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究竟是不是“蠢猪式的仁义”？
“蠢猪式的仁义”这个评价的来源和含义：
这个评价并非出自宋襄公同时代的人，而是后世，尤其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下，对他某些行为的一种讽刺和批评。它通常指的是一种不合时宜、不顾实际利益、甚至是自损行为的“仁义”。这种仁义脱离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不懂得变通，反而招致了危险和失败，就像一头愚蠢的猪，不懂得规避风险，最终被猎人捕获。
宋襄公的生平与主要事迹：
要评价他，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关键行为，特别是那些被后世诟病的“仁义”之处。
继承与即位： 宋襄公，名子兹甫，是宋国国君。在他即位前后，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已经开启。宋国作为中原古国，也试图在大国争霸中寻求一席之地。
盟会与战争：
泓之战（又称泓水之战）： 这是宋襄公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事件，也是“蠢猪式的仁义”这个评价的核心。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交战。
起因： 楚国为了扩张势力，进攻宋国。
宋襄公的行为： 当楚军渡过泓水，尚未渡完时，宋军已经布阵完毕。宋襄公的臣下劝他趁楚军半渡之时进攻，但宋襄公拒绝了，他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意为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没有穿战袍的士兵）。
结果： 楚军渡过泓水后，以雷霆万钧之势进攻宋军。宋军大败，宋襄公本人也受了伤。
宋灭曹： 在泓之战前，宋襄公曾攻打并灭亡了曹国。这次行动显示了他也有积极扩张的一面，但其性质与泓之战的失败形成了对比。
参与诸侯会盟： 宋襄公也积极参与了当时诸侯间的会盟，试图维持周天子的权威和自身的地位。
支持“蠢猪式的仁义”的观点（批评宋襄公）：
这些观点认为宋襄公的“仁义”确实是愚蠢和有害的：
1. 政治现实主义的缺失： 批评者认为，春秋时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国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在不择手段地扩张势力。宋襄公所坚持的“君子之义”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仁义不仅没有赢得尊重，反而暴露了宋国的虚弱，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2. 战术上的极端错误： 泓之战中，宋襄公拒绝在楚军半渡时发起攻击，是典型的军事失误。任何有经验的将领都知道，在敌人最不利于作战的时候发起攻击是关键。他的所谓“不重伤”的原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
3. “仁义”的滥用： 这种仁义被认为是“伪仁义”或“虚伪的仁义”，是为了塑造个人名声或迎合某种道德标准，但却牺牲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他可能是在模仿周公的仁德，但却没有理解其精髓和适用场合。
4. 《左传》的批评： 儒家经典《左传》对泓之战的记载，虽然表面上引用了宋襄公的话来体现其仁义，但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其行为的否定。例如，《左传》记载：“公伤，帅士败归。”、“宋人既战，未阵也，左右欲弓射之，公曰：‘未也，我方攻彼，彼方退。’”等等，都暗示了宋襄公固执己见，错失良机。
5. 未能保国卫民： 最终，宋襄公的仁义未能保护宋国免受侵略，反而导致了战败和个人受伤，这与“仁义”的初衷背道而驰。
反对或缓和“蠢猪式的仁义”的观点（辩护宋襄公）：
这些观点认为评价宋襄公不能简单化，他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或者说他的行为有更深层次的解读：
1. 时代局限下的道德坚守： 一些人认为，宋襄公并非完全愚蠢，而是在那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试图坚守周代的礼乐文明和君子之道。他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对“仁义”理想的执着追求，即使这种追求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显得不合时宜。他可能认为，即使战败，也要保持君子的气节。
2. 并非完全没有军事常识： 并非所有史料都描绘宋襄公毫无军事常识。他的臣下也有劝他射杀敌军，但他拒绝了。这可以解释为他并非不懂得攻击的时机，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不为”。
3. 对“仁义”的理解不同： 他的“仁义”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希望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征服者。他或许认为，即使是战争，也应该有底线和规则。
4. 长远的历史影响： 虽然泓之战是失败的，但宋襄公的某些行为，例如积极参与会盟，试图维护周天子的权威，也符合当时一部分政治势力的愿望。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看，他的努力虽然不总是成功，但也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态的一部分。
5. 对道德评价标准的讨论： 将宋襄公的行为简单归结为“蠢猪式的仁义”，本身也反映了后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以功利主义或现代道德观来衡量，而忽略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和人物所处的道德框架。
为什么“蠢猪式的仁义”成为了主流评价？
尽管存在辩护的声音，但“蠢猪式的仁义”的评价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有以下原因：
鲜明的对比： 泓之战的失败与他宣称的“仁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极易被后世抓住并加以放大。
“仁义”与“失败”的关联： 人们倾向于认为，“仁义”应该带来好的结果，而他的“仁义”却导致了失败，这使得“仁义”本身也蒙上了愚蠢的色彩。
儒家思想的主导：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但同时也很重视“时”和“势”。虽然儒家也推崇仁义，但并不鼓励不顾后果的迂腐。宋襄公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儒家“知时而动”的原则。
文学和故事的传播： 《左传》等史书对泓之战的描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叙事技巧和价值判断，使得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并被后人不断引用和解读。
结论：
宋襄公是否是“蠢猪式的仁义”，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他。
如果以春秋时期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标准来看， 那么他的“仁义”确实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可以被视为一种“蠢猪式的仁义”。他的军事决策极其失误，将国家置于险境。
如果从坚守道德理想、反抗现实黑暗的角度来看， 那么他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君子之义，是对乱世中某种道德坚守的尝试，虽然是以失败告终。
然而，历史评价往往是基于“成王败寇”的逻辑以及后世的价值观念。“蠢猪式的仁义”这一评价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它以一种生动且带有批判性的方式，揭示了宋襄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局限性，以及他行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用来警示后人，真正的“仁义”应该与智慧、策略和对国家负责的担当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空谈。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尝试为宋襄公辩护，但从整体效果和历史影响来看，“蠢猪式的仁义”这个评价，虽然尖锐，却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宋襄公行为中最令人诟病和最具有警示意义的一面。
网友意见
想要搞明白宋襄公其人，必须要缕清楚以下这几个问题
1.要对宋国有一个宏观全面的认识，包括历史渊源，内政外交，乃至地理环境
2.宋襄公所处春秋初期时的国际形势
3.弄明白‘霸主’这个名词的含义，职责
关于第一个问题，《史记》中记载宋国历史的一卷名为《宋微子世家》，微子即宋姓，以微子启为祖，微子启，殷帝乙之庶子，帝纣之兄。纣王时期，微子启直言进谏而惹怒帝纣，后惧纣王迫害而出逃，及周武王伐纣之时“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平定殷商建国初期，殷商一族依旧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周武王封纣子武庚治殷，武王死后，武庚在管蔡的怂恿下起兵叛周，淮夷徐戎之殷族闻风而起，一时星火燎原，周公三年始扑灭叛乱，武庚一族自此而绝。
然殷商六百年根基，其族自然不可能完全灭绝之，于是周公封带路党微子启于宋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使奉殷祭祀，借以统治殷遗民，所以在整个周代，宋始终以宾国自居，不臣属于周，而宋国爵位之尊崇，位列诸侯之首
名位这东西，毕竟是虚头，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靠别人捧出来的，更不能是对头捧出来的，宋作为亡国遗族，受周室分封之时，便被周族加以无数枷锁以限制实力
首先看军事上的枷锁
周之初，诸侯国的军队编制都有明确的规定，《周书·夏官司马篇》有如下记述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而作为诸侯爵位最尊之宋国，又有多少军队呢？史无明文记载，宋封爵为公，当为大国编制三军，但如太宰子鱼（襄公庶兄）一再自称宋为小国，这自然是被周王室压制缘故，其军事实力应该为一军或二军
宋之经济条件，史载“太宰主政教文德，司马主军旅。国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按说应该是君明臣贤，长治久安之国家，但终春秋之世，宋国却是大部分主要战役的主战场，其国民常年苦受战争之苦，这就不得不归咎于宋国的地理位置
通过这张简略的春秋形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宋的位置，处于中原之东部，鲁之西南，卫郑之东，陈蔡之北，为中原要冲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四战之地，东西北三个方向全是周室姬姓贵族，这没什么好说的，自然是周公分封微子启时用来钳制殷族的手段，基本上宋和周边北方诸姬姓国处的还不错，虽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但没至于大规模战争，宋国地虽小不过三百里，但皆是平原之地，更是中原交通中枢，这便成全了宋人殷族之天性，开辟河流，使舟车发达，商业繁华，不愧所谓“商贾”这一称呼，正是取自殷商族名，所以宋自古便是富庶国家
然正因为宋国土地势平坦，所以整个宋国，无险可守，面对强敌入侵时，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宋人只能不断地修筑他们的首都城市，砌盖城墙，宋之后迁都于睢阳，正是因为睢冉物产富饶，四面环水，他国侵略时，宋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物资集中于睢阳城内龟守，真是凄惨窝囊至极，周公旦之政策，真乃高瞻远瞩
只有这些也就罢了，最最要命的是宋南方荆楚的崛起，这就带人到下一个问题，宋襄公之世的国际环境，以及第一任春秋霸主·齐桓公的登场
处于中原南方的荆楚，乃是黎苗祝融八族中的一支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前面高阳，黄帝，昌意这些名字可以无视，基本上楚乃是正宗的蛮夷之族，跟中原周王室不沾血亲。至春秋之时其语言风俗文字服饰与风尚，尚未与中原民族同化，而楚之君主更以南方诸蛮夷共主的身份自豪，楚之祖先鬻熊，在殷纣之世甚得蛮夷之心，文王为结好蛮夷，封其于丰邑，九传至熊渠，称王。
楚王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此时乃是西周鼎盛时期，等级制度森严，北方只有周天子一人可以称王，不像战国时随便哪个诸侯，有了兵有了地就能自称王，而楚国君主自熊渠便已王爵自居，可知楚国对于周朝而言，很久以来就是双方对峙的不同政权
到了周厉王时期，周楚两国矛盾更加尖锐，厉王好大喜功，没事就带兵侵扰荆楚蛮夷之族，自此周楚两国势不两立，而之后周厉王打开潘多拉魔盒（有误），盒中流出龙涎，由此引出亡国妖女褒姒
再之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为犬戎所灭，于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诸侯篡弑相仍，兼并日烈，纪纲荡然，这也就给了楚国北进中原观中国之政的机会
率先发难的是楚武王熊通，以周不承认其位号为借口，率兵兼并姬姓随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其后楚数世君王，文王，庄敖，成王皆以入主中原为己任，灭申，邓，侵陈，蔡，至成王，楚师已兵临宋国城下，成王就是后来击败宋襄公的君王，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反派角色男二号
此时中原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除了荆楚，北方戎狄也在虎视中原，春秋初期，正乃是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也是第一次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但是即便是在如此情势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中原几个主要诸侯国的贵族们，照样过着钟鸣鼎食的腐败生活，盖宫殿的盖宫殿，搞小三的搞小三，篡位的篡位，乱伦的乱伦，这些王室的姬姓贵族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而拯救他们的救世主，却是姜姓齐国齐桓公，姜太公作为助武王君临天下的股肱之臣，其后代再次解救武王后代于水火之中
齐桓公在旷世贤臣管仲的辅佐下，国家迅速富强，称霸于诸侯，率诸侯北灭戎狄以卫周室，南据召陵以扛楚师，真乃救世之英雄也，无怪一百六十年后孔子盛赞桓公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七章）被发左衽既是荆楚之风尚服饰，可以知道，直到孔子所处的春秋中期，楚国对于中原周人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威胁
不知道在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有没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到奇怪，要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地方诸侯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我是你们的老大，以后你们得叫我霸主，然后这个人还是个异姓贵族，这是什么个行为？这明显是谋反，其他诸侯肯定要群起而攻之，就跟袁术称帝一样，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但为什么作为最尊重礼节尊卑的周朝，所有的姬姓贵族在当时都能心甘情愿的尊齐桓公为霸主呢？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霸主这个名词的意义及职责
霸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孟子·离娄·丁音》
霸主这个词刚刚出现的时候，貌似没有后世那种雄浑壮阔之气概，只不过意为诸侯之盟主也，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便有了华夏民族太平则宫斗争权，外族入侵则团结抗战的优良传统，直到楚国兴兵伐郑，掳走郑大夫聃伯，撼动中原之后，周中元诸侯才团结在周室最强诸侯齐桓公手下，尊桓公为霸主，共同抵御外侮
桓公称霸，其实力雄厚固然关键，更重要的是，桓公乃是以”尊王攘夷“为政治号召，九合诸侯，当时周王室虽弱，人心尚在，且中原诸侯皆姬姓贵族，桓公提出这一政治号召，效果事半功倍也，昔召康公主持周政时。封姜太公为方伯，令其征讨四方诸侯以辅佐王室，齐国遂有征讨诸侯之权，所以桓公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名正言顺，大义凛然是也
桓公霸业，自召陵之盟步入巅峰，召陵之盟在整个春秋时代乃是第一等的大事，起因缘于当初齐桓公娶蔡女，后来这个蔡姬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得罪了桓公，桓公把她赶回了娘家，再后来蔡国降于楚，便献蔡姬于楚成王，桓公一来因为蒙羞私仇，二来蔡降于楚，中原门户已开，深忧楚人威胁，乃率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联军击破蔡国，进而伐楚，楚亦北上，双方会于召陵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
从管仲这一席话中可以得知，齐国九合诸侯称霸的意义，便是率兵讨伐不臣，所以春秋霸主的定义与职责，便是匡扶周室，北挡戎狄，南拒荆蛮，内合诸侯，并不是谁实力最强谁就是霸主，要不然楚国的君主几乎可以称霸整个春秋前半段。真正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春秋时期只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景公，晋悼公五人，但也不能说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正确答案，之后‘霸主’这个词的定义逐渐变得高大上以后，西秦荆楚吴越这些未服王化的国家，强盛以后都派使节前往中原威逼利诱让诸侯尊他为霸主吹牛逼，称为霸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召陵之会无战而终，因双方势均力敌皆不敢冒进，打了一通嘴炮以后联军楚师便各自打道回府了，然而自此楚人彻底被中原联军军容壮盛所震撼，终齐桓公之世，楚人不敢北望，改变战略方向，向南边欺负吴越等小国了。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楚国的强大，此次中原诸侯会于召陵，包托了周室最精锐兵力·齐国的全部主力部队，以及南方边境国家的全部军力，尚不能耐楚军何，可以知道楚国到底有多么强大
再之后，终于轮到我们的主角宋襄公登上历史舞台中央了。召陵之盟13年后，桓公管仲相继去世，后世子孙不肖，齐所建立的中原联盟，随之溃散
桓公英明神武一世，却在后继者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栽了跟头，桓公死后，齐六子争位，朝内又无贤臣匡扶，世子昭被公子无亏党羽易牙流放国外，世子昭奔宋求援，宋襄公受管仲遗命所托，率曹，卫等诸侯伐齐，杀无亏立世子昭为齐孝公。宋师退，齐四公子复为乱，宋襄公再平定之。想以齐之强盛，管仲竟然要遗命将世子昭托付给他国君主，可知桓公末年，齐室宫廷内斗之剧烈，身后又无强力人才可中流砥柱，齐国霸业自此而绝，诚令人叹息
下面就来说说宋襄公这个人
从管仲桓公将世子昭托付于襄公，且襄公助世子昭平齐乱这点可以看出，宋襄公的名望实力，还是比较不俗的，当时周室诸侯，王室庸懦暗弱；秦晋之地在闹饥荒，两国因争夺粮食打的头破血流，无暇他顾；齐内忧重重；郑，卫，鲁皆是小国寡民，唯有宋襄公，既有相对强势之国力，辅业之贤臣，复有安定中原，南抗荆楚之志，更有让贤之仁义名声（宋桓公时曾举荐自己庶兄子鱼为君，子鱼不受，退而相国），所以霸主之位，此时除了宋国，还真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
当然，你要说这是时无英雄，矮子里面拔大个，也没有错，但南方荆楚闻桓公去世，齐国内乱，早已蠢蠢欲动，宋襄公借此机会自荐上位，成为霸主争取本国利益，也不失为一有点战略眼光的投机行为
现在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如上文，襄公乃是前朝王室遗贵，封爵之尊乃是诸侯之首，且因宋仗义平齐乱，宋襄公之名望更是无以复加，此时过去征服殷人的周王朝已衰微，自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没有能继承者，外敌入侵，天下大乱，这是什么个条件？这绝逼是造反复国的绝佳条件！天赐良机！想慕容复不过是一个胡族小国后裔，仗着长得帅点，拳头硬点，没钱没粮没地没兵，带几个家仆都整天琢摩着谋反复国，更不用说宋襄公了，这可不是我猜的，宋襄公在伐郑时曾与子鱼论战，子鱼谏襄公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劝襄公不要伐郑，这句话便道出了宋襄公伐郑的目的，乃是“君将兴商”，红口白牙地道出了宋襄公之勃勃野心
既然要谋反，宋襄公自然不能以”尊王攘夷“来号召诸侯，因为反的就是王。在一通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以后，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仁义“二字为政治号召，别人又不傻，这点小把戏还是骗不过中原诸侯的，就像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世子昭），听襄公改政治口号以后，马上和宋国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之后宋虽征东夷，伐曹国，所收获效果只不过是周边小国的依附，最强大的齐楚二国皆不承认宋襄公霸主地位，宋这个霸主当的，实在颇有水分
于是在周襄王十三年，宋约齐楚于鹿上，齐候不至，后与楚约盟于盂，子鱼谏曰”宋小国也，小国正盟，祸也。”但宋襄公一意孤行，于是子鱼又谏襄公多带些兵马护卫，宋襄公又说，咱们的口号是“仁义”啊，怎么可以不信任诸侯呢？于是刚到盂就被楚王抓起来了，所幸随襄公一起赴会的子鱼逃回国，之后楚国携襄公为质攻宋，子鱼奋力坚守国度，楚师五月不克。楚兵退后，子鱼又废了不少力气，在各个国家周转外交，把襄公赎了回来。子鱼对他这个弟弟，真心是把头发都愁白了
襄公回国以后，耻楚成王之侮辱，更愤恨诸侯不救宋抗楚，奋而伐楚属国郑，想借此扬威定霸。伐郑前，宋襄公誓师曰：“如天不弃我，商可兴矣！”彻底暴露其政治野心，且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气概，而反对战事的子鱼，也只能无奈叹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楚师出兵救郑，宋急回师迎战，双方会于泓，爆发宋楚泓之战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次年襄公伤重而死，宋经此战一蹶不振，遂降服于楚，终春秋战国，宋地沦为诸强征伐之战场，生灵涂炭，正是宋襄公遗祸也
纵观宋襄公一生，年少时襄公便有让贤之名，之后更有仗义助齐之功享誉于诸侯，本是大有一番作为的良机，却因自身野心膨胀，贪功冒进，改中原诸侯“尊王攘夷’之政治旗号为兴复殷室，当真一招棋错，满盘皆输。春秋时代距殷商亡国已有近五百年，人民对于殷商的遗爱早已淡薄，宋襄公乃是自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之下场，否则泓之战时，出于襄公扶世子昭之恩，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有强齐援助，宋也就绝不会一败涂地至动摇国本，数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也许在年少时，让贤子鱼，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然则待齐桓公逝后，襄公野心膨胀，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所谓的”仁义“，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天下人皆一眼看破，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四处作秀给他国看，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殊不值得同情
宋襄公之战略眼光，军事手段也十分浅薄。齐桓公当年费了二十年的努力，成就一个强大的反楚联盟，于召陵之会，率整个中原的兵力，尚忌惮楚国兵力，不敢轻率从事。而襄公凭小国一军的力量就敢和楚做正面冲突，简直躁进鲁莽至极。泓之战时，襄公以一国君主的身份，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行莽夫之事，妄图以仁义之名破数倍于己军之敌，更是作秀作到自己都陶醉了的程度，堪比后世之义和团
春秋初年的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襄公军事之无能，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但仅仅五年后，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佯退，诱敌，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大获全胜，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更不用说，泓之战即便宋国胜利，对历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宋当然没有南平荆楚的实力，徒然出一口恶气而已。中原诸侯更不会因为宋侥幸获胜而支持宋国复辟殷商之业，反而很可能与楚南北夹击宋国以伐不臣，以宋国的微妙政治身份，其覆亡，或早或晚也
对于当时宋国，最现实的战略方向应该如子鱼所言，小国不与争霸，广积粮缓称王，利用宋国交通商业之发达游走于各国之间，当时北方晋国已经兴起，宋国完全可以将晋国推上台面，出卖郑国利益，让晋楚在郑地打个你死我活，而宋可以利用与齐之渊源结成坚固之联盟，此亦是小国生存之良法。
但是以宋的地理位置，楚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原咽喉出现强国阻其北进，齐也不会任宋无限强大，而宋国国境又无险可守，像盂之会襄公被掳以后，楚国马上就能打到宋国首都便可证明宋军之劣势，此亦周公之先见。
如果宋地处齐晋之地，以宋国子鱼，公孙固之贤才，未必不可成一番气候。可以历史给宋襄公的选择，只有要不然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守成之君，要不然就只能背负失败之恶名，而襄公显然选择了后者
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仁义“表象，被其作秀所迷惑，盖因为，宋襄公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中所扮演的，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他没有能像齐桓晋文那样的伟大武功，仅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浮夸志向，正乃是滑稽之人，受后世滑稽之评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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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这位在历史上充满争议的皇帝，却在书画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成就之高，足以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精湛技艺，更在于他作为皇帝，对艺术的推动、对审美的引领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一、个人技艺登峰造极，堪称“书画大家”宋徽宗在书画上的天赋和造诣可以说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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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军事上却饱受外部威胁，与周边政权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战争。要详细梳理两宋对外战争的胜负情况，需要我们剥离掉“和平盛世”的滤镜，直面其复杂的军事现实。总的来说，两宋在对外战争中，可以说是胜少负多，战略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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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襄公是否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认识到“自由主义博弈论”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应用并非精确的科学，而是一种解读和类比。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自由主义博弈论”在古代语境下的可能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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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少将被杀不合法”，这句话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判断，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宋襄公被挂在史书上嘲笑上千年”这个语境下来审视，我们看到的是历史叙事中一个有趣且深刻的对照。一个是现代国际法和政治博弈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古代战争伦理和政治智慧的演变，两者虽然时空悬殊，但都触及了“战争行为的合理性”与“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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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在“宋楚泓之战”这段叙事中，对于宋襄公的刻画，无疑是其政治智慧与历史局限性的一次鲜明对照。作者借由这场决定宋国命运的关键战役，将宋襄公塑造成了一个被“愚蠢”与“自大”所裹挟的典型，尤其是在他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坚持上，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宋襄公的“愚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仁义”二字近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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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960年—1会被）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期，其“富”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繁荣，也体现在制度、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积累。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解析宋朝的“富”： 一、经济繁荣：从农业到商业的全面崛起1. 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 高产作物推广：占城稻（越南引进）在北宋时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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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美龄挪用空军军费并将其存入外国银行生息的说法，目前没有可靠的、公开出版的文献记载或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 这类说法主要流传于一些非官方的评论、网络讨论以及部分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中。为了更详细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 说法来源与性质的辨析： 历史背景的复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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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深思熟虑，既要体现对皇帝的尊重，又要展现出大臣的智慧和洞察力。如果我是宋太宗的大臣，我会这样回答：“陛下圣明，臣以为，将陛下与唐太宗陛下相提并论，实乃万世不易之赞誉。二位圣君皆是开国君主，承载天命，励精图治，开创盛世。然若细究其时局、治道与个人风格，则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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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之所以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小吏，一跃成为声名显赫、受人崇拜的梁山首领，这背后绝非偶然，而是他自身特质、人脉经营、时事造化以及《水浒传》这部小说的艺术塑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我将详细地为您剖析：一、 先天的品质与后天的努力：宋江的个人魅力1. “孝义”的名声是基础： 宋江最早在郓城县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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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其商业繁荣、城市化水平、科技创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与此同时，宋朝在军事上面临着长期的外部压力，屡屡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最终导致其灭亡。这种经济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军事优势的现象，是宋朝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原因复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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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岁币买平安”政策，是一项备受争议且极其复杂的历史议题。将其简单地定性为“高明”或“不高明”，都难以全面概括其利弊。要详细探讨，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岁币买平安”的背景与内容首先，了解“岁币买平安”的缘由和具体内容至关重要。 历史背景： 北宋建立之初，继承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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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教仁被刺杀一案，虽然凶手已被捕并被处决，但其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的政治阴谋，以及是谁真正下达了“杀人命令”，至今仍然是历史学界争论的焦点。简单来说， 直接凶手是陈其美派人行刺，但陈其美本人是否受袁世凯指使，以及袁世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争议的核心。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一历史事件：一、 事件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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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女在将孩子托付给张玉环后，选择去到她当时丈夫的身边，并表示“加倍地疼爱他”，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社会观念以及个人情感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产生的复杂选择。要理解她的这个决定，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一、 现实的压力与生存的考量： 寻找依靠与安全感： 在张玉环蒙冤入狱的漫长岁月里，宋小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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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篇章，涌现出众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水平也各有千秋。要评判“谁的水平比较高”，其实是个非常主观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审美偏好。但如果从影响力、艺术成就、对后世的贡献以及在宋诗发展史上的地位等多个维度来看，有几位诗人无疑可以称得上是“水平极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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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希望招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与他个人的出身、价值观以及梁山泊发展的现实困境紧密相连。如果不招安，梁山泊的道路将非常坎坷，甚至是走向灭亡。下面我将详细阐述这两个方面： 宋江为什么一直希望招安？宋江的招安情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他内心深处价值观、梁山泊发展需求以及时代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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