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对瘟疫的治疗，是一人一方还是万人一方？为什么？
古代中医怎么看瘟疫？
首先，古代中医认为瘟疫并非“天降之灾”，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他们不认为瘟疫是某种单一的、固定不变的“病毒”引起的。相反，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时行疫疠之气”导致的疾病。这个“时行疫疠之气”是关键。
“时行”： 强调了瘟疫的流行性、季节性、地域性。它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环境有关。比如，某些季节更容易发生某些瘟疫。
“疫疠之气”： “疫”和“疠”都是指致病因子，但更侧重于其侵袭人体的性质和造成的危害。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发病迅速、变化多端的致病因素。它不同于一般的风寒暑湿燥火，而是更为剧烈和广泛。
所以，虽然都叫“瘟疫”，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人群身上，引起瘟疫的“疫疠之气”的性质，以及它侵犯人体的具体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一人一方”的由来与实践
中医治疗的根本原则是“辨证论治”，而“一人一方”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面对瘟疫这样的复杂疾病时，中医更是将辨证论治发挥到了极致。
1. 辨证是基础：
病因的差异： 即使都是瘟疫，其致病原因也可能不同。比如，有认为是“风热”引起的，有认为是“湿毒”引起的，有认为是“疫毒夹暑”引起的，等等。中医会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季节气候、流行状况来推断主要的致病因素。
病位和病性的不同： 疫疠之气侵犯人体后，首先侵犯哪个脏腑？是肺、是胃、是肝？是属于热证还是寒证？是实证还是虚证？是单纯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范畴，还是超出了这个范畴，形成了新的“疫邪”？
个体体质的差异： 这是“一人一方”最核心的出发点。每个人生来体质就不一样。有的人是阳盛体质，容易化热；有的人是阴虚体质，容易伤阴；有的是痰湿体质，容易生湿；有的是气虚体质，容易感冒。疫疠之气侵袭一个健康的人，和侵袭一个本身体质就比较虚弱或有某种偏颇的人，其反应和病程都会不一样。
病程阶段的不同： 瘟疫从初起、发展、高潮到恢复，每个阶段的病邪性质和人体反应都在不断变化。初起时邪气在外，可能表现为表证；随着病邪深入，可能转为里证，累及脏腑；后期可能出现虚实夹杂、阴阳搏结的复杂情况。
2. 论治的个体化：
针对“邪”： 中医治疗瘟疫，首先是针对侵犯人体的“疫疠之气”。通过辨证，确定邪气的属性（风、热、寒、湿、毒等）和性质（实、虚、表、里），然后选择相应的治法，比如清热解毒、祛风散寒、化湿解毒等等。
针对“正”： 更重要的是，中医治疗不仅仅是驱赶外邪，更要顾护人体自身的“正气”。正气是人体抵抗疾病的根本力量。如果一味猛攻邪气，而忽视了正气的强弱，很容易导致正气受损，病情反而加重。因此，在清热解毒的同时，可能需要配合扶正固本的药物，以支持身体的康复能力。
君臣佐使的配伍： 一张方剂的组成，是经过精心设计和配伍的。主药（君）负责主要的治疗作用，辅药（臣）协助君药增强疗效或针对次要病机，佐药可以消除君臣的副作用或针对一些特殊情况，使药（反佐）则有时是为了纠正药物的偏性或加强某种作用。这种精密的配伍，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适应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
药物剂量的调整： 即使是相同的方剂，在实际应用中，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药物的剂量也会有细微的调整。
中途的调整： 瘟疫病情变化快，即使一开始用了一张方，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的反应，都需要及时调整方药，这就是中医的“随证变方”，体现了极强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为什么说“万人一方”在古代中医治疗瘟疫时是行不通的？
如果用“万人一方”来治疗瘟疫，意味着用一套固定的药物来治疗所有感染同一种“瘟疫”的人。这在古代中医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原因如下：
忽视了辨证的根本性： 中医认为，即使都是同一场瘟疫，但感染者千千万万，他们的体质、年龄、性别、所处环境、甚至感染的早晚阶段都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症状和病情自然也不同。用一套药来应对所有情况，就好比用一把万能钥匙去开所有的锁，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无法兼顾个体差异： 就像前面说的，体质是中医论治的基石。强壮的人和体弱的人，受邪的程度和反应肯定不一样。青年和老人，生理状态也不同。用同样的药，对某些人可能是对症的良药，对另一些人则可能是催命符，因为药物会有偏性，不中病则有害。
可能加剧病情： 如果一套方药的药性与患者的体质或当时的病性不符，比如用大寒之药去治疗一个本身体质虚寒的人，或者用温热之药去治疗一个湿热内盛的人，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伤及正气，加重病情，甚至引发新的危象。
中医的精髓难以体现： 如果只是套用一个固定的方子，那还何谈中医的“辨证论治”和“个体化医疗”的精髓呢？中医的智慧就在于其灵活变通和对人体的精细把握。
历史上著名瘟疫的例子与中医的应对
纵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瘟疫，如东汉末年的“伤寒”，晋代至隋唐的“时疫”，明清时期的天花、麻疹等，中医名家们在治疗时，都体现了“一人一方”的原则。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虽然这是对“伤寒”的论述，但当时的“伤寒”很多都是具有时行性、传染性的疫病。张仲景将疾病分为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并针对每一经的不同证候，详细列出了方剂。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太阳病的人都用同一个方，而是太阳病有多种不同的证候，每种证候对应不同的方剂，而这些方剂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微调。
元代吴又可的《温疫论》： 吴又可专门针对当时流行的温疫（不同于一般的伤寒），提出了“温疫杆菌”的观点（虽然当时没有细菌学概念，但其描述的病邪特点与现代认识的某些病原体有相似之处）。他强调“邪在卫则散，邪在营则泄，邪在血则吐，邪在气则通”，并针对不同的证候提出了针对性的方剂，如“达原饮”。他尤其强调了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选用和加减药物。
明代孙一奎的《孙氏医案》中的瘟疫治验： 孙一奎在明代就曾记载了治疗瘟疫的案例，他会根据患者的“体质之强弱，邪气之浅深，发病之早晚，辨析毫厘，随证施治”。
总结
因此，古代中医治疗瘟疫，绝不是“万人一方”的固定模式。它是以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指导，在承认瘟疫流行性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不同患者的个体差异、病程阶段、以及具体证候表现，从而进行个体化的遣方用药。这种“一人一方”的治疗模式，是中国传统医学对复杂疾病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深刻认识和应对智慧的体现。它要求医者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做到“立法、用药、针石、灸穴，随证而变”，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网友意见
别问了，我求你了，别问了。 再问下去，你还怎么信中医啊？ 你要变成没有信仰的人啦！
如果不是千人千方，那就应该做随即大样本双盲对照试验，确定某个药方能治好百分之多少的人，比自愈组，安慰剂组要强多少。
如果是千人千方，就不该存在卖药，卖药方这样的事情。
但事实是，一方面，中医宣称自己的药物有效，千方百计地把固定配方地药物卖出去，另一方面，却又用千人千方的说法逃避科学方法的检验。
不过没关系。以绝大多数人的科学思维能力，还想不到这样的矛盾。这就是中医能够存在并且延续的基础。
两种情况都有，建国后闹过乙型脑炎，刚开始就是白虎汤一个方说效果也很好……
【1954年夏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连降7天暴雨，天气潮热，加上洪水过境，湿气大盛，以致湿热熏蒸。受当时卫生防疫条件所限，灾后石家庄蚊虫孳生，很快暴发了乙脑。由于当时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患死亡率高达50%，疫情一时难以控制。】
……
【郭可明认为，虽然中医经典古籍中没有所谓“乙脑”的记载，但从乙脑的发病节气、以发热为主症且具有强烈传染性等临床表现来看，乙脑应该属于中医“温病”中“暑温”的范畴，并提出了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生石膏，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和至宝丹的治疗方案，快速运用于临床。在这种治疗方案的指导下，经中西医合作治疗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
（注意当时的中西医联合治疗应该是没有古巴1990年代以后搞出来的用基因工程酵母菌生产的抗病毒干扰素的，青霉素类抗生素药物对病毒是无用的，蹭西医药效的可能性很小。难道当时能有呼吸机？）
（纠错：刚看知乎网友嚭嚭嚭在评论区的回复，说当时有冰敷、退烧药、激素、呼吸和循环支持的疗法，那可能当时有人力呼吸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可能西医治疗时都憋着这些支持疗法不用，等中医来时就上去用，好降低死亡率方便中医蹭功劳。）
（补充：嚭嚭嚭追加了一些新内容，原来那时候有促进循环的药物，不是有今天古巴发明的人力呼吸机，我理解错了。
1954年中央人民医院（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同志曾说:“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地降低；抽风就给镇静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素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是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等等。总之，单纯以西医治疗乙型脑炎，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
【郭可明到北京市中医医院，与北京的名老中医宗维新、姚正平等共同治疗乙脑。当年在北京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乙脑患者50例，其中治愈45例，死亡5例，治愈率达到90%，再次用事实证明了中医治疗乙脑疗效的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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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疫情再来，白虎汤不好使了，蒲辅周就搞了八种基本方（气候变了所以方子也要变，大概是不同外部气候，加上火炕等工具产生的人工环境条件有差异，器官失衡），如果是蒲辅周去用，在八种基础方的基础上还会根据一些患者的具体症状改变其他辅药……这样产生的衍生方可以到98种……
【1956年石家庄发生乙脑大流行，死亡率达30％。中医蒲辅周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有关人员却说，这样的治疗效果不能算医疗成果。167例患者用了98个方子，平均每个方子用不到两个人，没有统计学意义，所治疗的患者都是个案。】
（有人说上面这个网站不够权威，顺着关键词搜索环球网也转发过这个文章，看源头是人民网，但人民网删了这个文章，莫名其妙，也不说理由，到底是这个数据不存在还是为啥？
更奇怪的是央视网上现在提蒲辅周变成就剩下白虎汤了？八法和92种衍生方不提了，郭可明直接消失了？真是奇怪透顶……
发布会上讲故事：几十年前的这场乙脑疫情是咋控制的_新闻频道_央视网(cctv.com)
）
蒲辅周治疗的人数比郭可明更多，死亡率更低，因此他的衍生方应该更有效一些。这人后来听说进了保健局了（属于御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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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新冠，像有的人感染后会便秘，有的人感染后却是腹泻，还有的人感染后既不便秘也不腹泻……感染同一种病毒后，患者的症候群的表现也是不保证绝对一样的（和当地的气候，患者的饮食习惯等等都有关系），那么通便类的药物开或者不开，开的种类是什么，自然也不可能都保证一样的。
虽然为了降低给药难度，会设计大包围的方子（把几种历史上的应付感冒的药方组合出一个超大型药方），但这种方子应该没有然蒲辅周这样的人精确定制开方的效果好……只是蒲辅周这样的人很难培养出来，所以也只能用大包围的方子凑合了……
不知道以后压敏电阻脉诊仪，红外线多器官体温分析，结合人工智能AI总结开方规律，是否能搞出来自动选择并修改基础方的开药系统来，缓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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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蒲辅周成为（御医），有报纸介绍过，他能给周恩来开药，而且是敢开几分钱的便宜药的，引发周恩来好奇，为什么会开便宜的药，他说我当你是病人而不是总理，所以该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便宜的药能对症也不会回避：
（注意，这个文章的末尾也提过郭可明，并且说周总理给他发过1万块的治疗第一波的乙脑疫情的奖金，证明有这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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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补充一下，要卖固定药方的中成药的是药厂好不？药厂的固定药方的好转率比安慰剂大几个百分点，或者和某种西药好转率接近到没有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即该事件偶然性发生率小于5%），然后可以卖，这个和千人千方好转率可以更高有矛盾吗？
芪参益气滴丸（3505人双盲，心梗中风发生率3.67%替代阿司匹林的心梗中风发生率3.81%，大概是证明吃这个降低发生率的效果和阿司匹林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当然实际上是数字越低越好）：
https://www. hindawi.com/journals/ec am/2013/738391/
参松养心胶囊抗心律不齐（200人双盲有效率33.7%，安慰剂16.9%；或700人优效有效率28.5%，美西律21.1%，有效率当然是数字越高越好）：
稳心颗粒抗心律不齐1200人双盲有效率83.8%，安慰剂43.5%：
https://www. ncbi.nlm.nih.gov/pmc/ar ticles/PMC4736861/
心速宁胶囊800人按中成药2比美西律2比安慰剂1双盲（中成药好转率65.85%，美西律63.1%，安慰剂27.27%）：
https://www. frontiersin.org/article s/10.3389/fphar.2020.00600/full
那些鼓吹这两者间逻辑漏洞的，莫非以为药厂做实验过双盲的都是100%有效的？除了丙肝核苷酸阻断剂听说过300人实验除1个人失败其他都有效，以及治疗早发幼粒性白血病APL时，三氧化二砷+米诺蒽醌+全反式维甲酸治几十个孩子全好外，其他我就很少听说过100%或无限接近100%有效的。
像有种治疗女性性冷淡的药，好转率差异就计数效率下的8%：
【Vyleesi的效果在两项为期24周的随机、双盲临床试验中得以验证。1247名患有机能减退性欲障碍的绝经前女性参与试验。治疗组患者每月使用Vyleesi两到三次，另一组使用安慰剂作为对照。
结果显示，接受Vyleesi治疗患者中约25%性欲得分增加了1.2分或更多，接受安慰剂患者的这一比例约为17%，得分越高表示性欲越强。接受Vyleesi治疗患者中约35%抑郁得分下降1分或更多，接受安慰剂患者的这一比例约为31%，得分越高表示性欲衰退引发抑郁程度越高。两组与试患者获得满意性行为次数与之前均无差别，表明Vyleesi并不能增强性能力。】
还有，FDA甚至批准了好转和恶化概率都有的药物上市。
（因为老年痴呆的治疗药物根本是0，这个多少有一个实验出现好转率大于对照组的药已经是最不烂的了，所以也就先允许上市了。上市后再补充临床证据。）
【iogen和Eisai（这俩公司联合研发的）曾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招募超过3000名患者，开展了2项为期18个月的III期临床试验，代号分别为301和302。2019年3月，两家公司宣布终止这两项试验，原因是中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aducanumab并无疗效。但是在同年10月，Biogen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向FDA申请aducanumab的上市许可。
原来，在相比中期分析纳入更多受试者的数据之后，分析结果发生了反转：在302试验中，与安慰剂组相比，高用药剂量组的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评分降低了22%，表明患者的认知功能衰退得到显著延缓，达到了主要终点（primary endpoint）。不过在301试验中，高剂量组受试者的认知功能衰退状况甚至比安慰剂组稍严重一些。而FDA也基于302试验的结果，决定给出加速审批的决定。】
过双盲实验的药，用了以后无效，同样可以说患者存在体质差异，不是药物的适应对象啊！难道不能这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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