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的农民起义非常少，而中国直到明末还要处理这类内患？
让我们一层一层地剥开这些历史的脉络。
欧洲农民起义相对较少的原因：
1. 封建制度的特性与演变：
分散的权力结构：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和效忠关系上的，权力高度分散。国王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权力常常受到各个封建领主（公爵、伯爵、男爵等）的制约。这种分散性意味着即使某个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也很难形成席卷全国的规模，因为各地的领主有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司法权来镇压。起义往往被局限在地方范围内，容易被各个击破。
领主的有限性与责任： 欧洲的封建契约不仅仅是农民的义务，也是领主的责任。领主有保护农民免受外敌侵扰、提供一定程度的司法和经济援助的义务。虽然剥削是普遍存在的，但领主也需要维持其领地的生产力，过度压榨可能导致劳动力丧失或生产停滞，这不符合领主自身的利益。相比之下，中国王朝时期的地主阶级，尤其是国家官僚体系本身，其经济利益与土地紧密相连，且往往更少受到直接的道德或法律制约（尽管有理想化的儒家伦理）。
农奴制的松动与演变： 尽管欧洲存在农奴制，但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在西欧，农奴制逐渐松动，许多农奴获得了更多自由，甚至可以通过购买赎买土地或缴纳货币地租来摆脱对领主的依附。这使得农民阶层更加多元化，并非所有农民都处于同一种极端贫困和无助的状态，也为个体或小群体通过其他途径改善生计提供了可能性。
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欧洲城市在中世纪后期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市民阶层，他们拥有自治权，并且在经济上与封建贵族和农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城市有时会成为农民起义的避难所，但更多时候，城市力量与封建领主或王权联合，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城市的经济活力也为部分农民提供了转移和就业的机会。
2. 社会与文化因素：
宗教的约束与引导： 基督教在欧洲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教会的教义强调顺从权威，虽然也有关于同情穷人的教导，但公开煽动反抗权威的农民起义往往会受到教会的谴责，甚至被视为异端。教会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所有者和权力实体，在很多情况下是镇压起义的同盟者。
地方主义与文化认同： 欧洲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形成了众多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区域。农民的忠诚和认同感更多地集中在自己的村庄、领主或特定的地区，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地方主义使得跨区域的农民联合变得更加困难。
技术与军事的限制： 尽管有军事冲突，但欧洲的军事技术和组织形式在很多时候并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的农民起义。武器装备、训练和组织程度都与封建领主的军队存在差距。
3. 政治与经济的缓冲机制：
有限的中央集权： 在很多欧洲国家，中央集权的过程是漫长且不平等的。王权需要依靠封建贵族来统治，也需要依靠市民阶层来发展经济。这种权力分享使得王权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可以选择与不同阶层进行谈判或妥协，而不是总是诉诸武力镇压。
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与复苏： 欧洲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虽然有饥荒和贫困，但也存在复苏和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或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
中国农民起义频繁且持续到明末的原因：
1. 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与弊端：
“大一统”的追求与结果：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中央政府拥有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但也因此，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或腐败，其负面影响也会迅速波及全国，形成系统性危机。
官僚体系的扩张与腐败： 为了维护庞大的帝国，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但一旦这个体系内部出现腐败，贪污税赋、欺压百姓，就会直接导致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国家机器本身成为压迫的来源。
土地兼并的加剧： 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导致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阶层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吞噬自耕农的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被迫铤而走险。与欧洲领主相对有限的占有土地不同，中国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占有常常不受制约。
2. 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特点：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民高度依赖土地。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水旱蝗等）或人为压迫，就容易陷入绝境。而且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相对低下，难以积累足够的财富来应对风险。
缺乏独立的城市力量： 与欧洲不同，中国城市虽然繁华，但往往依附于朝廷和官僚体系，缺乏独立自治的权力，也很少能形成与农民或官僚阶层抗衡的力量。城市更多地是作为官僚和商人的聚集地，而非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
缺乏有效的社会缓冲机制： 中国历史上缺乏欧洲那种能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的制度性缓冲。例如，教会的约束作用在中国是儒家伦理和道德劝诫，但其约束力远不如宗教权威，且容易被权力侵蚀。再比如，欧洲的市镇自治和行会制度在中国也相对薄弱。
3. 思想文化与历史惯性：
“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与现实的反差： 中国政治哲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这种理念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扭曲。当民不聊生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念就会显现，农民起义成为一种反抗压迫的“替天行道”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至少在起义者及其支持者看来）。
历史传承的“革命”模式： 历朝历代的王朝更替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种模式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为后来的起义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和“成功”的经验（尽管这种“成功”往往意味着新王朝的建立，但农民的处境未必得到根本改善）。
文化上的集体性与同情： 一旦起义爆发，在一些地区，宗族、乡里等集体性的文化会促使更多人加入。而对于一些被压迫的群体，社会上存在一定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为起义提供了人力资源。
4. 明末的具体情况：
明末的农民起义尤为突出，这是多重危机叠加的结果：
财政枯竭： 连年的对外战争（辽东战事）、巨额的宫廷开支、以及泛滥的官僚腐败，使得明朝财政几近崩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对农民的税赋和摊派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土地兼并的极致： 明朝后期，宦官、勋贵、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自然灾害频发： 明末时期，气候异常，天灾（旱灾、蝗灾、瘟疫）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困境，使得他们“易子而食”。
政治腐败的严重： 晚明政治黑暗，党争激烈，皇帝昏聩，导致政策失调，无法有效应对危机。
总结一下， 欧洲农民起义相对较少，是由于其分散的权力结构、相对缓和的封建契约关系、逐渐松动的农奴制、独立的城市力量以及宗教的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中国农民起义频繁且持续到明末，则是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官僚腐败、失控的土地兼并、脆弱的小农经济、缺乏社会缓冲机制以及历史文化惯性等深层弊病的体现，尤其在明末，这些弊病被自然灾害和财政危机推向了极点，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简单来说，欧洲的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矛盾，而中国的集权体制则将矛盾“集中”起来，一旦爆发，其规模和破坏力自然更大。
网友意见
因为古代欧洲人奴性深重，缺乏最起码的尊严和反抗精神，偶尔冒出那么一两个如罗宾汉这样的侠盗，更是深刻说明了一个欧洲人一条dragon，一群欧洲人一群蛆虫的本质。
这在学界已经老到现在没啥人研究的问题，在这却惊人一致的得出相反结论，值得玩味。选编部分五年前发不出去的论文，仅供参考。
首先是中西巨大差异是否存在。中国农民起义次数最多、频率最高、规模最大、破坏最重的，前三最，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已有定论，并且得到当时官宣认可。最后一最，是梁木生、李婷婷：《中国古代农民革命频发探源——以欧洲为对象的比较分析》的统计——
而欧洲中世纪近千年，只有三四次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熊家利：《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之比较》）之后，德国农民战争是西方农民战争频率最高时期，但“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行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其次，中国问题的缘故。有回答提到了中国是大一统，却没有展开，毕竟涉及问题太多，在这只说两方面。第一，农民负担过重。官吏、军队数量渐增，如隋朝内外文武官吏及其从吏有195937人，唐朝达368668人；（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这和人口增长并不成稳定的正比，如1190年宋、金人口合计7633万，才首次超过西汉末年的人口。（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了X制？》）民众负担也渐增，如南宋比北宋重十倍，明朝比唐朝重七倍。（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科举制建立后，官员大增，至北宋推行偃武修文，科举扩招，更是“民少相公多”。北宋中期已“大有三冗，小有三费”（《宋史·宋祁传》），遂有王安石变法。明末加税，地方税监、矿监激起江南民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因“三饷”而响……
第二，官僚制权责不一。官员和农民之间并非鱼水之情，且不说农民不能选地方官，按规定地方官甚至不能是本地人。地方官做得好或不好，并不对农民负责，而是对上边负责，又何必把农民当回事呢？假如他做得不好，就换个地方再做；如果他做得好，上边也不会让他一直在当地做，免得趁机做大。这就是所谓的流官制，农民对地方官来说不是回头客，地方官对农民来说也不会真当成父母官，明清不少地方官把自己之后许多任地方官收的税都提前收了。
第三，名不副实，阳奉阴违。说是大一统，但朝廷根本难以控制和承担地方财政。如果按朝廷给的俸禄，地方官连基本公务需要的各种人手都请不起，这些人都得地方官自己花钱。结果，朝廷还得默许地方官自己搞钱，事实上还是一种封建制，却更没有统一制度约束，而是权谋算计，对民众压榨更厉害。（可参考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最终，只能由皇帝收获地方埋下的矛盾。
相反，欧洲封建制的农民被各个贵族分管，贵族和农民利害攸关，贵族不敢竭泽而渔。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古典思想经常将国家比作人体，农民也属于人体的一部分，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思想。而古代的封建蕴含了现代地方自治的契机，沟口雄三已经注意到近代中国对封建的简单化理解与全盘否定，错过了中国传统本来也蕴含的这些意义。参见：什么是封建社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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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请看：
一句话就能说清。
欧洲是封建社会，中国是郭沫若认为封建。
政府要求人民统一思想忠君爱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中国的集权统治模式，要求自王公大臣到贫民百姓都以一君为重，所有的人都得读书，然后卖命入朝，这有一个好处，初始的时候大家为了获得皇帝任命，就都一心忠君，而皇帝也因为需要饲养的官宦不多，承受得起俸禄支出，那是两相齐好的时候，接下来需要豢养的团队越来越多，皇帝自然会被掏空内库，而皇帝本身又不事生产，他只有盘剥财富之权而无裂变财富之能，真正生产物质的是底层农民，帮助皇帝盘剥财富的人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庞大，底层贫民自然就不堪重负，而官员和军队是看在皇帝老儿有俸禄给的份上才卖命效忠的，当他们发现忠君爱国不能换来足够的利益之时，自然更不会出力，改朝换代就成了最佳选择。
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敌人其实都不是外部邻居，而是家里内人。皇帝的天然敌人既不是邻国对头，更不是自己治下的人民，而是号称效忠自己的大臣和军队。所以你会看到各种皇帝绞尽脑汁要想出各种办法钳制自己的大臣，而非害怕敌国入侵，更不担心老百姓造反。因为敌国离自己遥远，有什么动静完全来得及反应，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他们不跟自己接触，不怕他们造反，真反了也有对付方法。最怕的就是自己身边得力助手，要跟他们天天共事，被捅刀子就完全来不及反抗。但自己又不得不与这些危险的人一起共事，甚至有时候还得依赖这些人替自己解危除难，所以，就会形成这种奇怪的政治架构。
欧洲人的政治架构是邦联制，自始至终没有形成过像中国这样的紧密利益阶层，他们的君臣关系没有像中国的那样从属关系，当皇帝的没有设计出从宰相到里正地保那样的统治链条，皇帝无法从一个底层农民那里搜刮到钱传递到自己手里还有剩余，他也就没有需要维系这套系统所需要的花费与支出，那反应到治下农民那里的感受，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事实上，欧洲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神权大于君权，底层农民只需要承担一小部分神职人员的豢养负担以及并不强势的领主皇帝税负的话，也就基本上没有过不下去必须推翻现有政权的狂躁念头。
毕竟，数学再不好的人都懂得算算革命成本与可能的收益。
但中国又不一样了，数学再不好的人也懂得算这道账：做底层反正被盘剥到没活路，横竖都是死，那就还不如赌一把，万一成功了就万众拥戴千古一帝，要风得雨无所不能。有这个超级大奖悬在高处诱惑人，岂能不引导有野心的革命家们抛头颅洒热血？
那是因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无产阶级史观，专门搜集整理了中国的农民起义史，欧洲没有。所以显得欧洲少。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题目认为欧洲农民起义不以改朝换代为目标，这就是典型的一知半解。
因为欧洲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芬兰进行的棍棒战争，农民起义军掀起了反抗瑞典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尽管最后失败了，但是起义目标就是直截了当的建立国家。
再比如说著名的瑞典瓦萨王朝。他们是掀起了反对丹麦统治的大起义，最后建立起来的。著名的古斯塔夫二世在欧洲大陆上打得热火朝天，战斗力超强。
至于连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赞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更是直接被称为接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边缘。
中国到明末处理内患，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哪个王朝末年没点毛病啊。大英帝国街头的拳匪，让伦敦奥运会都没几个人记得。占领华尔街以及占领国会等连绵不断的有组织暴力对抗，整得你报道美国新闻就是在“幸灾乐祸”。
现实中很多信息来源是残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是不是缺失了什么，不要盲目相信信息。
第一欧洲中世纪到19世纪初，就没有农民一说，他们有的是“农奴”
所以说欧洲没有农民起义是对的
第二到现代，去欧洲做生意，才知道还有很多的酒庄，他们工人都是世世代代在酒庄工作，我知道一个意大利酒庄，里面工人七代人在这个酒庄工作。年轻人读到高中毕业，就会去酒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也会在酒庄工作。这都成为一个定式。
所以，中国人如果想买断酒庄经营权，就要承担所有工人，不能辞退，不然当地工会，酒业协会，农业协会，都会找麻烦，不把你告的破产才鬼。
第三，是有自耕农破产，但是这正好催发去新大陆殖民的风潮，这些破产自耕农，都跑到美洲搞农业建设去了，谁还会留在欧洲打生打死?
第四，囚犯怎么办？不是去澳大利亚，就是发配去了非洲。都不可能留在欧洲
综上所述，能留在欧洲的普通人，不是资本家，就是资本家的帮工，或者是领主的农奴。自己跑不了。剩下不安定份子通通都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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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怎么没有？
有呀，不然潮汕人，闽南人，客家人是怎么殖民东南亚的。
至于其他地方的人，距离太远走不到海边就饿死了。既然跑不了，依然会饿死，那只有拼死一搏了，打你个奶奶熊的
因为欧洲主要是封建制，而中国主要是郡县制。
封建制下，农民基本类似于贵族的财产了。既然是自己的财产，那一方面要剥削，另外一方面也要可持续发展。这就好像一个人有一头牛，他正常情况下不会故意虐待这头牛的；
郡县制就不是了，农民不是当地豪强的财产，而是皇帝的财产。那肯定能怎么剥削就怎么剥削，不在乎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在中国的王朝末期，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卖身为奴比做自耕农要生活更好。因为卖身为奴就算是当地豪强的财产了，他不会毁坏自己的财产。
另外封建制下面，一个领主就只有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也只有那么一点人。一个领主瞎搞，不代表隔壁领主也会瞎搞。所以这就限制了起义的规模。而郡县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瞎搞，老百姓是没地方躲的。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题主说明末，那就拿同时期的法国举个例子：
地图上的一个年份就是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黎塞留和马萨林执政时期（1624-1661）
地区总督数量的增加：有蓝方块的首府表示设置了总督。设置总督主要就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收税。（至于为啥1648年后有一大片空档是因为一次更大的起义，投石党运动。王后迫于投石党人压力撤销了总督，然而之后又添回来了- -）
原因嘛往大了说其实都一样，苛政猛于虎。吃不饱饭只能玩命。
原因很简单，欧洲是真的封建制，而中国并不是。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在任何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造反都是非常困难的。不管是欧洲中世纪，还是日本战国，还是中国春秋之前。
因为封建制对地方的镇压能力非常强，封建主靠着城堡和职业武士压制一小片地区。
封建制度的缺点是缺乏合力，难以抵抗入侵者；优点是地方主义强大，入侵者不可能一个个去啃城堡，往往也只能和地方封建主妥协。
举一个例子，晚唐五代由于节度使制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封建化倾向，这就导致晚唐五代的地方势力强大。辽国曾经倾国南征，打败了中央政府，却被地方力量给赶走了。皇帝都死在了路上还腌制成了腊肉。
中央集权制度正好相反，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交通，物流和通讯成本极高，所以为了维系大一统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而且需要压制地方力量。所以大一统可以集中力量对抗外地，但缺点就是对地方控制不强，一旦中央武力被彻底击溃，全国就是一片散沙和肥肉。
对付外敌如此，对付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是一样。中央集权下的农民起义，一旦其力量突破了某个阈值，就会难以控制。而封建制度下，即使农民发到起义，也会在萌芽阶段被地方封建主碾碎。就算侥幸击败一个封建主，周围都是封建主敌人，根本不可能一个个都啃下来。
因为欧洲是真封建。
中国很早就转入了中央集权，集权的好处当然是力出一孔。坏处就是容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
中国农民面对的压迫往往是相同的，都是某些国家工程或者战争比如隋末。所以大家更容易一起反抗。
《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但是欧洲是真的封建，也就是你的生活只与你的领主有关。有可能你的领主很烂你想反抗，但是可能隔壁村就觉得我们的领主很好值得效忠。
而且由于集权体制，中国乡村往往是真空的。很多时候要起义军闹的跨州连郡中央才会反应过来。
但是欧洲，骑士老爷就在旁边城堡。很多反抗可能就是30-50个人抗役，骑士正好闲的没事直接就灭了。史书上当然不会记一笔。
（别问为什么这些人打不过骑士。）
所以你看，欧洲真正大规模的起义都是在近代。因为在近代这些人才开始有了共同的生活，面对共同的压迫，才会开始共同的反抗。
层层分封的封建领主制对地方的掌控远比中央集权制来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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