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马嘎尔尼使团穿越朝见明朝皇帝而非清乾隆帝，其通商要求能否被皇帝接受？
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若穿越时空，呈现在明朝皇帝（姑且以明朝末年，如崇祯皇帝时期来设想）的案头，能否被接受？这是一个充满趣味和历史想象的问题，但若要细致分析，答案并非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充满了复杂的考量和极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马嘎尔尼使团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简单来说，他们是为了打破清朝以来实行的“一口通商”和严格的贸易限制，希望能够：
1. 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 而非仅限于广州一处。
2. 降低关税： 以促进英国商品的销售。
3. 获得独立的使馆和居住地： 便于与中国进行常态化的官方和商业联系。
4. 废除“广州十三行”的包税制度： 希望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而非通过中间商。
5. 允许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市场。
如果马嘎尔尼使团穿越到明朝，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
明朝，尤其是中后期，虽然也存在对外贸易的限制，但其对商业的态度和管理方式与清朝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对比分析：
一、 皇权与对外交往的态度：
明朝皇帝的威严与等级观念： 明朝皇帝同样极其强调皇权至高无上，臣服于天朝上国的观念根深蒂固。马嘎尔尼使团的“朝贡”形式，即向皇帝献上礼物并行跪拜礼，这是当时所有外国使团的“标准动作”。然而，马嘎尔尼使团对“叩头”的抵触，以及其本身代表的欧洲列强崛起的气势，可能会触动明朝皇帝的神经。如果明朝皇帝认为其“有失体统”、“不够臣服”，任何提议都可能被直接驳回。
相对灵活的贸易政策（某些时期）： 相较于清朝严苛的海禁和“一口通商”，明朝在某些时期，尤其是中后期，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更为开放，尽管这种开放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和管控。例如，郑和下西洋后，虽然有海禁政策，但民间走私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渠道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些港口如宁波、月港（漳州）在不同时期都曾有过对外贸易的实践，尽管后来也受到限制。
对外来技术的接纳意愿： 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科技、天文、数学知识，并受到了部分士大夫和皇帝的关注，甚至被用于皇家事务。这意味着，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能够用更加符合明朝士大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展示其来华的目的，例如强调其带来的“新奇的、有益于国家的技艺或商品”，而非仅仅是“商人”，可能会获得一些讨论的余地。
二、 通商的要求与明朝的国情：
开放更多口岸： 明朝虽然不像清朝那样制度化地只允许一个港口，但官方对外贸易的管制是存在的。开放更多的口岸，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管理体系和利益格局。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能提出开放宁波、泉州等具有历史贸易基础的港口，且不触及到地方官员和海盗的利益，或许有一些讨论空间。但如果他们要求完全自由、无限制的开放，则很可能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降低关税： 明朝的税制是多层次的，商税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幅度降低关税，意味着可能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这在任何朝代都难以轻易答应。明朝的税收制度相对复杂，但商业活动确实需要缴纳各种税费。
独立的使馆和居住地： 这是西方国家现代外交体系的基石，但在明朝，这种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外国使节通常是作为“朝贡者”而来，寄居在官方指定的会馆或住所，接受官方的监管。要求建立独立的“外交机构”和“居住区”，这在明朝的统治者眼中，极有可能是“居心叵测”，是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会引来极大的警惕和反对。
废除“广州十三行”的模式： 虽然明朝没有“十三行”这样的官方特许商人团体，但其对外贸易同样存在官方的特许、管控和中间人环节。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要求直接与皇帝或中央政府进行贸易，绕过所有中间环节，这可能会让明朝的官员和商人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失去了利益的连接点。这与明朝中后期虽然有走私贸易但官方对正规贸易的控制是相符的。
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这一点在明朝同样是难以接受的。即使是国内贸易，也受到地方官员的各种盘查和征税。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流动和贸易，不仅会冲击国内的商业秩序，更可能带来社会管理和治安上的巨大隐患。
三、 马嘎尔尼使团的策略与可能遇到的阻力：
礼仪的冲突： 如前所述，英国人坚持不“叩头”，这本身就可能成为导致一切谈判破裂的导火索。明朝皇帝对此的反应，大概率会是强硬而严厉的。
对商品价值的认知： 马嘎尔尼使团携带了大量精美的英国工业品，如望远镜、时钟、织物等。明朝士大夫对这些“奇技淫巧”并非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在某些时期有欣赏和模仿的意愿。然而，如果明朝皇帝认为这些商品并非“必需品”，或者价格昂贵，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利益”，那么他们也不会轻易改变现有贸易模式。更关键的是，明朝本身也有自己的手工业，尤其是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是出口大宗商品。他们更关注的是“天朝物产”的销路，而不是引进大量 foreign goods。
信息不对称与误判： 就像马嘎尔尼使团低估了清朝政府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决心一样，他们也可能低估明朝皇帝在维护“天朝体面”和国家控制方面的敏感性。而明朝方面，也很难理解英国作为一个远洋商业帝国崛起的逻辑和需求。
结论：
总而言之，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即便呈现在明朝皇帝面前，被完全接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原因如下：
1. 对“臣服”的底线问题： 英国代表的强大实力和傲慢姿态，在礼仪和外交态度上就已经触犯了明朝皇帝的底线，很可能在最初的接触阶段就谈崩。
2. 对国家主权的担忧： 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允许境内自由贸易以及建立独立的居住地，这在明朝统治者眼中，无疑是对国家主权和控制权的严重威胁。这种对国家安全的顾虑，在任何王朝都是首要考虑的。
3. 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冲击： 英国提出的要求直接挑战了明朝原有的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官员及商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强大的阻力。
4. 缺乏共同的利益语言： 明朝更关注的是如何以“天朝物产”获取财富和满足需求，而不是像英国那样以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和建立全球贸易网络为目标。双方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根本上是错位的。
当然，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能够采取更加灵活、更加符合明朝社会认知的方式，例如，不坚持礼仪上的“平等”，而是以更恭顺的态度，并能提出能为明朝皇帝带来巨大且直接的利益（例如，能大幅增加国库收入，或带来能大幅提升军事实力的高科技），或许能打开一些小的贸易口子，但要实现其提出的全面、自由化的通商目标，在明朝时期同样是天方夜谭。
明朝和清朝虽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有差异，但其维护皇权、国家主权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核心逻辑是相似的。任何试图挑战这一核心逻辑的外部力量，都难以获得统治者的青睐。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马嘎尔尼使团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简单来说，他们是为了打破清朝以来实行的“一口通商”和严格的贸易限制，希望能够：
1. 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 而非仅限于广州一处。
2. 降低关税： 以促进英国商品的销售。
3. 获得独立的使馆和居住地： 便于与中国进行常态化的官方和商业联系。
4. 废除“广州十三行”的包税制度： 希望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而非通过中间商。
5. 允许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市场。
如果马嘎尔尼使团穿越到明朝，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境？
明朝，尤其是中后期，虽然也存在对外贸易的限制，但其对商业的态度和管理方式与清朝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对比分析：
一、 皇权与对外交往的态度：
明朝皇帝的威严与等级观念： 明朝皇帝同样极其强调皇权至高无上，臣服于天朝上国的观念根深蒂固。马嘎尔尼使团的“朝贡”形式，即向皇帝献上礼物并行跪拜礼，这是当时所有外国使团的“标准动作”。然而，马嘎尔尼使团对“叩头”的抵触，以及其本身代表的欧洲列强崛起的气势，可能会触动明朝皇帝的神经。如果明朝皇帝认为其“有失体统”、“不够臣服”，任何提议都可能被直接驳回。
相对灵活的贸易政策（某些时期）： 相较于清朝严苛的海禁和“一口通商”，明朝在某些时期，尤其是中后期，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更为开放，尽管这种开放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和管控。例如，郑和下西洋后，虽然有海禁政策，但民间走私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渠道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些港口如宁波、月港（漳州）在不同时期都曾有过对外贸易的实践，尽管后来也受到限制。
对外来技术的接纳意愿： 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带来了西方的科技、天文、数学知识，并受到了部分士大夫和皇帝的关注，甚至被用于皇家事务。这意味着，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能够用更加符合明朝士大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展示其来华的目的，例如强调其带来的“新奇的、有益于国家的技艺或商品”，而非仅仅是“商人”，可能会获得一些讨论的余地。
二、 通商的要求与明朝的国情：
开放更多口岸： 明朝虽然不像清朝那样制度化地只允许一个港口，但官方对外贸易的管制是存在的。开放更多的口岸，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管理体系和利益格局。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能提出开放宁波、泉州等具有历史贸易基础的港口，且不触及到地方官员和海盗的利益，或许有一些讨论空间。但如果他们要求完全自由、无限制的开放，则很可能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降低关税： 明朝的税制是多层次的，商税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大幅度降低关税，意味着可能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这在任何朝代都难以轻易答应。明朝的税收制度相对复杂，但商业活动确实需要缴纳各种税费。
独立的使馆和居住地： 这是西方国家现代外交体系的基石，但在明朝，这种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外国使节通常是作为“朝贡者”而来，寄居在官方指定的会馆或住所，接受官方的监管。要求建立独立的“外交机构”和“居住区”，这在明朝的统治者眼中，极有可能是“居心叵测”，是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会引来极大的警惕和反对。
废除“广州十三行”的模式： 虽然明朝没有“十三行”这样的官方特许商人团体，但其对外贸易同样存在官方的特许、管控和中间人环节。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要求直接与皇帝或中央政府进行贸易，绕过所有中间环节，这可能会让明朝的官员和商人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失去了利益的连接点。这与明朝中后期虽然有走私贸易但官方对正规贸易的控制是相符的。
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这一点在明朝同样是难以接受的。即使是国内贸易，也受到地方官员的各种盘查和征税。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流动和贸易，不仅会冲击国内的商业秩序，更可能带来社会管理和治安上的巨大隐患。
三、 马嘎尔尼使团的策略与可能遇到的阻力：
礼仪的冲突： 如前所述，英国人坚持不“叩头”，这本身就可能成为导致一切谈判破裂的导火索。明朝皇帝对此的反应，大概率会是强硬而严厉的。
对商品价值的认知： 马嘎尔尼使团携带了大量精美的英国工业品，如望远镜、时钟、织物等。明朝士大夫对这些“奇技淫巧”并非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在某些时期有欣赏和模仿的意愿。然而，如果明朝皇帝认为这些商品并非“必需品”，或者价格昂贵，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利益”，那么他们也不会轻易改变现有贸易模式。更关键的是，明朝本身也有自己的手工业，尤其是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是出口大宗商品。他们更关注的是“天朝物产”的销路，而不是引进大量 foreign goods。
信息不对称与误判： 就像马嘎尔尼使团低估了清朝政府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主权的决心一样，他们也可能低估明朝皇帝在维护“天朝体面”和国家控制方面的敏感性。而明朝方面，也很难理解英国作为一个远洋商业帝国崛起的逻辑和需求。
结论：
总而言之，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即便呈现在明朝皇帝面前，被完全接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原因如下：
1. 对“臣服”的底线问题： 英国代表的强大实力和傲慢姿态，在礼仪和外交态度上就已经触犯了明朝皇帝的底线，很可能在最初的接触阶段就谈崩。
2. 对国家主权的担忧： 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允许境内自由贸易以及建立独立的居住地，这在明朝统治者眼中，无疑是对国家主权和控制权的严重威胁。这种对国家安全的顾虑，在任何王朝都是首要考虑的。
3. 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冲击： 英国提出的要求直接挑战了明朝原有的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官员及商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强大的阻力。
4. 缺乏共同的利益语言： 明朝更关注的是如何以“天朝物产”获取财富和满足需求，而不是像英国那样以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和建立全球贸易网络为目标。双方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根本上是错位的。
当然，如果马嘎尔尼使团能够采取更加灵活、更加符合明朝社会认知的方式，例如，不坚持礼仪上的“平等”，而是以更恭顺的态度，并能提出能为明朝皇帝带来巨大且直接的利益（例如，能大幅增加国库收入，或带来能大幅提升军事实力的高科技），或许能打开一些小的贸易口子，但要实现其提出的全面、自由化的通商目标，在明朝时期同样是天方夜谭。
明朝和清朝虽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有差异，但其维护皇权、国家主权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核心逻辑是相似的。任何试图挑战这一核心逻辑的外部力量，都难以获得统治者的青睐。
网友意见
不看好
没什么意义，18世纪这个时间点不光欧洲文明在飞速进步，其他不同文明的世界观也是在迅速刷新的
比如一个16世纪的吐蕃上师可能连一山之隔的次大陆都所知不多，但一个18世纪的班禅已经有了世界不仅仅只有汉地、天竺和蒙古，在西方还有俄罗斯，还有鲁迷，还有很多很多国家这样的知识
同样的，十全眼里对欧洲人的印象，起点也已经和初遇葡萄牙时的明朝皇帝大有不同，马嘎尔尼使团也同样不是初来东方就大玩掠奴、海盗和宗教狂热，混到一个租借地以封臣身份获准参与粤中事例就满足的葡萄牙人
英帝国的外交逻辑，放在16世纪任何一个东方大国的君主眼里，都基本没有接受的可能，这个和开放与否，什么民族没太大关系，是代差可能抵得上之前好几个世纪的认知水平差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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