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军不强力介入避免苏联解体？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苏军的“强力介入”本身就带有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苏联军队虽然强大，但它并非一个铁板一块、完全政治化的工具。军队的构成非常复杂，士兵来自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家庭、亲友也遍布在那些希望独立的共和国中。如果命令军队去镇压自己的同胞，甚至可能是在自己家乡发生的冲突，这会引发怎样的内部反应？基层士兵是否会服从命令？军官的态度又会如何？这些都是巨大的问号。一旦军队内部出现分裂，或者士兵出现不愿意执行命令的情况，那么所谓的“强力介入”反而可能导致军队自身的崩溃，加速国家的解体，甚至引发内战。想想历史上其他国家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后果，很多时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稳定效果，反而激化了矛盾。
其次，领导层的犹豫和缺乏共识是关键因素。戈尔巴乔夫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虽然试图进行改革，但他的初衷并非瓦解苏联。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央集权的挑战；另一方面，他深知强力镇压的代价和潜在的政治后果。在苏联解体前的关键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政府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强硬派希望恢复秩序，不惜动用武力，而改革派则更倾向于通过对话和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在这种领导层内部缺乏统一意志的情况下，调动军队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必然会受到重重阻碍。一个不被全盘支持的军事干预，其成功率大打折扣，并且可能将戈尔巴乔夫本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再者，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对苏联军队行动的顾虑也不容忽视。虽然苏联是超级大国，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已经趋于缓和。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内部事务虽然也有担忧，但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稳定、不发生大规模人道危机（比如血腥镇压）的苏联。如果苏军进行大规模的强力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苏联本已岌岌可危的国际地位和经济。而且，苏联自身也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与此并不相符。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本身已经腐朽不堪，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弊端丛生，民众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情绪普遍存在。军队的装备、训练、士气等也受到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影响。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在应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危机时，其“政治可靠性”和“执行力”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军事装备的先进程度。军队的士气和忠诚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对国家未来的看法和对领导层的信任。当整个国家都处于动荡和转型之中，指望军队能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救世主”，可能过于理想化。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苏联解体是一个复杂、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军事力量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且不是决定性的环节。经济危机、民族矛盾激化、政治改革的失误、民众的民主诉求、领导层的无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些共同作用下，苏联的解体更像是一个自然而然（虽然充满痛苦）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单一原因导致的结果。军队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免受外部侵略，在内部政治危机中，其角色就变得非常微妙和危险。强行用武力去压制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呼声和政治改革的浪潮，很可能是在“拆东墙补西墙”，而且一旦失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简而言之，苏军没有强力介入避免苏联解体，并非是因为军队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头，任何形式的“强力介入”都充满了巨大的风险，领导层缺乏统一意志去推动，国际环境也不允许，而且苏联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难以支撑这种极端手段的成功。最终，维护国家的统一，已经超出了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能够解决的范畴。
网友意见
威廉·埃尔德里奇·奥多姆（William E. Odom）美国陆军三星将军，里根任期内的国家安全局主任，在军事情报领域工作了31年，主要从事与苏联有关的事务。
他有一本书《苏联军队的瓦解》，书中论述了苏联军队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军队的改革与成败，对这支军队崩溃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作出了实质性的分析。
拜占庭的黄昏--《苏联军队的瓦解》书评，为了方便阅读，我将原文字转换成简体字版：
威廉·奥多姆的《苏联军队的瓦解》是一部「技术流」作品，很少有人敢于挑战作者的专业素养。如果实证主义的极致足以让理论从框架当中自然流露，本书就属于这种难能可贵的成就。布罗代尔大师在其巅峰时代，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苏联军队的瓦解可以理解为苏军的瓦解，也可以理解为苏联及其军队的共同瓦解，更可以理解为苏联作为一支军队的瓦解。因为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就是一支永远不能休战的军队。马克思已经将世界历史定义为通向末日审判的战场，列宁的先锋队进一步将地图划为红色地区和战争地区。在苏联的认知图上，国际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区别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区别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学者软弱和浅薄的自然体现。用某些中国人喜欢的术语，列宁主义等同于超限战。和平共处的策略旨在赢得「喘息时间」，信守条约纯属庸人小市民多愁善感的废话。党负有输出革命的永恒使命，颠覆和战争相互补充、相互转化。因此，党、国家和军队在性质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差别。
苏联的野心和任务如此宏大，使得普鲁士军官团和昭和军人的野望变成了小孩子的游戏。二十世纪是苏联的时代。苏联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意愿改造国际秩序，各国只能亦步亦趋。无论她们像毕苏斯基一样反对苏联，还是像墨索里尼一样羡慕苏联，主动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用莫斯科的历史传统、俄罗斯的地缘形势、官僚组织的自我扩张本性解释苏军，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常例原本就无需解释。苏联的特殊性是一种例外，离不开例外论的解释。在不同的认知框架当中，同样的环境因素就会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环境可以解释结果的某些方面，但原因存在于列宁主义体制自身。八十年代的苏军不同于俄罗斯帝国军队，犹如虎鲸不同于鲨鱼。环境造就相似性，基因造就独特性。戈尔巴乔夫试图修改苏联军事理论时，就发现格列奇科的军队不是库图佐夫的军队。苏联的政治、经济和人事制度都建立在永久性超限战的基础上，不可能动摇部分而不影响整体。
苏联军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吗？显然，他们比大多数西方专家和苏联平民更清楚。在阿富汗战争的最后几年间，前线的中级军官心里有数：他们所在的体制负荷过重，正在从内部解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普遍存在的杀害、虐待和强奸平民现象，因为苏联军队一向没有把人命看得太值钱。二战时期，同样的剧情早已在柏林和哥尼斯堡、更不用说长春和沈阳上演过了。从苏联的角度看，凶残如果是战斗力和威慑力的外溢，反倒是一件好事。坏名声能够减少许多潜在的敌人，摆脱许多代价昂贵的负担。不幸的是，八十年代的暴行却跟纪纲废弛、各自求存的绝望情绪联系在一起。阿富汗战争教会苏联军官，不要信任袍泽的团队精神。他必须学习国有企业的部门经理，把主要精力用于榨取、诈取和囤积物资，跟亚美尼亚小贩、穆斯林经纪人和后勤官员大做灰色交易，随时警惕上级拿他当替罪羊的企图。他总是能迫害，经常能胜利，却不太能作战。这场有气无力的战争预示了后来的车臣游击战，将无助感和失败感传遍全军。
体制并不是没有作用，至少还能阻止最后一代苏联军官变成十二月党人或青年土耳其党人。俄罗斯贵族或士官生有组织能力，苏联军官却是孤立的个人。前者有理念斗争，后者只有物质斗争。这是列宁主义和沙皇专制的一大区别。围绕私酿伏特加、退休金和东欧度假村的琐屑争执耗尽了军官的精力，将他们变成了废人。然而与此同时，苏军的外在形象却史无前例地强大可畏。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体更倾向于宣扬苏联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至少不会怀疑苏联军事体制的纪律和效率。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黑格真心诚意地相信，苏联在欧洲大陆至少拥有四比一的常规兵力优势。冷战结束后，人们才发现：这种优势并不比国家计委的其他统计数据更可靠。
在此期间，军队的创作和宣传部门比前线部队更加活跃而成功。他们营造的进攻性形象很少引起怀疑，对加重军队的负担、加速军队的崩溃居功甚伟。「大国、强国、共产主义」的大合唱主要来自军方。军队用鲜血赢得的东西，不会允许外交家在谈判桌上失去。军事战略调整的目标在于减轻负担，意识形态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跟后来流行的说法相反，戈尔巴乔夫骨子里仍然是党性坚强的干部。他只想清理腐败，节省资源，改进技术；不想节制好斗的军方笔杆子，或是损害军工企业的特殊地位。文艺界可以争鸣，历史学家可以大作翻案文章，军队的政治红线却是不容逾越的。他的希望其实跟后来的新威权主义理论相去不远：一手抓强力部门的纪律，一手抓社会层面的改革，将两种社会的优点集中起来。
领袖做好了两手准备，将一支封闭的军队保留下来，作为应付各种骚乱的最后一张王牌。在他的开放社会计划中，这些骚乱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八十年代最后几年，王牌一再付诸实施。从军官的角度看，上级利用他们的手段未免过于露骨了。反腐运动暴露了军队的弱点，却没有改善它。治理整顿增加了替罪羊政治的风险，戏剧性地破坏了指挥链的可靠性。最重要的是，列宁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支军队。你不能选择性地解放其中一部分，却极不公正地强化另一部分的捆绑。领袖如果不那么相信自己的权术，盲目地坚持体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让所有各方都看不清体制的虚实，坐待油尽灯枯的最后时刻自然来临，至少还能减慢溃败的速度。他的问题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全盘皆输以后再竭力塑造自我牺牲的改革者形象。作者非常了解列宁主义，深知这种人即使存在，也没有机会爬上顶峰。
依据作者的分析框架，我们只能认为：苏联除了全胜或全败，其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体制有预支和挪用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因此杜绝了正确自我定位的可能性。领袖的判断错误主要不能归咎于个人因素，反倒是维持统治的必要因素。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成也萧何败萧何。相对于腐败或滥权造成的损害，认知结构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灾难。不可避免的结局最终来临时，体制内人士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彷佛一切都在他们意料之中。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对承担了最大压力的苏联军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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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繁体字版书评：
威廉·奧多姆的《蘇聯軍隊的瓦解》是一部「技術流」作品，很少有人敢於挑戰作者的專業素養。如果實證主義的極致足以讓理論從框架當中自然流露，本書就屬於這種難能可貴的成就。布羅代爾大師在其巔峰時代，並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蘇聯軍隊的瓦解可以理解為蘇軍的瓦解，也可以理解為蘇聯及其軍隊的共同瓦解，更可以理解為蘇聯作為一支軍隊的瓦解。因為從最本質的意義上講，列寧主義就是一支永遠不能休戰的軍隊。馬克思已經將世界歷史定義為通向末日審判的戰場，列寧的先鋒隊進一步將地圖划為紅色地區和戰爭地區。在蘇聯的認知圖上，國際法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經典區別是沒有意義的。或者更準確地說，這種區別本身就是資產階級學者軟弱和淺薄的自然體現。用某些中國人喜歡的術語，列寧主義等同於超限戰。和平共處的策略旨在贏得「喘息時間」，信守條約純屬庸人小市民多愁善感的廢話。黨負有輸出革命的永恆使命，顛覆和戰爭相互補充、相互轉化。因此，黨、國家和軍隊在性質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差別。
蘇聯的野心和任務如此宏大，使得普魯士軍官團和昭和軍人的野望變成了小孩子的遊戲。二十世紀是蘇聯的時代。蘇聯根據自己的認識和意願改造國際秩序，各國只能亦步亦趨。無論她們像畢蘇斯基一樣反對蘇聯，還是像墨索里尼一樣羨慕蘇聯，主動權都掌握在蘇聯手中。在這種情況下，用莫斯科的歷史傳統、俄羅斯的地緣形勢、官僚組織的自我擴張本性解釋蘇軍，不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因為常例原本就無需解釋。蘇聯的特殊性是一種例外，離不開例外論的解釋。在不同的認知框架當中，同樣的環境因素就會導致大相徑庭的結果。環境可以解釋結果的某些方面，但原因存在於列寧主義體制自身。八十年代的蘇軍不同於俄羅斯帝國軍隊，猶如虎鯨不同於鯊魚。環境造就相似性，基因造就獨特性。戈爾巴喬夫試圖修改蘇聯軍事理論時，就發現格列奇科的軍隊不是庫圖佐夫的軍隊。蘇聯的政治、經濟和人事制度都建立在永久性超限戰的基礎上，不可能動搖部分而不影響整體。
蘇聯軍人清楚自己的處境嗎？顯然，他們比大多數西方專家和蘇聯平民更清楚。在阿富汗戰爭的最後幾年間，前線的中級軍官心裡有數：他們所在的體制負荷過重，正在從內部解體。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普遍存在的殺害、虐待和強姦平民現象，因為蘇聯軍隊一向沒有把人命看得太值錢。二戰時期，同樣的劇情早已在柏林和哥尼斯堡、更不用說長春和瀋陽上演過了。從蘇聯的角度看，凶殘如果是戰鬥力和威懾力的外溢，反倒是一件好事。壞名聲能夠減少許多潛在的敵人，擺脫許多代價昂貴的負擔。不幸的是，八十年代的暴行卻跟紀綱廢弛、各自求存的絕望情緒聯繫在一起。阿富汗戰爭教會蘇聯軍官，不要信任袍澤的團隊精神。他必須學習國有企業的部門經理，把主要精力用於榨取、詐取和囤積物資，跟亞美尼亞小販、穆斯林經紀人和後勤官員大做灰色交易，隨時警惕上級拿他當替罪羊的企圖。他總是能迫害，經常能勝利，卻不太能作戰。這場有氣無力的戰爭預示了後來的車臣游擊戰，將無助感和失敗感傳遍全軍。
體制並不是沒有作用，至少還能阻止最後一代蘇聯軍官變成十二月黨人或青年土耳其黨人。俄羅斯貴族或士官生有組織能力，蘇聯軍官卻是孤立的個人。前者有理念鬥爭，後者只有物質鬥爭。這是列寧主義和沙皇專制的一大區別。圍繞私釀伏特加、退休金和東歐度假村的瑣屑爭執耗盡了軍官的精力，將他們變成了廢人。然而與此同時，蘇軍的外在形象卻史無前例地強大可畏。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媒體更傾向於宣揚蘇聯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至少不會懷疑蘇聯軍事體制的紀律和效率。瑪格麗特·撒切爾和黑格真心誠意地相信，蘇聯在歐洲大陸至少擁有四比一的常規兵力優勢。冷戰結束後，人們才發現：這種優勢並不比國家計委的其他統計數據更可靠。
在此期間，軍隊的創作和宣傳部門比前線部隊更加活躍而成功。他們營造的進攻性形象很少引起懷疑，對加重軍隊的負擔、加速軍隊的崩潰居功甚偉。「大國、強國、共產主義」的大合唱主要來自軍方。軍隊用鮮血贏得的東西，不會允許外交家在談判桌上失去。軍事戰略調整的目標在於減輕負擔，意識形態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跟後來流行的說法相反，戈爾巴喬夫骨子裡仍然是黨性堅強的幹部。他只想清理腐敗，節省資源，改進技術；不想節制好鬥的軍方筆桿子，或是損害軍工企業的特殊地位。文藝界可以爭鳴，歷史學家可以大作翻案文章，軍隊的政治紅線卻是不容逾越的。他的希望其實跟後來的新威權主義理論相去不遠：一手抓強力部門的紀律，一手抓社會層面的改革，將兩種社會的優點集中起來。
領袖做好了兩手準備，將一支封閉的軍隊保留下來，作為應付各種騷亂的最後一張王牌。在他的開放社會計劃中，這些騷亂肯定是無法避免的。八十年代最後幾年，王牌一再付諸實施。從軍官的角度看，上級利用他們的手段未免過於露骨了。反腐運動暴露了軍隊的弱點，卻沒有改善它。治理整頓增加了替罪羊政治的風險，戲劇性地破壞了指揮鏈的可靠性。最重要的是，列寧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一支軍隊。你不能選擇性地解放其中一部分，卻極不公正地強化另一部分的捆綁。領袖如果不那麼相信自己的權術，盲目地堅持體制的完整性和神秘性，讓所有各方都看不清體制的虛實，坐待油盡燈枯的最後時刻自然來臨，至少還能減慢潰敗的速度。他的問題其實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全盤皆輸以後再竭力塑造自我犧牲的改革者形象。作者非常瞭解列寧主義，深知這種人即使存在，也沒有機會爬上頂峰。
依據作者的分析框架，我們只能認為：蘇聯除了全勝或全敗，其實沒有中間道路可走。這種體制有預支和挪用社會資源的強大能力，也因此杜絕了正確自我定位的可能性。領袖的判斷錯誤主要不能歸咎於個人因素，反倒是維持統治的必要因素。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成也蕭何敗蕭何。相對於腐敗或濫權造成的損害，認知結構的扭曲才是真正的災難。不可避免的結局最終來臨時，體制內人士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彷彿一切都在他們意料之中。失去蘇聯的世界體系對所有人都是一種解脫，對承擔了最大壓力的蘇聯軍人尤其如此。
红军介入了（819事变），但是红军内部不团结（空降兵支持叶利钦）、民众压力太大（民众上街游行）、军心不稳（政变部队士兵被民众堵了，不知道要干啥；阿尔法和信号旗拒绝执行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失败了。
军队是一个高度服从命令的团体，如果高层思想不统一，军队的力量就分散了。军队的士兵主要来自社会基层，面对未威胁到自己的普通民众，士兵普遍处于退让的弱势，一般不会采取强力手段。苏联解体是由上层推动的，上层斗争导致命令不统一，红军士兵又是面对普通的苏联群众，怎么都没法避免苏联解体。
谢邀
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
在1946年后，苏军就不再叫苏联红军了
1946年前，“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就是苏军的正式名称。在1946年后，苏联军队的名称叫做“苏联武装力量”（СА советский армии）成为了国家化的军队。
在我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枪杆子是党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而在苏联不一样
苏联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在苏联军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中，就有这么一句歌词“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正因为此，苏军46年改制后，已经基本成了国家化军队，苏军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领导关系。苏联共产党是执政党，苏联国家政府是政府机构，苏联武装力量听命于政府而非苏联共产党
另外，欧美黑苏电影中大吹大擂的所谓“政委”，在1943年军衔制改变后也不存在了，“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这两个头衔，只存在于1943年之前，是个军事主官平级的政治主官，实行二长制。而1943年后，只设政治副职，听命于军事主官，党对军队的控制力越来越小
现在你明白为啥不强力阻止苏联解体了吧
另外需要明白的一个问题，关于沙俄军队―苏军―现代俄军，的关系问题
沙俄军队和红军完全不同，没有继承关系，红军是革命后的工农武装，沙俄时代的俄军是帝国主义军队
红军≠苏联武装力量
红军只指陆军与空军，另外还有红海军是独立体系，而苏联武装力量是指这些武装实体的综合
苏军―现代俄军
是继承关系，现代俄军番号等等多为原苏军就地改编，俄军继承了苏军的绝大部分衣钵
天下骚然，群心思乱，如果程序和章程还有用，那就不会天下大乱了。在人心思变的时刻，真正的政客们就会意识到，文书上写“党指挥枪，枪指挥党”，并不重要，那是知识分子和键盘侠关心的事情——重要的是基于人心的政治现实，以及如何利用这种现实。
现实就是，苏军没钱没待遇，遇事背锅，军心浮动。
1、苏军退出东欧、阿富汗后，苏联政府没钱安置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大批苏军将官士兵生活苦不堪言，穷困潦倒——苏联军人家庭活得像条狗，心里早就不满了。
2、立陶宛、阿塞拜疆冲突中，苏军镇压激发群体事件，事后苏联政府为了讨好暴民，严惩了负责镇压的军人，寒了苏军一线军人的心——军人当做领导的替罪羊，怎么可能心服？
3、苏联财政濒临崩溃，没钱安置退伍军人，退伍军人领袖鲁茨科伊及其同伙早就成为叛乱的中坚力量，大批退伍苏军官兵踊跃加入期间，在八一九事件中，退伍苏军将官纷纷联系旧时战友，以铁哥们儿的身份向这些官兵们痛呈是非荣辱，煽动塔曼师等关键武装倒戈。
结果，叶利钦借助退伍军人的煽动和媒体的宣传，兵不血刃，秒杀百万苏军，堪称第一流的大革命家，这样的伟业在二十世纪，只有列宁做到过。
的确，伟大的苏联爱国军人阿和梅洛耶夫元帅铁胆忠贞，关键时刻决心以自己的生命誓死保卫苏共，冲击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但问题是，一个文天祥能挽大厦之将倾吗？他最终不过是日暮夕霞，可悲可叹而已。
到了白宫事件，叶利钦命令塔曼师炮轰议会，同时许诺给予那些坚决支持自己的军人们每人一套莫斯科的房，结果军人们无不踊跃出击、奋勇作战，迅速消灭叛逆，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叶利钦的果敢冷血堪比镇压立宪议会时的列宁，而塔曼师对俄国人民的反复无常和残酷暴虐比起列宁重金豢养的拉脱维亚射击队也毫不逊色。
可怜的苏联，成功于列宁这样的马基雅维利枭雄，灭亡于叶利钦这样的马基雅维利枭雄，真可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啊，精彩绝伦的俄国二十世纪，无愧现代政治研究的另一座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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