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发现革命、起义鲜有从江浙开始，这是为什么？
1. 经济的“温床”与“束缚”：富庶之地，何以难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江浙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经济重镇，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繁荣，是当时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富庶之地。这种经济上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革命兴起的“双刃剑”：
“温床”的另一面：既得利益者的稳固。 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一个庞大且相对稳定的阶层，包括官僚士绅、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新兴的民族资本家。这些人与当时的统治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社会秩序。一旦革命爆发，他们的既得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天然地对革命持警惕甚至反对的态度，更倾向于维护稳定。
“束缚”的内在逻辑：对现实的满足与妥协。 相较于一些贫困落后、民不聊生的地区，江浙地区的普通民众虽然也承受剥削，但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可能不像灾荒频仍、民生凋敝的地区那样尖锐和绝望。这种相对的“满足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渐进式的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此外，发达的商业活动也意味着更强的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这使得官方更容易监控和压制潜在的颠覆活动。
“官僚化”的利益链条。 经济发达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收更丰厚，因此中央集权的力量在这些地区也更为集中和活跃。地方上的官员往往与中央的利益紧密捆绑，他们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这一利益链条的行为都会严加防范。
2. 文化与教育的“双重性”：开风气之先，却也易于被“驯化”。
江浙地区向来是文化昌盛、教育发达之地，历来是人才辈出的摇篮。这种文化底蕴在近现代史的某些时期也扮演了复杂的角色：
先进思想的“孵化器”？ 的确，许多新思想、新思潮（如维新思想、早期白话文运动等）在江浙地区传播和发展得很快。这里的知识分子群体更早接触西方文明，对社会变革有着更深刻的思考。
“官学”与“正统”的根深蒂固。 然而，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驯化”力量。这里的士人阶层，虽然一部分人接受了新思想，但相当一部分仍然是旧式科举制度的产物，他们更习惯于在现有体制内谋求发展，对彻底颠覆现有秩序会感到不适。
“改良”而非“革命”的倾向。 相比于一些长期处于战乱或边缘化的地区，江浙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更容易倾向于通过温和的改良方式来实现社会进步，例如君主立宪、法律改革等。这种对改良的偏好，使得他们不愿轻易走到革命的前台。
3. 地理与交通的“限制”：便利之处，亦是控制之要。
江浙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发达的水运系统，这在经济发展上是优势，但在革命斗争上却可能成为劣势：
“易守难攻”？ 发达的交通网络意味着政府军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一旦革命力量冒头，很容易被围剿。
信息的高效传播也是双刃剑。 尽管信息流通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但同时也意味着官方能够更迅速地获知和应对任何“异端”思想的传播，并通过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缺乏“天然屏障”。 相较于山区、边疆等地理条件复杂、易于隐藏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地区，江浙平原缺乏天然的屏障，难以形成长期割据和发展的根据地。
4. 革命力量的“集结地”与“过渡区”：而非“发源地”。
这并不意味着江浙地区没有革命的参与者和重要的革命活动。恰恰相反，江浙地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集结地和中转站，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 许多早期革命组织（如兴中会、同盟会）虽然在海外和内地活动，但其成员和支持者中，江浙籍人士众多。武昌起义后，江浙等地响应迅速，并且在建立民国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民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杭州等地都有重要的活动，北伐战争时期，江浙也是重要的战场和后方。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会议和决策都在这里或周边地区进行。江浙地区也涌现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革命活动，很多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或者是接受来自外地的领导和指导，或者是集结力量去其他地区参与斗争，而“从江浙开始”的、以江浙为核心发动的、且能迅速辐射全国的独立革命策源地，相对较少。
总结来说，江浙地区之所以鲜少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并非因为当地人民缺乏革命性，而是因为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既得利益者群体、更强的社会控制力和改良倾向，在特定历史时期，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激进的、颠覆性的革命难以在这里找到最适宜的“土壤”。
革命的爆发往往需要“火药桶”和“导火索”。在很多情况下，江浙地区的民众更像是在已经燃起的“火药桶”上添柴加薪，或者是在“导火索”的引导下采取行动，而非主动点燃火种。这是一种复杂而多维的历史现象，需要我们细致地去分析和理解。
网友意见
只是没成功，也不让说罢了。别的地方是因为穷闹起来的。浙江农民不穷。等到大家种的，都收光，平分。浙江农民不急么。你看乌克兰的余量收集吧。至于浙江，当时的说法是，台湾特务挑唆。就到这里。
江南社会非常奇怪，在近代，他可以说是在上层没有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意愿，在下层也没有gc主义革命意愿的地区。近代江南最热忱的革命者，是处于上下层之间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阶层。
在清末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之中，新兴资产阶级，旧式士绅，乃至知识分子阶层，换言之，江南社会的中上层，确实都有积极参与，但这种联合是短暂的，而革命的动机更多是基于长期以来整个南方社会积累的排满情绪，与对满清严酷皇权压迫的反抗。它并不一定指向资本主义或者gc主义下的民主国家，有些人甚至相当保守。在“双十”以后，这个群体就逐渐走向分化。
一、资本家不爱革命
近代江南有最繁荣的工商业，也拥有上海这样旧中国最大的沿海口岸都会，资产阶级的力量是最大的，但他们却不像那些侨居南洋、北美的华南籍资本家一样，有着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强烈意愿，热切支持同盟会的革命。纵观近代史，除了在20年代筹备“商人政府”，30年代悄悄搞搞“上海自治运动”，总体来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诉求。
这可能与江南社会在帝制时期，长期受到皇权严密控制有关，上层本质依然是依附威权体制的。在科举存在之时，这里就将求取功名看的比行商做贾看的更重。近代，西方力量的进入和中央政权的衰微使得资本家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以改善营商环境，摆脱洋人钳制，甚至希望依托官僚特权发财，但另一方面却对政府可能产生的强权感到畏惧，甚至因此将洋人视为抵抗政府权力的一种依仗。事实上，在工商业活动中，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对西方力量的依赖，不可避免染上买办的暗影。
在27年前后，这种摇摆的心态最为明显，为了抵抗gcd的工人运动，遏制共产主义兴起，江南的资本家选择支持北伐来沪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而以后却发现这种合作并不愉快。南京政府企图全面掌控私营经济的计划，以及用于内战的巨量军费开销，使得资本家开始遭受惨烈的盘剥，他们不得不不借助上海租界的洋人力量来保护自己，抵抗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与下沉。
江南资本家不仅对威权体制两面摇摆，对殖民势力游移不定，甚至对旧的封建土地制度也是态度模糊。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动荡时局的不安，他们对保存乡间的祖业土地有着相当的眷念，而并不愿意完全将资金投入工商业，很多人自身依然是大地主。这与海外的华南资本家不同，他们本身就出身贫民，家乡并无土地，因而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口号才能受到他们的支持。
二、农民也不爱革命
江南的下层也没有多少gc主义的革命意愿。
尽管近代江南有着帝国程度最深的租佃模式，农民多是佃户而不是自耕农，但他们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却并不大。一田两主的永佃制使得他们实际上半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离与独立买卖也使得佃户和地主的关系经常变动，而地主从事工商业带来的的城居化又拉远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佃户不交税，因此，农民和国家不存在交税矛盾。佃户和地主当然存在收租矛盾，但他们往往会通过求助政府，要求减租来使政府出面压制地主，这种做法与江南的资本家有很相似的地方，即都是通过寻求另一种强大的力量的支持来制衡直接敌对的力量，而不是其本身作为整体性的一股力量去消解并主导整个秩序。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这可能是江南社会长期在皇权严密控制下所产生的某种惯性策略，即总是寻求在既有框架内的变通办法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而且，江南农民在土地耕种以外，也有更灵活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商品经济与近代都市的新兴工业都可以提供这些机会（尽管手工业的丝绵都受到了国外产品的冲击，但本土棉纺织业的机器化很快，而丝织业的衰落要到30年代，江南农村确实遭遇危机，但实际上并未发生崩溃），事实上这也削弱了江南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以及国家对地主的征税力度，因为地主主要在工商业活动中获利，而国家也主要依靠这种活动中的商业税而非农业税作为税源。
都市的新兴工业催生了工人，但就上海来说，江南籍的产业工人也未必比江北籍工人更有革命的意愿。尽管工人阶级在后来已经被认定为旧中国的少数群体，并且因其待遇远好于农民而不太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但横向比较起来，江北籍工人依然有着更强的革命性，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洪涝饥荒，失去家园而逃往上海的，而不像江南籍工人普遍有回家种地的退路。
这一点与华北农村的农民迥异，后者正是tg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华北农村自然经济主导的自耕农结构，使得其在国家苛政和自然灾害面前很容易变得脆弱，陷入另一种自耕农破产卖地的佃户化，而即使不变成佃户，自耕农也要直面负责收税的国家，包括官吏和他们的乡村代理人，而华北农民是没有太多其他谋生出路的，同理，这里的税收也无法如江南一样依靠工商业。因此在这里，无论是农民和地主，还是农民和国家，矛盾都比江南尖锐，这也是为什么40年代华北根据地的土改，矛头指向地主也指向所谓恶霸，后者正是指那些国家的乡间代理人。
三、小资产阶级最爱革命
上层，下层都不革命，但中下层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知识分子群体，却最有革命意愿。这部分人相对年轻，他们可能未必经历“双十”，但都深受“五四”的激进浪潮影响，“民主”成为激动人心的字眼，并且也产生了两种群体，资本主义或者gc主义的民主革命者，但江南的小知识分子往往属于后者。
这是因为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实际上成为最边缘的群体。如果退回到科举时代，他们基本可以认为是无法及第的，小康家庭的读书人，空有知识但无法获得功名以求得在官僚体制中的立身之处，而他们则大多也不具备经商的才干或者家底。不过，在过去，科举制度提供的标准是明确的，未及第者会安于庶民身份，但这在近代则变得模糊了。
这群人几乎可以说游走在乡村、市镇与都会之间，但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目睹家乡的乡村市镇还残留的怪谬的封建伦理，顽固的乡绅势力，以及虚伪凉薄的小市民习气，于是愤而出走，但他们在大都会依然寻找不到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半殖民口岸社会中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原始而又残酷。他们有一点学历，但又不够，同时又没有地方士绅大户家庭子弟的人际网络，无法觅得好的工作，无法进入那些由洋行、公司、政府精英组成的都市上流圈子。
他们与江南的资本家不同，也与江南的乡民，工人不同。后两者尽管也有挣扎，抱怨，苦闷，但总体各司其职，各安其份，而他们事实上无法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恰在这种无法找寻之中，他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近代江南乡村与都会社会的双重的畸形，也因此产生的最彻底的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想法，自然而然的走向最左翼。
而基于家乡江南文脉所传承的，儒家熏陶下的家国情怀，又使得他们更有挽救民众、振兴民族的天然的觉悟与担当。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小知识分子式的革命者，是从“启蒙”走向“斗争”的。他们或许从一开始只是抱有更加温和的批判改良态度，而后才发现要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暴力革命。这也是27年以前，早期gcd一种很明显的趋向，而早期的gcd，也恰恰诞生于上海，并且有着大量江南知识分子气质的“文人d员”。
只不过，伴随着大革命失败，tg的工作重心从沿海城市转向了广袤、封闭而贫穷的内陆农村，形式也转向暴力的军事武装斗争，面对的社会情势、gm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一条脉络，就这样渐渐隐没在更加宏大的延安叙事之下，隐没在根据地的敌后抗战与土地gm后面，不再为很多人明显的意识到。事实上，这些人大量都留在了上海，他们大量参与了文艺宣传工作与地下情报工作，为白区革命的上海叙事，书写着同样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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