静，问了一句：“里面是不是蒋委员长，不说话就开枪了！”不然老蒋又得死一次。毕竟一路上，孙铭九的卫队营乱枪撂倒了老蒋大半的亲兵。
更要命的事，打一开始，杨虎城的西北军，还有多数东北军少壮派就没打算放蒋回去。这事好理解，你想啊，以蒋睚眦必报的尿性，放蒋回南京无异于放虎归山，哥几个都不要命了？谁也不敢保证蒋是否会出尔反尔，几十万中央军会不会继续围攻西安。后来事实证明，蒋滑头回到南京以后确实在履行保证书的时候大打折扣，搞出来个甲乙丙丁的“善后方案”任你选，不管选哪个，大西北“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分分钟都得崩掉。
在这次兵谏中，老蒋的命第一次比他那颗十分要强的玻璃心还易碎，不然他也不会在日记中动不动就在每篇的开头咬牙切齿地写上两个大字“雪耻！”。
即便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西安事变还是和平解决了，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周总理从中竭力斡旋。
惋惜的是，西安事变挽救了民族危亡，却注定是张杨二人悲惨结局开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是出了死力的。事变前期在杀蒋还是放蒋的问题上不惜于西北军杨虎城闹翻，还曾经一度策划了好几个放蒋的PlanA、PlanB。最后敲定，准备瞅个黑风高夜，杀出一条血路，带着老蒋突围，直奔西安飞机场飞南京。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北十七路军和东北少壮派，一筹莫展的宋子文也表示我看行。后来这一提案被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蒋光头一票否决了，还劈头盖脸地臭骂二人一顿，傲娇地表示头可断，血可流，领袖的脸面不能丢，否则现在就死给你们看。
后来在放蒋回南京的当天，张学良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都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驱车前往西安机场试图阻止张学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周总理到达机场时，张学良的座机已经起飞。随着飞机的轰鸣一起消逝的还有张学良的政治生命。
对于张学良为什么要送蒋这件事儿，很多人并不理解表示这不是千里送人头，礼重情义轻吗？其实不然，张有自己的打算：用自己做筹码，给老蒋重新树立政治威信。这也是为什么说张学良根本救不出来的原因。
国民党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蒋打赢了中原大战以后，冯闫李通电下野，倒蒋反蒋势力才消停点。各地军阀实力派也只是名义上归顺南京政府，即便是黄埔系中央军里想取而代之的人也大有人在，何应钦就是头一号人物。但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国党派系林立也只有老蒋能镇得住一二。
汪精卫，何应钦，这俩是国党里典型的亲日派代表。只要是和日本人打交道，何应钦都是义不容辞的第一个冲在最前头，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就曾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默认了东三省和热河被占的事实。1935年6月代表南京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将河北拱手相让。二战结束，还是何应钦面带微笑低头弯腰接过了日本的投降书。
至于民国四大美男之一的王精卫，更不必多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厚着脸皮干脆投了小本子做了汉奸。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何应钦第一个义愤填膺地拍桌子摔板凳，表示立即成立讨逆军，自任总司令，挥军北上救校长！
老蒋在西安听闻此事，一个劲儿地拍手叫好，表示这下自己有救了，还在日记里逮着何应钦一通夸。
还好宋美龄够机灵，立即叫停：你们这么兴师动众，摇旗呐喊，到底是要救我老公，还是要逼着对方撕肉票啊？
何应钦表示俺的奸计又被识破了？从此夹着尾巴，只敢在西安外围转悠，时刻等着校长发号施令遥控指挥。
老蒋经此“一难”，即便是全胳膊全腿地回到南京，也是颜面扫地，更不用说“领导”抗日。所以张才有了亲自送蒋回南京的打算。临行前在召集东北军将领的高级会议上张就曾吐露过这个想法：
“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话又说回来，老蒋要能靠得住，母猪都能爬上树。老蒋回南京前后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回南京前态度是：我有错，我抗日！
张杨二人送老蒋登机飞南京时，还出了个小插曲，两千多名群众聚集西安机场准备迎接来西安的傅作义。老蒋不知底细，误以为人民群众是来难为他的，担心回不了南京，吓得赶忙又向张杨二人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抗日六亡六项主张，还强调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一）明令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现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答应的抗日救国六项主张
到了南京，就变成了：张学良自投罗网，老蒋就坡下驴。
为了找回场子，到了南京就先让张学良写悔过书，然后进行公开审判。还在《中央日报》上安排御用文人代为发表一篇名为《对张杨的训词》的文章，文中表示这次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完全是西安的“匪军”们被俺“伟大”的领袖气质所感化。对接受西安方面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六项主张的事只字不提。又自导自演了一场下野风波，老蒋表示子不孝父之过，部下造反，我这个当委员长的也没脸继续再干下去啦，我宣布引咎辞职。
你们几个愣着干嘛？还不快拦住我！
如此这般，蒋辞了两次，国民党中央常委员会也配合着开大会“强行”挽留了两次。
老蒋表示很满意：你看，委员长这活不是我死皮赖脸地非要干，是他们离不开我啊，为了救苍生于水火，解万民于倒悬，俺也只有勉为其难厚着脸皮继续干。
老蒋在南京演戏恶心人的时候，西安方面也没有闲着，西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联合通电全国，纰漏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实内幕，督促蒋履行承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并放回张学良。
面子工程做足以后，在全国人民声讨南京的压力下，老蒋表示要抗日也不是不可以，大西北的“三位一体”立即解散，我这有甲乙丙丁好几个“善后方案”你们选一个。所谓善后方案，无非就是要拆散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大联合，杨虎城的西北十七路军，东北军要接受整编离开西安。
对于要不要执行蒋的“善后方案”问题，西安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尤其是在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内部还酿成了流血事件。以孙铭九等人为首少壮派，极力坚持为营救张学良不惜一战。以王艺哲，于学忠等老派坚持以大局为重，认为爆发内战严重违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衷，救少帅需徐徐图之。
张学良在南京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写信告诫东北军将领接受善后方案，以大局为重，切勿造成内战，否则将以死谢罪。
“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
“如果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良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为了不挑起内战，西安方面最终捏着鼻子接受了蒋的善后方案。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接防西安。东北军被彻底打散，分别开往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接受改编。被改编后的东北军，由原来的二十五个师，缩减为十个师。他们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各部均开往前线，参加对日作战。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经西安事变元气大伤，
手下干将纷纷叛逃投蒋，兵力仅余3万人，后被整编为第38路军，七七事变后开赴山西河北对日作战。
西安“三位一体”的分崩离析，东北军被彻底打散，也基本宣告了营救张学良已无可能。
西安事变不久，杨虎城就被蒋强行解了军职出国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满怀爱国热情，毅然返国，想投身抗日战争，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可是，他一踏上国土，即被国民党特务扣押，长期监禁。一直到蒋介石从大陆败逃前夕,1949年9月6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一双儿女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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