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有什么不在明面上的特权?

回答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P5),也就是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除了“否决权”这个明面上的、最广为人知也最极具争议的权力之外,它们在安理会之外,也拥有一系列不易察觉、但同样至关重要的“不在明面上的特权”。这些特权并非写在联合国宪章的条文里,而是通过历史演变、政治默契和实际操作形成的,它们深刻地影响着国际事务的走向。

一、情报与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P5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情报机构和最广泛的情报网络。这意味着它们在安理会审议重大国际问题时,往往能够掌握最全面、最深入、甚至是最机密的信息。其他国家,即使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也难以企及同等的信息量和准确度。

提前预警与评估: 当某个地区出现潜在的危机时,P5国家的情报机构可能早已捕捉到蛛丝马迹,并对其发展趋势和潜在影响进行预判。这使得它们在安理会内部的讨论中,能够占据信息先机,引导议题的焦点和解决方案的制定。
信息过滤与解读: 即使信息公开,P5国家也能通过其专业分析能力,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并可能带有自身的视角和利益考量。这导致在评估威胁、判断责任或提出建议时,P5国家的话语权往往更具影响力。
“信息武器”的运用: 在某些情况下,P5国家甚至可能选择性地披露或不披露某些信息,以此来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决策,或者为自己的立场争取更多支持。这种“信息武器”的使用,虽然不公开,但却是影响议事进程的重要手段。

二、议程设置与议题主导权:

虽然安理会的议程由所有成员国共同商议,但P5国家凭借其资源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议程的设置和议题的推进。

优先议题的筛选: P5国家通常会对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安全威胁有更强的感知和投入,它们更容易将自身关注的议题,例如反恐、核不扩散、地区冲突等,推上安理会日程。
议题的框架化: P5国家善于通过提出带有特定导向的决议草案,来“框架化”议题的讨论。例如,在讨论某个国家内政问题时,P5国家可能通过强调“人道主义危机”或“地区和平稳定”来构建议题,从而引导其他成员国围绕这些方面进行讨论和决策。
“非正式磋商”的主导: 安理会的许多重要决定并非在公开会议上产生,而是在P5国家之间进行大量的“非正式磋商”。这些磋商的结果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正式会议的走向,甚至“预判”出最终决议的内容。在这种密室外交中,P5国家拥有天然的优势。

三、议决过程的“软操控”:

除了否决权这个硬性的否决手段,P5国家还有很多“软”的、不那么显眼的方式来影响议决过程。

“联合提案”与“小集团”: P5国家可以联合提出决议草案,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合力,让其他国家难以反对。有时,它们也会形成临时的“小集团”,共同推动或阻碍某项议案。
“缓冲”与“折衷”: 在面临可能引起重大分歧的议题时,P5国家往往会扮演“缓冲”的角色,通过提出折衷方案或延缓表决来避免直接的对抗。这种“折衷”往往也是以P5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
外交压力与利益交换: P5国家可以通过双边外交、经济援助、军事合作等多种方式,向其他国家施加外交压力或进行利益交换,从而影响它们在安理会上的投票意向。这种“交易”并不公开,但却是安理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性拖延: 在某些敏感问题上,P5国家不一定直接使用否决权,而是通过提出大量修改意见、要求更多时间进行研究、或者安排一系列的“技术性会议”来拖延议决的进程,直到找到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

四、联合国运作的资源与规则制定权:

作为联合国主要的出资国和联合国机构的所在地,P5国家在联合国机构的运作和规则制定上也拥有着不言而喻的特权。

预算的决定性影响: P5国家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使得它们在联合国的预算分配和资源调配上拥有话语权。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影响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重点和某些项目的开展。
秘书处人事任命的“软权力”: 虽然秘书长是通过成员国共同推选产生,但P5国家在其中拥有关键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涉及高级职位的人事任命上。这种“软权力”可以确保联合国高层中有其信任的人选,从而在执行层面有所配合。
安理会改革的“阻碍者”: 尽管一直有呼声要求安理会改革,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甚至取消否决权,但P5国家凭借其现有地位,对任何可能削弱其权力的改革都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它们拥有事实上的“阻碍权”,可以确保现状不被轻易改变。
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塑造者: P5国家作为联合国体系的创始者和主要维护者,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解释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提出的倡议和立场,往往更容易被采纳和固化为国际共识。

五、秘密行动与“不受约束”的空间:

在某些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敏感领域,P5国家能够利用其强大的国家机器,在联合国体系的“盲区”进行秘密行动,而这些行动的透明度远低于其他国家。

反恐合作中的信息分享偏向: 在反恐合作中,P5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报分享和协同,但这种分享往往是选择性的,并且可能优先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军事干预的“合法性”包装: 当P5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时,它们可能会通过安理会寻求“授权”,但即使没有获得安理会明确的授权,也可能以“保护本国公民”、“自卫”等理由进行行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规避安理会的监督。
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 即使是人道主义援助,也可能被P5国家用来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工具,通过对援助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施加影响,从而间接达到其政治目的。

总而言之,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除了众所周知的否决权,还拥有一系列更深层次、更不易察觉的特权。这些特权体现在信息获取、议程设置、议决过程的操控、以及对联合国机构运作的潜在影响等多个层面。这些“不在明面上的特权”,使得P5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巨大的战略优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际政治的格局。理解这些特权,对于理解当今国际秩序的运作至关重要。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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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是五常的联合国啊。

五大国领导人不开心了,可以拿联合国秘书长来杀鸡。

在德奎利亚尔和安南之间有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属于这种情况。

按照五大国的规矩,秘书长要在各大洲之间轮选。在德奎利亚尔(南美洲,秘鲁)之后,轮到了非洲。

在所有候选人中,法国提出联合国秘书长需要会说流利的法语……这种奇葩要求,居然被强行通过了。

于是国际政治经验和资历并不丰富埃及人加利当选。

1996年加利谋求连任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单方面反对。加利可以拿到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14国支持。克林顿反对的原因是:

在联合国干预索马里(美国幕后推动)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出了大丑——这也是后来电影《黑鹰坠落》描述的故事。美军士兵被扒光了衣服游街的视频在美国电视台播出后,克林顿颜面扫地。

于是,在随后的卢旺达种族屠杀时,克林顿再也不派出精锐的地面部队。随后的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上,美军只轰炸而没有地面部队。

克林顿把《黑鹰坠落》的丑闻全部推倒加利的头上。美国舆论也对加利一边倒得诋毁。

加利对克林顿说:我不会辞职。

克林顿说:那我就投反对票,把你投下去。

加利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说:如果美国不在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我无法让联合国有效工作。

奥尔布赖特说:加利,我们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你……

《TIME》时代周刊杂志披露了加利的私生活,他从联合国挣了多少钱,免费住多大的别墅,免费的专车司机、联合国保安和纽约警方的24小时保护……说这些的目的是——加利希望美国补缴欠了联合国的150亿美元的会费。美国想赖账,于是说加利的联合国效率太差,加利花钱太多……

最终加利没有连任。他的继任者是科菲安南。

之后的联合国秘书长越来越少对于其他国家内政的军事干涉,因为搞不好自己会成为某大国的锅。如果某大国想干点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他们可以自己组团去干,别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和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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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可以带人进42街东头儿大厦四楼的小餐厅,而且客人买单可以九八折,沙拉居然可以免费,而且可以随意搁蛋黄酱,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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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武器的拥有权和使用权

1968年,英美苏在联大上共同提出“防止核扩散国际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尽管此时中国大陆还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但五常已经都完成了各自的原子弹爆炸试验。

《核不扩散条约》从提出草案的初衷,就是美苏两大巨头为了保证自己独享的核威慑能力,而制定出来的国际条约。这是条约第9章全文,请注意在第3款末尾,我用红线标注出来的段落——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treaty,a nuclear-weapon state is one which has manufactured and exploded a nuclear weapon or other nuclear explosive device prior to 01/01/1967.
——就本条约而言,有核国家,是指在1967年1月1日以前就研制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


这段文字没有明确写出美苏英法中五国的国名,但谁都知道,在1967年1月1日以前有哪几个国家完成了核爆。时至今日,《条约》中这段文字还在发挥效力,翻译成大俗话就是:我有才算有,你有不算有。

所以尽管印度、巴基斯坦和北朝鲜纷纷表示自己拥有原子弹并完成了核试验,但他们仨个都是非法有核国家。以色列据说也有原子弹,但官方从没明确承认。



更有意思的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执行情况和签约情况。

首先,《核不扩散条约》是一个标准的不平等条约。既然他用1967年1月1日这个时间点,对“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或者说非法有核国家)”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因此二者所拥有的国际身份、掌握的权力与履行的义务,都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处在“有核国家”的五常,可以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和不容分说的话语权,对任何“无核国家(或者说非法有核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预和制裁。

比如说,条约第3章第1款,要求签约的无核国家,必须无条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 IAEA)的监督和抽查;在原子能发电等和平利用核能的事业上,也要接受IAEA的监控,如实汇报核材料的使用与消耗,以及核废料的转移与处置情况。

时至今日,《核不扩散条约》依然是5个“有核国家”与180多个“无核国家”之间的对立。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个“非法有核国家”,更是拒绝签署该条约。穷横穷横的北朝鲜先是加入条约,若干年后又愤然私自拆掉IAEA安装在其反应堆上的监控设备,宣布退出该条约。


其次,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情况。

虽然“防止核扩散国际条约(草案)”是美苏英三个有核国家率先提出和积极推动的。但《核不扩散条约条约》在1970开始生效后,五常没有一个加入的。

“你们没资格要求我们做什么,但我们可以勒令你们做什么和该怎么做”

他们强烈要求无核国家签字做出承诺,自己却不签字。比如说北朝鲜就是在1985年签署该条约,03年宣布退出。

因故条约生效后,少数“有核国家”与大多数“无核国家”之间的对立就立即体现出来了:日本、西德这种二战战败、战后加入西方阵营的国家表示反对;瑞典这种人畜无害的北欧中立国也表示反对;埃及、印尼、阿富汗等“不结盟运动”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也反对……

也因此,在整个1970~1980年代,条约的执行情况很糟糕,N多“无核国家”都不愿签署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别看巴基斯坦和印度至今强烈反对条约,但他们恰恰是受益者:正因苏联和中国大陆在1970~80年代的二十多年来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所以才能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供有关核武器和弹道弹道导弹的技术援助。1974年5月18日,在苏联的帮助下,印度完成第一次核试验。

伊拉克的萨达姆也是受益者,正因为法国在1970年代也没有签字,所以法国才明目张胆地协助伊拉克修建“试验性反应堆”(1981年被以色列空军突袭炸掉了)。

直到苏联解体、冷战落幕后的1992~1994年,五常才先后成为该条约签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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