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冯玉祥将军？
从“基督将军”到“西北王”：传奇的崛起与曲折的政治生涯
冯玉祥的早年经历，用“草根”和“传奇”来形容毫不为过。他出身贫寒，早年投军，凭借着一股狠劲和机遇，在北洋军阀的混乱时代一步步爬升。他最为人称道的，或者说最能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管理军队的方式。
“铁腕”治军与“爱兵如子”的矛盾体： 冯玉祥的军队，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军”，以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而著称。他自己生活简朴，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亲自动手修理车辆，这确实赢得了不少士兵的敬重。然而，他的治军手段也相当严酷，一旦违反军令，惩罚是毫不留情的。这种“恩威并施”的方式，一方面造就了忠诚的部队，另一方面也可能隐藏着高压下的不满。
“基督将军”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实用主义： 冯玉祥接受基督教，并一度将自己的部队改造成“基督军”，甚至在战场上用圣经感召士兵。这在当时的军阀中是极为罕见的，也为他赢得了“基督将军”的美誉，吸引了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他的信仰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在政治角逐中，他的宗教色彩往往服务于政治目的，例如拉拢有宗教背景的势力，或者在与某些国家打交道时展现亲西方的姿态。这种信仰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使得人们对他的虔诚程度打上了问号。
“倒戈将军”与摇摆的政治立场： 冯玉祥一生多次改换门庭，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再到孙中山，最后又与国民党合作，甚至在抗战期间又与共产党有过接触。他最出名的“倒戈”事件，比如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将奉系张作霖逐出北京，拥护孙中山，这曾被视为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他后来又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与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倒蒋”。这种频繁的政治转向，使得他在很多政治评论者眼中，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缺乏坚定政治信仰的投机者。
功过是非：评价冯玉祥的几个维度
要评价冯玉祥，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能忽视他行为的多面性。
积极的一面：
抗日热情与爱国主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坚决主张抗日，并积极参与各项抗日活动，虽然在正面战场上的具体贡献有待商榷，但他“不忍见国土沦丧”的决心是值得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也参与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某些时刻的进步倾向： 比如他支持孙中山，在北京政变后推动了一些改革措施，释放政治犯，这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的军队也曾是北洋军阀中相对“干净”的部队，对士兵的关怀也赢得了一些支持。
个人性格的鲜明： 他的直率、敢作敢为、不畏权贵，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他身上有一种草莽英雄的气质，这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消极的一面：
政治投机与机会主义： 这是他最被诟病的一点。他频繁变换政治阵营，使得他的政治立场显得不稳定，给人一种“墙头草”的感觉。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政治信誉，也给当时的国家稳定带来了不确定性。
军阀割据的参与者： 尽管他有时表现出进步倾向，但他终究是中国近代史上军阀政治的产物。他的权力基础是军队，他也参与了军阀之间的混战，这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治军手段的争议： 虽然他“爱兵如子”的故事流传，但其严酷的治军手段也无法忽视。军队的私有化和对士兵的控制，是那个时代军阀的普遍特征。
宗教信仰的工具化： 如前所述，他的基督教信仰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而非纯粹的精神追求，这削弱了他“基督将军”的形象。
时至今日的评价：
历史的复杂性是关键： 冯玉祥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军阀。他是那个复杂时代下，一个有能力、有野心，同时又受到时代局限的人物。他身上融合了理想主义的闪光和现实政治的考量，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力量在他身上不断拉扯。
看待其“倒戈”应有辩证的眼光： 简单地将他归为“倒戈将军”，可能忽略了他某些时期改换门庭的政治动因。例如，他与孙中山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北洋政府的否定，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反过来，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对，也可能包含了他对国民党内部腐败和专制的失望。然而，即便如此，他频繁的“倒戈”也使得他的政治影响力最终难以持久和稳定。
“平民总统”的形象与现实： 他的某些言行，比如“平民总统”的说法，以及他在士兵中的亲民形象，确实为他赢得了不少好感。他曾表示要“不贪污、不纳妾”，这在当时的军阀中也算是一股清流。然而，这些是否真正能够弥补他政治上的不坚定和军阀生涯的负面影响，值得深思。
“国民革命”背景下的定位： 如果将他置于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他可以被看作是国民党早期的一个重要盟友，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参与者。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革命的进程，但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最终的评价更倾向于“复杂”和“局限”： 如今，我们更多地会承认冯玉祥身上存在的矛盾性。他并非完全的英雄，也并非完全的罪人。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的行为既有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有对政治格局的搅乱。他的“爱兵如子”和“基督信仰”让他有了光辉的一面，但他的“倒戈”和“军阀”身份又让他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和历史争议。
总而言之，冯玉祥将军是一个难以用简单的正面或负面来评价的人物。他的一生，是那个风云变幻、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政治复杂性、个人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历史洪流的不可预测性。对他的评价，更多地应是一种对那个时代、那个群体、以及历史发展复杂性的理解和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而是要看到他身上的光明与阴影，看到他作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网友意见
说的刻薄就是有奶就是娘。
曾有人评 今布
有些人只从冯玉祥一生数次倒戈无脑黑其人品，以人品去否定这个人，却不看每次倒戈的性质，在我看来他一生大多数倒戈都是正义的，滦州起义倒清政府，四川拥护护国运动，武穴停兵拥护护法运动，北京政变赶走溥仪，参加北伐战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反对内战，这些哪次不是顺应历史潮流?哪次不是对民主革命发展有所贡献?41年冯玉祥六十大寿，共产党在新华日报辟专栏为其祝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纷纷写贺词。45年毛泽东来重庆会谈，冯玉祥主动宴请力主和平，并派人保护毛泽东安全。冯玉祥对民主革命，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周恩来评价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毛泽东说他“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当然，如果不谈倒戈性质，不谈每次倒戈的意义，只说他n姓家奴，只黑人品，那我无话可说，是不是忠心耿耿做大清的顺民才是你们想要的?
还有看到几个黑法，希望不要看事情只看一半，因为杀徐树铮而黑的，徐树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收复外蒙古陈毅将军的功劳不可忽视。因为冯手下汉奸多而黑，可能并不知道抗日名将出自冯部的也多，张自忠，吉鸿昌，佟麟阁，赵登禹，宋哲元……因为毛泽东批彭德怀时说他是冯玉祥式的野心家而黑的，也应该看到此前毛周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正面评价。还有人说冯的简朴爱民爱兵都是作秀，试问就算他是作秀，作了一辈子的伪君子总比祸国殃民的真小人强吧。我并不是为冯玉祥将军袒护什么，他固然有军阀的落后性割离不了时代的局限性，但因为这些，他的闪光点应该完全不顾吗?评价一个人至少应该辩证看待吧，为了黑而黑，真是感觉心痛
刚刚看到翦伯赞对其评价复制如下，大家品品
由于冯将军在生活上保留着浓厚的农民习惯，和知识之继续增长，所以在政治上就表现为不断的进步。照他的时代和环境，他可能做一个满清忠臣，但他没有，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后，他可能做一个北洋军阀的头目，但他没有，他从军阀阵营中举起革命的旗帜，反对曹、吴，反对段祺瑞，最后誓师西北，参加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在大革命以后，他可能像阎锡山一样割据一方，也可能像何应钦之流，臣服蒋介石，但他没有，他曾经几次武装起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在反蒋失败以后，他可能像李宗仁、白崇禧一样，认贼作父，投降蒋介石，但他没有，他隐居泰山，读书乐道。在“九一八”以后，他可能像汪精卫一样，假借共赴国难和蒋介石同流合污，用不抵抗主义，变相投降日本，但他没有，他发动了长城抗战，反对妥协。在抗战爆发以后，他可能像许多两面派的政客一样不左不右，亦左亦右，但他没有，他和中共及左派的文化人做朋友，呼吁民主，主张团结。在政治协商会议破裂以后，他可能像孙科一样望风转舵，反共反苏，以保持其禄位，但他没有，他跑到美国考察水利。到美国以后，他可能隔岸观火，看风转舵，但他没有，他公开反蒋反美，而且在美国反美，以致被取消护照。在取消护照以后，他可能接受美国国务院的收买，像胡适、于斌这些洋奴一样做美国反动派的工具，但他没有,他断然予以拒绝，毅然离美还国，参加新政协，以致因此而遇难。即因他没有做保皇党，没有做军阀，没有做卖国的汉奸，没有做蒋介石的帮凶，没有做美帝国主义的洋奴，而是一步一步向前走，所以在一切反动派看来，冯玉祥的为人是“叛变”，是“倒戈”，是“反复无常”。
补充
其实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遗臭万年还是名垂青史，从他的葬礼就可以看出很多。
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1953年，根据冯玉祥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骨安葬在泰山，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址，葬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悼念冯玉祥将军时称:忠贞爱国、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历史功绩将永生在中国人民心中。李济深、于毅夫、梅龚彬、张治中、余心清、王昆仑、邵力子、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其子女和泰安地方各级领导、群众 800 余人参加了安葬仪式。
真正的英雄，人民不会忘记
再大的诋毁也无法掩盖他的功绩
冯玉祥将军千古
我发现在网络上，无论是军阀乱国，像吴佩孚啦、张作霖啦，还是像外戚乱政，像什么宋子文啦、孔祥熙啦，后人都会找一点他们的闪光点，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点粉丝。
但我发现冯玉祥是一个另类，因为就几乎没人喜欢他。究其原因，无非是说什么朝秦幕楚，善于变节。但要知道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样的处世原则的。冯玉祥虽然反复倒戈，但怎么说在民族大义上无亏，这样的一个人，何以有今日这样的局面呢？
我想大概是他的一生，几乎把当时的大佬全部得罪了，也得罪了那些大佬现在的粉丝，名声也才如此不堪。就算冯玉祥也有几个粉丝，言论也早就淹没在人海了。
下面我就来说说，冯玉祥都得罪了哪些粉丝群。
第一：反清，反清还不算，还把人家赶出的皇宫。现在满清遗老遗少那么多，冯玉祥对人家祖上干的这挡子事，乖乖，这能不招人恨？
第二：反袁
首先呢，冯玉祥反袁，这可不得了。要知道现在袁大头的粉丝多得不得了，甚至盖住孙中山粉丝群一头，黑国父已成日常，言国父必称之大炮。这冯玉祥居然反袁，这不是坏人是什么？
而北洋军头子袁世凯死后，冯玉祥几乎以一己之力将整个北洋军系搅和的天翻地覆，鸡犬不宁、昏天黑地。
我们从北往南说。
首先呢，反奉。雨帅虽然不是个好东西，但就是凭借一股匪气获粉无数，虽然死的比赵四那个从房上往下翻的爹惨（小品不差钱），但架不住人气高啊，你反过张作霖人家粉丝群能给你好眼色？
这还不算，还把郭松龄坑了，间接也把杨宇霆坑了，再间接也把少帅坑了。现在杨宇霆和郭松龄的粉丝看了一部《少帅》之后到处叫嚣假如杨宇霆和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侵略东北。冯玉祥倒好，一下坑三，这是不是该死？
反皖，皖系军阀头子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号称廉洁，日军侵华之后誓死不被招安，也算是大节无伤，圈粉无数。
现在的段祺瑞粉丝群把段祺瑞洗的雪白雪白的，在段粉的嘴里，老段就是个北漂，在北京都买不起房。而冯玉祥反皖行为，得罪段祺瑞粉丝群。
接下来的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都反过，还有那个徐树铮也是冯玉祥杀的，得罪这四个人的粉丝。
重点是：
宁汉对立的时候，冯玉祥把汪精卫坑了，抗日战争的时候，又和汪精卫说要抗战到底，把汪精卫气的脸青，这妥妥的得罪罗太君等的精日群体。
第四：宁汉合流之后，又把蒋介石坑了。要知道常凯申虽然一手微操不忍直视，清党杀国民党比杀我党还狠也不懂是不是他脑子犯抽。但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此举妥妥得罪大量果粉。
哦对了，共产党为得罪过。
没得罪的，大概只剩下桂系粉丝、川系粉丝……
按照今日流行的“内战无英雄”观点，再加上十四年抗战史观，冯形象在国民党那票大员里不要太高大。九一八后国民党要没有冯玉祥真的是太不堪入目，一群大佬争权夺利凶得很，一谈抗日就只会依靠国联不抵抗了。江桥打起来一群人还能龟一周多装不知道呢。而冯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抗日的国民党大佬，也是第一个给马占山发电支持的国府大员。33年冯亲赴察哈尔，在 蒋公“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的恐吓下，在何应钦对张家口全面经济军事封锁中，孤军收复察北，为我中华保留一份骨气。就凭这，在国民党衮衮诸公之中，评价当压倒大多数吧。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风向是，一谈原西北军附逆的，都要加一句是冯的老部下。然而这些人都叛冯归顺中央多年，并且哪一个是冯说项当汉奸的？倒是不少人有 蒋公“曲线救国”的密令。而一谈西北军的英烈，就不提佟麟阁、张自忠是冯的老部下了，然而佟麟阁还是最忠于冯的少数人之一，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奸邪小人。
冯玉祥为了一己之私，祸害甘肃，陕西，河南，导致当地民穷财尽
以甘肃地区为例， 由于冯玉祥拚命地扩军备战，不仅根本顾不上在西北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相反地反把庞大战争的负担经费和兵源，都压到了西北人民的身上。经年的拔兵、征粮、筹款，加速了甘宁青城乡经济的破产。据统计，冯玉祥入甘肃五年，在各县拔兵二十万，每兵雇价高达二百元，在冯离甘时，其军队中青壮年者，甘肃籍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在筹措军费方面，也采取了杀鸡取蛋的办法，勒令老百姓大种鸦片，征收所谓“烟亩罚款”和印花、售膏各款，其他苛捐杂税，如亩款、地丁、接济费、军服捐、开拔费、修械费、特别借款、货物附加税、预征等花样达四十四种之多。
甘肃各地普遍预征1年，陕西预征2至7年。据乾县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四年，豫陕构怨，军需浩繁，竟开借征之端，本年征完，则预借明年，明年征完，则预借后年。辗转预借，自十七年，而田赋己征至二十一年矣!当十八年开征时，直将从前预借征过之四年田赋四五十万元，一笔勾销，从新重征。大军仍频，又值饥谨连年，本境饿砰遍地，竟不惜残民以逞。”渭南北闰村预征3年以上，大上庄村1929年预征到1932年，征完之后又从1929年起征。勉县、宁强预征7年，从1931年3月预征到1938年。
1928年，在陕西关中负担兵差的29个县中，仅小麦一项，平均达到地丁正税的97%，其中15个县的兵差小麦量远远超过地丁正税，商县等承担的兵差小麦量超过地丁正税的一倍以上。同时甘肃的征兵、差役、杂项等负担也十分沉重。如在192 7-1931年间，甘肃榆中征兵2000人，骡马578匹，大车390辆;定西征兵3600人，粮株费300万元，摊款5万元;甘谷征兵2000人，摊款280 010元，征发粮株费32万元。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驻甘各部及宋哲元、杨虎城均出撞关作战，陕甘居民再遭洗劫。宋哲元部抢民舍，刮民财，纳军粮，朝邑的商号、机关及农民的粮食、牲畜等被军队掠去，共值66万多元现洋。对于如此搜刮居民，宋氏居然扬言:“宁教陕人死尽，不叫军队受饿。"1930年，陕北绥德县第五区征收正款1550元，附加办公费、印花附加、地亩捐、门牌捐、杂税等6771. 8元，是正税的4. 4倍。
推广种植鸦片
如洋县，1928年烟苗有12 000亩之多，经历大旱之后的1930年还有5000亩。汉中的农田，无论是坝田、槽田还是榜田、坡地都种婴粟，“即使不种烟苗，也得负担烟亩罚款”。陕西1928年大灾之后，以“善后专款”之名，勒种鸦片，摊派的各县种植面积指标，最高占地90%，最低亦占30%。甘肃自1922年烟禁大开后，罂粟种植日益增多，最高时占到全省农作物总值的90%。甘肃的鸦片税是笔大宗收入，对于财政拮据的冯玉祥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到了甘肃后依然如法炮制，强迫农民种烟，借以征收烟亩罚款。以致摊派的烟田种植面积占到全省农田的四分之三。罂粟种植的猖撅，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如陕西“因为农田多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稀少。面粉之价值，较之数年前，激增不己”。尤其陕西关中平原，本为产粮之地，却因烟田扩大，粮田减少，使其“变为连年缺粮地区”，导致“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诚如时人所言，陕、豫、甘三省之所以发生重大灾荒:“究其原因，实为三省土地，择其肥沃者，多栽种鸦片，以致农产减少，粮食缺乏。”
冯玉祥的暴政导致陕西，甘肃在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中发生了民众大规模饿死
一九二七年河西地区大地震，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民国十八年特大旱灾”，甘肃全省七十八县，受灾达六十五县。《中国救荒史》记载甘肃灾情说：“人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盈道，狼狗结群，聚食死尸。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 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灌浆之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 有因困坐在地休息时而竟死亡; 甚有母亲已死，而婴儿尚趴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仍日事搜刮，毫无顾念民瘼，设法救济之意”，结果夺去了二百万人的生命，使“甘肃灾情之惨，至万劫不复之境”。
即便灾后农家己是家徒四壁，地方政府仍然要征收沉重的赋税。陕西“灾后孑遗，无不典当以应，去秋丰收，竟因谷价暴落而成灾，每亩所得不足公家‘烟亩捐’的半数，其余人工肥料籽种，无不暗补，民间毫无盖藏，而公家催款员打押，并施强迫缴款。农民于此，除了逃荒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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