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英国政府的常任秘书是否手握重权，就像《yes minister》中塑造的那样？
首先，我们得承认，《是，大臣》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公务员系统运作的一种夸张和艺术化的呈现，其核心是对“稳定”、“效率”（即便这种效率有时是保守的）以及维护既有体制的公务员文化的一种漫画式刻画。剧中的汉弗莱确实是那种能够“把事情复杂化到没人能理解，从而没人敢轻易改变”的典型。他深谙官场潜规则，擅长用含糊其辞的语言和精妙的策略来阻挠、引导甚至彻底颠覆大臣的决策，以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即便这种运行是符合公务员自身利益的。
那么，现实中的常任秘书呢？他们的权力确实不容小觑，但与剧中的描绘相比，我认为存在一些关键的差别，并且这种差别更趋向于“影响力的智慧”而非“绝对的权力”。
常任秘书的权力来源和运作方式：
1. 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累积： 常任秘书是政府部门中最高级别的公务员。他们通常拥有数十年的公务员生涯，对政府运作、政策制定和执行流程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这种经验积累，使得他们在政策的细枝末节、潜在的法律风险、国际惯例以及部门的实际操作能力等方面，都比新任或政治化的内阁大臣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影响力。当一位大臣想要推行一项新政时，常任秘书能够立即指出可能遇到的障碍、需要协调的部门、潜在的成本以及其他相关的复杂性。这种“泼冷水”式的专业分析，有时会有效地让大臣三思而后行，甚至改变方向。
2. 对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维护者： 公务员系统的核心职责之一是确保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至于因政治周期或大臣更迭而剧烈动荡。常任秘书作为这一体系的最高代表，在这种维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能够“软化”或“稀释”政治激情过猛或过于激进的政策，使其更加符合既有的运行轨道和法律框架。在《是，大臣》中，这被描绘成一种阻止改革的工具，但在现实中，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负责任的行政实践，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和长远影响。
3. 作为“防火墙”和“润滑剂”： 常任秘书也常常扮演着连接政治与行政的“防火墙”和“润滑剂”角色。他们负责将大臣的政治意图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并与各方进行沟通协调。在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他们能够调动资源、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处理突发危机。这种斡旋和协调能力，使得他们在实际行政过程中拥有巨大的操作空间。
4. 对信息的掌控： 尽管现代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越来越高，但常任秘书所在部门仍然是政策制定的核心，掌握着大量关键信息。他们能够决定信息的呈现方式、优先级以及传递给谁。这种对信息的掌控，自然会影响到决策过程。
与《是，大臣》的相似之处：
“规避”而非“抗拒”： 和汉弗莱一样，现实中的常任秘书很少会公开、直接地与大臣对抗。他们的策略更多是通过“建设性意见”、“技术性困难”、“资源限制”、“法律合规性”等方式来“引导”或“规避”大臣不切实际或过于理想化的想法。
对“事实”的强调： 他们会用大量事实、数据、先例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让大臣觉得自己的想法不接地气或存在重大风险。
对程序的依赖： 他们非常熟悉并依赖各种行政程序和法律框架，可以利用这些来合理地拖延或调整政策。
与《是，大臣》的不同之处（或者说，局限性）：
1. 权力的边界： 尽管影响巨大，但常任秘书的权力并非无限。大臣拥有最终的政治决策权，并且可以任命自己的私人秘书，对部门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任命权（尽管这种任命权相对有限）。如果大臣坚定不移地要推行一项政策，并愿意承担政治后果，理论上常任秘书是难以完全阻挡的。
2. 政治任命的挑战： 尤其是在新政府上台后，大臣们会试图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来组建团队，有时会引入外部专家或具有相似政治倾向的人士到部门领导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原有公务员体系的稳定性。
3. 信息公开与媒体监督： 现代媒体的监督作用以及信息公开的要求，使得像《是，大臣》中那种完全闭门造车、操纵一切的“密室政治”变得更加困难。丑闻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很容易被曝光。
4. 政治问责： 如果部门的政策出现重大失误，而常任秘书被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仍然可能面临被罢免的风险，尽管这种风险相对较低。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建立在“稳定”和“不犯大错”的基础上的。
5. 政务秘书（Political Appointees）的制衡： 每个部门都有政务次官（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和政务大臣（Minister of State），他们是大臣的政治代表，虽然权力不如常任秘书经验丰富，但他们是大臣可以倚重的政治盟友，可以对常任秘书施加政治压力。
总而言之，我认为英国政府的常任秘书在现实中确实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专业知识、对体系的理解以及在信息和流程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深刻地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是政府运作的“定海神针”和“润滑油”。然而，与《是，大臣》中那种近乎神通广大的“权力掌控者”的形象相比，他们的“重权”更偏向于一种基于专业、经验和对体系深刻理解的“智慧影响力”。他们更擅长“引导”和“塑造”，而非直接的“命令”和“控制”。他们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进行运作，而非凌驾于其上。他们的目标是确保政府能够有效地、稳定地运作，即使这意味着要与大臣的某些政治冲动进行微妙的博弈。
所以，可以说《是，大臣》捕捉到了英国官僚体系中一种核心的张力——政治家希望快速推动改革，而公务员体系则倾向于谨慎和稳定。汉弗莱爵士的形象，是这种倾向的一种极具代表性但也经过艺术加工的展现。现实中的常任秘书或许没有那么多的喜剧性，但那种影响政策走向的“软实力”和“专业话语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英国政府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友意见
刷lof看到有网友截这个问题的图，好有趣。我忍不住来补一段：
电视剧《是，首相！》里的那位汉弗莱爵士的角色是一种模仿和虚构，但他是最为贴近事实的模仿。汉弗莱爵士不左也不右；他只相信管理和维持事物的原貌，保持现状，其理由与其说是根据情况，还不如说是为了保住现状，一个他所认识、所理解、觉得如果脱离就会有风险的现状。为了躲避风险，必须付出一切代价。
——托尼·布莱尔《旅程》第七章 “执政如散文”
布莱尔在回忆录里对这帮文官相当怨念，具体的话我就不一一打出来了。
虽然我们都没在白厅工作过，电视剧也肯定跟现实不同，不过能把真实的首相弄得在回忆录里拿剧和角色说事，汉弗莱爵士应该是有一定真实度的吧。
谢邀！
政治中最大的权力是什么？
执政权？
大错特错！
是议题和议程的制定权！
内阁秘书和部门常务次官就掌握着这个权力。
所以他们确实是真的控制了整个国家。
本篇回答的答主已注销，这是他的回答和文章整理：
英国的文官制度简直是丧心病狂。公务员是英国政府部门持续稳定的力量，作为使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润滑剂」而备受称赞，其为公众服务的系统性和传统作用更被推崇为现代民主国家官僚机构的一种模式。（《英国政治:延续与变革》）
理论上，大臣确定政策计划，公务员为制定政策提供选择方案并执行大臣的决策。另外，公务员可以私下提出建议，由大臣决策并承担公众对该部工作褒贬之责。实际上，由于制度的原因，使得大臣作为政治领导人对其下属公务员的地位事实上被削弱。
1.工作压力：大臣不仅要负责本部得全面工作，还要抽出时间处理议会、政党及选区等方面的事务。大臣必须委派代表参加。
2.大臣在其任职的部门是短期的外来人:大臣往往缺少专业经验，需要依赖下属充当顾问。公务员拥有潜在的力量，可以使得大臣当众显得「不能胜任工作」。（是不是很熟悉？）
3.单凭数量也是寡不敌众:大臣与高级公务员的比例约为1:65。
4.信息:公务员承担筛选信息、分析研究及推荐方案等任务，由他们决定那些信息大臣可以看或者不看。大臣尽管有特别顾问的协助以及同智囊团的联系，但他们获得选择性建议的渠道任然有限。（是不是很熟悉？）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官僚机构过于保守，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模式总是感到自我满足。例如，每逢政府各部在遇到政策选项分歧时，需要向哪些个人或利益集团进行协商，或是对某一政策要表达统一立场的时候，他们都是通过内部协商寻求解决的。用某位常务次长的话来形容，这是「部门智慧大量集中」的表现。这种部门智慧来源于「长年累月行政经验的积累」，是随着部门与各专门委员会不断交换意见和协调，经过无数次非正式协商以及部门全体同事的密切合作才逐渐行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公务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他们的务实做法和务实观点所麻痹了」，所以他们才时常感觉到「应当是予以纠正的时候了」（布莱恩•卡本爵士，引自Youbg & Sloman, 1982: 30）。另一位高级公务员也特别谈到纠正这种「总是安于现状」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许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发挥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公务员长期在这种安于现状的环境下工作，难免会对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持怀疑态度，并想方设法让大臣认识到「理想主义政策有赖于现实的各个方面」。（是不是很熟悉？）
大臣负责制是宪法规定的支撑大臣与公务员关系的理论依据，高级公务员无疑是大臣的「军师」。
玛西亚•威廉斯（1964～1970曾任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私人政治秘书）曾在《唐宁街10号内幕》中这样描述白厅的权力:
现实情况是，在很多情况下权力是保持在这些稳坐在白厅的公务员的手中，而那些当选的政要只不过是走马灯似的匆匆过客。
然而，真正的大boss其实是阿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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