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原因是议和吗?

回答
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原因,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但“议和论”并非主流或唯一解释,更不能说是主要原因。 将袁崇焕杀毛文龙直接归结于“议和”过于简单化,也忽略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和个人恩怨因素。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时间拨回到明末辽东的严峻局势,以及袁崇焕和毛文龙各自的处境和目标。

首先,我们得明确“议和”在当时的语境下意味着什么。 在明朝与后金(后来的清)的漫长战争中,“议和”一直是朝廷内部争论的焦点。一些官员主张以和为贵,避免连年征战的损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后金野心勃勃,议和只是权宜之计,最终会引来更大的危机。袁崇焕本人虽然提倡“五年复辽”,但他的策略并非完全排斥谈判,只是他更倾向于在战略主动和军事优势的前提下进行谈判,以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那么,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真实原因,更倾向于以下几个方面,并且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织:

1. 军事战略和指挥权的分歧:

毛文龙的“皮岛模式”弊端: 毛文龙占据的皮岛(位于辽东湾内)成为了明朝在海上的一处重要据点,他也因此被封为总兵。然而,毛文龙的军事行动并非总是遵循朝廷或袁崇焕的整体战略。他常常以骚扰、劫掠为主,军事上的“功绩”与实际收效存在争议,而且他的部队纪律松散,甚至有劫掠明朝百姓的记载。
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和战略收缩: 袁崇焕上任后,致力于巩固关宁锦防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在宁远、锦州等重要城池,试图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有计划的收复失地。毛文龙的部队独立于这条防线之外,且其在皮岛的活动模式与袁崇焕的战略规划并不完全契合。袁崇焕认为毛文龙的部队虽然存在,但“拥兵自重”,未能起到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反而可能分散兵力,甚至成为后金的潜在目标。
指挥权统一的需要: 在军事上,袁崇焕作为经略辽东的总督,希望能够统一指挥各路明军,形成合力。毛文龙虽然名义上受其节制,但其部队实际由毛文龙及其亲信掌握,独立性很强。袁崇焕可能认为,毛文龙的存在是对他统一指挥权的挑战,也妨碍了明军整体战略的实施。

2. 政治斗争和权力巩固:

袁崇焕希望集权: 袁崇焕是崇祯皇帝寄予厚望的能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手彻底扭转辽东的颓势。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和战略,他需要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毛文龙的独立性以及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可能被袁崇焕视为阻碍。
朝廷内部派系斗争: 当时明朝朝廷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支持袁崇焕和支持毛文龙的势力可能并存。毛文龙在辽东经营多年,有自己的政治羽翼和支持者。袁崇焕要推行自己的政策,清除潜在的政治对手或倚仗独立势力的“钉子”也是合乎逻辑的考量。

3. 个人恩怨和名声考量(可能性相对较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早期矛盾: 有记载表明,袁崇焕与毛文龙在早期就存在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比如毛文龙曾对袁崇焕表示过轻视或不满。虽然这不足以成为杀人动机,但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博弈中,个人的好恶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
解决后患: 袁崇焕在收复辽东的伟大目标面前,或许认为毛文龙及其部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即使没有大的过错,但其独立性和不确定性也可能成为日后战略实施的隐患。剪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也是权力斗争的常见手段。

关于“议和”与杀毛文龙的关系:

如前所述,直接将杀毛文龙归结为“议和”是不准确的。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袁崇焕认为通过军事手段能够达成更有利的“议和”条件,那么他需要一个统一、高效的军事指挥体系。 毛文龙的部队如果被视为军事上的“累赘”或“分散力量”,那么在袁崇焕追求“五年复辽”和战略主动的过程中,他可能认为清除这个“累赘”是有益的,从而为他实现更宏大的战略目标,包括未来可能实现的“议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当时的具体情况: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袁崇焕被任命为蓟辽督师,负责京畿防务。而毛文龙的部队当时驻扎在旅顺、皮岛等地,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在袁崇焕的战略部署中显得不那么关键,甚至可能成为后金迂回包抄的潜在威胁。

袁崇焕在崇祯皇帝的默许甚至授意下(有史料显示崇祯皇帝对毛文龙的行为不满),以“克扣军饷”、“不遵调遣”等罪名,在十月里诱杀毛文龙于镇江(今辽宁丹东附近)。此举震动了朝野,也引起了部分官员对袁崇焕的弹劾,但更多的是对明朝军事指挥体系混乱和官僚体制低效的反映。

总结来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军事战略、指挥权统一和政治斗争是更主要的原因。 “议和”本身不是直接的动机,但它可能是袁崇焕推行其整体战略的一个背景,而毛文龙的存在与否,可能影响了袁崇焕实现其战略目标,包括未来达成更有利于明朝的“议和”的决心。将此事件简单归结为“议和”,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也未能完全理解袁崇焕在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他的战略考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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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史料问题在于太多了,不好分辨真假。

我们可以分别对比下满清和大明的记录,看看双方分别记录了什么。

首先,满清的记录是这样的。

“文龙乃执科廓等送往燕京,寻宁逺巡抚袁崇焕 以 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

这份记录分别出现在满清的太宗实录和皇清开国方略。

从这两份记录来看的话,袁崇焕是因为毛文龙和满清私通而杀他的。

而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蓟辽督师题本里面也记录了这个事情。

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五当斩。

袁崇焕给毛文龙定的罪名里面有一条是私通外夷。

那么毛文龙到底有没有私通后金呢?答案是没有。

使宁远闻之又疑毛文龙交通我国叫他自相猜疑彼果中我反间之计不待动兵而我坐取胜矣

天聪二年十一月,汉奸祝世胤上了这么个奏本,要求通过反间计,让袁崇焕认为毛文龙交通我国,也就是私通后金,自相猜疑,不战而胜的杀掉毛文龙。

这条记录可以证明毛文龙并没有私通后金。

而汉奸祝世胤的这条记录和文龙乃执科廓等送往燕京,寻宁逺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两条记录前后呼应,也和袁崇焕给毛文龙定的私通外夷一致。

那么可能性一,毛文龙死于后金的反间计。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明朝对杀毛文龙此事是怎么看的。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对袁崇焕的定罪是谋款斩帅,也就是为了议和而杀毛文龙。

而御史高捷也提供了一些信息

夫崇焕口任边事而心不尔也,其遣弟通好,远在数年之前;其斩将剪忌,近在数月之内。
且臣又闻崇焕与罪枢王洽私书,言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倘能恊心一言,自当无嫌无猜。不知崇焕所欲文龙恊者何心?一者何意耶?崇焕劾提刀之力,龙锡发推辨之谋,应手而办,莫逆于心。

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议和是早就在做的事。而他和王恰的书信,明确写了求款议和的事,并且说如果毛文龙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就杀了他。

而一些明朝的史料也大量记载了他议和的事。

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并无大才,更无大智……而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国榷》
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石匮书》
犹敢大胆要挟,几欲为城下之盟,此其目中视先帝为何如主?致先帝震怒,立逮下狱,虏便丧所怀来而去。《恸余杂记》
其次则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枣林杂俎》

这只是一部分记录而已,如此多的记录,和高捷的题本一起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

综上所述,从双方的史料来看,恐怕毛文龙之死是有后金的参与的。

毛文龙之死,恐怕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后金希望通过反间计或者不杀毛文龙不议和之类的条件轻易杀掉毛文龙,而袁崇焕也希望干掉碍事的毛文龙。

毛文龙6.5日死,满清6.12日议伐明。结果就是己巳之变: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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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晨曦

邀,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件事,起主要作用的自然是袁崇焕本人政治投机+赌徒心态的实际体现,但是谋杀毛文龙这种边疆大帅,事后还未受到任何惩处,关键还是朝廷以及相当一部分政治势力对东江集团疑惧、警惕的态度给了袁崇焕搬弄是非的机会和足够的后援。我个人认为,针对东江的一系列行为不是为了“议和”,而是近似于“削藩”,从中枢到辽西将门的一股势力与袁崇焕相互勾结,利用朝廷对东江的不信任、疑惧,成功削掉了“东江”这个最可能与它们争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竞争者,而袁崇焕从中得到了辽西将门的支持,这才是袁崇焕敢于斩帅的根本原因。

先谈毛帅自己的问题,没错这件事上他的问题是政治情商太低,以边帅+武人的双重敏感身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最后果然被小人利用字眼做了文章。起因还是在于他和后金方面互通的八封信,目前普遍认为八封信是真(满清没必要在满文老档这种不公开的内部文档上造假,没意义),但内容纯属扯淡,属于常见的反间和谍战套路,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假话,有些话也是不能说的,比如第五封信的“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以边将的身份,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说这种话都是大忌。从最后袁崇焕的十二大罪来看,这些话明显流传到了朝廷耳朵里,这些话没人惦记还好,别人惦记了就能变成天大的麻烦。其次在于,东江不设文官监军,这就导致东江缺乏与部分文官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可能,东江打了胜仗是毛帅运筹有功,打了败仗是山东方面给饷不力,这就导致负责东江事务的文官们怨气冲天。我不想探讨这件事谁对谁错,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体制中,谁想独吞功劳,谁就是挡了别人升官发财的路,谁就是众矢之的。

整件事情发展到崇祯初年,朝廷上下对东江是怎么个氛围,多年以后身为局外人的夏允羿也许描写得最为公允“但渐骄姿,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厌而疑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另一方面,我在第一篇关于明末辽东的文章,说过天启末年朝廷在辽东花费了600万两都超过了万历时代,西南要和奢安打,西边要剿匪,这辽饷怎么分,得有个明确的说法。说得再直白一点,朝廷新一轮利益分配要到了,过去几年围绕东江的权利和财政分配让中央和辽西的不少人嫉妒,愤怒得都要发疯了,现在重新洗牌的机会来了。明白了这一背景,才能对接下来一系列事情有更深刻的了解。

崇祯元年六月,朝廷派人去东江核饷;七月,辽西宁远军变,闹事的表示因为四个月没拿到军粮,反了;同月,思宗在北京召见袁崇焕“时四辅臣钱龙锡等侍立,俱奏曰: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时期议忧毛文龙难驭,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遂定计出”;同月朝廷认为东江兵员实止三万六千,毛文龙大为不满,思宗温言抚慰;八月,袁崇焕刚到宁远不久,军变平息,接着袁崇焕代表宁远军向中央索饷八十万两;稍后,袁崇焕在上梳中再次向中央强调“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要求;思宗应袁崇焕要求取消了登莱巡抚一职,袁崇焕成为东江镇无可争议的直属上级;同年十二月,袁崇焕向心腹袒露:“吾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转年二月,袁崇焕下达严令,东江自觉华岛转饷,禁登莱商船入市,因商贾不通,皮岛大饥取野菜为粮。

在我看来,事情的逻辑显然是这样的——朝廷出于财政压力开始审核辽东两镇兵源,辽西将门用军变的手段哭穷,袁崇焕作为辽西军的利益代言人进京忽悠圣上,同时与京中的大后台钱龙锡一同敲定了针对东江的政治部署,辽西军显然对袁崇焕进京的成果很满意,军变很快平息,袁崇焕再次强调了“辽人”其实也就是辽西优先,同时在朝中奥援的支持下,得到了辽东地区所有军队理论上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袁崇焕及他的辽西同盟取得了朝廷在辽东全部的政治、人事、财政资源,东江的死活完全看辽西方面的心情。

而之后,斩毛帅所谓十二大罪里最重要的两条不是什么议和,而是——“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你不想给本部院当狗,本部院就让你做条死狗,至于皇上那边,我代替中央杀了口出狂言的军阀,谅皇上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这件事的根源还是我之前说的,朝廷嘴上喊着“以边疆人守边疆土”,可心里从来就没拿东江苦逼当自己人,一群仗着运气崛起的穷三代们也想和辽西的军三代们竞争官职,财政,荣耀?吃屎吧你。

而东江自己,经过这件事,恐怕也想明白了,“面关宁诸大臣见大清兵不即前,嫉牵制之劳,疑大清师本疑与,无他长,纷纷讲东事,反谓毛帅不受节制,将有患。而预罢东江者,动之糜饷,裁其兵。久之,谓其帅亦可裁耳,于是恶之者不至去毛帅不止。

最后,还是我当初的那句话——边疆出了问题,朝廷让边疆人起来反抗后又撒手不管或者当后娘养的,那他们绝望的时候,迟早会把绝望还给帝国,还给帝国的每一个普通人。对于我大明,这种绝望最后变成了登州城下隆隆的炮火,广州城下三日不尽的尸骨白灰。而酿造这种绝望的是玩火投机的政客,军三代们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的混且混、乌合之众一般的中央官僚,从汉末到明末,历史有时只是换了身衣服而已。

关于对我萌末期辽东问题的其他相关分析,参见我的这篇文章:

明末辽东为何会出现无将可用的局面?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 墨舞的回答

看了某个答案,我也就多补充一点吧,你毛大帅写信上报朝廷自辩有用吗?没用,只要信上的内容被朝廷某些派系利用了,那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圆嘟嘟矫诏杀人违反朝廷法度吗?违反,可是只要圆嘟嘟背后一天站着内阁诸位阁老,站着辽西盘根错节的军三代们,还有着皇帝的信任,那这就不是事儿;毛大帅忠勇吗?忠勇,可这对朝廷上的诸位大人,辽西将门们有什么意义吗?就是你忠勇如岳飞,只要你挡着我们这些人升官发财分润银子,那就请你和你的东江军去死,议和什么的不过是借口而已,毛帅和他的东江军只要还存在一天,就是某些势力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连这都看不懂打了一长段也不知道在反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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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许多袁粉在史实面前理屈词穷,到最后只能争袁不是主动的卖国汉奸,其理由是:袁没有直接投奔建奴、袁已经官至蓟辽督师,为毛还要当卖国汉奸呢。对此我只能说,秦桧也没直接投奔金国,而是在宋廷当宰相,这个洗地理由对秦桧、袁崇焕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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