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西方极左痛恨民族主义,中国极左却拥护民族主义?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意识形态演变的复杂性。简单来说,西方极左痛恨民族主义,而中国极左拥护民族主义,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理论根源以及现实考量。要讲清楚这一点,需要我们穿越不同的时空,理解它们各自的出发点和演变轨迹。

西方极左为何痛恨民族主义?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回到西方极左思想的源头。

历史根源: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兴起
西方极左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物——帝国主义——的反抗而出现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来团结本国人民,为殖民掠夺和战争辩护。民族主义被用来制造“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转移到外部的民族矛盾上,从而瓦解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族主义常常被资产阶级用来操纵工人阶级,让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自身阶级的利益,甚至去对抗其他国家的工人。例如,英国工人阶级有时被煽动起来仇视爱尔兰工人,这符合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分裂了工人阶级,削弱了他们的集体力量。

理论根源:阶级斗争与国际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是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民族间的矛盾,而是阶级间的矛盾——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与剥削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真正的解放和革命,应该是超越民族界限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是国际主义的经典表达。它呼吁的是,不论国籍、肤色、语言,所有被压迫的劳动者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推翻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民族主义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它强调的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至上”,这在国际主义者看来,是在制造分裂,阻碍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共同解放。

更进一步说,民族主义往往与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紧密相连。它可能导致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对移民的歧视,以及国家间的敌对和战争。这些都与极左所追求的普遍人道主义、平等和解放的理想相悖。

现实考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审视
在现代西方社会,民族国家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在历史上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极左观点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扩张和权力集中的产物。民族主义被用来强化国家的权威,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

因此,西方极左对民族主义的警惕,也体现在对国家主义、沙文主义的批判上。他们认为,真正的进步应该走向一个后民族、后国家的社会,在那里,人类的共同福祉和个体自由是首要的,而不是狭隘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

例如,在二战后,很多西方极左运动就致力于反战、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支持殖民地解放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民族主义常常被看作是敌人用来制造分裂和战争的工具。即使是支持某些民族解放斗争,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打破旧的民族压迫体系,而非强化新的民族国家。

中国极左为何拥护民族主义?

相较于西方极左,中国极左拥护民族主义的逻辑则完全不同,它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语境。

历史根源: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
中国极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族屈辱和救亡图存的斗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国家主权被践踏,民族尊严扫地。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种旨在“救中国”的思潮,都必然要包含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

早期的革命者,无论是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是后来的共产党人,都将反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作为首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了凝聚人心、动员群众、抵抗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中,虽然强调国际主义(与苏联的联系),但其最核心的号召力,还是来自于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争取。抗日战争更是将民族主义推向了高峰,成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旗帜。

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反帝反封建”
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使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中国的语境下,“反帝反封建”是两大历史任务。这里的“反帝”本身就包含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

因此,在中国极左的理论体系中,民族主义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相悖的,反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看作是“反压迫”的工具,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关键。

当今中国极左对民族主义的拥护,很大程度上是对这段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认为,中国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后,如今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外部的挑战(如西方国家的遏制和打压)依然存在,因此,强化民族认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

现实考量:国家主权与意识形态的维护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被官方和部分左翼群体视为维护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和思潮的涌入,被认为可能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制度构成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强大以及对西方模式的批判,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手段。中国极左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坚强的民族主义作为支撑,中国才能抵御外部的压力,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外,中国极左还常常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的最优选择,而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模式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威胁。

总结一下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

出发点不同: 西方极左的民族主义批判,源于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阶级压迫的反抗,强调的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解放。中国极左的民族主义拥护,源于对民族屈辱历史的反思和民族复兴的渴望,强调的是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自强。
对象不同: 西方极左批判的民族主义,往往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和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中国极左拥护的民族主义,则更多是作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的工具。
理论框架不同: 西方极左的国际主义是其核心,民族主义是其对立面。中国极左则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的民族主义结合,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虽然都打着“左翼”的旗号,但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截然不同,西方极左和中国极左在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上,呈现出了南辕北辙的局面。一个视其为枷锁,一个视其为铠甲,这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其与现实政治的复杂互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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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答一发。

一、两种“极左”的不同与相同

题主对于所谓“极左”的界定是模糊的,西方的极左主要包括两类——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极左是共产主义“革命派”,这两个坐标系就有很不一样的差别。

要讲左和右,无论如何都要有个基点,如果没有基点,也就无所谓左右。举个粗糙的例子:若以中特立场为基点,毛左就左,民主社会主义就右;若把这个基点换成是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就为左,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则为右。不过宏观地看一个社会的话,往往是“极左”和“极右”相对而言突出且容易定义的。如果定义共产主义为左,资本主义为右,那么中间派就是某种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如果定义自由民主为左,专制独裁为右,那么中间派就是某种”精英民主”状态。

因此,西方极左和中国极左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即共产主义,凡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无疑可以既和极左结合,也可以和极右结合;而民族主义能够与共产主义结合,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理论原则上是冲突的。

1、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生产力早已突破了民族地区界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工已经变得十分狭窄了,不足以继续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社会生产力要继续发展,必然要依靠国际分工的发展,由民族国家内的分工,发展到各民族、各地区的国际化分工协作。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将这种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驱动下,世界市场被深入地开拓了,全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实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竞争要求,迫使资产阶级在对剩余价值无限追求的驱动下不断地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开拓市场。资产阶级要这样做的详细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论述得很清晰,在此摘录一一段:

“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章)

这种强制的竞争规律“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会是一种民族的、地域的、个别的情况,而必然且已经是一种世界生产方式,并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入发展。

第三,要彻底推翻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就必须要在全世界——或者世界绝大部分角落推翻资本主义,否则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这个问题做出过清楚的回答: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所以,《共产党宣言》才要大声疾呼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际团结协作,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另一个经典著作中,同样谈到了“地域性共产主义”的问题:

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就连反共大师、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论述,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设: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已给整个世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根据这种唯物史观的逻辑,社会主义不可能是民族的,它只能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不只是某个民族的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全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他所能设想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全人类和全世界。对他而言,必须对全世界的经济进行统一的管理。(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187-188页)

米塞斯接着还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列举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出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要解决这些困难,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胜利。

2、民族主义光从字面上看,就是和国际主义相对立的。界定一个民族的标准虽然很多,但从来都是一个地域标准(“国族”——例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等),或者是一种种族—血缘标准,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血统(例如犹太复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等)。民族主义采用的标准是同阶级标准对立的,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是一个地域或一个种族的各阶级的集合体,例如说犹太民族,必然既包括犹太工人,也包括犹太资本家和犹太小业主。

在民族主义下,犹太人是一个共同体,其他民族是另外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教导一名犹太工人,会强调他们同犹太资本家是“留着相同的血,讲着同样的语言”等等,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则会更强调犹太工人和其他各民族工人的相同地位,教导犹太工人对犹太资本家的反抗意识。因此,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

从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上看,它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相伴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列主义解释下,现代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正是资产阶级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分散状态,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同时也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它们的民族主义是在反侵略中形成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例如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等等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只能依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成为世界霸主的路径实现,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样——消灭民族。以下是长时间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的经典论述段落摘录: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 资产阶级是主角。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一个利己主义的目标。对于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而言,一个民族处于压迫地位,民族主义者会反对民族压迫,追去民族独立;此后,按照民族主义,民族还要实现自己的强大,不管是用“民族伟大复兴”或者其他什么词句(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变成剥削性的民族才有可能)。总之,民族主义不仅不是要实现一种普世的社会制度,反而是要实现人类中一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有人会说,我们可以“同化”它们,把其他“落后愚昧的民族”都变成同族呀!我只能说,这个思想已经离纳粹法西斯主义没多远了。

3、尽管如此,民族主义——主要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上总是有联合的趋势。这似乎和上面说的矛盾,但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原因如下:

无论是哪种民族主义,它是否能够实现,都会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而一个民族,无论以什么标准划分,其大多数成员必然是以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劳动人民。而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马克思时代的德国,还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还没有失去其革命性;在历史上,恰恰是压迫民族——帝国主义,是阻止被压迫民族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而帝国主义在这时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在这个历史阶段,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主体、利益诉求、斗争方式、主要敌人,总体上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两者可以结合的现实基础。而实际上,很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论述的最为透彻明白:

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分子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马克思在当时也主张许多民族主义的目标,例如他主张德国的统一,废除区域内的关税,建立民族国家等等,肯定(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进步意义:

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而当民族取得了政治独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并且开始意图成为压迫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裂痕也就随之扩大了。因为这时,民族主义者的敌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其他与其竞争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意图反抗它剥削的民族的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会和这种民族主义结合,而是坚决地反对这种民族主义——就和列宁反对一战各参战国的“爱国主义”那样,并坚决宣传、践行国际主义。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同时,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也特别讲到时刻认清楚民族主义的本质,决不能在理论上模糊,甚至给事实上的民族运动戴上“共产主义”的帽子: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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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里面,中华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完全是两个东西……

中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带有左翼超民族色彩的民族主义,而且各个方面和左翼都有着比较深的历史渊源,所以左翼拥护中华民族主义是比较正常的,所谓“左翼拥护民族主义”主要也是拥护中华民族主义。

其实中华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更接近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而左翼认同和热爱自己所属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自然的(当然这个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是否符合左翼理论则是另一个问题,国内真正的左翼所热爱的国家也往往是一共而非二共,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拥护的是一共中华民族主义而不是二共中华民族主义)

至于汉民族主义……除了知乎上的个别奇葩,我还真没见过几个左翼拥护汉民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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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是拥护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的,所以建国初期才会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联系,共产党宣言说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zhihu.com/question/2311

@Lightwing

未经允许转载了您的回答,若有冒犯之处,我会把这部分删去。

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革命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悄然酝酿,第三世界国家还在受困于贫穷饥荒瘟疫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中金迷纸醉的资本家正在吸血,有人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私人财产,如果说是旧时代的小农经济(亚非拉国家),这种私人财产每天都在被工业国消灭,被剥削,如果说是资产阶级的财产,这种资产正在剥削无产阶级。

zhihu.com/question/2329

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很严重。

真正的左派必将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只是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的自我改良后,脱离了马克思说的“如果要压迫一个阶级,那么至少要给予着个阶级满足他们奴隶般生存的条件,而现代资产阶级连这些也无法保障”的状态了。

所以说二十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促使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改良,给自己续了一命。但是这个过程仍然是不可逆的,等到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成熟,资本面前人人平等,新的革命就要开始了。“农奴在农奴制社会中争取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在封建社会中争取到资产者的地位。”但是这一切并未阻止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同样的,工人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争取到的一切地位,也只是资产阶级的绥靖策略,并不能阻止最终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但是,这一天还很远,至少我是看不到了。民族主义是孤立的,是右倾的,并不是真正的左派。无产者并不是没有民族,他们只是不把民族争端当作零和游戏中的目的。这个世界本质上也不是零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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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得把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区分开再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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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欧盟啊。

欧盟想统一欧洲,其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所谓欧洲一直在讨伐这两个主义,但是又想不出什么新的主义,所以只好将思想空虚的民众送进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所谓的思想中。

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极端爱狗人士,环保人士,甚至这些风气吹过美利坚,吹进中国。

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年的二十年未睹之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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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蛮有趣,也蛮让人头大的。首先,中国左右不分,无论如何分都是一团浆糊。我们还是捋一捋吧:

事实1:中国没有右翼。对。中国现在没有西方意义的右翼,就是类似美国红脖子那种保守派分子。比如典型的右翼问题:堕胎权、人口控制、气候控制、转基因食品——一个真正的保守派是不会支持这些的,而中国的巨大部分所谓“右翼”都支持,所以从普世的观点来看,这根本算不上右翼。

所以中国的所谓右翼,在西方只能算中间派,甚至是中左派。

中国所谓的极左,应该特指毛派。毛左。

毛左立场非常有特色:他们要打倒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这是左派思想。其次他们支持专制、支持民族主义,支持民族优先,这又是右翼思想。所以我的评价是:毛左是肤浅的左派,是不纯粹的左派。甚至是假左派,是左派的皮,极右的骨。中国有句老话叫:物极必反。毛左是极端主义,不管是极左也好,极右也好,是极端主义就对了。极端主义其实不分左右。

所以,总的来看,中国既没有真正的右派,也没有真正的左派。大多数不过是一群有鲜明封建思想残影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分子。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点缀。说到这来,我想起老毛说的一句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右派。因为相对来看右派还比较真一点,那些极左很多都假的很,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主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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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破题。

民族主义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不好意思,民族主义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现代法语只存在于一个很小的区域,法国在大革命的时候,为了取代王朝时代的想象共同体——法国朝廷,团结法国的上中下,所以开始建设法兰西民族。

这是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西方封建国家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进程中最终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巴黎强势的城市文化碾压全法,法语的标准开始取代了各地方言和日耳曼语。

所以到了后来的拿破仑时期,他并不是欧洲人的皇帝或者罗马皇帝,他是法国人的皇帝。

但是资产阶级构成的国家是不牢靠的,民众的国家认同在失去了外敌时就会出问题,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必须不断通过塑造敌人去弱化本国的阶级矛盾,而一旦和平到来,比如维也纳体系确立之后,不断扩张的资产阶级就会失控地把个体户,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并最终引发了全欧洲的政治危机和革命。

革命的爆发代表资产阶级国家——现代化——民族国家体系——国族塑造在和平情况下是靠不住的,那怎么办呢?马克思和列宁给出了答案,就是在旧有的超民族封建帝国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尸体上,真正建立存在主体民族和落后民族的新超民族认同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

了解了知识背景,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放到时间序列中去看,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西方的极左为什么要痛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失控扩张——更多人沦为赤贫——大革命爆发,大革命会诞生真正的极左分子,八成是有色人种和异教徒,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中国的极左为什么要支持民族主义?因为我们的人均GDP还不够高,工业化和信息化还不够强,国际地位仍然不够高,各方面压力还很大。确切滴说,因为我们的资产阶级还不合格,普遍费拉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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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知乎套话: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左永远是反民族主义的,更别说是极左了,只要有民族主义,就肯定与左不是一路。


某“宪法”里就有“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


梳理下历史进程: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 民族的民族 自决 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 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法令,如像土地法、劳动法、选举法等,绝对应用于共和国的一切劳苦群众,丝毫没有民族的界 限,而且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全国××战争期间,××中央指出应突出抓住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这对主要矛盾不宜过早地强调开展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样才有利于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减少革命发展的阻力。

1945年11月19日,××中央东北局在关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草案)致中央电中指出:应着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尊重蒙民、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给以充分之自治权。”


1946年2月15日,西北局则明确提出:“我对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帮助蒙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团结蒙人内部力量实行自治。因此,对其内部矛盾应力求适当调处,力求自身团结,致力自治事业。”

1946年9月13日,西满分局在总结内蒙古工作时提出:在群众中,首先要在“干部中进行蒙汉平等合作的教育,着重教育汉人,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余毒,对蒙人采取尊重谅解真诚合作的态度。”



毛××在《批判大汉族主义》中指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写于1953年3月16日。后载《毛××选集》第五卷。



自1982年写进“宪法”的“计划生育”生育中做了明确的种族区分。1984年4月××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精神的汇报》中说:“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相当于除壮族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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