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研究发现「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教育与收入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棘手。直觉告诉我们，教育程度越高，一个人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进而拥有更高的收入。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要证明这种“因果关系”并非易事。为什么呢？
挑战一：选择偏差 (Selection Bias)
最根本的困难在于，那些选择接受更多教育的人，本身就可能与那些不选择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你想想看，那些愿意花钱、花时间、付出努力去多读一年书的人，他们可能天生就更勤奋、更有学习能力、更有目标性、或者更有家庭背景的支持。这些“内在”或“外在”的特质，本身就可能让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即使他们没有额外多读的那一年书，他们的收入也可能比其他人更高。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多读一年书的人收入更高”，很可能不是因为那“一年书”直接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而是因为那些选择“多读一年书”的人本身就拥有那些能够带来更高收入的潜在特质。这就好像在比较不同品种的苹果和香蕉。我们发现吃苹果的人比吃香蕉的人更健康，但这可能不是因为苹果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健康光环”，而是因为选择吃苹果的人本身就更注重健康饮食。
挑战二：其他影响因素 (Confounding Factors)
除了选择偏差，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同时影响一个人的教育选择和最终收入。例如：
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 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有能力负担更高的教育费用，他们可能更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同时，优渥的家庭背景也可能通过人脉、早期培养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提升他们的收入潜力，而这与教育本身关系不大。
天赋和能力： 一个人天生的智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等，不仅影响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学业，也直接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和收入。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人，无论教育程度如何，都可能比能力稍逊一筹的人收入更高。
社会经济环境： 当时的就业市场需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结构等，都会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一个经济繁荣时期毕业的人，即使教育程度相同，也可能比经济衰退时期毕业的人收入更高。
个人动机和目标： 有些人是为了职业发展而选择继续深造，有些人则是出于兴趣。不同的动机也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同的职业道路，从而影响最终的收入。
卡迪根和安格里斯特是如何“突破重围”的？—— 因果推断的艺术
正是在认识到上述挑战的严峻性后，像David Card和Joshua Angrist这样的经济学家，才开始探索如何更科学、更严谨地去识别教育对收入的“真实”因果效应。他们的方法论创新是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核心原因。他们并没有试图去“平均化”所有人的差异（这几乎不可能），而是通过一些巧妙的“自然实验”或者利用经济学中的“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来“隔离”教育因素的影响。
以Card的研究为例，他考察了美国新泽西州实施的一项政策：该州允许来自纽约州、拥有同等学历但不在新泽西州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学生，在当地的高中进行一次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得新泽西州的高中文凭。
Card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这个“政策变化”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他们比较了在政策允许的地区，那些通过考试获得新泽西州高中文凭的人的收入，与那些未能通过考试的人的收入。为什么这有用呢？因为政策允许的这一群体，其“是否获得新泽西州高中文凭”这一事件，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或者说，与他们本身的其他潜在能力无关），而这个事件又与他们接受教育的“额外一年”（或者说，获得另一张文凭）紧密相关。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找出那种“因为多读一年书（获得文凭）”而带来的收入变化，从而剔除掉那些“本身就更优秀所以更可能多读一年书，并且本来收入就更高”的干扰因素。
安格里斯特的许多研究也运用了类似的“工具变量法”。他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兵役制度（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征兵制）或者抽签制度而改变了教育年限的人。例如，兵役制度的抽签，使得一些年龄相近但命运不同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教育路径。那些被抽中的年轻人可能不得不暂停学业去服役，而那些没被抽中的年轻人则可能继续完成学业。
通过比较那些因为抽签而被迫中断或延迟学业的人和那些因为抽签而得以继续深造的人的收入差异，安格里斯特试图隔离出教育年限本身对收入的影响。他发现，平均而言，每多读一年书，确实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增长。
所以，教育与收入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
答案是：是的，确实存在，而且证据相当有力。
Card和Angrist等经济学家的研究，通过创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证明教育本身，即“获取知识和技能”这一过程，确实能够提升个人的生产力，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他们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的难题，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教育的“因果”效应。
更深入的理解：
教育的“信号”作用 vs. “人力资本”作用： 传统上，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人力资本”积累，即通过学习真正提高了你的技能和知识，让你更有能力完成工作。二是“信号”作用，即学历本身向雇主传递了你具有勤奋、能力等品质的信号。Angrist和Card的研究，特别是Card的对文凭考试的研究，更侧重于区分这两种作用。他们发现即使是那些可能只是通过了考试、而非真正“学到”了更多东西的人，也能因为那张文凭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这说明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也不容忽视。
平均效应 vs. 个体效应： 这些研究通常估计的是“平均因果效应”，也就是说，平均来说，多读一年书能带来多少收入增长。但对于个体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天生就聪明、有动力的人来说，多读一年书可能带来的边际效应会比一个相对普通的人更大或更小。
教育的边际效应递减： 就像大多数经济学规律一样，教育的边际效应也可能存在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说，从小学读到中学，收入的增长可能比从中专读到本科，再到本科读到研究生，这种增长幅度是不同的。早期的基础教育可能奠定更广泛的社会通用技能，而高等教育则更侧重于专业知识。
总而言之，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一次重要的肯定。它告诉我们，那些看似简单的直觉，比如“读书能改变命运”，在科学的严谨分析下，是可以被证明的。而Angrist和Card等人的工作，正是用智慧和方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数据中，提炼出了教育与收入之间那清晰的“因果之链”。这不仅对我们理解经济现象有益，也对个人和社会如何投资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网友意见
教育与收入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这个问题依然是开放的。这个对应的是今年诺奖得主Joshua Angrist和已经去世的Alan Krueger在1991年发表在QJE的论文[1]。研究教育年限和收入的关系。
我们看平均数，会发现学历和平均收入密切相关，基本上所有的简单统计，不管是权威还是非权威的，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都支持这一点:
但是拿这个去说服其他人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完全可以解释为『能够读到高学历本身就意味着不笨，够聪明』，这样一来，学历只是个人能力的证明，和教育本身没关系。人家不读那么多书，一样赚很多钱。
这篇文章想解决的就是这个『内生性』问题。按照我介绍他们贡献的答案：
里说的，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随机性，来打破这种自选择的问题。也就是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机械的因素，让一些人教育程度就是比另外一些人高。
作者们找到的是学生的出生日期。
因为美国有强制教育法案，6岁上小学，最低年满16岁才能辍学。这里有一点点小技巧。美国小学开学是固定的9月份，六岁上小学，到了年龄就可以上。这个年龄是按照入学之后的第一个1月1日，小孩是不是满六岁来计算的。
比如一个小孩1月2号出生，这个小孩必须要等到几乎七岁才能入学，因为他会刚刚好错过1月1日的年龄判定；而如果一个小孩12月31日出生，那么他过完生日，满六岁就可以入学。
而十六岁可以退学，这个是一刀切的，这就相当于退学的时候，后面比前面这位多上了一年的学。
出生日期是固定的，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基本上都不会人为的选择出生日期就为了多上或者少上这么几个月的学。所以对于辍学的人来说，出生日期就决定了一个人能受多长时间的教育。
所以这个逻辑关系就变成了：出生日期—>受教育年限—>工资，完美的规避了能力观查不到，又对薪水有影响的问题。
在这里，出生日期相当于一个工具，解决了内生性，让我们排除掉了能力的干扰，了解了真实的教育年限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所以称之为工具变量。具体工具变量的科普式介绍可以参看这个答案：
结论当然不出意料，教育有用，额外的一年的教育带来的收益增加大约是7.5%。
能想到的一些反驳，文章里面已经预先的排除了：
有人说家庭收入可能和出生日期有关呢？富人想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生，穷人只有放假的时候有空？作者说有研究表明，出生日期和家庭状况之间不显著相关。
有人说心理学家指出入学日期可能和成绩本身相关。因为晚一年入学更成熟，更有优势。作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顶多是我们估计的这个7.5%不准确，但是真实的会更大。因为大孩子晚一年入学已经是一个优势了，但是因为教育年限短，收入还是不如那些多受教育的。
并且作者们还针对出生日期和大学生的收入做了回归，发现两者并没有关系。所以很可能作者们的工具变量得出的结论是精确的，不偏高也不偏低。
到这儿这篇文章就说完了，这篇文章看起来挺巧妙的，但是以现在眼光来看，这篇文章并不能就教育和收入的问题下定论，因为其问题其实也蛮大的。
首先就是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问题。[2]尽管出生日期确实和受教育关系之间有关系，但是工具变量要得到精确的回归结果，那么出生日期—>教育年限—>工资，就必须是唯一的渠道。
真的是这样的么？
有一批论文专门写过出生日期影响学习成绩，然后学习成绩影响工资的。我记得我在知乎上也介绍过基金经理的出生日期和他们基金的盈利情况之间的关联，也发了很不错的杂志。所以出生日期很可能有其他的渠道来影响工资，而并非教育年限，这样一来，教育的作用就被高估了。
其次，即便是在作者原文的数据分析结果里面，比较加了更多控制变量之后和不加控制变量，加了控制变量之后，自变量，也就是教育年限的系数会下降；但是用了工具变量之后，这个下降的幅度更大了…… 这也说明控制的那些变量，比如种族、社会经济条件等等，和工具变量本身是相关的——控制了它们之后，吸走了工具变量的显著性。
并且，因为数据中教育年限和出生日期之间的关联非常弱——肯定是很弱的，尽管教育年限可以在『一定退学』的时候决定这么几个月的差距，但是谁退学是因为教育年限到了所以就退呢？更多的还是经济、家庭的原因。所以尽管数据样本很大，回归结果也可能依然受到有限样本偏差的影响。
最后，原文作者的对「入学日期可能和成绩本身相关」这一点的论证似是而非。因为退学是自我选择的，并且成绩好的时候更不容易退学，所以晚一年读书的大孩子依然选择退学，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表示这一批人读书能力上系统性的低于平均数。那么又回到了老问题：工具变量中本身也包含了读书能力的差异，区分失效了。
所以，读书和收入的关系到底如何，依然是开放的，只能说目前的证据相对有利于『读书有用论」。今年的诺奖给的是方法论，就因果推断、包括工具变量这个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来，造福了无数的研究人员和数据分析从业者，并不是作者们具体的某个文章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就是不可挑战的。
这个问题下 @腾讯新闻 同学在介绍了这篇文章之后，引用了贾瑞雪最新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的文章[3]：
比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Ruixue Jia和斯坦福的Hongbin Li的最新研究显示，同样通过“断点回归”的方式，比对高出中国211重点线20分和因差20分而落榜211的高考群体，得出结论为，高于211分数线的群体在社会经济定位上也更有优势。
这其实并非是支持Angrist和Krueger的观点，反而是支持「教育无用论」的。因为作者们的结论是，上边缘一本和较好的二本之间，确实工资有差异，但是恰恰不是他们四年内的学习有什么区别，而更可能是学生期间建立的社交网络等非学术的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
参考
- ^ Angrist, Joshua D., and Alan B. Keueger. "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no. 4 (1991): 979-1014.
- ^ Bound, J., Jaeger, D. A., & Baker, R. M. (1995). Problems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wh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struments and the endogenous explanatory variable is wea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0(430), 443-450.
- ^ Jia, R. and Li, H., 2021. Just above the exam cutoff score: Elite college admission and wages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6, p.104371.
所谓的“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来自Angrist和Krueger于1991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经典论文。论文名叫：
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
Angrist大部分研究所用的数据集，在他的个人主页上都能找到。所以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或者有疑义的朋友，不妨自己拿去分析：
这个问题的背景在于，受教育年限更长的人通常收入也更高，比如博士的收入往往比硕士高，硕士往往比本科生高。
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些人收入高究竟是因为读书的年限更长，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更聪明、学习能力更强？或者他们的家庭本身比较富裕，可以支持他们读更久书？
Angrist想到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疑问。
在美国，大多数的州规定，学生只有满16周岁才可以辍学（有些州规定是17岁， 知友 @王瑞恩 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此外，只要在当年满6周岁的儿童，都可以在9月份上小学。
因此，出生在当年12月31日的孩子可以比出生在当年1月1日的孩子相对早一岁上学，在达到法定辍学年龄，可以辍学打工时，他们所受教育的年限也更长。
Angrist对比发现，1930-1939年间，出生在第4季度的男性比第1季度的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长0.124年；1940-1949年间，出生在第4季度的男性比第1季度的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长0.085年。
理论上，检验受教育年限长短是否会影响收入，最好的方式是做随机对照实验：
将适龄儿童随机分成若干组，每组控制受教育年限不同，其他变量相同，若干年后观察组间收入的差别。
出生季度会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并且与智力等因素无关，这就天然地将人群“随机”分成了受教育年限不同的四组。这种情况被称为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而类似出生季度这种，仅与我们要研究的变量有关、与其他自变量无关的变量，在计量经济学中被称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grist加入出生季度作为工具变量，用2SLS方法回归的结果是，1930-1939年出生的男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40岁以后的收入大概会增加9%。
相比之下，不去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直接回归估出的结果，仅为7%（可以说，在这篇论文之前，教育对收入的贡献往往是受到低估的）。
在这篇论文问世之后，工具变量法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Angrist和今年同获诺奖Imbens等人逐步将其发展成一套系统的理论。
许多经济学家也试图用不同的方法重新分析当年Angrist和Krueger用的数据集。
1995年，三位经济学家Bound，Jaeger和Baker指出，出生季度虽然与受教育年限有关，但只能解释后者0.02%的方差。因此，即使出生季度可以作为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也只是弱工具变量（weak instrument）。
考虑了弱工具变量以后，多读一年书带来的收入增加，实际上还要更高。
1998年，Ashenfelter和Rouse想到了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教育与收入的因果关系：他们分析了700对双胞胎。双胞胎基因一样，出生时的家庭环境也一样，用来控制无关变量简直是完美无瑕。结果发现，双胞胎之间若一方多读了一年书，收入比另一方要高9%左右。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教育对收入的贡献。
经济学家从研究这个问题中发展出的方法，也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
在实际中，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国家应该推行义务制教育、努力降低辍学率、保障寒门学子上大学，这对贫困家庭脱贫，未来取得高收入有很重要的作用。
于个人而言，请记住，不要因为困难轻易放弃学业，年少时多读书比干什么工作都好。
@司马懿 老师的回答珠玉在前，我写啥都是狗尾续貂，就补充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研究。
有评论说，多读书就能多赚钱，这不就跟苹果会掉在地上一样简单，我不识字的太爷爷都能明白这个道理。的确如此，但我们的确需要研究这样的现象来更好地认知社会、指导实践，因为其中又引申出很多问题，随便说几个：
1、多读书令收入更高，但具体延长哪个阶段的教育最有用？
国家有一笔钱打算投入教育事业，可以让 100 万人多读 3 年高中，也可以让 75 万人多上四年大学，投在哪里对于促进就业、提升国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最管用？拍脑袋也知道，两者都管用，但何者更有效地利用了社会资源呢？这就需要经济学提供分析工具。
两位诺奖得主的回答，就为解答这样的问题提供了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内生性，找到最本质的相关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为了解决「聪明人赚钱多，聪明人更容易考上大学，你以为是上大学导致收入高，其实是聪明导致收入高」这样的问题。）
2、多读书收入更高，对所有人都适用吗，如果不适用，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如何取舍？
教育对不同人带来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有研究表明，在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高中前的学业表现相似的前提下，毕业于省重点高中的大学毕业生比其他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高出了约 17%。[1] （在当时上钟笑寒老师经济学原理的时候，他就举过这个例子，还跟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上清华和上北京的重点高中，到底哪个更有用？）
也许，社会就是不公平的，起点越高的人，付出一份努力带来的收益，也会越大。面对这一情况，国家该如何分配教育资源，是采取原教旨式的功利主义，一切为了做大蛋糕而服务，把教育资源继续分配给经济发达地区，让少数精英扛着社会前进（正如安兰德笔下的阿特拉斯那样）；还是宁可选择纸面上不那么经济的方式，给寒门子弟更多的倾斜？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样需要分析教育对不同人产生的效果，这也需要更锋利的工具。
3、对于个人而言，这样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人生选择
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晚一年进入职场。在决定要不要考研时，很多人会问，我这三年时间投入在什么时候可以回本，能否补偿晚一点进入社会的损失。面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仅需要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也需要知道书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就需要结合具体国家、行业的情况，对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关系做出更加精确的计算，同样离不开此次诺奖得主创造的工具。
不识字的太爷爷说得对，开卷有益本来就是朴素的真理，而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不是多此一举，而是让真理能变成更加好用的方法论，解决更多现实问题。
参考
- ^ 吴斌珍， 赵心妤， 钟笑寒 《重点高中带来的工资溢价:来自大学生就业调查的证据》，世界经济 2016年02期
我就转发下我写过的回答了（突然发现都有李宏彬教授）……
一个是国内教育回报率，大学（本科）的教育回报率是接近50%，大专、中专约20%，但是高中的教育回报率几乎是零；也就是说，考高中之后如果考不上大学还不如不读高中。
里面的链接失效了，可以看这个：
另一个就是 @司马懿 老师提到的，贾瑞雪教授和李宏彬教授合作的论文：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
他们在实证研究，尤其是“自然实验方法”的运用以及对“实证因果关系检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三位的主要研究领域都是经验微观经济学（Empirical Microeconomics），研究的课题也大多和教育劳动等方面相关联。
经济学家其实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的，在现实生活里，国家制定政策方针和计划，这是和民生相关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制定往往需要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做支撑。
但现实生活又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各种复杂的多重影响因子使研究中的因果关系难以确立，研究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困难。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他们无一不是为该领域创造了无法衡量的学术价值以及政策支持，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教育与收入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我以为是不需要讨论的，因为现实摆在眼前。
很简单，你觉得同样专业下，大专生和本科生步入社会，他们的薪资待遇是一样的吗？
他们真的就只是差了一年而已，但社会对他们就是两个标准。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大专生脑子不行，不努力，一般能够上本科的人，在智力上就比读大专的聪明。
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再深入一点挖掘，大专生很多都是农村学子。
而这背后所隐藏的教育资源，以及阶级矛盾，这是不可调和的。
只是在表面上展现出了大专生和本科生待遇不同的问题。
是的，归根究底是教育和阶级。
如果你是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你从小读贵族学院，学习马术音乐等技能，从小有名师指导，再大一点你就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而你申报的学校一水儿的常青藤。
而你的同龄人也几乎都是这样，这就是你的圈层，往来无白丁。
但如果你是农村地区的孩子，初中的时候面临分流，苍天保佑你没被分下去，紧接着面临中考，好不容易挤进去一个高中，可是家里没钱给你读辅导班，但你的同学有的都会请私人家教。
这就是你，向上走一步都十分困难。
你所在的阶级，决定你的受教育程度，而你的受教育程度，反过来稳固你在当前阶级的地位。
能够突破阶级者少之又少，寒门再难出贵子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眼界的不同，因为受教育的不同，因为人脉资源的不同，我们许多人都如困兽一般，囚于这一方囹圄。
你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说知识改变命运，但其实现在的情景是命运决定你受怎样的知识。
而这研究里说的多读一年书，绝不仅仅只是表面的书，它指的是受教育程度。
而教育本身是多么宝贵的资源，优质教育和优质资源本身就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但是国家推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保证后代接受教育是唯一脱贫出路。
而对于那些在教育路途上落榜的人来说也不必灰心，因为信息化社会，接受教育和知识的路途更加多元化了。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绝对不会因为你出了校门就停滞不前了，大多数人出了校门就不会再读书了，但你可以。
你可以继续学习，学习当前行业的知识，或者你可以跨行业学习，现在网上课程很多，甚至有不少的名师讲座，这些你都可以去听的。
甚至于你可以在网上多学一门技术，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收入范围，譬如知乎这个近乎白给的写作课程，听完之后给一些小公众号投稿，或者自己做个小博主总是没问题的吧？
关于写作，给大家推荐一个叫王小波的作家，他有一本叫做《沉默的大多数》的书，他曾在书中提到：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xx的。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
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的思想，可以通过阅读此类作家的书籍，学习他们的思想，进而引发自己的感悟，加紧学习，多读书是永远对的道理，而读书也是为了精神层面的提高。
人生在这世上总有许多办法。
你看花朵生在野地里，也不种也不收，尚且生的如此美丽，更何况是人呢？
教育和收入挂钩，但是收入也是可以多元化的，狡兔三窟，没必要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还有的人白天上班，晚上出去跑滴滴呢。
诚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向上走的心态，我们都有变得更好的需求，甚至于我们都有求知欲，不断的学习会让我们变得更快乐。
可知识的来源也绝对不仅仅只在课堂里，只要你不放弃，什么时候时候都能去学习。
书中自有黄金屋，厚积薄发，能上一步台阶就上一部台阶，晚一点不是什么要紧事，只要你能一直进步。
从宏观上来讲，对于社会来说，多接受一年的教育，收入就会越高。但是从个体来说，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
学无止境，共勉。
是的，详细内容参见：
我敢肯定，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多读一年书收入更高”，迟早被拆成：
1.读书收入更高。
2.多读一年。
3.读一年书。
各取所需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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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在多个领域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了民主党执政理念的延续，也受到国内外局势演变的影响。以下是拜登治下美国的主要变化方向及其具体表现： 一、国内政策：推动社会公平与民生改善 1. 经济刺激与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20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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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提到的内容，需要先澄清一个事实：2021年上映的《007：无暇赴死》（No Time to Die）中，007的扮演者仍然是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而目前官方并未宣布下一任007会由黑人女性出演。因此，这一说法可能基于误传或对未来的猜测性讨论。不过，如果您是想探讨《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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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了世界人均GDP水平，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成就意味着很多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详细解读：一、 经济实力与发展水平的提升： 国家整体富裕程度的提高：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平均富裕程度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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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到的“2021年中国结婚人口763.6万对，再减少50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婚姻观念和生育决策的深刻变化。如果接续下去，并且减少的趋势持续，这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我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接续下去会怎么办：一、 人口结构与数量层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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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量降至763.6万对，确实创下了自1986年以来的新低。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当前中国年轻人婚姻观念、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探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结婚？年轻人结婚意愿的下降并非单一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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