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史学名家刘仲敬犀利点评安妮•艾波尔鲍姆《红色饥荒》一书：治理国家，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
史海钩沉，论断如刀：刘仲敬如何看待艾波尔鲍姆《红色饥荒》与斯大林治国之术
刘仲敬先生，这位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旁征博引的史学功底著称的学者，对安妮·艾波尔鲍姆的《红色饥荒：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与大饥荒》一书的点评，绝非简单的褒贬，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严苛的政治哲学审视之下。他那句“治理国家，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的论断，更是犹如一把手术刀，直指斯大林政权的内在逻辑和实际效能，挑战了许多人对斯大林作为“强人”的刻板印象。
要理解刘仲敬的观点，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他一贯的史学框架和评价标准。刘仲敬倾向于从“国家构建”和“秩序瓦解”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他认为真正的国家建设需要依靠有效的制度设计、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以及对合法性的维护。而他批判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那些以抽象意识形态为指导，过度依赖强制力量，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福祉受损的政权。
在《红色饥荒》这本书中，艾波尔鲍姆详细描绘了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惨状，将其定性为一场由斯大林政权蓄意制造的、旨在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的政治灾难。刘仲敬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其犀利”，抓住了事件的核心。他并不只是简单地为斯大林的行为贴上“反人类”的标签，而是深入分析了斯大林采取极端政策的动因，以及这些政策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非理性”和“反生产性”。
“治理国家，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这句论断的关键点在于“治理”二字。
刘仲敬之所以会如此评价，原因在于他认为斯大林政权的运作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超载的、无法维持的革命性政权”。他会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展开他的分析：
1. 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与实际治理的脱节：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尤其是在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和镇压潜在反抗时，是一种高度理想化且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敌人”的抽象目标，不惜牺牲国家最基本的生存要素——粮食和人口。
刘仲敬会强调，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的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压迫，而是一种“以消灭一个群体为目的的社会工程”。他会把这种行为与“治国理政”区分开来，认为这是一种“制造废墟的工程”，而非“建设国家的工程”。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虽然同样是极权主义，但其“治理”的目标更多是围绕着国家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国家机器的强大。尽管其手段残酷，并且最终也走向了灾难，但在一些基础的社会运作和国家机器的维护上，可能并未像斯大林那样，因为意识形态的狂热而主动制造大规模的自我损耗。
2. 对国家根基的破坏：
刘仲敬会认为，斯大林通过集体化和镇压，实际上是在摧毁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早期在农业、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方面积累的“秩序资本”。尤其是对乌克兰农民的剥夺和饥饿，是对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命脉——农业——的毁灭性打击。
他会强调，一个“能治理”的国家，至少要能维持其基本运行，保障其人民的基本生存。斯大林通过制造饥荒，恰恰暴露了其政权在“保障人民生存”这个最基本的治理职能上的彻底失败，甚至可以说是主动的放弃。
在这种语境下，刘仲敬可能会对比墨索里尼时期对意大利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干预，虽然同样是威权主义，但其目标更多是在国家强力的引导下实现某种程度的“效率”或“秩序”，而非斯大林那种通过“破坏”来达成意识形态目标。
3. 斯大林政权的“病态”和“自我瓦解倾向”：
刘仲敬会认为，斯大林式的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虚肿的、病态的国家机器”。它虽然强大，但这种强大是以牺牲内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代价的。内部的清洗、恐惧和猜忌，使得这个政权难以形成健康的自我调节机制。
他可能会用“癌变”来形容斯大林主义对国家肌体的侵蚀。癌细胞的扩张是以消耗整个有机体的生命力为代价的，最终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的死亡。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的政策，就是这种“癌变”逻辑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它在攫取资源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苏联自身的长远发展潜力。
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虽然也是极端主义，但在某些方面，其国家构建的逻辑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外延式的扩张和民族主义的动员”，其内部的“病灶”或许不像斯大林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的自我毁灭性，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能够维持一个“看起来运作”的国家机器。
4. 对“秩序”的理解和破坏：
刘仲敬对“秩序”的看法很独特，他认为真正的秩序是建立在“信任”、“契约”和“地方自治”等基础之上的，是能够逐渐积累和演进的。而斯大林政权所推行的集体化和政治控制，则是对这种有机秩序的粗暴破坏，用僵化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取而代之。
他会认为，斯大林制造饥荒，是将“国家权力从一个维护秩序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动制造混乱和死亡的工具”。这与“治理国家”背道而驰。
相较之下，他可能会认为，即使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还是试图将国家权力转化为一种“组织和动员”的力量，尽管这种组织和动员服务于法西斯的目标，但在某些层面上，仍然保留了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的“治理”逻辑。斯大林则似乎更加热衷于“摧毁”而非“整合”。
总结刘仲敬的评价，他并不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更不是在赞美墨索里尼。 相反，他是在用他独特的“国家构建”理论，对斯大林政权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斯大林政权最大的罪恶，不仅在于其人道的残暴，更在于其对国家本质的根本性摧毁。 它以抽象的意识形态为名，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这场工程的最终结果，是制造了巨大的废墟，而“治理国家”这个最基本的任务，在斯大林手上被彻底地抛弃甚至被颠覆了。
当刘仲敬说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时，他是在强调：即使是像墨索里尼这样被普遍认为是罪恶的法西斯独裁者，在维持一个国家基本运转的“治理”能力上，可能也比斯大林表现得“不那么灾难”或者说“不那么具有自我毁灭性”。这是一种用极端反讽来凸显斯大林政权在国家治理上的根本性失效，以及其意识形态狂热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的论断，与其说是在比较两位独裁者的“好坏”，不如说是在揭示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国家治理逻辑上的“病态”和“虚无”。
刘仲敬先生，这位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旁征博引的史学功底著称的学者，对安妮·艾波尔鲍姆的《红色饥荒：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与大饥荒》一书的点评，绝非简单的褒贬，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严苛的政治哲学审视之下。他那句“治理国家，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的论断，更是犹如一把手术刀，直指斯大林政权的内在逻辑和实际效能，挑战了许多人对斯大林作为“强人”的刻板印象。
要理解刘仲敬的观点，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他一贯的史学框架和评价标准。刘仲敬倾向于从“国家构建”和“秩序瓦解”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他认为真正的国家建设需要依靠有效的制度设计、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以及对合法性的维护。而他批判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那些以抽象意识形态为指导，过度依赖强制力量，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福祉受损的政权。
在《红色饥荒》这本书中，艾波尔鲍姆详细描绘了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惨状，将其定性为一场由斯大林政权蓄意制造的、旨在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意识的政治灾难。刘仲敬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极其犀利”，抓住了事件的核心。他并不只是简单地为斯大林的行为贴上“反人类”的标签，而是深入分析了斯大林采取极端政策的动因，以及这些政策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非理性”和“反生产性”。
“治理国家，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这句论断的关键点在于“治理”二字。
刘仲敬之所以会如此评价，原因在于他认为斯大林政权的运作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超载的、无法维持的革命性政权”。他会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展开他的分析：
1. 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与实际治理的脱节：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尤其是在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和镇压潜在反抗时，是一种高度理想化且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敌人”的抽象目标，不惜牺牲国家最基本的生存要素——粮食和人口。
刘仲敬会强调，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的政策，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压迫，而是一种“以消灭一个群体为目的的社会工程”。他会把这种行为与“治国理政”区分开来，认为这是一种“制造废墟的工程”，而非“建设国家的工程”。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虽然同样是极权主义，但其“治理”的目标更多是围绕着国家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国家机器的强大。尽管其手段残酷，并且最终也走向了灾难，但在一些基础的社会运作和国家机器的维护上，可能并未像斯大林那样，因为意识形态的狂热而主动制造大规模的自我损耗。
2. 对国家根基的破坏：
刘仲敬会认为，斯大林通过集体化和镇压，实际上是在摧毁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早期在农业、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方面积累的“秩序资本”。尤其是对乌克兰农民的剥夺和饥饿，是对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命脉——农业——的毁灭性打击。
他会强调，一个“能治理”的国家，至少要能维持其基本运行，保障其人民的基本生存。斯大林通过制造饥荒，恰恰暴露了其政权在“保障人民生存”这个最基本的治理职能上的彻底失败，甚至可以说是主动的放弃。
在这种语境下，刘仲敬可能会对比墨索里尼时期对意大利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干预，虽然同样是威权主义，但其目标更多是在国家强力的引导下实现某种程度的“效率”或“秩序”，而非斯大林那种通过“破坏”来达成意识形态目标。
3. 斯大林政权的“病态”和“自我瓦解倾向”：
刘仲敬会认为，斯大林式的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虚肿的、病态的国家机器”。它虽然强大，但这种强大是以牺牲内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代价的。内部的清洗、恐惧和猜忌，使得这个政权难以形成健康的自我调节机制。
他可能会用“癌变”来形容斯大林主义对国家肌体的侵蚀。癌细胞的扩张是以消耗整个有机体的生命力为代价的，最终会导致整个有机体的死亡。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的政策，就是这种“癌变”逻辑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它在攫取资源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苏联自身的长远发展潜力。
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虽然也是极端主义，但在某些方面，其国家构建的逻辑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外延式的扩张和民族主义的动员”，其内部的“病灶”或许不像斯大林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的自我毁灭性，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能够维持一个“看起来运作”的国家机器。
4. 对“秩序”的理解和破坏：
刘仲敬对“秩序”的看法很独特，他认为真正的秩序是建立在“信任”、“契约”和“地方自治”等基础之上的，是能够逐渐积累和演进的。而斯大林政权所推行的集体化和政治控制，则是对这种有机秩序的粗暴破坏，用僵化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取而代之。
他会认为，斯大林制造饥荒，是将“国家权力从一个维护秩序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动制造混乱和死亡的工具”。这与“治理国家”背道而驰。
相较之下，他可能会认为，即使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还是试图将国家权力转化为一种“组织和动员”的力量，尽管这种组织和动员服务于法西斯的目标，但在某些层面上，仍然保留了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的“治理”逻辑。斯大林则似乎更加热衷于“摧毁”而非“整合”。
总结刘仲敬的评价，他并不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更不是在赞美墨索里尼。 相反，他是在用他独特的“国家构建”理论，对斯大林政权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斯大林政权最大的罪恶，不仅在于其人道的残暴，更在于其对国家本质的根本性摧毁。 它以抽象的意识形态为名，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这场工程的最终结果，是制造了巨大的废墟，而“治理国家”这个最基本的任务，在斯大林手上被彻底地抛弃甚至被颠覆了。
当刘仲敬说斯大林连墨索里尼都不如时，他是在强调：即使是像墨索里尼这样被普遍认为是罪恶的法西斯独裁者，在维持一个国家基本运转的“治理”能力上，可能也比斯大林表现得“不那么灾难”或者说“不那么具有自我毁灭性”。这是一种用极端反讽来凸显斯大林政权在国家治理上的根本性失效，以及其意识形态狂热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的论断，与其说是在比较两位独裁者的“好坏”，不如说是在揭示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国家治理逻辑上的“病态”和“虚无”。
网友意见
意大利谚语:无论你怎么批评墨索里尼也好，至少他能让火车准点。。。。。。
能让意大利火车准点，领袖的才能岂是区区斯大林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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