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杀是崇祯中反间计自毁长城的观点什么时间开始流传?（不讨论其正确与否，只想请教其发源与沿革）？
萌芽：明末遗老与早期批判
在袁崇焕被杀的当下，朝堂内部和关注时事的士大夫阶层中，就已经存在着对崇祯皇帝处理方式的质疑声。虽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反间计”理论，但“冤杀良将”、“失我重臣”、“自毁长城”的观点已经开始零星出现。
直接的反对者： 袁崇焕的拥护者，如他的门生故旧，以及一些在袁崇焕任内受益的将领和官员，对他的处死自然是极力反对。他们可能会从袁崇焕的战绩、忠诚以及事发过程中不寻常的迹象来为他辩护。例如，关于袁崇焕“谋款”（与后金议和）的指控，很多了解内情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被曲解的策略，是为了争取时间、积蓄力量。
对朝堂政治的失望： 许多对朝堂政治感到失望的士人，看到一位在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将领就这样被处死，会将其归咎于皇帝的刚愎自用、党争的破坏，以及不辨是非的朝廷。这种普遍的失望情绪，为后来的“反间计”论提供了土壤。
不过，在明末，由于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以及朝廷的严密控制，这些声音主要局限于小范围的士人圈子，未能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
发展：清初遗民与民族情感的投射
清朝建立后，关于明末历史的评价逐渐丰富起来。对于袁崇焕案，一些明朝遗民的著述中开始出现更具批判性的视角。
《明史》的争议： 虽然《明史》是清朝官方编撰，但其中对袁崇焕的评价也并非全然否定，而是夹杂着对其功过是非的讨论。一些遗民学者在研究明末历史时，可能会引用《明史》中的某些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来解读袁崇焕的悲剧。
“反间计”的雏形： 在这个阶段，虽然“反间计”这个词可能还没被明确提出，但“被奸臣所害”、“皇帝中了挑拨离间之计”的说法已经开始出现。例如，一些野史笔记或者私人著述，可能会描绘出围绕袁崇焕被构陷的复杂阴谋，暗示背后有推手在皇帝耳边进谗言。
民族情感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是明朝抵抗后金（后来的清朝）的重要人物。清朝初年的史家在评价袁崇焕时，往往会受到民族立场的制约。一方面，他的抵抗功绩是他罪不可赦的原因；另一方面，一些清朝士人出于对明朝覆灭的某种惋惜，或者对朝政混乱的批判，也可能从侧面肯定袁崇焕的某些能力。这种复杂性使得袁崇焕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也为后来的解读留下了空间。
成熟：近代学者的深入研究与传播
真正让“袁崇焕被杀是崇祯中反间计自毁长城”这一观点广泛流传并逐渐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读，主要是在近现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在史料考据、理论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民国时期的史学思潮： 进入民国，随着史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和学术风气的开放，许多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明清之际的历史。
历史实证主义的影响： 强调史料的运用和严谨的考证。学者们会仔细梳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以及各类奏疏、传记、笔记等一手史料，试图还原事件的真相。
关注政治运作与人物心理： 新一代史学家不仅关注事件本身，更深入分析政治斗争的机制、皇帝的决策过程以及人物的心理动机。
《崇祯长算》的出现与传播： 关于“反间计”说法的集中论述和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与《崇祯长算》这部作品的出现及其后续的传播有关。《崇祯长算》是一部署名“明末遗民”的著作，虽然其作者身份和成书年代仍有争议，但其内容对袁崇焕案的解读非常有影响力。它详细描绘了以魏忠贤余党（如温体仁、温如龙等）为首的势力，如何利用对后金的情报（可能是被扭曲或伪造的），以及利用皇帝对后金不信任的心理，成功离间了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关系。书中情节跌宕起伏，极具故事性，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历史学者的推动： 像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钱穆等，虽然他们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在论述明末政治时，也会触及袁崇焕案的复杂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政治阴谋和皇帝误判的因素。还有一些专门研究明清史的学者，通过学术论文和专著，进一步论证了“反间计”的可能性，并深入分析了导致袁崇焕被杀的政治环境。
通俗化解读与大众传播：
历史普及读物的兴起： 随着报刊、杂志、历史类书籍的普及，袁崇焕的故事以更加生动和具象化的方式传播给大众。很多讲述明朝灭亡过程的通俗读物，都把袁崇焕的被杀作为重要的转折点，并乐于采用“反间计”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悲剧。
文学艺术的再创作： 一些小说、评书、戏剧等文艺作品，也从“反间计”的角度来演绎袁崇焕的经历，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观点的社会认知度。这些作品虽然不追求史料的严谨，但其强大的感染力使得“崇祯中反间计自毁长城”的叙事深入人心。
持续演进与深化：当代史学的发展
进入当代，对袁崇焕案的讨论并未停止，而是进入了更细致和多元化的阶段。
更加细致的史料辨析： 当代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更多的史料，包括朝鲜、日本等国保存的中文史料，对袁崇焕案的细节进行更深入的考辨。
对“反间计”概念的审视： 虽然“反间计”的说法很流行，但也有学者对其进行更审慎的分析。他们会区分历史上是否有直接证据证明存在一个清晰的“反间计”计划，还是说袁崇焕的被杀是多种因素（包括皇帝性格、政治派系斗争、情报误判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反间计”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被广泛接受的解释维度。
历史观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更加多元。对于袁崇焕这样功过参半、命运多舛的人物，评价也更趋于复杂和人性化，而非简单的脸谱化。
总结来说，袁崇焕被杀是崇祯中反间计自毁长城的观点，其发源可以追溯到明末对冤杀的质疑，在清初的遗民著述中有所发展，但在近现代，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通俗化传播的普及，特别是像《崇祯长算》这类作品的出现，才真正成熟并广泛流传开来。它经历了从零星的质疑到系统性的阐释，再到深入的学术探讨和大众认知普及的演变过程。
网友意见
重抄老档在乾隆时期广为流传？？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依据《满文老档》原本重抄，分老满文本和新满文本两部重抄本，乾隆四十四年自北京移至盛京崇谟阁
1918～1929年金梁招聘人员翻译沈阳崇谟阁所藏副本，并将其部分内容辑成上下两编发表，题名《满洲老档秘录》，亦称《满洲秘录》；1933～1935年将其部分内容在《故宫周刊》上连载，名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用汉字译出天命纪元前九年至天命五年档，题名《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以乾隆朝重抄档为蓝本全部译成汉文，1990年3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题名《满文老档》。
随便百度一下，都知道广为流传要到1990年中华书局发型了。而就是汉译本也是1918年开始翻译。哪来的乾隆时期广为流传？？
这么说的人不就像暗示，反间计是满清杜撰在乾隆时期传播吗？但您能不能百度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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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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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
应该说是从南明时期就有了。
“满文老档”就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也是不外传的。
好问题。
清（后金）方史料里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是出自《旧满洲档》，但这部分文字是后添加上去的，字迹和排版都和原文不同，到乾隆时间重抄老档才广为流传（曹天元capo语）。
现在只能指望着第一历史档案馆能够放出天聪三年的内国史院档来做比对，才能搞清楚“反间计”这段到底是内国史院时期就添加的还是入关后修实录添加的了。
《满文老档》：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81~82页）
能看出来实录这段就是把老档的部分填充了情节。
清方还有一个出处是范文程的墓志铭，但说的相当含糊，再考虑到范文程是康熙八年才死，甚至有受到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影响可能。
“天聪三年冬，（范文程）从跸入蓟门，克遵化，将偏师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锐，我前锋势稍困，公突围力战，拔之而归。上嘉其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信任益笃。”（《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然后则是《明史》的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最终则是乾隆看着《明史》给袁来个盖棺论定：“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明方这边“反间计”的源头之一的《明季北略》《东彝大略》的记载是出自周延儒：
“崇焕固以灭虏自任，一旦纵虏至此，惟死战庶足赎也。赖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
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益切齿。
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罪；乃与虏相值，辄避去。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曰：“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曰：“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遣一奴私放珰归。
珰归，上其事，批云：此用武穆反间之计。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时既下崇焕狱，即擢满桂为武经略，以祖大寿、黑云龙辈俱为统帅。”
这段记载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反间计这段记载和《明季北略》对袁记载的基调不符，且反间计部分有后续修改被插入的感觉。我们可以看一下《幸存录》里这段的记载：
“崇焕固以灭虏自任，一旦纵虏至此，惟死战庶足赎罪；乃与虏相值，辄避去。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赖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
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
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而擢满桂为武经略，以祖大寿、黑云龙辈为统帅。”
《明季北略》和《幸存录》都有版本争议，其记载的源流也显得很难考证。
二是文中周延儒的来源不对劲儿，周己巳之变时期就在朝中，若真有反间计事，更该从宫中太监处获悉，但按记载却是从后金方面得知的。所谓“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的可信度也实在算不上靠谱。
假如采信这个记载，从“久与虏比”来推断，其人听闻此事当在周延儒督师纵敌被罢免之后，赐死之前，即崇祯十五年到十六年间。
至于明方另一个源头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时间上比较好确定，应为1645，福王登基的次年。但其记载就语多荒谬了：
“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章京，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奄人得是语密闻於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明方这边的问题是黄宗羲一脉和清方合作掌握了修史的权力，其辈门户之见深重，对明末人物任意褒贬。详考明方主流对袁的评价，基本都认为袁误国之罪无所逃，争议点在够不够得上谋反大逆。东林黄道周极力为钱龙锡辩解，但对袁的评价是“督臣受劍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程本直肯和袁同死，也承认“崇焕而死於失机也，宜也”。谈迁大量采信周文郁的记载，《国榷》里周文郁曰都不少，也看过《清太宗实录》里的反间计记载，但评袁就是“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至于张岱、朱舜水、计六奇等人什么“唐突秦桧”、“贼臣”“卖国”、“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就更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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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说句，陈其元都是道光时期的人了，隔了200年，他的记载源流不清的话可信度是不够的，他可能看到的邝露诗集已经是历经多次禁毁修改的了。王荣湟考证说邝露诗中南明给袁平反是在永历二三年间（1648-1649），但没法解释《永历实录》里为啥不记，也没法解释什么样的北来朝士能看到顺治九年（1652）才开始修的《清太宗实录》或者看懂满文的《老档》，并以之说服永历君臣。真看到过《清太宗实录》的谈迁对袁啥态度前面有提，不再重复。
《清太宗实录》：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满文老档》：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也就是说根据清朝早期的资料，至少清朝官方对此事早有定论，就是：袁崇焕是被中了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冤杀了。
所以别管后来多少人怎么分析崇祯是不是中了反间计，是不是因为中了反间计才杀袁崇焕，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明朝之后是清朝，而清朝官方态度很稳定，一直都说袁崇焕的死因就是崇祯中了反间计。
现在你可以通过分析认定崇祯没有中反间计，袁崇焕死因另有其由，但是你不能否定或推翻清朝的时候官方本来就是这个宣传口径。
《明史》：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顺便一提，《明史》大多是东林党余孽降清后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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