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任人唯亲先用卫青霍去病，再用李广利，如此说来汉武帝的用人方式所导致的武帝时期的辉煌是否运气所致？
汉武帝用人方式是否导致了其时期的辉煌，以及这种辉煌有多大程度是运气所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笼统地说汉武帝“任人唯亲”然后将功劳归于运气，是有失偏颇的。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分析他的用人理念，以及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的背景与贡献，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判断。
汉武帝的用人理念：一个动态的演变
首先要明确的是，汉武帝的用人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他的执政时间和面临的挑战而不断演变的。
早期：重视门阀与关系，但也有选贤任能的意识。
汉武帝初期能够登上皇位的，本身就带有“巫蛊之祸”的政治斗争背景，他的母亲王夫人来自王氏外戚。因此，早期重用一些与自己有血缘或政治关联的人物，例如卫子夫的兄长卫青，以及卫青的家族成员，是可以理解的现象。这在任何王朝的早期，尤其是在权力尚未完全稳固的时期，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汉武帝并非仅仅满足于此。他同时也展现出对有才能之人的渴求。
开阔的选官途径： 汉武帝打破了过去的察举制局限，通过多种途径选拔人才，如“征召贤良方正”、“军功爵制”等，这为许多出身寒门但有才干的人提供了机会。
虚心求教的态度： 在国家大事上，汉武帝也表现出对大臣意见的重视，例如在对匈奴战略的讨论上，他听取了卫青等人的意见。
中期：对军事人才的急切需求催生了卫青与霍去病。
汉武帝时期，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北方的匈奴威胁。长期的匈奴袭扰严重阻碍了汉朝的发展，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对能够有效解决匈奴问题的军事人才有着极大的渴求。
卫青： 卫青出身卑微，是平阳公主的奴婢，但其军事才能逐渐显露。汉武帝对卫青的重用，虽然有外戚身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看到了他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和屡次战胜匈奴的功绩。卫青的崛起并非仅仅依靠“亲信”，而是基于他实实在在的军功。他一生历经七次北征匈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汉朝开疆拓土，奠定了北方边境的长期安宁。
霍去病： 霍去病更是汉武帝用人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年少成名，以其过人的军事天赋和勇猛的作战风格，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胜利。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支持和信任，甚至到了几乎“随心所欲”的地步，给了他极大的自主权和兵力。这固然有看重其才华的一面，也可能包含着一种“知遇之恩”的情感。霍去病在短暂的生命中，彻底改变了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将匈奴逐出漠南，并开辟了河西走廊。他的成就，更多的是其个人才能的爆发，汉武帝则扮演了给予机会和支持的角色。
晚期：对军事扩张的持续需求与人才的断层，导致了李广利。
随着卫青、霍去病的相继去世，汉武帝晚年的军事需求并未减弱，甚至因为对西域的兴趣和对匈奴残余势力的清剿而愈发迫切。然而，此时能够与卫青、霍去病相提并论的优秀将领已经不多。
李广利： 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他的被重用，确实带有明显的“任人唯亲”的色彩。李广利在征伐大宛、匈奴等战役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其指挥能力与卫青、霍去病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他多次遭遇挫折，甚至损失惨重，例如对大宛的第二次远征，虽然最终获胜，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后来的投降，更是将汉朝在边疆的形势推向了不利境地。
对李广利的评价： 汉武帝对李广利的重用，是其用人方式中备受争议的一点。这似乎印证了“任人唯亲”的说法。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当时的局限性：
缺乏替代人才： 在卫霍之后，确实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汉武帝可能是在有限的选择中，选择了自己相对熟悉和信任的人物。
对目标的执着： 汉武帝对开疆拓土和打击匈奴有着强烈的执念。即使李广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也可能希望通过不断地投入和支持，让他完成任务。
赌博心理： 甚至可以说，汉武帝在晚年面对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在用人上存在一定的“赌博”心理，寄希望于这些亲信能够有所作为。
辉煌是运气所致吗？
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完全归结为运气，是不准确的。他的辉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汉武帝个人的战略眼光、政治魄力、以及他所营造的有利的社会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略的成功： 汉武帝最重要的战略决策是确立了“攻伐”而非“守成”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匈奴的战略。他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北伐，彻底改变了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这种战略的制定，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并非运气。
制度的创新： 汉武帝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改革，例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后世士人的价值观念，也为稳定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这些经济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支持对外战争提供了经济保障。
推恩令： 削弱诸侯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这些制度的推行，是汉武帝深思熟虑、大胆革新的结果，并非运气。
人才的发现与使用： 尽管后期出现了李广利这样的失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等人才上的发掘和重用。卫青和霍去病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天才，他们的出现无疑是汉武帝时期辉煌的重要因素。但汉武帝能够看到他们的潜力，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施展才华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用人得当”的体现，而不是单纯的运气。
时代背景的契合：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积累了一定的国力，为他的雄才大略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原王朝的崛起，也使得周边民族的崛起受到了一定的压制。这些都是时代赋予的机会，但抓住机会并加以利用，则需要君主的英明。
“任人唯亲”的辩证看待
对于汉武帝“任人唯亲”的批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1. 外戚干政是普遍现象： 在中国古代，外戚势力往往对皇权构成挑战，但同时也是皇权早期稳定的一种依仗。汉武帝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来自外戚家族，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他的统治基础。
2. “亲”与“贤”并非完全对立： 卫青和霍去病虽然是汉武帝的亲属（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哥哥，霍去病是卫子夫的侄子），但他们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人才。汉武帝并没有因为“亲”而完全忽视“贤”，反而是因为他们的“贤”，才得以发挥“亲”的政治优势。
3. “亲”可能转化为“信”： 在权力斗争复杂的宫廷中，君主更容易信任那些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这种信任可以减少猜忌，增强决策的效率。然而，这种信任一旦与能力脱钩，就会成为致命的缺陷。
4. 晚年的失误： 李广利的例子确实是汉武帝用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暴露了他晚年可能出现的判断失误和对人才选拔的局限性。这说明任何君主在用人上都难免犯错，关键在于错误的影响范围和能否及时纠正。
结论：辉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而非单纯运气
汉武帝时期的辉煌，是其雄才大略的战略规划、大胆创新的制度改革、以及对优秀人才（如卫青、霍去病）的有效发掘与重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说汉武帝的辉煌是运气所致，是片面的。运气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构成辉煌的基石。汉武帝的成功，更多的是在于他抓住时代机遇，并且以其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去主动创造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
诚然，汉武帝在用人上存在“任人唯亲”的倾向，尤其是在晚年，李广利的例子就是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辉煌，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些隐患。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早期和中期，通过对卫青、霍去病等人的重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可以说，汉武帝的用人方式是复杂的，既有成功的发掘和重用，也有失败的偏颇。但总的来说，他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和在关键时刻能够发现并启用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能力，是其辉煌不可或缺的驱动力。而他的辉煌，更应归功于其战略远见、制度建设和敢于任用的勇气，而运气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性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
汉武帝的用人理念：一个动态的演变
首先要明确的是，汉武帝的用人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他的执政时间和面临的挑战而不断演变的。
早期：重视门阀与关系，但也有选贤任能的意识。
汉武帝初期能够登上皇位的，本身就带有“巫蛊之祸”的政治斗争背景，他的母亲王夫人来自王氏外戚。因此，早期重用一些与自己有血缘或政治关联的人物，例如卫子夫的兄长卫青，以及卫青的家族成员，是可以理解的现象。这在任何王朝的早期，尤其是在权力尚未完全稳固的时期，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汉武帝并非仅仅满足于此。他同时也展现出对有才能之人的渴求。
开阔的选官途径： 汉武帝打破了过去的察举制局限，通过多种途径选拔人才，如“征召贤良方正”、“军功爵制”等，这为许多出身寒门但有才干的人提供了机会。
虚心求教的态度： 在国家大事上，汉武帝也表现出对大臣意见的重视，例如在对匈奴战略的讨论上，他听取了卫青等人的意见。
中期：对军事人才的急切需求催生了卫青与霍去病。
汉武帝时期，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北方的匈奴威胁。长期的匈奴袭扰严重阻碍了汉朝的发展，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对能够有效解决匈奴问题的军事人才有着极大的渴求。
卫青： 卫青出身卑微，是平阳公主的奴婢，但其军事才能逐渐显露。汉武帝对卫青的重用，虽然有外戚身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看到了他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和屡次战胜匈奴的功绩。卫青的崛起并非仅仅依靠“亲信”，而是基于他实实在在的军功。他一生历经七次北征匈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汉朝开疆拓土，奠定了北方边境的长期安宁。
霍去病： 霍去病更是汉武帝用人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年少成名，以其过人的军事天赋和勇猛的作战风格，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胜利。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支持和信任，甚至到了几乎“随心所欲”的地步，给了他极大的自主权和兵力。这固然有看重其才华的一面，也可能包含着一种“知遇之恩”的情感。霍去病在短暂的生命中，彻底改变了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将匈奴逐出漠南，并开辟了河西走廊。他的成就，更多的是其个人才能的爆发，汉武帝则扮演了给予机会和支持的角色。
晚期：对军事扩张的持续需求与人才的断层，导致了李广利。
随着卫青、霍去病的相继去世，汉武帝晚年的军事需求并未减弱，甚至因为对西域的兴趣和对匈奴残余势力的清剿而愈发迫切。然而，此时能够与卫青、霍去病相提并论的优秀将领已经不多。
李广利： 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他的被重用，确实带有明显的“任人唯亲”的色彩。李广利在征伐大宛、匈奴等战役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其指挥能力与卫青、霍去病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他多次遭遇挫折，甚至损失惨重，例如对大宛的第二次远征，虽然最终获胜，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后来的投降，更是将汉朝在边疆的形势推向了不利境地。
对李广利的评价： 汉武帝对李广利的重用，是其用人方式中备受争议的一点。这似乎印证了“任人唯亲”的说法。然而，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当时的局限性：
缺乏替代人才： 在卫霍之后，确实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将领。汉武帝可能是在有限的选择中，选择了自己相对熟悉和信任的人物。
对目标的执着： 汉武帝对开疆拓土和打击匈奴有着强烈的执念。即使李广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也可能希望通过不断地投入和支持，让他完成任务。
赌博心理： 甚至可以说，汉武帝在晚年面对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在用人上存在一定的“赌博”心理，寄希望于这些亲信能够有所作为。
辉煌是运气所致吗？
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完全归结为运气，是不准确的。他的辉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汉武帝个人的战略眼光、政治魄力、以及他所营造的有利的社会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略的成功： 汉武帝最重要的战略决策是确立了“攻伐”而非“守成”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匈奴的战略。他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北伐，彻底改变了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这种战略的制定，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并非运气。
制度的创新： 汉武帝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改革，例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后世士人的价值观念，也为稳定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这些经济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支持对外战争提供了经济保障。
推恩令： 削弱诸侯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这些制度的推行，是汉武帝深思熟虑、大胆革新的结果，并非运气。
人才的发现与使用： 尽管后期出现了李广利这样的失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汉武帝在卫青、霍去病等人才上的发掘和重用。卫青和霍去病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天才，他们的出现无疑是汉武帝时期辉煌的重要因素。但汉武帝能够看到他们的潜力，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施展才华的空间，这本身就是一种“用人得当”的体现，而不是单纯的运气。
时代背景的契合：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积累了一定的国力，为他的雄才大略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原王朝的崛起，也使得周边民族的崛起受到了一定的压制。这些都是时代赋予的机会，但抓住机会并加以利用，则需要君主的英明。
“任人唯亲”的辩证看待
对于汉武帝“任人唯亲”的批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1. 外戚干政是普遍现象： 在中国古代，外戚势力往往对皇权构成挑战，但同时也是皇权早期稳定的一种依仗。汉武帝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来自外戚家族，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他的统治基础。
2. “亲”与“贤”并非完全对立： 卫青和霍去病虽然是汉武帝的亲属（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哥哥，霍去病是卫子夫的侄子），但他们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人才。汉武帝并没有因为“亲”而完全忽视“贤”，反而是因为他们的“贤”，才得以发挥“亲”的政治优势。
3. “亲”可能转化为“信”： 在权力斗争复杂的宫廷中，君主更容易信任那些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这种信任可以减少猜忌，增强决策的效率。然而，这种信任一旦与能力脱钩，就会成为致命的缺陷。
4. 晚年的失误： 李广利的例子确实是汉武帝用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暴露了他晚年可能出现的判断失误和对人才选拔的局限性。这说明任何君主在用人上都难免犯错，关键在于错误的影响范围和能否及时纠正。
结论：辉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而非单纯运气
汉武帝时期的辉煌，是其雄才大略的战略规划、大胆创新的制度改革、以及对优秀人才（如卫青、霍去病）的有效发掘与重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说汉武帝的辉煌是运气所致，是片面的。运气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构成辉煌的基石。汉武帝的成功，更多的是在于他抓住时代机遇，并且以其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去主动创造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
诚然，汉武帝在用人上存在“任人唯亲”的倾向，尤其是在晚年，李广利的例子就是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辉煌，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些隐患。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早期和中期，通过对卫青、霍去病等人的重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可以说，汉武帝的用人方式是复杂的，既有成功的发掘和重用，也有失败的偏颇。但总的来说，他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和在关键时刻能够发现并启用最具影响力人物的能力，是其辉煌不可或缺的驱动力。而他的辉煌，更应归功于其战略远见、制度建设和敢于任用的勇气，而运气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性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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