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的城防在当时大概是什么水平？
首先，规模的震撼是石峁城防最直观的体现。你想想，这是一个总面积高达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池，其中核心的“皇城台”更是高达50多米，犹如一座人工山丘，这本身就是一座巍峨的军事堡垒。而环绕皇城台的内外城，又用厚重的城墙层层包裹，这种“城中之城”、“墙中之墙”的格局，在早期文明中是非常罕见的，极大地增加了攻破的难度。它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早期城址，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土堆或小村落的围墙，石峁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级”的防御体系。
其次，石砌技术的精湛是石峁城防最核心的优势。咱们得认识到，在那个时期，能够大规模使用石料建造城墙，并且运用如此精细的砌筑技术，是极其了不起的。
巨石的运用： 石峁城墙，尤其是内城和皇城台的部分，大量使用了经过加工的巨大石块，有些石块的重量甚至达到几十吨。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些庞然大物搬运、堆砌起来，形成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这需要高度组织化的劳动力、先进的石料加工和运输技术，以及对工程力学的初步理解。
“毛石与夹砂”的砌筑法： 石峁的城墙并非简单的石块堆积，而是采用了“毛石与夹砂”的工艺。内城墙体由外层规则的石块和内层不规则的毛石组成，中间填满碎石、黄土和砂。这种复合结构，就像我们现在盖房子用钢筋混凝土一样，能有效分散冲击力，提高墙体的整体稳定性和抗压能力。外层的石块经过打磨，严丝合缝，表面平整，这在古代是很高的工艺水平。
高耸的城墙与叠涩拱券： 石峁的城墙高度惊人，平均有8到10米，最厚的底部甚至能达到10米以上。这在攻城方看来，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关键的门道和城墙内部，发现了精美的石雕和甚至可能是早期拱券结构的痕迹（虽然这点还有待更多证据证实，但已有的发现已经足够惊叹）。这些细节无不展现了当时石匠们的高超技艺和创造力。
第三，战略设计的智慧也是石峁城防的关键所在。石峁的选址本身就极具战略眼光。它坐落于黄土高原的梁峁地貌之上，选择了一个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山顶，周围环绕着陡峭的沟壑。
多重防御体系： 石峁并非只有一个层级的防御。从外围的壕沟、低矮的台地防御，到环绕整个城市的“外城墙”，再到核心的、防御最严密的“内城墙”，以及最高处的军事指挥中心和统治者居所——“皇城台”，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纵深式的防御体系。任何来犯之敌，都需要突破层层关卡，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门道的设置与控制： 石峁的城门设计也非常讲究。它们通常设在狭窄的地形处，并且往往有多道门墙或瓮城作为前置防御，便于在敌人进入城门后进行分割包围和集中打击。比如在东门和南门，就发现了复杂的门道结构，这能有效迟滞敌人的进攻，为城内守军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瞭望与指挥体系： 皇城台作为最高点，无疑是整个城防的指挥中枢和瞭望台。从那里可以俯瞰周边区域，及时发现敌情，并指挥各处的防御。城墙上的可能瞭望台和射击孔设计，也为弓箭手和士兵提供了有利的射击位置。
第四，军事与社会组织的支撑是石峁城防能达到的高水平的根本原因。修建如此规模宏大的城防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一两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
强大的人力调动能力： 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包括石匠、搬运工、泥瓦匠以及指挥者。这意味着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组织化和动员能力，能够将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来，投入到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发达的社会分工： 这种精细的石砌工艺，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工匠群体，他们拥有独特的技能和知识，能够世代传承。
强大的统治力量： 能够征集和维持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并且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建设，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支撑。这表明石峁城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或军事中心，拥有强大的社会管理能力和军事实力。
综合以上几点，石峁古城的城防在当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可以比肩甚至超越许多同时期已知的文明。它不仅体现在坚固的实体防御工事上，更体现在其背后蕴含的战略思想、精湛的工程技术和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可以说，石峁城就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技术水平和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早期中国防御体系的杰出代表。
网友意见
一般认为，大约8000年前，约旦河西岸的古城耶利哥（Jericho）出现了最早的城墙。耶利哥的城墙宽1.5-2米，高3.7-5.2米，周长600米左右，外面环绕着一道8.2米宽的沟渠作为护城河。约4500年前，耶利哥进入青铜时代，发展为迦南地区重要的城镇之一。
同一时期，伊拉克南部的苏美尔时代城邦乌鲁克（Uruk），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据估计，大约5100年前，乌鲁克有大约4万居民，城市建有周长9千米，高12-15米的城墙。城墙由泥砖砌成，据说是吉尔伽美什下令修建的。
与此同时，南亚的印度河谷文明也出现了一些带有防御性城墙的城市。在印度西北部的Kalibangān遗址，人们修建了高3.7-4.1米，厚1.9米，东西长130米，南北长260米的防御墙，城墙由20*20*10厘米的泥砖砌成。城内的房屋也由同样规格的泥砖建造。
欧洲比较古老的城防遗迹，除了楼上提到的los millares遗址外，还有保加利亚的Solnitsata、马耳他的Borġin-Nadur、希腊的Sesklo、Dimini遗址等。
保加利亚的Solnitsata是欧洲最古老的城镇遗址之一，以盛产食盐著称。大约6000年前，这里出现了数百人规模的定居点，并建立了城墙来保护盐矿。Solnitsata的城墙高约2米，厚1.5米，周长大约400米。
Borġin-Nadur是马耳他最古老的城防工事，大约建立于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城墙是面向内陆建造的，表明它可能是为了防御陆上的竞争者而建造的。值得一提的是，马耳他还留有不少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巨石建筑遗迹。
Sesklo遗址位于希腊北部的色萨利地区，大约9000年前，当地出现了农业社会和陶器，之后这处聚落的规模逐渐扩大，鼎盛期包括500-800栋房屋。Sesklo的城墙是由石头建造的，不过它的作用是否是用于军事目的，目前并不清楚。
总的来说，在石峁遗址的时代，亚欧大陆的城防工事大致处于初创阶段，有城墙的考古遗址不算多。不过在500年后的公元前1500年左右，以迈锡尼、哈图沙、巴比伦、Buhen等城市为代表，亚欧大陆文明社会的城防已经颇具规模了。
石峁的城防在当时是一流水平，形制上与同时期近东至中亚可比的地方很多，反而和黄河、长江中下游城址不太好比较，筑城传统差别太大。
石峁的地貌在四千年间没有什么本质变化，顶多就是现在的沟谷会比当时切割更深一些。假设人们当时居住在黄土梁峁顶部，居高临下本身就有利于防御，即便什么都不做可能也比在平原人工建的工事还要易守难攻。城内地形比较破碎，不同梁峁之间交通不便，用发掘者的话是“石峁城内以天然沟壑为界区分的16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梁峁）上均分布着居址、墓葬等龙山时期至夏阶段的文化遗存”，再加上面积太大，如果做整体防御并不容易。光看内城墙和外城墙，两者材料和技术没什么差别，因为厚度都不大（约2.5-3米），所以复原高度也不会很高，起到的作用其实类似农耕民族的长城，免遭零星劫掠还可以，战争时完全拒敌于外则指望不上。虽然都叫“城”，但和同时期平原地区很宽的城墙+壕沟组成的城防功能并不一样。
石峁的防御重点，一是皇城台，城内最大的独立山峁，就相当于卫城(Acropolis)或者城堡式的中心(citadel)。二是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角，城内的制高点，也是沿“皇城大道”通往皇城台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种地方的结构才真正是水平的体现。这里仅从城门的角度简单对比一下
乙一的回答中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叙利亚的Ebla遗址。该城址屡毁屡建，跨越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晚期，但防御工事比较清楚的是在Old Syrian时期（2000-1600 BC），这一时期城址面积近60公顷，平面近椭圆形，包括一个长3公里的外城墙、环形下城以及近圆形的卫城。外城墙高18-22米，底宽40-60米。城墙上还建有Forts和Fortresses。下面是遗址航拍照片和平面图：
Old Syrian时期Ebla外城的西南门也就是Damasco门保存最好，平面图和透视图：
照片：
对比石峁的外城东门：
石峁外城东门的特殊之处：
1.门道两侧的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短墙， 隔出四个空间， 两两对称，发掘者称为“门塾”，但这样的门塾结构在中国似乎仅此一例。Ebla西南门的门道更加窄长，以中间庭院为界，内侧门道则是三对扶壁+两个房间的结构（黎凡特公元前2千纪前半期军事建筑的典型形制），外侧门道是两对扶壁+一个房间。
2.门道左右两侧有两个方形夯土台（外包石墙），现存最高处高出早期地面6.7米，发掘者称为“墩台”（或B类马面）。因为它比城墙厚的多，可以肯定其复原高度也会高于城墙，其功能似乎与塔门或塔楼一致，尽管高度可能比Ebla差很多，但在中国已知的史前城址中也是罕有其匹。
石峁外城东门附近的其他设施如瓮城、马面、角台等，已有专文论述。见：
孙周勇,邵晶. 《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
孙周勇,邵晶.《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
此外在上图一号角台和四号马面之间，还有一个城墙重叠形成的便门（另见复原图右上角）：
对比其他遗址的门：
双槐树中心居址区围墙的南门
发掘者认为：“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色彩，显然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具备瓮城结构的建筑典型。”
陶寺宫城东南门: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
发掘者认为，宫城东南门是陶寺文化晚期改建的类似后世“阙楼式”的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史前罕见，尤其功用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平粮台城址南门：
平粮台城址平面形状为正方形，基本正向，城内长宽各185米，城内使用面积共计约3.4万平方米；加上城墙宽度，则城址占地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再包括外侧城壕，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
平粮台城址的南、北、西三面各有一城门，城门位置均居中。上世纪80年代对南城门的考古发掘，揭露了一组布局周正的“门房”基址。南门遗迹由中间近1.7米宽的门道和两侧两座房子基址组成。这两座房子依城墙用土坯原地垒砌建筑，房门相对，两座房子规格一致，都是总面积13—14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的单间土坯建筑。这是当时发现的史前城址中唯一建有守卫设施的城门。
下塔城门：
城垣分为内、外两重构建，东西400、南北700米左右，城垣宽度约6-9米、残高0.4-2米。1号城门总体营建及构造特征与马面相似（相当于马面内开了一条通道），门道长 2.4、宽约 2-2.2 米。
后城咀城门：
城址面积约138万平方米，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1150米，是目前内蒙古中南部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发现了由瓮城前通道、瓮城壕沟、瓮城、瓮城城门、城门组成的半月形防御体系。城门以壕沟间隔处形成进入瓮城的通道，通道两侧分立“阙”式建筑，瓮城内空间充足，入城为直线门洞式。
石峁城门结构上比中国同时期及更早的城防设施复杂，但是其演化脉络还不太清楚。如果是突然出现这么成熟的形制，有理由怀疑它可能受到近东至中亚地区更早的城市建设的影响。换句话说，以前中国史前城防设施看起来都很弱，正是石峁的出现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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