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德国采取不同措施的原因？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和德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重要经济体，都受到了该协议的深刻影响，但它们各自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这背后有着多重历史、经济结构和政治考量因素的交织。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视角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
广场协议的背景与核心目标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广场协议的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长期面临巨大的贸易逆差，特别是与日本和德国的逆差尤为突出。美国认为，日元和德国马克（DM）的币值相对于美元被低估了，这使得美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日本和德国的产品则相对便宜，大量涌入美国市场。
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即G5国家）在日本东京的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协调行动，促使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升值，特别是日元和德国马克，以期降低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从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日本的反应：日元升值后的“失落的二十年”
对于日本来说，《广场协议》直接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在协议签署后的几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翻了一番还多。这种快速而剧烈的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迫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最终却走向了一条通往“失落的二十年”的道路。
1. 货币政策的宽松转向： 为了缓冲日元升值对出口产业的打击，日本银行（央行）大幅降低了利率，试图刺激国内需求，以弥补出口下降带来的损失。这种货币宽松政策一直持续到1987年。
2. 资产泡沫的形成： 极低的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加上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预期，催生了日本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都出现了非理性的飙升。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将重心放在了投机活动上，而不是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创新。
3. 实体经济的调整困难： 日元升值确实削弱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制造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虽然一些企业通过技术升级和海外设厂来应对，但总体而言，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步伐相对缓慢。大量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掏空”了日本国内的产业基础。
4. 泡沫的破裂与经济衰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泡沫开始破裂。房地产价格暴跌，股市崩盘，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遭受重创。许多此前过度扩张的企业面临破产，银行体系出现大量的坏账，导致信贷紧缩。这场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和低迷，被后世称为“失落的二十年”。
为什么日本会走向这条路？
经济结构的依赖性： 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对外部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日元升值对其核心竞争力构成了直接挑战。
政策上的失误： 央行为了对抗日元升值而采取的过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催生资产泡沫的关键因素。而未能及时认识到泡沫的风险并加以控制，是导致后续危机的重要原因。
“僵化”的金融体系： 日本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作为主要的融资渠道。当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时，整个经济的融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 日本社会普遍存在“共犯”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容易形成非理性的乐观情绪和行为。
德国的反应：相对稳健的应对与“欧洲经济引擎”的地位
与日本相比，联邦德国（当时西德）对《广场协议》的反应显得更为稳健，并且其经济也未出现日本那样剧烈的波动。德国马克（DM）同样在协议后出现了升值，但其影响的程度和后果却大相径庭。
1. 马克升值的影响相对可控：
出口结构的差异： 德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日本有所不同。虽然德国也是出口强国，但其出口产品更多地集中在资本品、工业机械、汽车等高附加值领域，这些产品的价格弹性相对较低，消费者对品牌和质量的重视程度高于价格。因此，马克的升值对其出口的影响相对不那么剧烈。
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 德国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为其经济提供了相对稳健的支撑。即使出口受到影响，国内需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外部冲击。
欧洲一体化的背景： 当时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其经济的稳定对于整个欧洲至关重要。德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2. 货币政策的审慎性： 德国联邦银行（ Bundesbank）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性和极高声誉的央行，其货币政策一贯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信奉奥地利学派的货币谨慎主义。因此，面对马克升值，联邦银行并未像日本银行那样采取激进的宽松政策。
利率调整的审慎： 德国央行在调整利率时更加审慎，更侧重于抑制通货膨胀，而非过度刺激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日本式的资产泡沫风险。
强调结构性改革： 德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而不是依赖货币政策的短期刺激。这包括投资于教育、研发以及改善营商环境。
3. “欧洲经济引擎”的角色： 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马克的升值虽然影响了其出口，但也间接帮助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出口，因为德国的进口成本降低了。这符合当时欧洲一体化的大背景，即通过相对稳定的马克来促进欧洲内部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为什么德国的应对相对成功？
“社会市场经济”的韧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结合。这种模式下的企业通常拥有更稳健的财务结构和更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独立的中央银行传统： 德国联邦银行的高度独立性和对通胀的坚决抑制，使其能够抵制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制定更符合长期经济健康的货币政策。
对实体经济的重视： 德国企业始终将重心放在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上，对实体经济的投入持续稳定，这使其在全球市场中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
欧洲一体化的战略协同： 德国的经济政策也考虑到了与欧洲一体化的整体战略相契合。马克的相对稳定有助于整个欧洲市场的平衡发展。
总结
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德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央行独立性以及对经济政策的理念存在显著差异。日本由于其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和应对日元升值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陷入了资产泡沫破裂的泥潭，开始了漫长的经济低迷期。而德国则凭借其强大的国内市场、审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重视以及社会市场经济的韧性，相对平稳地度过了日元升值的冲击，继续扮演着“欧洲经济引擎”的角色。
总而言之，广场协议对这两个经济巨人敲响了警钟，也揭示了不同国家在面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时，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智慧和韧性所能产生的巨大差异。日本的经历成为了后人反思过度依赖货币刺激和资产泡沫风险的典型案例，而德国的稳健表现则展现了结构性改革和审慎货币政策的价值。
广场协议的背景与核心目标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广场协议的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长期面临巨大的贸易逆差，特别是与日本和德国的逆差尤为突出。美国认为，日元和德国马克（DM）的币值相对于美元被低估了，这使得美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日本和德国的产品则相对便宜，大量涌入美国市场。
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即G5国家）在日本东京的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协调行动，促使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升值，特别是日元和德国马克，以期降低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从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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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体经济的调整困难： 日元升值确实削弱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制造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虽然一些企业通过技术升级和海外设厂来应对，但总体而言，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步伐相对缓慢。大量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掏空”了日本国内的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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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化”的金融体系： 日本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作为主要的融资渠道。当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时，整个经济的融资功能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 日本社会普遍存在“共犯”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企业、银行和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容易形成非理性的乐观情绪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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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升值的影响相对可控：
出口结构的差异： 德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日本有所不同。虽然德国也是出口强国，但其出口产品更多地集中在资本品、工业机械、汽车等高附加值领域，这些产品的价格弹性相对较低，消费者对品牌和质量的重视程度高于价格。因此，马克的升值对其出口的影响相对不那么剧烈。
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撑： 德国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为其经济提供了相对稳健的支撑。即使出口受到影响，国内需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外部冲击。
欧洲一体化的背景： 当时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其经济的稳定对于整个欧洲至关重要。德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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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调整的审慎： 德国央行在调整利率时更加审慎，更侧重于抑制通货膨胀，而非过度刺激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日本式的资产泡沫风险。
强调结构性改革： 德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而不是依赖货币政策的短期刺激。这包括投资于教育、研发以及改善营商环境。
3. “欧洲经济引擎”的角色： 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马克的升值虽然影响了其出口，但也间接帮助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出口，因为德国的进口成本降低了。这符合当时欧洲一体化的大背景，即通过相对稳定的马克来促进欧洲内部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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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因为当时日本主要贸易国就是美国，而德国的贸易国主要是欧洲。有欧洲的蓄水池，德国并不需要太多的金融措施。
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经济体制很相似，产业重合的也很多。两个国家都是长时间贸易黑字，但不同的是德国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欧洲，而日本的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
而且欧洲国家有共同货币组织，在72年规定了欧洲各国的汇率变动幅度在2.25%以内，79年设立了欧洲货币制度，这也让德国马克被投机机构放弃。虽然马克对美元汇率肯定会上升，但投机资本可以瞄准比马克更弱的里拉和英镑，这分担了德国马克的上升压力，广场协议以后德国马克的投机金融资本损失不大。
而广场协议的时候，日本储蓄率极高，这么高的储蓄率也支持了高投资率，大家都想着把钱投到什么地方才有更高的回报率。因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一直大幅度赚钱的外贸部门突然没法赚钱了，短时间内，日本没有给这种过剩资本提供合理的运用手段，大量资本涌入股市和不动产。
而同时，日本担心日元突然上涨，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打击，所以大幅度下降利率。结果更加刺激了资本流入不动产和股市。泡沫经济开始膨胀了。
但泡沫经济只是现象，当时其实日本机会很多，做对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引起后面的崩溃。
90年突然提高利率，涨了3倍，这让大批已经投入股市和不动产的资金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利率，只能抛售股票和不动产，引起了暴跌。
但这只是融资困难，日本经济还是不错的。而日本政府还认为不够，91年再来一个地价税法，对拥有土地的人课税，这更加剧了不动产的抛售。土地只有人卖无人买，很多企业无法偿还贷款导致破产。银行开始无法回收贷款，也开始破产。
如果此时立刻停止政策，国家出动国有资金救助银行，那泡沫经济也就停了，但日本怕出动国有资金会引起国民反对，所以迟迟不做任何动作。导致了97年四大证券公司的山一证券破产，这才在98年停止地税法，降低利率到0.15%。
直到小泉上台，出动国有资金，增大资金流通量，才把问题解决。离90年泡沫经济崩溃，已经过去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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