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已经到最后的绝路

“三农问题”，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根源在于农业天然就是低效的 为什么农业生产率低于工业生产率？ ，而小农经济的缺陷让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化。

所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农业农村发展。由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工业化程度不足，及“小农意识”的顽固，使得这一问题极难解决。

　　一、小农经济的缺陷

　　二、单纯依靠城市来吸纳“农民工”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三、小农经济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四、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

　　五、集约化农业。

　　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工业化之前的“地主+佃农”模式和自耕农模式都是小农经济的典范。

　　成为自耕农是中国数千年来普通农民最强烈的愿境，“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其写照，但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这些小农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

　　可悲的是，虽然在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作用下，“包产到户”后的中国农村与“地主+佃农”模式、自耕农模式的“小农经济”相比较确有很大的不同。因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元素的浸透成为了“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但其小农经济的特性和缺陷并没改变、改善，依旧是没有前景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

　　一、小农经济的缺陷：

　　（一）阻碍技术进步。

　　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严重阻碍、减缓了农业技术进步，而这在“时间充裕”的农业社会不成问题的问题在现在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前却成了严重问题。

　　1、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建设成本和技术升级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农机体系、农田水利体系、测土配方施肥、品牌树立、农业综合防治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建设成本往往是规模扩大两、三倍甚至更多，投资却只增加一倍，甚至不会增加（如品牌树立），因而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所以在个体农民耕地太少，无法通过规模来分摊降低成本时，这些体系建设就会因单位成本过高在经济上不可行。

　　2、培训问题。生产单位小、散、多，这就使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培训涉及到上亿农民，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员要面对上千甚至数千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推广成了不可能在短时期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3、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1.4亩），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一户农民只有2、3亩水田，新增加纯利润也就几十元；此外，即使有质优价高好销的农产品，但个体经营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只能被中间商分薄利润，甚至会被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

　　4、风险问题。小农经济由于本小利薄，生产单位小、散、多，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一对一救助，缺少协同互助和有效组织，遭遇灾害时抗风险能力极低。如果政府或社会救助不及时不到位，或被转嫁损失后就只有破产一途，因而极为脆弱。所以，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一望二等三看看”是常态；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再加上某些无良商家把“新品种”、“新技术”当成了诈骗手段，情况就更为复杂了……90年代推广杂交玉米时，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也不愿种的事。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利润问题”，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大大增加了技术推广难度。

　　这些问题共同造成了在小农经济下，农技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速度极慢，推广过程中抗风险能力差，稍有波折就会反复。例如在标准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玉米在我国基本普及从1531年前后到1718年前后用了近二百年，这已经是同时代较高的速度了；印度1987年自中国引入杂交稻起至2017年已30年，在6.6亿多亩水稻播种面积中约有杂交稻0.45亿亩，占6.8%。而中国76年开始到适宜地区基本普及杂交水稻却仅用了十年左右。如单以我所在县而论，80年代初因在惯性驱使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尚能运行，基本普及杂交水稻仅用了约5年；其后因乡镇以下农技推广体系崩溃，基本普及杂交玉米前后多次反复，按官方口径也用了15年，实际近20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就持续、稳定的农业发展而言，其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现实情况却是这个链条从一开始就断了。

　　（二）在市场中极为弱势。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运输物流的不经济，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与农资厂家或市民直接交易，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和合作化农业抱团取暖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只能“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提高，让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了常态。并且天灾人祸时还要被转嫁风险承担损失，“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

　　（三）缺乏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具有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最典型的表现是水利工程。

　　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平均每年1700万亩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6.7亿亩，至今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修建的。但是1980年后，水利建设速度不升反降。安徽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8万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1985年7、8月大旱时发现，机井被填，渠系被平，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000多眼。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曾因集体经济解体而导致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上游农民乘机截水、扒水和抢水，19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

　　2003年确立了“以工补农”政策后，如果说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因政府大力投资而已经基本解决；但农业生产上经常抱怨的“五小水利”设施损毁问题依然严重，“缺乏后期管护，责、权、利不明确，表面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责’，政府建成后管不了，群众使用又不管的局面”，其实质就是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个难题并不是单纯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并且连民生方面如交通、饮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吉安县水利设施最后一公里问题困扰庄稼人--江西新闻网

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经济日报：打通农田水利建设“最后一公里”

　　以上问题的后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

　　也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困境和根本出路问题严重的原因所在。

　　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现在必须由数台小型收割机用数天来完成。水肥药一体化滴灌系统即使政府免费建成了，也不能持续稳定使用。高效廉价安全的农业综合防治方案的调节作物播、植期，放养金小蜂、诱蛾灯、黄板、统一科学用药等措施，因要求大范围协同协调才能发挥效能，所以成了纸上谈兵，费钱费力污染大效果差的滥用农药问题愈发严重。所有对规模、标准、规格和技术有较高要求的高效农业模式都难以推进，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

　　更严重的是，农业本身固有的低效已经导致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农业利润”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政府补贴。而我国农业补贴的不足和不合理，再加上小农经济的缺陷让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化，已经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生存和保险去种植。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四）无法依靠自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由于商业因素极小和小户经营模式，很难自发组织起稳定的规模化非农生产。所以，在生产力过剩后，剩余劳动力根本无法在农村内部消化，出现了忙时忙死，闲时闲死的情况。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在工业化以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却使农村经济陷入了家庭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过密化”（内卷化）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然而增加工作时日并不是无限制和无代价的，如果没有“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江南农村经济迟早将同其它地方一样陷于绝境。自50年代以来就在大力提倡的“社队企业”最大的目的正是提供“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工业化”，而“社队企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江浙一带。

　　现在则是依靠城市来吸纳“农民工”。

　　综上所述：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二、单纯依靠城市来吸纳“农民工”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近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考虑到城乡生育率的差异，也就是说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内，至少有1.57亿农民被城市吸纳，平均每年约1747万人，虽然他们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至少，没有形成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的贫民窟。

　　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极限。而且农民进城后遗留的土地依然要集约化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益。有序适量的流水是甘泉，无序超量的流水就是洪灾！我无法想象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短时间内在现在已经为交通拥堵，医疗、教育资源紧张而头痛的超负荷的城市中建立起9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

　　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分流、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三、小农经济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农业天然就是低效的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590783/answer/1115220774 ，而前述缺陷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和阻碍农村农村的发展，所以，虽然“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借工业化之力超越了从秦汉到民国亩产100公斤的极限，达到了370公斤。但是，依旧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据江西省高安市农调队抽样调查，2012年早稻平均亩产为387公斤，预计晚稻平均亩产在450公斤左右。早稻生产成本为888.18元/亩(种子60元、肥料188.07元、农膜及秧盘25元、农药100.38元、水费35.59元、犁田80元、收割78.14元、用工4.28个按75/天计算，计321元)，预计两季水稻生产成本在1780元左右。按照早稻实际收购价128元/百斤、晚稻预计价140元/百斤分别计算，剔除生产成本后，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亩产一般在600公斤以上，同样成本核算后，亩纯收入约750元。http://cppcc.people.com.cn/n/2012/0910/c34948-18959432.html

　　而在四川，我粗略算了下正常年景无严重病虫害的情况，一亩水稻可收获稻谷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价约1500元~2000元，须投入种子、化肥、农药钱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个（秧田播种管理2~3个，作田栽秧3~4个，管理3~4个，收晒运贮等3~5个）市价80~100元/工.天。以上数据全部以中值计算，如果是全部雇佣人工的极端情况下，一亩水稻纯利润仅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气候原因如果种小麦是倒亏），一亩粮食一年的纯利润也不过5、600元。虽然实际上农忙时基本都是亲友间换工，雇佣人工很少，使用农机也可以节约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种粮补贴等补贴（合计约100元/亩），种粮的利润仍非常低。

　　中国仅1.4亩的人均耕地和小户经营的格局，使得平均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户）不到10亩耕地，在地窄人稠的南方和四川盆地某些农户甚至只有2、3亩，也就是说如果种粮的话，这些农户不雇佣人工1户的年纯收入也最多仅有3000元！相当于1个人在城市1个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也不大可能上万元，只相当于3、4个月的打工收入。

　　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和交易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青壮农民进城打工，大量耕地丢荒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所以“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改革措施的跟进，再多的天文数字的资金也不过是为垂死的小农经济延气续命。

　　本应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摧毁的小农经济，如今却在靠工业化的“参汤”强行续命，这既是浪费资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将阻碍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四、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在“XX百科”中的定义为：

　　小农经济亦称“个体农民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主要特点是：一、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二、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三、自足性，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

　　按这个定义，从生产方式、生产目的等各方面看，现代日本和美国的家庭农场并不属于小农经济。

　　但是仅从生产的规模和整合协同而言，日本的农业模式又很接近“小农经济”。日本农协因其社会、历史因素并且过于政治化，再加上日本的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造成了除组织购买农资、技术服务，有一些品牌生产、包装营销外，日本农协在农业生产的组织、协作和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远不及荷兰和丹麦。每户耕作规模仅两三公顷左右、大量使用小型农机具、生产整合协同程度不高是日本农业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是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

　　但是其代价就是：

　　日本农业凭借形形色色高达约470种的补贴项目（如大米种植户每公顷可获高达30万日元的农业补贴），远高于美、欧的农业补贴资金（无论是总额还是人均），并且还有超高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例如大米的进口关税为778%，乳制品进口关税为360%……国民为之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每公斤大米可达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0多元），粮食自给率不及40%尚情有可原，但农产品进出口平衡方面连大半国土是沙漠的以色列也比不上就怎么也说不走了。根本满足不了本国的农业需求，不是美国农业的一合之敌。

　　实际上，日本农业这种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亩均农业产值（222.4美元/亩）虽然远高于美国（70.3美元/亩），和中国相当（农技落后却依靠人力投入达到214.7美元/亩），却远不及自然条件恶劣的以色列（297.2美元/亩）。

　　人均不到1.4亩耕地的国情决定中国走不了美国式家庭农场的路，而充分工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也行不通，那么能走什么道路？

　　五、集约化农业。

　　以色列、荷兰、丹麦的农业发展道路才是我们应学习的方向。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以家庭农场为独立经营单位和市场主体，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所以规模化农业更易实现更高的人均利润；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丹麦乳畜草种业产值约占农业产值4/5，情况有不同），以合作社为市场主体，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

　　两者最大的差异在耕地和劳动的单位投入密度上，而不是规模，部分集约化农业的整体规模甚至远大于规模化农业。

　　集约化农业所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是劳动、技术和资本这类“人为”方面的密集、深化，“约”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简约、节省。集约应表现为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项生产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

　　在这方面，以色列、荷兰、丹麦都值得我们学习，即使是日本，其农业协会的运作模式亦有可参考的地方。而其中起点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发展最快最好，对政府补贴依赖最少的是以色列农业。

　　以色列主要农业组织形式是基布兹和莫沙夫。基布兹以占农村人口约24%的12万人生产了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9%，国民生产总值的12%，出口创汇的6.5%；下属的耐特菲姆公司、Bio-Bee公司等发展成了大型跨国企业。莫沙夫以占农村人口约33%的17万人生产了以色列4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此外占农村人口约43%的“个体户”（主要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产值约占全国农业总产值15%，人均产值和亩均产值均远远低于前两者。年均降水量300毫米、年均蒸发量25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没有高效、系统的灌溉工程将只会是一片荒漠。

　　荷兰农业对当前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为例：农户自发组建大规模合作社，合作社的各级管理人员和重大事宜决策，均通过会员投票表决。合作社通过组建加工、销售的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发展，以工业和商业利润反哺农业。集体所有的合作社是下属跨国公司（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唯一的股东，高管的任免和考核由9名会员代表和4名外部专家组成的公司监事会负责。而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奶农获得更高收益和长远利益。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多安置人口。

　　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应该是也只能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举、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集约化农业，采取自然资源节约、劳动和技术密集投入、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我认为应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组建集约化农业：

　　1、参考以色列、荷兰等国的相关法律（如荷兰的《授权合作社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和规范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农协、新型农场、经营联合体中公司（合作社、农协）与农户间的权、责、利等等，各项管理和运作、调整机制。

　　2、所有合作社（或农协）自成立之初即应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础上制定完善的、可操作、可调整的规章制度，鼓励其自主公证备案。

　　3、规章制度中应明确社员的权利义务，监督机制，合作社（或农协）的解散程序，领导人选举程序、重大决策程序，成员应有自愿参加和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或农协）也有在满足既定条件后吸纳、奖罚和开除成员的权利，在运作中应充分保护普通成员（或小股东）的权利。

　　4、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同时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合作社和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政府应予以补贴和支持。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农协在初期甚至可考虑由国家招聘列编技术人员长驻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

　　5、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的组建和健康运行，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农业信息发布平台、价格保护机制，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

　　6、要有“正确的科技发展方向”，即农业科技发展不应只关注产量或利润的提高，更要把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益的提高置于一个核心的位置。应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鼓励合作社、农协和农场自建农技中心，鼓励大型农科院、校、所和合作社紧密联系协作，促进科研、推广、生产一体化，避免垄断公司主导的以垄断公司利润为目的、以化学农药为核心的简单粗暴的植保技术路线和增长方式。在生产中注重将现代农业新技术与我国传统耕作、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例如采用复种、套种、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和作物固氮技术，以及利用生物链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把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技术决策，靠劳动密集投入的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节约为主，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专用性为目标的综合型技术进步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转化率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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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眼界！

见过太多炫耀自已才智的人，还没见过炫耀自已“智商”的人。

一方面在说，“自然经济”的概念只有一个，就是主要为自己的家庭和领主庄园消费而生产的经济。另一方面却在论证过程中对此完全避而不谈，只啰啰嗦嗦堆垒了一大堆“很多、极大、非常好”的东西来“证明”当年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发达。没有一点点数据来证明春秋以前的“自耕农”是“主要为”家庭消费而生产，之后“主要为”市场而生产。

无论证、无数据、逻辑混乱，这些都不说了，问急了终于提供了一段史料，一计算，商品化率却仅是30%，然后又来专门注明是“入不敷出的小农”，然后又来个36.4%是下限，理由是"这些随时可能增加的开销都还没有算上，碰上这些又需要花钱的事情，当然只有再卖粮食，口粮也要卖掉。说是下限很奇怪吗？？"。

至于上限吗……

如按照这个逻辑，现有的绝大多数技术参数都必须修改。

以“基础代谢率”为例，你的研究对象不加上“成人，静卧，仅维持身体机能，无生长发育和伤病等异常情况”等限制条件也就罢了，但是你把垂死的重危病人也列入研究对象是个什么鬼！？！？

是否可由此得出结论：“基础代谢率”的下限可以无限接近“0千焦/平方米/小时”！！！

就让他继续炫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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