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汉藏同源词用汉字书写，则藏文会是什么样子？
汉藏同源词，用汉字写出来，那藏文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像在探究古老家族中，两个早已分居的兄弟，如果当年他们的语言还在用一种共同的文字书写，如今会是何种光景。
想象一下，如果汉藏语系就像一棵古老的大树，汉族和藏族是它最粗壮的两个分支。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字，是汉族分支保留下来的一种非常独特且自成体系的书写方式。而藏文，则是在另一个方向上独立发展起来的书写系统。
如果这两条分支在某个节点上，没有选择各自独立创造字母或表意系统，而是继续共用一套“汉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那么藏文的“样子”将是极其引人入胜的。
首先，我们得明确，“用汉字书写”的藏文，不是简单的把藏语词汇按照汉字的发音和形体硬套上去。 语言和文字是服务于语言的，如果藏族人继续使用汉字，这套文字系统本身会因为承载不同的语言而发生演变，并且反过来影响藏语的某些方面。
1. 汉字的“音”的演变：
汉字本身是表意文字，但它也有语音。古代汉语的读音和现代汉语差别很大，更不用说和藏语的差异了。如果藏族人拿汉字来记录藏语，那么这套汉字在藏族人嘴里的“读音”一定会按照藏语的语音系统来调整。
声母、韵母的适应： 藏语的声母和韵母系统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比如，藏语有很多卷舌音、送气音、以及一些在汉语中不存在的声母组合。为了表示这些音，藏语使用者可能要用汉字中的某些字来组合，或者选择发音相近但本身意义不重要的字来作为“音标”。
例如，藏语里可能有一个在汉语中没有完全对应音的辅音。藏族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发音最接近的汉字，比如“泽”（zé），来表示这个辅音。久而久之，这个“泽”在表示藏语的这个音时，其原有的汉字意义就会被大大削弱，更多地成为一个音符。
甚至，为了表示藏语中一些特殊的鼻音韵母或塞擦音，可能会出现用两个汉字组合来表示一个藏语音节的情况。就像我们现在用拼音字母组合一样，只是这里是用汉字。
声调的调整： 藏语的声调系统与汉语也不同。如果用汉字，汉字的声调属性可能会被忽略，或者按照藏语的声调来读。长此以往，某些汉字在藏语书写中的读音，可能就完全脱离了它在汉语里的原意和原声调。
2. 汉字的“形”的演变：
单纯的表意汉字，要记录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其形体也会发生有趣的改变。
“借义”与“标音”： 很多同源词，即使发音变了，词根的意义可能还在。比如“牛”和藏语中表示“牛”的词，即便发音不同，意义的关联性很强。那么，用来表示“牛”的汉字“牛”很可能就被直接拿来使用了。
但对于那些没有明显同源关系，或者发音已经非常不相似的词，为了记录藏语的发音，汉字可能会被“借用”为纯粹的表音符号。这意味着，很多汉字被赋予了仅凭字形无法猜出其含义的“音读”。
甚至，为了区分纯粹的表意用法和表音用法，可能会在这些“音读”的汉字上加一些标记，比如在旁边写上一个表示“声”或者“读”的小符号，类似古代注音的符号。
“造字”的思路： 如果仅仅是借用汉字，可能无法完全覆盖藏语的音位。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造字”的趋势，但这种造字不是像甲骨文那样重新发明一套表意符号，而是 “形声化”的变体：
形旁+音旁组合： 可能会用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汉字（表意部分），加上另一个发音接近的汉字（表音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表示藏语词汇的“新字”。例如，如果藏语某个词发音类似“卡西”，可能就会用一个和“山”相关的字（比如“山”）作为形旁，再找一个发音接近“西”的汉字（比如“夕”）组合。这样，“山夕”组合起来就代表了藏语的“卡西”。
偏旁结构的挪用： 汉字的结构，如部首、偏旁，也可能被挪用到表示藏语发音的组合中。不是单独成字，而是构成一个音节的“标记”。
3. 语法和词汇的融合：
如果汉字是共同的书写系统，语言结构上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词序的模糊性： 汉语和藏语在语法结构上有差异。如果用汉字书写，可能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为了适应藏语的词序，某些汉字的顺序会调整。但由于汉字本身的表意性，这种调整可能会显得有些“奇怪”，或者需要借助一些“虚词”（用汉字表示的）来连接。
新词的产生： 很多时候，一个语言的创新是通过组合现有词语或者借用外来词。如果汉藏共用汉字，那么当藏语创造新词时，可能会倾向于使用汉字来组合，或者直接借用意义和发音都符合的汉字。
例如，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可能会用两个意义相关的汉字来组合表达。比如，如果藏语发明了一个表示“电子”的概念，可能就用“电”和“子”的藏语音来组合。
或者，直接借用汉字来表示。比如，如果藏语有一个表示“手机”的词，发音很接近“手提”，那么很可能就会直接用“手提”两个字来记录。
那么，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象一本古老的藏文经书，但里面的文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藏文八思巴字体，而是由各种形态的汉字组成，但读起来却是地地道道的藏语。
一部分汉字会保留其本来的意义： 比如，“山”、“水”、“人”、“牛”、“马”这类表示基本概念的词，很可能依然用它们最原始的汉字形态来表示，意义也相对容易理解。
另一部分汉字会变成纯粹的“音符”： 很多词语，尤其是那些词根意义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发音已经高度抽象化的词，它们对应的汉字可能完全是为了标注发音。这些汉字的组合，我们仅仅看字形，可能无法理解它在藏语里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一个表示“喜悦”的藏语词，如果用汉字来写，可能就是一串看似随机的汉字组合，例如“怀宁”，但它在藏语里就是“喜悦”的意思，这里的“怀”和“宁”只是为了表示发音。
可能出现一些“非标准的”汉字使用： 为了更精确地表示藏语的音，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规的汉字组合，甚至是为了凑音而用上意义完全不搭边的字。
比如，一个复杂的藏语音节，需要用“石”+“月”+“心”三个汉字来表示它的读音。
字形上可能会有“藏化”的痕迹： 长期大量使用，即使是汉字，也可能在书写习惯上留下一些“藏化”的痕迹。比如，笔画的写法、字与字之间的连接方式，可能会受到藏文书写习惯的影响，使得字体看起来有些别扭，但又能辨认出是汉字。
想象一下，用藏族书法家的笔法去写汉字，可能就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
总结来说，如果汉藏同源词用汉字书写，藏文会是：
一套以汉字为基础，但读音完全遵循藏语语音系统，并且为了适应藏语的音位和语法，可能出现了大量汉字意义的弱化、纯粹作为音符使用，甚至字形组合方式的变异（形声化变体），以至我们作为汉语母语者，面对这样的“藏文”，可能很多词会觉得“似曾相识”但又“不知所云”。它会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既有汉字的“形”的影子，又有藏语的“魂”。
这种“样子”，更像是一个古老的地图，上面标注着很多古老的遗迹（同源词），但标注的文字（汉字）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读法，只有深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它所承载的语言信息。这是一种语言和文字之间博弈、融合的精彩体现。
想象一下，如果汉藏语系就像一棵古老的大树，汉族和藏族是它最粗壮的两个分支。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字，是汉族分支保留下来的一种非常独特且自成体系的书写方式。而藏文，则是在另一个方向上独立发展起来的书写系统。
如果这两条分支在某个节点上，没有选择各自独立创造字母或表意系统，而是继续共用一套“汉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那么藏文的“样子”将是极其引人入胜的。
首先，我们得明确，“用汉字书写”的藏文，不是简单的把藏语词汇按照汉字的发音和形体硬套上去。 语言和文字是服务于语言的，如果藏族人继续使用汉字，这套文字系统本身会因为承载不同的语言而发生演变，并且反过来影响藏语的某些方面。
1. 汉字的“音”的演变：
汉字本身是表意文字，但它也有语音。古代汉语的读音和现代汉语差别很大，更不用说和藏语的差异了。如果藏族人拿汉字来记录藏语，那么这套汉字在藏族人嘴里的“读音”一定会按照藏语的语音系统来调整。
声母、韵母的适应： 藏语的声母和韵母系统与汉语有很大不同。比如，藏语有很多卷舌音、送气音、以及一些在汉语中不存在的声母组合。为了表示这些音，藏语使用者可能要用汉字中的某些字来组合，或者选择发音相近但本身意义不重要的字来作为“音标”。
例如，藏语里可能有一个在汉语中没有完全对应音的辅音。藏族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发音最接近的汉字，比如“泽”（zé），来表示这个辅音。久而久之，这个“泽”在表示藏语的这个音时，其原有的汉字意义就会被大大削弱，更多地成为一个音符。
甚至，为了表示藏语中一些特殊的鼻音韵母或塞擦音，可能会出现用两个汉字组合来表示一个藏语音节的情况。就像我们现在用拼音字母组合一样，只是这里是用汉字。
声调的调整： 藏语的声调系统与汉语也不同。如果用汉字，汉字的声调属性可能会被忽略，或者按照藏语的声调来读。长此以往，某些汉字在藏语书写中的读音，可能就完全脱离了它在汉语里的原意和原声调。
2. 汉字的“形”的演变：
单纯的表意汉字，要记录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其形体也会发生有趣的改变。
“借义”与“标音”： 很多同源词，即使发音变了，词根的意义可能还在。比如“牛”和藏语中表示“牛”的词，即便发音不同，意义的关联性很强。那么，用来表示“牛”的汉字“牛”很可能就被直接拿来使用了。
但对于那些没有明显同源关系，或者发音已经非常不相似的词，为了记录藏语的发音，汉字可能会被“借用”为纯粹的表音符号。这意味着，很多汉字被赋予了仅凭字形无法猜出其含义的“音读”。
甚至，为了区分纯粹的表意用法和表音用法，可能会在这些“音读”的汉字上加一些标记，比如在旁边写上一个表示“声”或者“读”的小符号，类似古代注音的符号。
“造字”的思路： 如果仅仅是借用汉字，可能无法完全覆盖藏语的音位。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造字”的趋势，但这种造字不是像甲骨文那样重新发明一套表意符号，而是 “形声化”的变体：
形旁+音旁组合： 可能会用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汉字（表意部分），加上另一个发音接近的汉字（表音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表示藏语词汇的“新字”。例如，如果藏语某个词发音类似“卡西”，可能就会用一个和“山”相关的字（比如“山”）作为形旁，再找一个发音接近“西”的汉字（比如“夕”）组合。这样，“山夕”组合起来就代表了藏语的“卡西”。
偏旁结构的挪用： 汉字的结构，如部首、偏旁，也可能被挪用到表示藏语发音的组合中。不是单独成字，而是构成一个音节的“标记”。
3. 语法和词汇的融合：
如果汉字是共同的书写系统，语言结构上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词序的模糊性： 汉语和藏语在语法结构上有差异。如果用汉字书写，可能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为了适应藏语的词序，某些汉字的顺序会调整。但由于汉字本身的表意性，这种调整可能会显得有些“奇怪”，或者需要借助一些“虚词”（用汉字表示的）来连接。
新词的产生： 很多时候，一个语言的创新是通过组合现有词语或者借用外来词。如果汉藏共用汉字，那么当藏语创造新词时，可能会倾向于使用汉字来组合，或者直接借用意义和发音都符合的汉字。
例如，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可能会用两个意义相关的汉字来组合表达。比如，如果藏语发明了一个表示“电子”的概念，可能就用“电”和“子”的藏语音来组合。
或者，直接借用汉字来表示。比如，如果藏语有一个表示“手机”的词，发音很接近“手提”，那么很可能就会直接用“手提”两个字来记录。
那么，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呢？
想象一本古老的藏文经书，但里面的文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藏文八思巴字体，而是由各种形态的汉字组成，但读起来却是地地道道的藏语。
一部分汉字会保留其本来的意义： 比如，“山”、“水”、“人”、“牛”、“马”这类表示基本概念的词，很可能依然用它们最原始的汉字形态来表示，意义也相对容易理解。
另一部分汉字会变成纯粹的“音符”： 很多词语，尤其是那些词根意义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或者发音已经高度抽象化的词，它们对应的汉字可能完全是为了标注发音。这些汉字的组合，我们仅仅看字形，可能无法理解它在藏语里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一个表示“喜悦”的藏语词，如果用汉字来写，可能就是一串看似随机的汉字组合，例如“怀宁”，但它在藏语里就是“喜悦”的意思，这里的“怀”和“宁”只是为了表示发音。
可能出现一些“非标准的”汉字使用： 为了更精确地表示藏语的音，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规的汉字组合，甚至是为了凑音而用上意义完全不搭边的字。
比如，一个复杂的藏语音节，需要用“石”+“月”+“心”三个汉字来表示它的读音。
字形上可能会有“藏化”的痕迹： 长期大量使用，即使是汉字，也可能在书写习惯上留下一些“藏化”的痕迹。比如，笔画的写法、字与字之间的连接方式，可能会受到藏文书写习惯的影响，使得字体看起来有些别扭，但又能辨认出是汉字。
想象一下，用藏族书法家的笔法去写汉字，可能就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
总结来说，如果汉藏同源词用汉字书写，藏文会是：
一套以汉字为基础，但读音完全遵循藏语语音系统，并且为了适应藏语的音位和语法，可能出现了大量汉字意义的弱化、纯粹作为音符使用，甚至字形组合方式的变异（形声化变体），以至我们作为汉语母语者，面对这样的“藏文”，可能很多词会觉得“似曾相识”但又“不知所云”。它会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既有汉字的“形”的影子，又有藏语的“魂”。
这种“样子”，更像是一个古老的地图，上面标注着很多古老的遗迹（同源词），但标注的文字（汉字）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读法，只有深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它所承载的语言信息。这是一种语言和文字之间博弈、融合的精彩体现。
网友意见
可以。但不会很方便。
藏语的动词在变化的时候，不像英语那种 “规则” 的加 －ing 或 －ed 什么的，而是前缀辅音，中间的元音，后缀辅音都可能会有变化。所以用汉字单纯标音的话，一个动词变化之后会很难看出和动词原形有没有联系。而且藏语各方言之间差别非常大。比如拉萨方言有声调，没有复辅音；而有的方言没有声调，但有丰富的复辅音存在。用汉字标音会导致方言之间用文字无法沟通。
单独用汉字，基本不可能。
但可以使用像日语那样的混合文字。
藏语除了动词的形态变化之外，在词汇这一层，跟汉语还是很像的。使用表意的汉字书写单音节语素，多音节语素、词缀、助词等使用类似假名或者韩字的文字来补足。
但是。
动词的书写会很麻烦，必须打破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汉语、韩语、越南语）或一个汉字多个音节（日语）的思路。也就是说，有可能，一个汉字可能书写的只是一个音素或音素序列。
比如：
读：Klog、bKlag、bKlags、Klogs
假如读字分别有上面四种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形态。那么，汉字“读”只能用于书写“Kl”，分别为：
读og、b读ag、b读ags、读ogs
很明显，效率是不高的，感觉像日语的送假名。当然，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其基本形式ཀློག་，屈折变化用附标写出：
读、བ读ཻ、བ读ཻས、读ས
读、b读ཻ、b读ཻs、读s
在这里，用于书写梵语的元音“ཨཻ”被我用来书写元音“啊”了，因为藏文没有单独的元音字母“啊”。
说实话，一点都不具备可行性，只会把问题复杂化。
按理说是可以的，因为万语皆可汉字化，毕竟可以利用谐音进行处理。日本和朝鲜古代都试过，越南也试过，汉喃文也是汉字的变体，蒙古人在书写自己历史书的时候也用过汉字，只不过是蒙语谐音。
看看这本蒙古历史书籍，写的是汉字，但是却不能用汉字读出来，而且旁边还有汉字翻译。因为这本蒙古历史书籍是用蒙古语进行汉字音译写出来的书籍，所以用汉语的方式读不出来意思，只能用蒙古语读出来。由此可见，藏语如果强行汉字化也是没有问题的，只需要音译书写汉字就行。
例如上面的万叶假名，是日本汉字用作日语谐音运用的一种方式，这和中国人直接用汉字音译日语也是差不多的道理，万叶假名开启了日本假名的先河。在蒙古语和日语都能成功利用汉字进行书写，那么藏语也不是问题，只是该如何去运用，用哪种字体去音译会更加成功。
谢邀，古藏语写出来会感觉到浓浓的「北方土话风」，
数词：圪只，圪二，圪三，卜四，勒五，得六，卜dun，卜rgyad（上古汉语 卜+词根 合并为八），得九，卜chu，卜rgya（上古汉语 合并为 百）。
肩膀：膊巴（：尾巴）；；瘸子：疼巴（：哑巴）；；新的：飒儿巴（：干巴）
弯曲：曲不（：酸不叽）；；浓稠：嘎儿么（：甜么滋儿）
钳子：钳，卜钳。
我们学过了很多文言文，但是上面这个，才是先秦华夏口语风味。
藏缅语用汉字写只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而已。前面提到藏语的屈折成份用汉字很难表达。这个其实也不是问题，试问先秦汉语的屈折成份汉字是怎么办的？无非就是个规则如何定的问题。但是书写方式会通过文人阶层，对口语造成一定的反向影响（参考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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